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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受俄共（布）党员柏烈伟直接引导开始革命生涯，到最后英勇牺牲在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直接指导的广州起义前线，张太雷一生的革命活动都与共产国际直接相关。他不仅是首位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任职、首批亮相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共党员，而且先后担任多位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翻译和助手，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从党的五大进入中央领导层开始，张太雷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因起义失败而英勇牺牲。
[关键词]
张太雷;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桥梁作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3-0050-06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由此确立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导关系。为联系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陆续向中国派出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等多批代表，但语言、文化的差异注定了这批代表需要通过一批翻译和助手开展其在华工作。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太雷的革命生涯始终与共产国际存在直接的联系。他既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第一个代表，也先后奉派担任过其中多名代表的翻译和助手，直到19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他一直较好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且全力说服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维护共产国际的指导地位，在俄共（布）中央、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成为俄共（布）党员柏烈伟的英文翻译，开始了与共产国际的工作联系
张太雷的革命生涯是从在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法科就读期间开始的。其时，北洋大学不仅“法科教员授课全部用英语”，而且聘用了一批外籍教员。通过一名叫福克斯的教授，张太雷结识了该校俄籍教员、俄罗斯联邦驻天津文化联络员柏烈伟（又译作鲍立维、布鲁威、百禄威），并从1918年秋开始任柏烈伟的英文翻译。在校期间，他从柏烈伟处不断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和十月革命的消息。在深受教育和鼓舞的同时，他秘密翻译了这些进步书刊，分送同学好友阅读，借此传播十月革命的火种。以此为开端，张太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与到由苏俄引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经北京大学俄文教员柏烈伟等介绍，同李大钊举行会谈，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张太雷作为柏烈伟的英文翻译兼助手参加了会谈，他与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一起共同见证了这次重要的会谈。从此，张太雷开始了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由于具备眼界宽广、思想先进、才华突出和政治坚定等优秀品质，加上精通多种外语的优势，张太雷很快就在中国革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脱颖而出。
以此为开端，到1927年12月英勇牺牲，其间以1927年党的五大为界，前期除短期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外，张太雷先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的翻译和助手，担负着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络工作，足迹遍及莫斯科、上海、东京、武汉、长沙、桂林、广州和北京等多个城市。在武汉出席党的五大、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和短期担任湖北区（省）委书记后，张太雷即奉派经上海至广州，接应南昌起义部队，领导广州起义，最后牺牲在广州起义第一线。
二、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中国支部的主要任务
根据现有史料，张太雷是经柏烈伟推荐、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决定而成为首位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任职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
张太雷是1921年2月上旬离开北京抵达伊尔库茨克的。此后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主持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曾参加筹备旅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并作专题报告。5月初，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提交了一份报告，这是迄今发现的由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最早的一份报告，汇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七个省级党组织”的成立及其开展工人运动、翻译马列经典著作等情况，提出了“我们党认为自己当前的任务”5点。报告结构完整，内容丰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党的创建和工作情况。
在5月16日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签发的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委任状后，张太雷于6月抵达莫斯科，与获得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委任状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共同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往蘇俄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批使者。抵达莫斯科后，张太雷还向共产国际提交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不仅汇报了他在伊尔库茨克与远东书记处代表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情况，而且提出了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关照解决涉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张太雷不仅提交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而且提交了《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还于7月12日在第23次会议上作了发言，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戳穿了江亢虎等无政府主义者冒充共产党人的假面具，并严正要求共产国际“三大”取消江亢虎的代表证。