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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中，就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自杀。他们中间有基层小官，也有厅级大员。除了涉及贪腐案件，很多官员自杀源于工作或生活压力过大，精神抑郁、焦虑，最终靠死亡来寻求解脱。化解官场“生态恶化”现象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2010年3月3日，云南省禄丰县水利局党委副书记、局长李建荣从县政府6楼坠落，致颅脑损伤和胸腹腔器损伤死亡。当地政府分析的原因是“本人自感工作压力大”，产生了轻生念头，属非因公(工)死亡。
经历了2009年中国官员连续13起密集性非正常死亡事件之后，民众对李建荣的自杀似乎已经没有了太多的关注热度。但是，从官场生态的角度来说，李建荣之死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警钟。
官员为什么如此脆弱?
2009年12月21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出差期间割腕自杀；两天后，江苏海安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孙启明在家晨练时意外坠楼身亡。
此前短短一个月内，河北蔚县教育局局长葛祥、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湖南省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兰州市国税局副处长马兰芳接连自杀身亡。密集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给2009年的末尾平添了不少阴郁之色，也引发公众对官场生态、官员心理辅导以及案后黑幕的关注、忧虑与质疑。老百姓眼里的“收入不菲、衣着光鲜、动辄车马、八面风光”的强势群体——官员们为何如此脆弱?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见诸媒体，其中绝大多数是自杀。他们中间有基层小官，也有厅级大员。他们的年龄集中在40岁至60岁，正是人生收获时期，却自己选择“折断”。他们的死法包括跳楼、割腕、上吊等，13个人中，坠楼者过半。而湖南武冈常务副市长杨宽生的选择最为激烈——刀割、触电、坠楼1官方调查结论认定杨宽生是自杀，信者不禁为其扼腕叹息，不信者(包括杨宽生家属)则质疑各种现场证据。
因与“腐败”猜想有明确或模糊联系而自杀的官员并不多。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因“涉嫌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看守所上吊自杀。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则在死前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并主动退回赃款。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委书记谢昌贵因经济问题在双规期间自杀身亡。
最让人们感到“惋惜”的是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因经济问题携妻自杀。福建一家企业曾向张喜武行贿5万元，“张喜武承认了受贿事，同时，他主动交代了福建一个地方畜牧局也曾向其行贿9000元的事实。”农业部一名官员称，案发后，张喜武已经退回了所有赃款。据他分析，张喜武自杀主要是因为其被调查之后的精神压力过大，因怕“身败名裂”而产生的心理落差。
“现今人们所知道的贪官，哪一个不是动辄上百万或千万9见过死不认账的，见过逃到海外的，没见过像张喜武这样因为几万块钱就带着老婆一起去死的。”一时间，张喜武成为贪宫中的“另类”。有网友甚至颇为同情地说，“一个贪字让他生不如死，从这一点来说，他还可以称为一个好官，至少他对贪感到羞耻。”
专家分析，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三类：一方面可能涉及经济腐败、生活作风问题败露，承受不了定罪的压力选择轻生逃避，或者保护家人“牺牲自己”。第二个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心理受到创伤后没有及时治疗，将痛苦压抑住，继续投入工作，汶川大地震之后的自杀官员最为典型。还有一种是涉及到官员的社会事件反响太大，或者工作中受到同事、上级的排挤，因想不开而走上绝路。
自杀还是“被自杀”?
