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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八年夏末……”，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以一个准确的年份来开篇，必然使得这个中篇更多地富有“写实”的品格。老实说，这并不讨巧。考虑到作者的年龄，他这样的青年写作者群体，被褒赏的方向，似乎总是在于“想象力”一路，评论者期待他们以青年奔突的血浇灌出一朵朵匪夷所思的花，以此，来矫正或者反击文学现场的平庸。于是，“三〇〇八年”之类的想象力，仿佛才具有了文学的“正当性”。那不仅仅是“想象力”爆棚的显明佐证，更接住了“未来已来”的热山芋。不是吗，已经有才俊们这么干了，也干得风生水起，作品写就，也有纵情阐释的余威，可以谈得很科学，可以谈得很哲学，就似乎，文学也有“先进性”的代表。这当然不坏，文学需要回应现实，既然未来已排山倒海地压迫过来，写小说的人是得露几手以示在场，以示对于此种人类重大命题，不能光由霍金们说了算。
“出租房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线，每夜我就读书写作消遣时光。只要不想到以后的发展，我觉得生活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倒也安逸舒适。”小说里的“我”是这么个性情。
这很不传奇，甚至有些温吞，像一根扔进泡面里的便宜火腿肠一样乏味。同样，这也并不讨巧。说好了的“残酷青春”呢？说好了的“愁肠百结”呢？那不是读者希望看到的青春小说的标配吗？大家读小说是为了体验别样的人生，将自己幻想性地带入，过一把跌宕起伏的陌生的瘾，谁愿意再重温一遍室友一般熟悉的泡面加火腿肠。这当然无可厚非，文学就是平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主义，只似乎，文学就不该是一副“倒也安逸舒适”的性情。
“你这种观点在哲学上叫作神正论，讲的是神和正义的关系。”这是小说里人物的对话。
好了，小说里还更不讨巧地谈起了“哲学”。我最近一次看到在小说里直接开讲哲学的作品是《应物兄》，这是李洱才能干的事情，至少，我是不大敢在小说里这么理直气壮地直接敲出“哲学”这两个字的，更遑论具体到一个如此专业化的“神正论”。这非但不讨巧，甚至犯忌讳。
……
屈指数来，这是一部不讨巧的中篇。
可我为什么将它推荐给了《西湖》？《西湖》为什么还收留了它？现在我受命给这个小说写点儿什么，于是不得不凝神琢磨琢磨。琢磨的结果是，就像最初我将它推荐出去的时候一样，对于这部小说，我压根不需要怎么说明它的“正确”，只需要凭着文学的本能反诘一番所有大行其道的“正确”就够了：相对于“想象力”的正确，不滥用想象力就不正确吗？写实对于年轻人是不正确的吗？想象未有的经验比忠实既有的经验更正确吗？坦白平庸比制造传奇更不正确吗？认真地说说“哲学”就不正确吗？难道把小说搞得油盐酱醋跟自家厨房一个味儿就正确吗？……
好了，大多数大行其道的事儿其实都是经不起反诘的。
小说我读了两遍。第二遍读的时候，是在西行的列车上。高铁四个半小时的车程，恰好用来读一个三万字的中篇。车窗外是北方凛冬的萧瑟，真的是乏善可陈，真的就像一根扔进泡面里的便宜火腿肠一样乏味，一如小说的气质，它不是电视片里时代昂扬的解说词，它就是平铺直叙的时日，是我们时代大多数年轻人吃得饱穿得暖高不成低不就的本身。可阅读的感受竟第一次让我觉出了“平铺直叙”的好。这就不得不回到老话题——小说语言的重要性。这部小说的好，首先就好在了语言上。它几乎毫无疙瘩，流畅得仿佛我正乘坐的高铁。它非但没有在情节上刻意渲染“事故”，而且在语言上也绝无制造“事故”的炫技企图。
年轻的牛利利太平静了，他平静地说出了他所感知到的一切，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长吁短叹，即便寫到了死亡，也以“工地上一时变得十分安静”来收拾局面。但这种平静全无那种中老年式的老练，它依旧有着年轻的、青草一般的气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平静还不乏单纯，就像主人公从书本里获得了“哲学”之辩证、从生活里经验了世相之浑浊后，依然安静地聆听“只要工作踏实，为人正派，就不怕有大的问题”这种简单乃至简陋的教诲一样。
