摘要　在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中，由于君权最终决定着儒生的身家性命，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和儒学“儒雅”风范价值取向的长期影响，使得儒生逐渐形成退避妥协的柔性人格。相形之下以血性勇气胆气为主要特征的剑客人格虽不入主流，但其具有的刚健进取风貌很好地弥补了儒生人格刚性不足的缺陷，《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就是这种剑客人格的代表，反思这两种人格之间的差异，能够使我们民族的文化人格朝更为健康的道路发展。
　　关键词　儒生　剑客　人格
　　
　　绵延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始终以儒家学说为主流，儒学恭敬有礼、语言持重的行事风格，文质彬彬的气质面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美趣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品位与精神追求，“儒雅”风范的价值取向使得整个民族个性的发展都偏向于柔韧有余而刚性不足，有时甚至竟将逃避退让等负面行为罩上能屈能伸大丈夫胸怀的华彩外衣。至于展现刚性的剑客游侠形象不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就是被描述成赤膊上阵的莽汉，即使如秉笔直书的史官司马迁者也只是在刺客游侠列传里略叙他们的事迹。然而残酷的现实让我们以血的代价品尝了刚性不足的严重后果，在恶狼馁虎面前，温文尔雅的羊只有一种结局，就是被吃掉。
　　“和狼对阵，我们也必须呲着牙嗷嗷地叫。”这是《亮剑》里以“儒生”形象出场的独立团政委赵刚中弹养伤时反复考虑清楚的一件事，也是对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处事风格的高度赞美。作为李云龙的搭档，赵刚起初是不很认同李云龙的做法的。瞒着上级，擅自主张悄悄调动一个营的兵力劫取皇协第八混成旅骑兵营的马队，出了事怎么办?李云龙的理由是，“要搞枪就不能当乖孩子，手里的家伙好，腰杆子就硬，就敢和装备精锐的鬼子硬碰硬。”赵刚当然知道武器就是战士们的生命，在上级没有装备可发的状况下。只能依靠自己解决。但像这种越“级”的事，赵刚不会做也不敢做。让赵刚吃惊的是紧急时刻李云龙还敢不计后果的不服从命令。与坂田联队对垒的那一仗，总部在新一团完成了掩护任务后命令他们向俞家岭敌人包围圈的薄弱地带突围，李云龙不接受命令坚持正面突围，并且给总部发报说，已经和敌人交上火无法后撤。给李云龙做了多年的政委后赵刚终于明白了李云龙作战常常获胜的原因，一是带兵作战拼的就是那股玩命的劲儿：二是不符合常规的作战智慧。
　　先说第一点，不怕对手，充满血性勇气胆气的玩命劲儿。用李云龙的话说，“和一流的剑客过招，明知不敌，也要亮剑。死也死在冲锋的路上。”这种面对再强大的对手也不退缩的无畏精神，广泛深入地影响着他的团队。看看独立团发起冲锋的白刃战，看看战士们英勇进攻的壮烈，看看军队与敌人誓死对抗的豪情，就会明白这种强悍的性格具有多大的杀伤力，即使敌众我寡处于危险境地，那种“到了这份上，咱不会别的只会进攻”的决战气魄，足以使对手心有余悸。最为惨烈的进攻就是独立团骑兵队长孙得胜带领他的弟兄们面对日军骑兵联队的包围，一次冲锋倒下一批，战士们握着带血的军刀继续进攻，最后只剩下只有一只胳膊的孙得胜，只有一个人仍要发起进攻，那气冲霄汉的“骑兵队，进攻”的吼声，让日军无比震惊，他们怀着崇敬厚葬了这些牺牲在冲锋路上的勇士。因为新婚的老婆秀芹被日军特种兵队长山本一木抓进了平安县，李云龙立即下令攻打平安县，他这一打不要紧，整个华北战场都被调动起来了，到处都在打仗。截获了鬼子的电报后。总部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人在打平安县。副总指挥说：“谁吃了豹子胆，敢打平安?”连副总指挥都认为攻打平安是极端冒险的事，李云龙却浑身是胆，他非得给小鬼子看看，以为不敢惹你做完恶就躲起来。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得出这口气得让你知道利害，这是一种大气魄的较量。事后李云龙问赵刚“我做的对吗?”赵刚说：“你做的对，让我带兵我可能会带出模范团队。但这样的团队缺乏你带兵的那种血性与野性，而这种血性野性在和对手过招时，先就给对方以威慑，再有团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也会因此加强。”
　　李云龙的勇气无人可比，但他绝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莽汉。他在作战上的智慧被上级们戏称为“鬼点子”，李云龙自己也说“不干赔本的买卖”。既然要不赔本，就得动脑子算计。李云龙的算计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理智的分析。李家坡与山崎中佐的战斗，他分析出七七二团的一次次冲锋是往灯里添油，战术实不可取，必须改变作战思路，他先让战士们掘土壕把战线向前推进五百米，后采用密集手榴弹攻击与白刃战相结合，彻底瓦解对方精锐武器的优势，发挥自己团队拼刺刀的长处。二是审时度势的灵活。伏击虎亭据点鬼子一仗突出地显示了李云龙指挥的灵敏。看到鬼子成群地从据点出来，张大彪问打不打，李云龙说等等，等了一夜终于网住了日军派往华北的将领观摩团这条大鱼，山本的反伏击被李云龙搅得是首尾难顾。二战区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当时参战，他很不明白在没有情报没有指示的情况下，李云龙凭什么断定那条路上一定有油水。李云龙凭的就是随机应变，迅速判断不断发生变化的战况并调整策略。