几乎每一个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都能讓人猜测官场倾轧或者腐败内幕。这样的猜测对某个官员或属冤枉，总体上应视为官员群体一般形象的反映。民众心理上已认为腐败、权力私斗是官场的默认值。
2009年11月26日，杨宽生非正常死亡后，当地舆论哗然。坊间、网络，各种信息随即爆炸式传播。警方坚持认定自杀结论，“永远不会改”。参与整个调查过程的武冈市公安局局长康文祥说，杨宽生使用了菜刀、剪刀和水果刀三种刀具，在割腕、触电仍未身亡后，最后选择了跳楼。警方认定结论真实如铁，没有任何必要弄虚作假。即便如此，人们依然颇多质疑。
杨宽生生前担任武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在7名副市长中，杨宽生分管人事、财政、公安、矿产税费征收等23项政府工作，是当地官场的“实权派”。“正直”，这是武冈当地的官员和民众对杨宽生的一致评价。没有人愿意相信这名仕途正顺的副市长就这么死了。
湖南官方对外发布尸检结论：杨宽生系精神抑郁自杀身亡。但网友质疑：“精神抑郁”怎么可能由尸检得出?怎么可能有如此惨烈的自杀方式?一个“转正”呼声很高的副市长为何耍自杀?杨宽生的亲属们用“宽生”二字写下了一副藏头对子：宽处无路自信偏从官道走，生就有才人为硬要冤域行。
同样饱受质疑的还有原重庆法院高官乌小青上吊一案，因疑点重重被网友称为“被自杀”。乌小青的亲友与家属称：乌小青该交代的已经交代了，赃款也吐出来了，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被判死刑，案子正将进入审判阶段。这本应是最不可能死的时候，他为什么却要自杀?一名看了乌小青死前监控录像的家属回忆，录像带中关键的41分钟，出现了谜一样的静止画面，画面中无人员活动……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通报乌小青自杀的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热议，国内某门户网站曾一度关闭评论。
法律人士、媒体评论员沈彬说：一个在任官员的自杀身亡，不是私事，而是关涉公共利益，关涉公众知情权。因此，有着特殊职务的官员一旦发生“意外”，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向公众解疑释惑，让真相走在各种猜测与传言的前面。
但遗憾的是，在此前众多官员“自杀”事件中，公众与政府的信息却极不对称，一些当事政府部门讳莫如深，要么对死因三缄其口，要么自说白话，要么封闭一些关键信息……
2004年2月，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局长李海留下遗书后自杀了，雅安有关部门很快对李海死亡作出结论：李海因为病痛折磨，对战胜疾病、搞好工作缺乏信心，心理素质脆弱，选择了轻生的态度和行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事情的发展却最终证明了当时有关部门的“草率”。半年后，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张学忠在一次讲话中对李海之死作出了完全另一种评价：雅安原公安局长收了黑钱，跳楼是自绝于人民!
官员自杀事件的信任危机怎么形成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是什么逼死了这些官员?
在2009年发生的13起官员非自然死亡事件中，根据以往新闻报道和官方公布的调查结论，意外死亡的有3人，其余选择自杀的10人中，死亡原因不明的尚有3人。剩下7人中，有4人确定是因为“非腐败”原因选择自杀。除了涉及贪腐案件，很多 官员自杀源于工作或生活压力过大，精神抑郁、焦虑，最终靠死亡来寻求解脱。
2009年2月18日，安徽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从财政局办公大楼5楼跳下身亡。他的遗书上说：“近来身体状况很差，不能胜任工作，有很大压力。”
56岁的安徽省安庆市商务局局长周新死前负责的生猪屠宰场项目进展不顺，亦留下“绝笔”称压力太大。
2009年11月18日，河北蔚县教育局局长葛祥在家中用水果刀自伤左腋大动脉死亡。在当地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葛祥担心学生取暖用煤紧张，压力过大。这种决绝的“割腋自杀”方式引发广泛疑问，但蔚县当地一直保持沉默。
12月2日，甘肃省兰州市国税局人事教育处副处长马兰芳从办公楼5层坠楼身亡。在马兰芳的网上纪念馆，昔日同事无限惋惜地说：“马处长，您为什么不多想想您怏要高考的女儿，就这样走了，有什么事值得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安徽黄山市委党校曾对所属三区、四县100多位干部心理健康问题调研发现，当地干部队伍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有些同志对个人的工作、生活、未来发展等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在调查中，一位地方主要领导说“今天在第一把手位子上，但明天还在不在就很难说了。”一位基层干部说：“我们常常说做官先做人，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人情世故要不要?上下级关系怎么处理好?这些问题随时在拷问着我们。”一位建委工作的同志说：“视金钱如粪土，说起来简单，但没有相当强的意志力，要抵制住这些诱惑谈何容易!我每天都在给自己敲警钟，可这种心理感受无法与人说。”
有专家称，官员的频频自杀，已经严重凸显当前官场生态的三大之痛：一是官场工作环境，凸显权术之争：二是官场生活环境，凸显社交之累；三是官场廉洁环境，凸显腐败之严峻。
如何应对官员自杀现象?