张太雷与俞秀松这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共同捍卫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声誉，也维护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纯洁。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所作的5分钟简要发言，不仅介绍了中国正在进行的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而且从世界革命的战略高度，揭露了日本对远东各国的侵略阴谋，指出日本侵略远东各国的危害性。此外，他与俞秀松、陈为人联名向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提交了报告，并与俞秀松、陈为人分别被授予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表决权和发言权。后来，张太雷还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四大”，并连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因为表现出色，他担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任职的中国共产党人。这对于直接联络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推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任内，张太雷工作勤奋，执行力强，被誉为“最认真的工作人员”。这是青年共产国际对张太雷履职的高度评价。
此外，作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太雷还受邀在莫斯科参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大会”）的筹备工作。虽因其他工作最终没能出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举行的这个重要国际会议，但张太雷起草了《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向朝鲜、中國、日本、蒙古等国的劳动者们发出了联合起来，“争取国家的和平与独立！”的号召。
数月以来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工作业绩，以及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突出表现，为张太雷进一步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并在会后立即被派回国内担负更为重要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担任马林的翻译和助手，全力说服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
马林因有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指导建党和开展地下斗争的宝贵经验，对东方历史文化相对较熟，又代表印尼共产党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从而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列宁亲自指定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陈独秀则是共产国际和早期党员广泛认可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二人的身份都很重要，也很特殊。显然，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中国革命的正确开展，二人的关系至关重要。然而，二人一度互不买账，甚至不能坐下谈事，最初的关系十分僵化甚至出现对立。
陈独秀一向个性鲜明，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且特立独行。他本来就对马林表现出的居高临下的霸道做派十分反感，党内其他同志对此也有反映。陈独秀“大为愤慨”，认为马林“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抹杀中共中央的地位”，造成了“中共中央内部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执”。时人回忆，陈独秀与马林最初的几次会面均不欢而散，张太雷经历了陈独秀多次拂袖而去的尴尬场面。甚至陈独秀一度拒绝与马林坐下谈事，不愿接受他做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而马林也对陈独秀藐视自己的强硬态度和火爆脾气极为不满，甚至非常恼火，扬言要向上级建议开除陈独秀党籍。二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形同水火。
1921年8月张太雷自苏俄回国后，为便于开展与马林之间的工作联系，缓和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形同水火的关系，中共中央局安排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翻译和助手。工作职责要求张太雷必须大力调解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与马林之间的关系，想方设法促成团结共事。张太雷多次对陈独秀晓之以理，每每遭遇陈独秀的火爆脾气甚至拂袖而去。对于张太雷在调解陈独秀与马林激烈争吵、有效化解二人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与贡献，中共一大多名代表都有清晰的回忆。亲身经历者包惠僧曾回忆道：“奔走于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和传递信件的只有张太雷。”当然，党内其他同志如张国焘等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弥合工作。
终于出现了二人关系缓和的有利时机。192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抄家、关押、审判，党内同志束手无策。张太雷不失时机地建议马林利用荷兰人的身份出面转圜并出资营救。1922年8月，陈独秀再次被捕并遭抄家，张太雷继续推动马林设法营救。两次解救成功，终于化解了陈独秀与马林的矛盾，拉近了二人的关系，进而说服了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有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合作。
四、全力配合马林落实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建议，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确立
虽然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意在建立各政党之间平等合作的联合战线。然而，张太雷先后陪同了马林与张继在上海、与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的多次会谈，深知孙中山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只能采取共产党人、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因此，张太雷对马林主张的党内合作方式表示支持。然而，这一建议受到了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陈独秀的一致反对。
虽然马林关于党内合作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在中共内部贯彻落实党内合作方针的重大问题上，还是遇到了极大阻力。这是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遇到的第一个重要而又艰难的政治选择，需要先说服中共中央，继而说服全党。张太雷配合马林，从西湖会议到党的三大，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说服了党内反对党内合作的大多数同志，确定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条件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形成了党内合作的方针。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过程中，张太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角色显然不只是马林的一个翻译，更是一个重要的助手。