李云龙对战机的把握及对战事的得当指挥让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高才生楚云飞大开眼界，使他有些佩服这个泥腿子出身的作战家了。三是不合常规的出牌。被坂田联队包围后，总部命令李云龙部向俞家岭方向突围。李云龙偏偏选择了正面突围，而且还主动发起进攻。一营长张大彪很不理解现在是鬼子在进攻，我们怎么也进攻啊。按常理对方在攻我们就得守，李云龙十分清楚向薄弱处突围，对手会马上调集兵力压上来，最弱的地带马上也会变强，而正面突围并且反过来进攻会让对手不知所措，果然这一招让坂田摸不着头脑，他认为李云龙不是疯了就是有阴谋，因为不能及时判断李云龙的动向，失去了做出反映的第一时间，所以李云龙成功地干掉了坂田的指挥部突围了。攻城者攻心为上，李云龙出其不意的战术常常让对手心理失衡，难以应对。围攻平安县也是这样的例子，不确定主攻方向、全是主力的战局让从不示弱的特种兵头目山本惊慌失措。
　　李云龙的血性勇气胆气、机敏超常的作战智慧，令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赵刚在佩服他的同时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性格弱点，后来他的个性发展显然融合了李云龙做事干脆果断、刚正不阿的风格。
　　作为剑客形象的李云龙敢于亮剑的决绝态度，确实击中了我们民族儒生文化人格的软肋。因为害怕失去官位、名誉、生命，在君权利诱、威吓的双重作用下，儒生屈从压力、紧要的关头选择妥协、放弃理想与情操的行为必定为剑客所不耻。说是文化人格，是因为这种人格的形成更多由文化决定并带有鲜明文化印记，或者说人格上突出地映现着文化的踪迹，没有一个民族的人格像我们这样集中与纯粹。儒生文化人格大致可分为两类：儒道人格与儒术人格。儒道人格以道为终极追求，能够为理想九死不悔、杀身成仁。这种人格外柔内刚，也就是为孔子推崇的君子人格，“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但 是具有这种人格的儒生极少，大多数儒生的人格是儒术人格，凭一技之长谋生，容易随波逐流。如被孔子看轻的子贡之辩、冉有之智。冉有做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季氏做越权的事不去阻止，孔子认为他违背了道。为什么大多数儒生具备的是儒术人格，会选择为剑客所不耻的逃避退让隐忍呢?
　　儒，在甲骨文中作“需”字，从大(而)从水(雨)，整个字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这个古文字研究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儒渊源于殷商宗教职业者的说法，说明殷商周时代的儒生主要从事宗教祭祀活动，他们在主持礼仪前都必须浴身斋戒，是辅助圣王从事仪式活动和占卜活动的准宗教祭司。由辅助礼仪到辅助朝政，儒生成为现实政治的操作者，他们既规范限制统治者，也被统治者限制。在政治上他们既不属统治阶层又不属被统治阶层，而是处于两极之间的中间阶层。未登仕途之前他们是民，进入仕途他们是官。作为民，他们是官僚系统的预备军：作为官，他们又是走上仕途的民。他们与位于其上的君权系统以及位于其下的庶民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可上可下“中间层次”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两大阶层发挥“中间人”作用的社会功能。他们的主要任务对上是规范、制约君主，使之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下是教化百姓，使之认同既定的现实等级关系与价值秩序。
　　要对可以左右自己身家性命的君权发挥规范作用，儒生们不得不学会谨小慎微，有所顾及。孔子说，“邦有道则显，邦无道则隐”，意思是逢圣主就去辅佐他，遇昏君就远离他，但是儒生们放不下辛苦得来的俸禄，不愿意归耕田园：再说君主也不会轻易让你辞官归隐，因此政治环境的极端恶劣使儒生们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最没有立场最没有原则的“小人儒”。做“大人儒”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如屈原之类的峻洁君子。
　　与君权妥协有时是迫不得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生命荣誉俸禄与理想之间选择了前者却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剑客能够义无返顾地面对死亡?为什么剑客不苟且偷安?因为在剑客的价值天平上有比生命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尊严，是绝不妥协的抗争，是宁直不弯的刚性。剑客人格与儒生人格应该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的人格也应该是刚柔并济，文武双修，这种文武双修是人格意义上的修养。当然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各占一半，它至少是二者的融合，不同的人各占所长罢了。赵刚和李云龙都属有勇有谋的类型，但从表现形式看。李云龙是勇胜于谋，赵刚是谋胜于勇。李云龙剑客形象的塑造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儒生文化人格的缺陷，也促使我们自觉深度地反省此种人格形成的根源，并以积极的心态完成民族人格改进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