在江西上饶原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事件发生一年之后，“自杀报告”姗姗来迟。有人认为，“官员之死”之所以遭到集体无意识怀疑，很大程度上是笼罩在“官员之死”中的神秘色彩被人为地模糊化所致。
也有人指出，在中国反腐败斗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官员的非正常死亡所引起的“兴趣点”却往往也集中在这些官员的行政级别，以及可能隐藏这些官员背后的腐败故事，公众鲜有以人为本的心态、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理解这些事件，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有关专家提到，早些年，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当局反映很快，公布自杀情况之后，公众没有太多的争议，媒体也集中去分析临床心理学的原因，并没有导致官员和公众之间的猜疑，效果相当不错。这个经验值得内地各地方政府借鉴。
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专业教师谢岳说，当前不少官员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道德意识蜕变，官德坍塌。公众对官员自杀的疑问，集中反映了对官员的道德形象的疑问。“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焦虑症的病例并不令人意外，可面对官员之死，公众却众口一词说‘腐败’，这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谢岳认为，只有等官员的道德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得到充分正视，官员的自杀才会被看作是一个平常的事件。
也有专家称，“官员屡爆自杀对于官员的家庭是悲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比如对反腐败来讲则是另一层含义，最少说明目前的反腐败与问责制已有威慑作用。”但是，这位专家也指出，“只要目前我国政府官員掌管一切重要资源的格局不改，反腐败又不断深入，自杀的官员以后会越来越多。”
“与自然生态一样，官场生态也遵循‘人——社会——经济—政治’平衡与协调发展的规律。一旦违背生态运行规律，将导致生态失调、破坏以至断裂，必然受到应有惩罚，结果将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西安交通大学廉政所李景平教授所说的这句话是一个担忧，也是一个警示。
2010年3月3日，云南省禄丰县水利局党委副书记、局长李建荣从县政府6楼坠落，致颅脑损伤和胸腹腔器损伤死亡。当地政府分析的原因是“本人自感工作压力大”，产生了轻生念头，属非因公(工)死亡。
经历了2009年中国官员连续13起密集性非正常死亡事件之后，民众对李建荣的自杀似乎已经没有了太多的关注热度。但是，从官场生态的角度来说，李建荣之死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警钟。
官员为什么如此脆弱?
2009年12月21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出差期间割腕自杀；两天后，江苏海安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孙启明在家晨练时意外坠楼身亡。
此前短短一个月内，河北蔚县教育局局长葛祥、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湖南省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兰州市国税局副处长马兰芳接连自杀身亡。密集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给2009年的末尾平添了不少阴郁之色，也引发公众对官场生态、官员心理辅导以及案后黑幕的关注、忧虑与质疑。老百姓眼里的“收入不菲、衣着光鲜、动辄车马、八面风光”的强势群体——官员们为何如此脆弱?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见诸媒体，其中绝大多数是自杀。他们中间有基层小官，也有厅级大员。他们的年龄集中在40岁至60岁，正是人生收获时期，却自己选择“折断”。他们的死法包括跳楼、割腕、上吊等，13个人中，坠楼者过半。而湖南武冈常务副市长杨宽生的选择最为激烈——刀割、触电、坠楼1官方调查结论认定杨宽生是自杀，信者不禁为其扼腕叹息，不信者(包括杨宽生家属)则质疑各种现场证据。
因与“腐败”猜想有明确或模糊联系而自杀的官员并不多。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因“涉嫌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看守所上吊自杀。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则在死前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并主动退回赃款。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委书记谢昌贵因经济问题在双规期间自杀身亡。
最让人们感到“惋惜”的是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因经济问题携妻自杀。福建一家企业曾向张喜武行贿5万元，“张喜武承认了受贿事，同时，他主动交代了福建一个地方畜牧局也曾向其行贿9000元的事实。”农业部一名官员称，案发后，张喜武已经退回了所有赃款。据他分析，张喜武自杀主要是因为其被调查之后的精神压力过大，因怕“身败名裂”而产生的心理落差。
“现今人们所知道的贪官，哪一个不是动辄上百万或千万9见过死不认账的，见过逃到海外的，没见过像张喜武这样因为几万块钱就带着老婆一起去死的。”一时间，张喜武成为贪宫中的“另类”。有网友甚至颇为同情地说，“一个贪字让他生不如死，从这一点来说，他还可以称为一个好官，至少他对贪感到羞耻。”
专家分析，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三类：一方面可能涉及经济腐败、生活作风问题败露，承受不了定罪的压力选择轻生逃避，或者保护家人“牺牲自己”。第二个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心理受到创伤后没有及时治疗，将痛苦压抑住，继续投入工作，汶川大地震之后的自杀官员最为典型。还有一种是涉及到官员的社会事件反响太大，或者工作中受到同事、上级的排挤，因想不开而走上绝路。
自杀还是“被自杀”?
