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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草明老师，是在1973年。那时，我还在京西的煤矿里当一名掘井工人。当时，“文革”已经进入中后期，似乎是江青等人要搞一些歌舞升平，因此，通知各单位找一些“工农兵”代表，讴歌一下那个欣欣向荣的“新时代”。
我虽然在煤矿混得并不好，刚刚从“反革命嫌疑”的阴影中走出来。就因为有一点舞文弄墨的专长，也忝列为“工农兵”，并被分到了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参与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制作。那时候，“三突出”正大行其道，文学作品动辄得咎，而当责任编辑的李炬同志，显然是刚刚恢复工作，心有余悸，实在是不知道这类作品该如何写法。有一天，李炬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写工业题材，有一位老作家是行家，应该听听她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不许对任何人说起。就这样，我们的作品，被送到了著名女诗人草明的手上。
那时，草明显然还身处窘境，“文革”初期的狂风恶雨虽然基本过去，但十七年“文艺黑线”的阴影，仍然扣在作家们头上。草明那时住在史家胡同，过去宽敞的房子已经被人占据，只给她留了两间很黑很小的房子。我记得那房子潮且阴，狭小的一间是她的书房。书房中挂着的两张照片使我终生难忘。一张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的合影，经草明老师指点，在朱德同志身边，找到了青年草明的身影：另一张是鲁迅先生和木刻家们谈话的照片。
大约25年后，承蒙沙飞的女儿王雁寄赠《沙飞摄影作品集》，我才知道，当年那张照片出自这位险些被历史遗弃的摄影家之手。这两张照片之所以使我终生难忘，因为此后我曾经先后去过草明在三里屯的家和安定门的家，发现不管她的家迁到哪里，这两张照片始终挂在她的书房。不难想见，草明对鲁迅、对延安那次座谈会的特殊感情。
当时，我们五位来访者，就挤在史家胡同那间仅可容膝的小房里，听她评价我们的作品。她针对每个人的作品都讲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她讲到了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独特性，这对在“三突出”氛围下创作的我们，有如春风化雨。我还记得草明老师对我的作品褒扬有加，使我在同行者中颇为得意。
那时，文学艺术百花凋零，别说文学史上的名著，就连十七年的作品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借助家里的藏书和先母任图书管理员之便，我还是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早已闻名，特别是以鞍钢生活为素材写成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了。我甚至还在读书笔记里，一丝不苟地梳理过《乘风破浪》的主人公宋紫峰的性格线索。
草明老师平易、谦和，特别是对青年工人，尤为热情。后来我才发现，不少青年工人中的文学爱好者，都是草明家的常客。她甚至还曾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办过文学小组。培养出了好几位工人作家。自从草明给我做了第一次辅导以后，我也成了史家胡同的常客。每次从百公里外的矿区回来，我都会绕个弯儿，特意赶到草明老师家中坐一阵、聊一会儿……
当年，风华正茂的我初涉文坛，大概和许许多多文学青年一样。更多地关心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时代。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往往是一个人人生和文学败笔的开始。草明老师和我接触之初，大概也感受到了我的内心。几乎每一次求教，她都要对那个时代的所谓“文艺理论”发表犀利的批评，重申她的文学主张。对于我来说。当时那些话之“出格”，真有一点让人瞠目结舌、胆战心惊。回想起来，她直言不讳地对一个文学青年作出关于人格和文品的告诫，越发让我感到温暖。
1973年底，我在井下劳动时遭遇工伤，胸12、腰1脊柱骨折，锥突粉碎性骨折，左腿肌肉萎缩。当时。我的一篇小说经草明老师指点，带回矿区修改了，说好再回北京时。要送去请她看的，因为我住院，只好爽约。为了解释此事，我躺在病床上给她写了信。草明老师当即回了信，关心我的腰伤，告诫我静养，同时说因为矿区太远，她不便来探望我，但具体出院日期，一定要告诉她。她会到我家中看我。
当时，我家住在西郊的中国人民大学。离地处东城的史家胡同已经是相当远了。记得那是我从医院回家养伤后一个暖洋洋的冬日，草明老师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我家。我的父母为她的来访大感意外。草明老师身材瘦小，鹤发童颜，轻声细语，和他们聊得很投机。父母都是广东人，而草明家乡在广东顺德，于是老乡见面，格外亲切，他们聊得非常投机。最后干脆用粤语侃了起来，
在我父母一再挽留下，她在我家一起用了简单的午餐。午饭后，看了我的小说，略加指点。对我的伤情则更多地叮咛。我架着双拐，一点一点地陪她走到人民大学的门口，看着她那瘦小的身躯，挤进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的332路公共汽车里……
“文革”刚刚结束，便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入学之初，因为功课太忙，很难再抽出时间来串门，即便草明老师家。渐渐地也不常去了。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市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其时，草明老师已经调到了中国作协，彼此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只是每年去看望她一次，同时在出席一些文学活动的时候，见到她，趋前问安而已。至今我仍然在后悔，那几年为什么疏于看望她，以至她对我还有一些误解。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多少理由都无法洗去我的内疚。
终于有一次，草明老师忍不住了。那次是参加《工人日报》一个征文活动的评委会，和草明一起开了一上午的会。吃午饭的时候，她问我：“建功，怎么很久不到我家去了?”我很不好意思地说：“真是对不起，我净瞎忙了，如果您有时间。我今天就陪您回去，跟您好好聊聊?”她显然很高兴，也显然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饭后我们到了三里屯她的家。我还记得我们一人坐在一把竹椅上。
草明老师问我：“你很久没来我家，是不是因为听到了关于我的什么说法?”
