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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在日前举行的网易财经读书会第四期《寻找改革突破口》论坛上表示，改革的逻辑和过程就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调一调、变一变、试一试，让社会生产力、主动性释放出来”。摸着石头试错和顶层设计对于中国改革都很重要，社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
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就有足够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周其仁说这是他30多年来对中国农村改革感受到最深的一点。
在周其仁看来，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底层摸石头过河的实践和上层使之合法成为政策两种力量连接到一起。这是中国过去改革的路径，也是中国未来推进改革的方法。
“摸着石头过河”成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方法论，中国的改革有很多来自于此，这些“摸石头过河”也都是底层实践的结果。第一个典型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典型是民营经济。
“顶层设计”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是“十二五”规划中，强调理性、统筹的全局观。周其仁指出，在1986年前后，国家开始对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包括物价、税收、商业、进出口、财政体制等考虑相互联系，准备综合性的总体改革方案就已经显现出“顶层设计”的内容。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恰恰是“顶层设计”呼应了“摸石头过河”。凡遇到困难、需要解决大问题，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是每个人的愿望，总会有人想办法，出头面对困难抓住新的机会，这个“摸石头过河”的力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顶层设计”是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和改革的作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和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正规的制度。
周其仁概括，未来的趋势可能是在互动中推进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包括上下互动、观念与实践互动、设计与实施互动。
改革要和社会主流群体的期望值相匹配
周其仁认为，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改革是系统性纠错，改革要进行下去，否则会在三个层面出现问题。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反应。负面新闻的持续出现，除偶发和个人因素，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
第二，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周其仁说，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产生。
第三，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得不合理。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
城市化进程落后问题应予重视
周其仁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
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可是城乡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甚至鸿沟越来越大，导致中国发展中的大多数重点难点都在农村，都在城乡之间。城乡中国本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无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化率低、城乡差距大的特征。可是几十年来中国在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不断的选择与实验，也让今天的中国城乡具有若干鲜明的、不容漠视的特色。其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其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天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其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极为夸张的紧张。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意味着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也就是说，人往城里走，是城里的边际收益高于农村，只有到经济上的边际收益在城乡之间大致相当，这种流动的趋势才会趋缓或者停顿下来。简单地说，就是只要去城里讨生活的能比农村赚更多的钱，那么城市化就不会停止脚步。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惟有一个关节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高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
周其仁认为，从古到今，城市不过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结晶，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的特色在于，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
（来源：经济参考报）
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就有足够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周其仁说这是他30多年来对中国农村改革感受到最深的一点。
在周其仁看来，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底层摸石头过河的实践和上层使之合法成为政策两种力量连接到一起。这是中国过去改革的路径，也是中国未来推进改革的方法。
“摸着石头过河”成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方法论，中国的改革有很多来自于此，这些“摸石头过河”也都是底层实践的结果。第一个典型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典型是民营经济。
“顶层设计”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是“十二五”规划中，强调理性、统筹的全局观。周其仁指出，在1986年前后，国家开始对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包括物价、税收、商业、进出口、财政体制等考虑相互联系，准备综合性的总体改革方案就已经显现出“顶层设计”的内容。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恰恰是“顶层设计”呼应了“摸石头过河”。凡遇到困难、需要解决大问题，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是每个人的愿望，总会有人想办法，出头面对困难抓住新的机会，这个“摸石头过河”的力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顶层设计”是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和改革的作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和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正规的制度。
周其仁概括，未来的趋势可能是在互动中推进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包括上下互动、观念与实践互动、设计与实施互动。
改革要和社会主流群体的期望值相匹配
周其仁认为，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改革是系统性纠错，改革要进行下去，否则会在三个层面出现问题。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反应。负面新闻的持续出现，除偶发和个人因素，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
第二，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周其仁说，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产生。
第三，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得不合理。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
城市化进程落后问题应予重视
周其仁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
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可是城乡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甚至鸿沟越来越大，导致中国发展中的大多数重点难点都在农村，都在城乡之间。城乡中国本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无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化率低、城乡差距大的特征。可是几十年来中国在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不断的选择与实验，也让今天的中国城乡具有若干鲜明的、不容漠视的特色。其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其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天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其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极为夸张的紧张。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意味着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也就是说，人往城里走，是城里的边际收益高于农村，只有到经济上的边际收益在城乡之间大致相当，这种流动的趋势才会趋缓或者停顿下来。简单地说，就是只要去城里讨生活的能比农村赚更多的钱，那么城市化就不会停止脚步。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惟有一个关节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高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
周其仁认为，从古到今，城市不过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结晶，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的特色在于，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