几乎每一个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都能讓人猜测官场倾轧或者腐败内幕。这样的猜测对某个官员或属冤枉，总体上应视为官员群体一般形象的反映。民众心理上已认为腐败、权力私斗是官场的默认值。
2009年11月26日，杨宽生非正常死亡后，当地舆论哗然。坊间、网络，各种信息随即爆炸式传播。警方坚持认定自杀结论，“永远不会改”。参与整个调查过程的武冈市公安局局长康文祥说，杨宽生使用了菜刀、剪刀和水果刀三种刀具，在割腕、触电仍未身亡后，最后选择了跳楼。警方认定结论真实如铁，没有任何必要弄虚作假。即便如此，人们依然颇多质疑。
杨宽生生前担任武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在7名副市长中，杨宽生分管人事、财政、公安、矿产税费征收等23项政府工作，是当地官场的“实权派”。“正直”，这是武冈当地的官员和民众对杨宽生的一致评价。没有人愿意相信这名仕途正顺的副市长就这么死了。
湖南官方对外发布尸检结论：杨宽生系精神抑郁自杀身亡。但网友质疑：“精神抑郁”怎么可能由尸检得出?怎么可能有如此惨烈的自杀方式?一个“转正”呼声很高的副市长为何耍自杀?杨宽生的亲属们用“宽生”二字写下了一副藏头对子：宽处无路自信偏从官道走，生就有才人为硬要冤域行。
同样饱受质疑的还有原重庆法院高官乌小青上吊一案，因疑点重重被网友称为“被自杀”。乌小青的亲友与家属称：乌小青该交代的已经交代了，赃款也吐出来了，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被判死刑，案子正将进入审判阶段。这本应是最不可能死的时候，他为什么却要自杀?一名看了乌小青死前监控录像的家属回忆，录像带中关键的41分钟，出现了谜一样的静止画面，画面中无人员活动……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通报乌小青自杀的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热议，国内某门户网站曾一度关闭评论。
法律人士、媒体评论员沈彬说：一个在任官员的自杀身亡，不是私事，而是关涉公共利益，关涉公众知情权。因此，有着特殊职务的官员一旦发生“意外”，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向公众解疑释惑，让真相走在各种猜测与传言的前面。
但遗憾的是，在此前众多官员“自杀”事件中，公众与政府的信息却极不对称，一些当事政府部门讳莫如深，要么对死因三缄其口，要么自说白话，要么封闭一些关键信息……
2004年2月，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局长李海留下遗书后自杀了，雅安有关部门很快对李海死亡作出结论：李海因为病痛折磨，对战胜疾病、搞好工作缺乏信心，心理素质脆弱，选择了轻生的态度和行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事情的发展却最终证明了当时有关部门的“草率”。半年后，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张学忠在一次讲话中对李海之死作出了完全另一种评价：雅安原公安局长收了黑钱，跳楼是自绝于人民!