世界在这部小说里是有待“命名”的。于是，先验的一切都变得无效，至少是变得不那么可靠。死了人就一定要大张旗鼓地悲痛吗？哦，这种经验还有待形成，要知道，在小说里，“未曾命名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呢？那个世界里将死亡叫作什么？”在一个“死亡”都尚未成为坚固意识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是牢靠的和可以服从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哲学问题。对此，我会感到犹疑：如此在小说里明火执仗地开列哲学命题，“正确”吗？可是，随即就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大喝：小说躲避哲学就一定“正确”吗？喏喏，原来，“小说”也可能未曾命名，也有待我们于辩难中不断地为之塑性。
在那个我所认知的“小说世界”里，至少，牛利利处理好了庸常与超拔之间的关系。譬如，他“正确”地没有自己跳出来玄思虚无，让“我”在“大家荒废时光，你也不能太积极”的世故里度日，却同时旁观与理解了有人在未曾命名的世界里的漫游。我更愿意将此认作是小说意识的胜利，起码作者在技术环节已经达标。直接让主人公替代自己去扮演天问者的角色，那需要加缪的笔力，牛利利老实地站在了自己的能力中，丝毫没有踮起脚尖去捕风捉云的妄念，于是，反而获得了平静的语言、单纯的态度，如同一个天性诚恳的少年，规规矩矩地趴在天文望远镜的镜头后面，看到了不甚规矩乃至有失诚恳但却迷人的太空。不错，我想要说的“小说意识”和“小说技术”，不过就是——老实。因为，在如今我们这个已经被牢固命名了的“小说世界”里，“不老实”的家伙实在是太多了。而读过这部小说，我愿意重新定义我的小说观——小说就是意欲命名世界的努力。
关于“努力”，小说中有如下的对话：
我说：“工作就是这样的，做什么都得和大家一致。大家努力，你起码得有个努力的样子；大家荒废时光，你也不能太积极。”
孔雪笠说：“真是奇怪的逻辑。”
没错，真是奇怪的逻辑。
（责任编辑：丁小宁）
以一个准确的年份来开篇，必然使得这个中篇更多地富有“写实”的品格。老实说，这并不讨巧。考虑到作者的年龄，他这样的青年写作者群体，被褒赏的方向，似乎总是在于“想象力”一路，评论者期待他们以青年奔突的血浇灌出一朵朵匪夷所思的花，以此，来矫正或者反击文学现场的平庸。于是，“三〇〇八年”之类的想象力，仿佛才具有了文学的“正当性”。那不仅仅是“想象力”爆棚的显明佐证，更接住了“未来已来”的热山芋。不是吗，已经有才俊们这么干了，也干得风生水起，作品写就，也有纵情阐释的余威，可以谈得很科学，可以谈得很哲学，就似乎，文学也有“先进性”的代表。这当然不坏，文学需要回应现实，既然未来已排山倒海地压迫过来，写小说的人是得露几手以示在场，以示对于此种人类重大命题，不能光由霍金们说了算。
“出租房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线，每夜我就读书写作消遣时光。只要不想到以后的发展，我觉得生活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倒也安逸舒适。”小说里的“我”是这么个性情。
这很不传奇，甚至有些温吞，像一根扔进泡面里的便宜火腿肠一样乏味。同样，这也并不讨巧。说好了的“残酷青春”呢？说好了的“愁肠百结”呢？那不是读者希望看到的青春小说的标配吗？大家读小说是为了体验别样的人生，将自己幻想性地带入，过一把跌宕起伏的陌生的瘾，谁愿意再重温一遍室友一般熟悉的泡面加火腿肠。这当然无可厚非，文学就是平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主义，只似乎，文学就不该是一副“倒也安逸舒适”的性情。
“你这种观点在哲学上叫作神正论，讲的是神和正义的关系。”这是小说里人物的对话。
好了，小说里还更不讨巧地谈起了“哲学”。我最近一次看到在小说里直接开讲哲学的作品是《应物兄》，这是李洱才能干的事情，至少，我是不大敢在小说里这么理直气壮地直接敲出“哲学”这两个字的，更遑论具体到一个如此专业化的“神正论”。这非但不讨巧，甚至犯忌讳。