张太雷的工作得到了马林的欣赏和信任。尤其是马林在其1921年12月至次年3月“在中国最重要的时期”的南方之行的过程中，因劳累过度突然患病，一路上得到了张太雷的照顾。1922年7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专门对张太雷的工作能力和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自张太雷同志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来以后，有计划地安排了对青年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华南，对青年的共产主义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表达了高度的信任和赏识之情。他还亲昵地称“我们的张太雷同志”能干可靠，决定推荐张太雷担任更重要的联络工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太雷的工作也得到了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的高度评价。1922年4月，张太雷奉派陪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再度南下广州时，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拉狄克的信中，称赞陪同达林南下广州的张太雷是“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中共党员”。张太雷此次陪同达林南下广州，是为参加5月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5月5日开幕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
五、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国共合作中进一步发挥桥梁作用
1923年8月，马林协助孙中山组团赴苏联考察。马林挑选出张太雷、沈玄庐两位中共党员参加了由蒋介石任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张太雷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不仅增加了历练，而且与国民党发生了联系，为在国共合作中担负更为重要的联络工作、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5年5月，张太雷奉派接替瞿秋白担任苏联派驻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庭的翻译兼助手这份重要的工作，后又兼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不仅得以与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周恩来、陈延年合作共事，更重要的是能随鲍罗廷出席各种重要活动，了解共产国际重要文件精神，并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中央都能直接发生关系，其桥梁作用也得到了更为充分地发挥和体现。
在大革命时期奉派来华参与指导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中，鲍罗廷是身份特殊的一位——是斯大林直接指派来华的特殊使者。他被任命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有明确的职责和任务，既要指导国民党的工作，也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广州的鲍公馆成为国共合作的指挥中心，成为莫斯科、国民党、共产党三方之间的政治枢纽。作为翻译和助手，张太雷住在鲍公馆，负责翻译室工作。
从广州到武汉，张太雷一直跟随鲍罗廷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除作为翻译陪同鲍罗廷进入黄埔军校等重要场合发表演讲外，这个阶段他的桥梁作用主要表现在：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开展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派出机构广州临时委员会、中共广东区委之间的联络工作，为省港大罢工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蒋介石利用鲍罗廷返回莫斯科之机挑起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破坏国共合作事件的严峻形势下，张太雷和中共广东区委曾提醒布勃诺夫使团注意蒋介石的反动用心，但最终未获采纳而让蒋介石的阴谋一再得逞。北伐战争开始后，张太雷先是奉命留在广州，配合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准备一些对付日益反动的蒋介石的方案，后在“迁都”声浪中于1926年11月随鲍罗廷前往武汉，继续从事国共合作和革命斗争。
张太雷在大革命时期的工作业绩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认可，党内地位也不断提升。党的四大上他首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党的五大上不仅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
六、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最终牺牲在前线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成为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重要转折点。会上，张太雷再次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他主动提出去广东工作，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接应南昌起义部队返回广东，力争占领整个广东，并伺机举行广州暴动，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
12月，广州起义爆发，作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次，广州起义最受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重视和期待，被认为是一次典型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甚至被看作是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翻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张太雷与叶挺、叶剑英、杨殷、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等共同组成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张太雷总负责兼管军事。
广州起义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批准，并“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共产国际不仅坚决主张立即发动起义，而且派出多位代表参与指导了起义。11月20日，罗明纳兹亲自指导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11月扩大会议”，制订了广州起义计划，并派出助手——德国人纽曼（一译为牛曼、诺伊曼或罗德曼）为共产国际代表，参与指导广州起义。从起义前夕张太雷给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信函中可见，参与指导广州起义的还有中共中央軍事顾问谢苗诺夫、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化名韦谢洛夫）、副总领事霍希思特（化名哈西斯、何锡思）等。