官员自杀事件的信任危机怎么形成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是什么逼死了这些官员?
在2009年发生的13起官员非自然死亡事件中，根据以往新闻报道和官方公布的调查结论，意外死亡的有3人，其余选择自杀的10人中，死亡原因不明的尚有3人。剩下7人中，有4人确定是因为“非腐败”原因选择自杀。除了涉及贪腐案件，很多 官员自杀源于工作或生活压力过大，精神抑郁、焦虑，最终靠死亡来寻求解脱。
2009年2月18日，安徽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从财政局办公大楼5楼跳下身亡。他的遗书上说：“近来身体状况很差，不能胜任工作，有很大压力。”
56岁的安徽省安庆市商务局局长周新死前负责的生猪屠宰场项目进展不顺，亦留下“绝笔”称压力太大。
2009年11月18日，河北蔚县教育局局长葛祥在家中用水果刀自伤左腋大动脉死亡。在当地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葛祥担心学生取暖用煤紧张，压力过大。这种决绝的“割腋自杀”方式引发广泛疑问，但蔚县当地一直保持沉默。
12月2日，甘肃省兰州市国税局人事教育处副处长马兰芳从办公楼5层坠楼身亡。在马兰芳的网上纪念馆，昔日同事无限惋惜地说：“马处长，您为什么不多想想您怏要高考的女儿，就这样走了，有什么事值得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安徽黄山市委党校曾对所属三区、四县100多位干部心理健康问题调研发现，当地干部队伍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有些同志对个人的工作、生活、未来发展等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在调查中，一位地方主要领导说“今天在第一把手位子上，但明天还在不在就很难说了。”一位基层干部说：“我们常常说做官先做人，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人情世故要不要?上下级关系怎么处理好?这些问题随时在拷问着我们。”一位建委工作的同志说：“视金钱如粪土，说起来简单，但没有相当强的意志力，要抵制住这些诱惑谈何容易!我每天都在给自己敲警钟，可这种心理感受无法与人说。”
有专家称，官员的频频自杀，已经严重凸显当前官场生态的三大之痛：一是官场工作环境，凸显权术之争：二是官场生活环境，凸显社交之累；三是官场廉洁环境，凸显腐败之严峻。
如何应对官员自杀现象?
在江西上饶原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事件发生一年之后，“自杀报告”姗姗来迟。有人认为，“官员之死”之所以遭到集体无意识怀疑，很大程度上是笼罩在“官员之死”中的神秘色彩被人为地模糊化所致。
也有人指出，在中国反腐败斗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官员的非正常死亡所引起的“兴趣点”却往往也集中在这些官员的行政级别，以及可能隐藏这些官员背后的腐败故事，公众鲜有以人为本的心态、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理解这些事件，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有关专家提到，早些年，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当局反映很快，公布自杀情况之后，公众没有太多的争议，媒体也集中去分析临床心理学的原因，并没有导致官员和公众之间的猜疑，效果相当不错。这个经验值得内地各地方政府借鉴。
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专业教师谢岳说，当前不少官员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道德意识蜕变，官德坍塌。公众对官员自杀的疑问，集中反映了对官员的道德形象的疑问。“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焦虑症的病例并不令人意外，可面对官员之死，公众却众口一词说‘腐败’，这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谢岳认为，只有等官员的道德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得到充分正视，官员的自杀才会被看作是一个平常的事件。
也有专家称，“官员屡爆自杀对于官员的家庭是悲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比如对反腐败来讲则是另一层含义，最少说明目前的反腐败与问责制已有威慑作用。”但是，这位专家也指出，“只要目前我国政府官員掌管一切重要资源的格局不改，反腐败又不断深入，自杀的官员以后会越来越多。”
“与自然生态一样，官场生态也遵循‘人——社会——经济—政治’平衡与协调发展的规律。一旦违背生态运行规律，将导致生态失调、破坏以至断裂，必然受到应有惩罚，结果将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西安交通大学廉政所李景平教授所说的这句话是一个担忧，也是一个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