……
屈指数来，这是一部不讨巧的中篇。
可我为什么将它推荐给了《西湖》？《西湖》为什么还收留了它？现在我受命给这个小说写点儿什么，于是不得不凝神琢磨琢磨。琢磨的结果是，就像最初我将它推荐出去的时候一样，对于这部小说，我压根不需要怎么说明它的“正确”，只需要凭着文学的本能反诘一番所有大行其道的“正确”就够了：相对于“想象力”的正确，不滥用想象力就不正确吗？写实对于年轻人是不正确的吗？想象未有的经验比忠实既有的经验更正确吗？坦白平庸比制造传奇更不正确吗？认真地说说“哲学”就不正确吗？难道把小说搞得油盐酱醋跟自家厨房一个味儿就正确吗？……
好了，大多数大行其道的事儿其实都是经不起反诘的。
小说我读了两遍。第二遍读的时候，是在西行的列车上。高铁四个半小时的车程，恰好用来读一个三万字的中篇。车窗外是北方凛冬的萧瑟，真的是乏善可陈，真的就像一根扔进泡面里的便宜火腿肠一样乏味，一如小说的气质，它不是电视片里时代昂扬的解说词，它就是平铺直叙的时日，是我们时代大多数年轻人吃得饱穿得暖高不成低不就的本身。可阅读的感受竟第一次让我觉出了“平铺直叙”的好。这就不得不回到老话题——小说语言的重要性。这部小说的好，首先就好在了语言上。它几乎毫无疙瘩，流畅得仿佛我正乘坐的高铁。它非但没有在情节上刻意渲染“事故”，而且在语言上也绝无制造“事故”的炫技企图。
年轻的牛利利太平静了，他平静地说出了他所感知到的一切，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长吁短叹，即便寫到了死亡，也以“工地上一时变得十分安静”来收拾局面。但这种平静全无那种中老年式的老练，它依旧有着年轻的、青草一般的气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平静还不乏单纯，就像主人公从书本里获得了“哲学”之辩证、从生活里经验了世相之浑浊后，依然安静地聆听“只要工作踏实，为人正派，就不怕有大的问题”这种简单乃至简陋的教诲一样。
世界在这部小说里是有待“命名”的。于是，先验的一切都变得无效，至少是变得不那么可靠。死了人就一定要大张旗鼓地悲痛吗？哦，这种经验还有待形成，要知道，在小说里，“未曾命名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呢？那个世界里将死亡叫作什么？”在一个“死亡”都尚未成为坚固意识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是牢靠的和可以服从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哲学问题。对此，我会感到犹疑：如此在小说里明火执仗地开列哲学命题，“正确”吗？可是，随即就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大喝：小说躲避哲学就一定“正确”吗？喏喏，原来，“小说”也可能未曾命名，也有待我们于辩难中不断地为之塑性。
在那个我所认知的“小说世界”里，至少，牛利利处理好了庸常与超拔之间的关系。譬如，他“正确”地没有自己跳出来玄思虚无，让“我”在“大家荒废时光，你也不能太积极”的世故里度日，却同时旁观与理解了有人在未曾命名的世界里的漫游。我更愿意将此认作是小说意识的胜利，起码作者在技术环节已经达标。直接让主人公替代自己去扮演天问者的角色，那需要加缪的笔力，牛利利老实地站在了自己的能力中，丝毫没有踮起脚尖去捕风捉云的妄念，于是，反而获得了平静的语言、单纯的态度，如同一个天性诚恳的少年，规规矩矩地趴在天文望远镜的镜头后面，看到了不甚规矩乃至有失诚恳但却迷人的太空。不错，我想要说的“小说意识”和“小说技术”，不过就是——老实。因为，在如今我们这个已经被牢固命名了的“小说世界”里，“不老实”的家伙实在是太多了。而读过这部小说，我愿意重新定义我的小说观——小说就是意欲命名世界的努力。
关于“努力”，小说中有如下的对话：
我说：“工作就是这样的，做什么都得和大家一致。大家努力，你起码得有个努力的样子；大家荒废时光，你也不能太积极。”
孔雪笠说：“真是奇怪的逻辑。”
没错，真是奇怪的逻辑。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