起义前夕，张太雷在军队革命代表和工人赤卫队干部动员会上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讲述了暴动的计划和部署之后，他援引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以激昂慷慨的语言发布战前动员。他说：“同志们，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首先有圣彼得堡的两团士兵同情工人，后来影响了沙皇的作战部队，终于取得了革命成功。现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并确定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特务营为革命武装的核心力量，再加上工人农民和学生的配合作战，我们也会像俄国一样，赶走军阀，建立起我们的苏维埃政权！”与会者听着张太雷铿锵有力的演讲，个个热血沸腾。
1927年12月11日凌晨2时许，满怀革命豪情的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身着草黄色俄式军装，腰间插着手枪，同叶挺、恽代英、周文雍等人乘车来到北校场四标营教导团驻地，向教导团的革命官兵作了武装暴动的紧急动员。广州起义后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任代理主席和人民海陆军委员。广州起义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提出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广州苏维埃便从无产阶级暴动的最高机关，变成革命政权的最高机关。《广州苏维埃宣言》提出的前三个重要任务是：（一）组织苏维埃政权（二）拥护苏维埃政权（三）实行苏维埃的政策。12日下午2点多，张太雷陪同纽曼乘坐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驶出起义总部赶往战斗最激烈的广州北门，不幸连中三弹英勇牺牲，年仅29岁，成为我党第一个牺牲在战斗前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张太雷的牺牲使广州起义因骤然失去指挥核心而宣告失败。起义发动前夕，根据广州的形势，已有包括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在内的多人提出不宜立即举行广州暴动。但是，纽曼却坚决主张立即发动起义，他于11月29日和12月9日数次直接致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固执地认为暴动时机已完全成熟，拖延会给力量对比带来不利变化。起义爆发后，面对不利的形势，叶挺主张趁粤军主力尚未回到广州之前，把起义军撤出广州，但这个正确意见遭到纽曼反对，他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结果丧失了有利的时机，埋下了起义失败的祸根。
张太雷牺牲后，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在1928年1月2日出版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12期发表了《悼张太雷同志》一文，沉痛悼念张太雷，并把张太雷与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等英勇牺牲的中央领导同志并列，高度评价张太雷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1928年1月3日，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议决案，高度肯定了广州起义的重要意义和张太雷的英雄业绩。
毋庸置疑，从北洋大学求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工作，到广州起义英勇牺牲，在大约10年的革命生涯中，尤其在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张太雷等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和助手们，在协调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关系、敦促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工作联络的桥梁和纽带。
作者徐光寿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敭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沈 洁）
从受俄共（布）党员柏烈伟直接引导开始革命生涯，到最后英勇牺牲在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直接指导的广州起义前线，张太雷一生的革命活动都与共产国际直接相关。他不仅是首位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任职、首批亮相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共党员，而且先后担任多位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翻译和助手，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从党的五大进入中央领导层开始，张太雷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因起义失败而英勇牺牲。
[关键词]
张太雷;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桥梁作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3-0050-06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由此确立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导关系。为联系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陆续向中国派出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等多批代表，但语言、文化的差异注定了这批代表需要通过一批翻译和助手开展其在华工作。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太雷的革命生涯始终与共产国际存在直接的联系。他既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第一个代表，也先后奉派担任过其中多名代表的翻译和助手，直到19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他一直较好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且全力说服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维护共产国际的指导地位，在俄共（布）中央、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成为俄共（布）党员柏烈伟的英文翻译，开始了与共产国际的工作联系
张太雷的革命生涯是从在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法科就读期间开始的。其时，北洋大学不仅“法科教员授课全部用英语”，而且聘用了一批外籍教员。通过一名叫福克斯的教授，张太雷结识了该校俄籍教员、俄罗斯联邦驻天津文化联络员柏烈伟（又译作鲍立维、布鲁威、百禄威），并从1918年秋开始任柏烈伟的英文翻译。在校期间，他从柏烈伟处不断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和十月革命的消息。在深受教育和鼓舞的同时，他秘密翻译了这些进步书刊，分送同学好友阅读，借此传播十月革命的火种。以此为开端，张太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与到由苏俄引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经北京大学俄文教员柏烈伟等介绍，同李大钊举行会谈，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张太雷作为柏烈伟的英文翻译兼助手参加了会谈，他与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一起共同见证了这次重要的会谈。从此，张太雷开始了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由于具备眼界宽广、思想先进、才华突出和政治坚定等优秀品质，加上精通多种外语的优势，张太雷很快就在中国革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脱颖而出。
