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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现阶段，“新型城镇化”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引起广泛关注。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5亿，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进城的农民工。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既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更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在2013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专家说，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本期汇集专家的解读，敬请关注。
三年2505万农业人口落户城镇
2013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各地正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印发实施。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保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配套措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探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初步为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开辟了通道。据公安部统计，2010～2012年，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平均每年达到835万人。
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须合理设定
未来城镇化如何发展？徐绍史介绍，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异地就业城镇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同时，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保障城镇常住人口合理住房需求
徐绍史提出，要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合理满足城镇化用地需求。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公共财政体系和投融资机制，为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同时，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推动形成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房价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有效保障城镇常住人口的合理住房需求。
■解读
农业人口实际落户量或超2500万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提高34个百分点，基本上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近几年城镇化速度也比较快，一些县、地级市农村转城镇户口已很宽松，只要有固定工作、住房，就基本可以实现。
因此，实际的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有可能比2500万还多。
首次明确提出城镇化路径
报告提出，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陈耀表示，近年我国城镇化进程是按照此路径进行的，但这还是第一次明确提出。
现在我国城市化率跟国际比还较低，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30年大约有70%的人住在城里。目前很难有明确的时间表。
农民工市民化存在两大问题
对北京等特大城市而言，城镇化的步伐必然走得较慢。陈耀表示，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市民化的成本是否能够负担，市民化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涉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各方面的需求，这需要地方政府测算总的成本。而此前有学者表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后的成本为20万元，陈耀说，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目前还无法给出一个科学的数字。
其二，要考虑城市管理能否跟上，大城市市民化放开后，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也是一个难题。北京、上海等地一旦放开户籍，大量人员的涌入会给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要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适应。当前很多城市已经根据已有的供给能力，在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但像北京这种特大城市把户籍放开，时间还很漫长。
陈耀称，城镇化要分步骤来。现在大家片面地追求速度而不考虑质量，是不合适的。现有的城镇化中，17%是属于伪城镇化，城镇化率存在虚高。因此，现有的问题是如何让这部分人真正转为市民，其中存在很大的难度。
特大城市可在远郊先改户籍
对很多特大、大中城市而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到底难在哪里？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特大城市，当地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兴趣已经不十分强烈。
李铁称，大城市的户籍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可以考虑针对已在大城市长期定居、稳定就业、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他们在总量中所占比例并不高，解决他们的落户问题不会带来太多财政上的负担。在操作环节上，一些特大城市可以在周边的建制镇和远郊区县，率先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比如可以考虑把在主城区的长期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落户到远郊区县和小城镇。
（本刊编辑部）
■链接：
这些年来在全国先后出现过各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例如：天津模式、成都模式、广东模式以及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从共同性来看，有分析人士将之总结为：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鉴于此，各地的共同经验可能会集中整合，作为全国性规范推出。
成都模式：以大城市带大郊区发展。其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
天津模式：以宅基地换房集中居住。天津的小城镇发展主要又分为四种子类型：整体推进型、都市扩散型、开发拓展型和“三集中”型。其主要做法为乡镇政府主导的“以宅基地换房”，先解决搬迁农民的安置问题，然后通过土地集约增值的收益发展地区产业，解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
广东模式：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广东模式又可分为两条主线：一是珠三角模式，即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展依托；二是山区模式，即围绕着县城，发展专业镇。
苏南模式：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
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迅速发展为推动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本刊编辑部）
三年2505万农业人口落户城镇
2013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各地正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印发实施。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保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配套措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探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初步为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开辟了通道。据公安部统计，2010～2012年，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平均每年达到835万人。
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须合理设定
未来城镇化如何发展？徐绍史介绍，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异地就业城镇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同时，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保障城镇常住人口合理住房需求
徐绍史提出，要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合理满足城镇化用地需求。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公共财政体系和投融资机制，为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同时，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推动形成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房价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有效保障城镇常住人口的合理住房需求。
■解读
农业人口实际落户量或超2500万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提高34个百分点，基本上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近几年城镇化速度也比较快，一些县、地级市农村转城镇户口已很宽松，只要有固定工作、住房，就基本可以实现。
因此，实际的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有可能比2500万还多。
首次明确提出城镇化路径
报告提出，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陈耀表示，近年我国城镇化进程是按照此路径进行的，但这还是第一次明确提出。
现在我国城市化率跟国际比还较低，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30年大约有70%的人住在城里。目前很难有明确的时间表。
农民工市民化存在两大问题
对北京等特大城市而言，城镇化的步伐必然走得较慢。陈耀表示，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市民化的成本是否能够负担，市民化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涉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各方面的需求，这需要地方政府测算总的成本。而此前有学者表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后的成本为20万元，陈耀说，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目前还无法给出一个科学的数字。
其二，要考虑城市管理能否跟上，大城市市民化放开后，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也是一个难题。北京、上海等地一旦放开户籍，大量人员的涌入会给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要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适应。当前很多城市已经根据已有的供给能力，在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但像北京这种特大城市把户籍放开，时间还很漫长。
陈耀称，城镇化要分步骤来。现在大家片面地追求速度而不考虑质量，是不合适的。现有的城镇化中，17%是属于伪城镇化，城镇化率存在虚高。因此，现有的问题是如何让这部分人真正转为市民，其中存在很大的难度。
特大城市可在远郊先改户籍
对很多特大、大中城市而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到底难在哪里？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特大城市，当地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兴趣已经不十分强烈。
李铁称，大城市的户籍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可以考虑针对已在大城市长期定居、稳定就业、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他们在总量中所占比例并不高，解决他们的落户问题不会带来太多财政上的负担。在操作环节上，一些特大城市可以在周边的建制镇和远郊区县，率先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比如可以考虑把在主城区的长期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落户到远郊区县和小城镇。
（本刊编辑部）
■链接：
这些年来在全国先后出现过各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例如：天津模式、成都模式、广东模式以及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从共同性来看，有分析人士将之总结为：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鉴于此，各地的共同经验可能会集中整合，作为全国性规范推出。
成都模式：以大城市带大郊区发展。其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
天津模式：以宅基地换房集中居住。天津的小城镇发展主要又分为四种子类型：整体推进型、都市扩散型、开发拓展型和“三集中”型。其主要做法为乡镇政府主导的“以宅基地换房”，先解决搬迁农民的安置问题，然后通过土地集约增值的收益发展地区产业，解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
广东模式：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广东模式又可分为两条主线：一是珠三角模式，即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展依托；二是山区模式，即围绕着县城，发展专业镇。
苏南模式：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
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迅速发展为推动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