以此为开端，到1927年12月英勇牺牲，其间以1927年党的五大为界，前期除短期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外，张太雷先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的翻译和助手，担负着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络工作，足迹遍及莫斯科、上海、东京、武汉、长沙、桂林、广州和北京等多个城市。在武汉出席党的五大、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和短期担任湖北区（省）委书记后，张太雷即奉派经上海至广州，接应南昌起义部队，领导广州起义，最后牺牲在广州起义第一线。
二、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中国支部的主要任务
根据现有史料，张太雷是经柏烈伟推荐、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决定而成为首位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任职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
张太雷是1921年2月上旬离开北京抵达伊尔库茨克的。此后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主持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曾参加筹备旅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并作专题报告。5月初，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提交了一份报告，这是迄今发现的由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最早的一份报告，汇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七个省级党组织”的成立及其开展工人运动、翻译马列经典著作等情况，提出了“我们党认为自己当前的任务”5点。报告结构完整，内容丰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党的创建和工作情况。
在5月16日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签发的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委任状后，张太雷于6月抵达莫斯科，与获得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委任状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共同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往蘇俄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批使者。抵达莫斯科后，张太雷还向共产国际提交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不仅汇报了他在伊尔库茨克与远东书记处代表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情况，而且提出了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关照解决涉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张太雷不仅提交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而且提交了《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还于7月12日在第23次会议上作了发言，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戳穿了江亢虎等无政府主义者冒充共产党人的假面具，并严正要求共产国际“三大”取消江亢虎的代表证。张太雷与俞秀松这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共同捍卫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声誉，也维护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纯洁。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所作的5分钟简要发言，不仅介绍了中国正在进行的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而且从世界革命的战略高度，揭露了日本对远东各国的侵略阴谋，指出日本侵略远东各国的危害性。此外，他与俞秀松、陈为人联名向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提交了报告，并与俞秀松、陈为人分别被授予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表决权和发言权。后来，张太雷还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四大”，并连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因为表现出色，他担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任职的中国共产党人。这对于直接联络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推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任内，张太雷工作勤奋，执行力强，被誉为“最认真的工作人员”。这是青年共产国际对张太雷履职的高度评价。
此外，作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太雷还受邀在莫斯科参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大会”）的筹备工作。虽因其他工作最终没能出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举行的这个重要国际会议，但张太雷起草了《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向朝鲜、中國、日本、蒙古等国的劳动者们发出了联合起来，“争取国家的和平与独立！”的号召。
数月以来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工作业绩，以及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突出表现，为张太雷进一步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并在会后立即被派回国内担负更为重要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担任马林的翻译和助手，全力说服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
马林因有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指导建党和开展地下斗争的宝贵经验，对东方历史文化相对较熟，又代表印尼共产党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从而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列宁亲自指定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陈独秀则是共产国际和早期党员广泛认可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二人的身份都很重要，也很特殊。显然，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中国革命的正确开展，二人的关系至关重要。然而，二人一度互不买账，甚至不能坐下谈事，最初的关系十分僵化甚至出现对立。
陈独秀一向个性鲜明，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且特立独行。他本来就对马林表现出的居高临下的霸道做派十分反感，党内其他同志对此也有反映。陈独秀“大为愤慨”，认为马林“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抹杀中共中央的地位”，造成了“中共中央内部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执”。时人回忆，陈独秀与马林最初的几次会面均不欢而散，张太雷经历了陈独秀多次拂袖而去的尴尬场面。甚至陈独秀一度拒绝与马林坐下谈事，不愿接受他做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而马林也对陈独秀藐视自己的强硬态度和火爆脾气极为不满，甚至非常恼火，扬言要向上级建议开除陈独秀党籍。二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形同水火。
1921年8月张太雷自苏俄回国后，为便于开展与马林之间的工作联系，缓和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形同水火的关系，中共中央局安排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翻译和助手。工作职责要求张太雷必须大力调解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与马林之间的关系，想方设法促成团结共事。张太雷多次对陈独秀晓之以理，每每遭遇陈独秀的火爆脾气甚至拂袖而去。对于张太雷在调解陈独秀与马林激烈争吵、有效化解二人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与贡献，中共一大多名代表都有清晰的回忆。亲身经历者包惠僧曾回忆道：“奔走于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和传递信件的只有张太雷。”当然，党内其他同志如张国焘等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弥合工作。
终于出现了二人关系缓和的有利时机。192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抄家、关押、审判，党内同志束手无策。张太雷不失时机地建议马林利用荷兰人的身份出面转圜并出资营救。1922年8月，陈独秀再次被捕并遭抄家，张太雷继续推动马林设法营救。两次解救成功，终于化解了陈独秀与马林的矛盾，拉近了二人的关系，进而说服了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有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合作。
四、全力配合马林落实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建议，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确立
虽然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意在建立各政党之间平等合作的联合战线。然而，张太雷先后陪同了马林与张继在上海、与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的多次会谈，深知孙中山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只能采取共产党人、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因此，张太雷对马林主张的党内合作方式表示支持。然而，这一建议受到了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陈独秀的一致反对。
虽然马林关于党内合作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在中共内部贯彻落实党内合作方针的重大问题上，还是遇到了极大阻力。这是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遇到的第一个重要而又艰难的政治选择，需要先说服中共中央，继而说服全党。张太雷配合马林，从西湖会议到党的三大，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说服了党内反对党内合作的大多数同志，确定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条件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形成了党内合作的方针。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过程中，张太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角色显然不只是马林的一个翻译，更是一个重要的助手。
张太雷的工作得到了马林的欣赏和信任。尤其是马林在其1921年12月至次年3月“在中国最重要的时期”的南方之行的过程中，因劳累过度突然患病，一路上得到了张太雷的照顾。1922年7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专门对张太雷的工作能力和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自张太雷同志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来以后，有计划地安排了对青年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华南，对青年的共产主义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表达了高度的信任和赏识之情。他还亲昵地称“我们的张太雷同志”能干可靠，决定推荐张太雷担任更重要的联络工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太雷的工作也得到了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的高度评价。1922年4月，张太雷奉派陪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再度南下广州时，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拉狄克的信中，称赞陪同达林南下广州的张太雷是“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中共党员”。张太雷此次陪同达林南下广州，是为参加5月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5月5日开幕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
五、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国共合作中进一步发挥桥梁作用
1923年8月，马林协助孙中山组团赴苏联考察。马林挑选出张太雷、沈玄庐两位中共党员参加了由蒋介石任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张太雷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不仅增加了历练，而且与国民党发生了联系，为在国共合作中担负更为重要的联络工作、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5年5月，张太雷奉派接替瞿秋白担任苏联派驻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庭的翻译兼助手这份重要的工作，后又兼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不仅得以与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周恩来、陈延年合作共事，更重要的是能随鲍罗廷出席各种重要活动，了解共产国际重要文件精神，并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中央都能直接发生关系，其桥梁作用也得到了更为充分地发挥和体现。
在大革命时期奉派来华参与指导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中，鲍罗廷是身份特殊的一位——是斯大林直接指派来华的特殊使者。他被任命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有明确的职责和任务，既要指导国民党的工作，也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广州的鲍公馆成为国共合作的指挥中心，成为莫斯科、国民党、共产党三方之间的政治枢纽。作为翻译和助手，张太雷住在鲍公馆，负责翻译室工作。
从广州到武汉，张太雷一直跟随鲍罗廷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除作为翻译陪同鲍罗廷进入黄埔军校等重要场合发表演讲外，这个阶段他的桥梁作用主要表现在：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开展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派出机构广州临时委员会、中共广东区委之间的联络工作，为省港大罢工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蒋介石利用鲍罗廷返回莫斯科之机挑起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破坏国共合作事件的严峻形势下，张太雷和中共广东区委曾提醒布勃诺夫使团注意蒋介石的反动用心，但最终未获采纳而让蒋介石的阴谋一再得逞。北伐战争开始后，张太雷先是奉命留在广州，配合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准备一些对付日益反动的蒋介石的方案，后在“迁都”声浪中于1926年11月随鲍罗廷前往武汉，继续从事国共合作和革命斗争。
张太雷在大革命时期的工作业绩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认可，党内地位也不断提升。党的四大上他首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党的五大上不仅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
六、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最终牺牲在前线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成为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重要转折点。会上，张太雷再次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他主动提出去广东工作，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接应南昌起义部队返回广东，力争占领整个广东，并伺机举行广州暴动，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
12月，广州起义爆发，作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次，广州起义最受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重视和期待，被认为是一次典型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甚至被看作是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翻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张太雷与叶挺、叶剑英、杨殷、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等共同组成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张太雷总负责兼管军事。
广州起义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批准，并“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共产国际不仅坚决主张立即发动起义，而且派出多位代表参与指导了起义。11月20日，罗明纳兹亲自指导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11月扩大会议”，制订了广州起义计划，并派出助手——德国人纽曼（一译为牛曼、诺伊曼或罗德曼）为共产国际代表，参与指导广州起义。从起义前夕张太雷给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信函中可见，参与指导广州起义的还有中共中央軍事顾问谢苗诺夫、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化名韦谢洛夫）、副总领事霍希思特（化名哈西斯、何锡思）等。
起义前夕，张太雷在军队革命代表和工人赤卫队干部动员会上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讲述了暴动的计划和部署之后，他援引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以激昂慷慨的语言发布战前动员。他说：“同志们，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首先有圣彼得堡的两团士兵同情工人，后来影响了沙皇的作战部队，终于取得了革命成功。现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并确定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特务营为革命武装的核心力量，再加上工人农民和学生的配合作战，我们也会像俄国一样，赶走军阀，建立起我们的苏维埃政权！”与会者听着张太雷铿锵有力的演讲，个个热血沸腾。
1927年12月11日凌晨2时许，满怀革命豪情的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身着草黄色俄式军装，腰间插着手枪，同叶挺、恽代英、周文雍等人乘车来到北校场四标营教导团驻地，向教导团的革命官兵作了武装暴动的紧急动员。广州起义后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任代理主席和人民海陆军委员。广州起义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提出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广州苏维埃便从无产阶级暴动的最高机关，变成革命政权的最高机关。《广州苏维埃宣言》提出的前三个重要任务是：（一）组织苏维埃政权（二）拥护苏维埃政权（三）实行苏维埃的政策。12日下午2点多，张太雷陪同纽曼乘坐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驶出起义总部赶往战斗最激烈的广州北门，不幸连中三弹英勇牺牲，年仅29岁，成为我党第一个牺牲在战斗前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张太雷的牺牲使广州起义因骤然失去指挥核心而宣告失败。起义发动前夕，根据广州的形势，已有包括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在内的多人提出不宜立即举行广州暴动。但是，纽曼却坚决主张立即发动起义，他于11月29日和12月9日数次直接致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固执地认为暴动时机已完全成熟，拖延会给力量对比带来不利变化。起义爆发后，面对不利的形势，叶挺主张趁粤军主力尚未回到广州之前，把起义军撤出广州，但这个正确意见遭到纽曼反对，他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结果丧失了有利的时机，埋下了起义失败的祸根。
张太雷牺牲后，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在1928年1月2日出版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12期发表了《悼张太雷同志》一文，沉痛悼念张太雷，并把张太雷与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等英勇牺牲的中央领导同志并列，高度评价张太雷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1928年1月3日，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议决案，高度肯定了广州起义的重要意义和张太雷的英雄业绩。
毋庸置疑，从北洋大学求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工作，到广州起义英勇牺牲，在大约10年的革命生涯中，尤其在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张太雷等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和助手们，在协调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关系、敦促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工作联络的桥梁和纽带。
作者徐光寿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敭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