我这时才深深地自责，因为自己的疏懒，竟引起了老人家的误会。我很诚恳地告诉她，我之简慢。和什么什么说法毫不相干，和文学界的一些不同观点，也毫不相干。请她不要误会，因为纯粹是我个人的不周而已。尽管我来得少，但请她相信。她的教诲之恩，是没齿难忘的。说着说着。我看到草明老师竟揩起眼泪来，便更加惶恐，不敢再说下去。
现在，草明老师已经远行不归，想起几年前的一幕，我觉得自己的心头又涌起深深的自责。
我虽然在煤矿混得并不好，刚刚从“反革命嫌疑”的阴影中走出来。就因为有一点舞文弄墨的专长，也忝列为“工农兵”，并被分到了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参与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制作。那时候，“三突出”正大行其道，文学作品动辄得咎，而当责任编辑的李炬同志，显然是刚刚恢复工作，心有余悸，实在是不知道这类作品该如何写法。有一天，李炬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写工业题材，有一位老作家是行家，应该听听她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不许对任何人说起。就这样，我们的作品，被送到了著名女诗人草明的手上。
那时，草明显然还身处窘境，“文革”初期的狂风恶雨虽然基本过去，但十七年“文艺黑线”的阴影，仍然扣在作家们头上。草明那时住在史家胡同，过去宽敞的房子已经被人占据，只给她留了两间很黑很小的房子。我记得那房子潮且阴，狭小的一间是她的书房。书房中挂着的两张照片使我终生难忘。一张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的合影，经草明老师指点，在朱德同志身边，找到了青年草明的身影：另一张是鲁迅先生和木刻家们谈话的照片。
大约25年后，承蒙沙飞的女儿王雁寄赠《沙飞摄影作品集》，我才知道，当年那张照片出自这位险些被历史遗弃的摄影家之手。这两张照片之所以使我终生难忘，因为此后我曾经先后去过草明在三里屯的家和安定门的家，发现不管她的家迁到哪里，这两张照片始终挂在她的书房。不难想见，草明对鲁迅、对延安那次座谈会的特殊感情。
当时，我们五位来访者，就挤在史家胡同那间仅可容膝的小房里，听她评价我们的作品。她针对每个人的作品都讲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她讲到了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独特性，这对在“三突出”氛围下创作的我们，有如春风化雨。我还记得草明老师对我的作品褒扬有加，使我在同行者中颇为得意。
那时，文学艺术百花凋零，别说文学史上的名著，就连十七年的作品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借助家里的藏书和先母任图书管理员之便，我还是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早已闻名，特别是以鞍钢生活为素材写成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了。我甚至还在读书笔记里，一丝不苟地梳理过《乘风破浪》的主人公宋紫峰的性格线索。
草明老师平易、谦和，特别是对青年工人，尤为热情。后来我才发现，不少青年工人中的文学爱好者，都是草明家的常客。她甚至还曾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办过文学小组。培养出了好几位工人作家。自从草明给我做了第一次辅导以后，我也成了史家胡同的常客。每次从百公里外的矿区回来，我都会绕个弯儿，特意赶到草明老师家中坐一阵、聊一会儿……
当年，风华正茂的我初涉文坛，大概和许许多多文学青年一样。更多地关心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时代。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往往是一个人人生和文学败笔的开始。草明老师和我接触之初，大概也感受到了我的内心。几乎每一次求教，她都要对那个时代的所谓“文艺理论”发表犀利的批评，重申她的文学主张。对于我来说。当时那些话之“出格”，真有一点让人瞠目结舌、胆战心惊。回想起来，她直言不讳地对一个文学青年作出关于人格和文品的告诫，越发让我感到温暖。
1973年底，我在井下劳动时遭遇工伤，胸12、腰1脊柱骨折，锥突粉碎性骨折，左腿肌肉萎缩。当时。我的一篇小说经草明老师指点，带回矿区修改了，说好再回北京时。要送去请她看的，因为我住院，只好爽约。为了解释此事，我躺在病床上给她写了信。草明老师当即回了信，关心我的腰伤，告诫我静养，同时说因为矿区太远，她不便来探望我，但具体出院日期，一定要告诉她。她会到我家中看我。
当时，我家住在西郊的中国人民大学。离地处东城的史家胡同已经是相当远了。记得那是我从医院回家养伤后一个暖洋洋的冬日，草明老师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我家。我的父母为她的来访大感意外。草明老师身材瘦小，鹤发童颜，轻声细语，和他们聊得很投机。父母都是广东人，而草明家乡在广东顺德，于是老乡见面，格外亲切，他们聊得非常投机。最后干脆用粤语侃了起来，
在我父母一再挽留下，她在我家一起用了简单的午餐。午饭后，看了我的小说，略加指点。对我的伤情则更多地叮咛。我架着双拐，一点一点地陪她走到人民大学的门口，看着她那瘦小的身躯，挤进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的332路公共汽车里……
“文革”刚刚结束，便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入学之初，因为功课太忙，很难再抽出时间来串门，即便草明老师家。渐渐地也不常去了。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市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其时，草明老师已经调到了中国作协，彼此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只是每年去看望她一次，同时在出席一些文学活动的时候，见到她，趋前问安而已。至今我仍然在后悔，那几年为什么疏于看望她，以至她对我还有一些误解。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多少理由都无法洗去我的内疚。
终于有一次，草明老师忍不住了。那次是参加《工人日报》一个征文活动的评委会，和草明一起开了一上午的会。吃午饭的时候，她问我：“建功，怎么很久不到我家去了?”我很不好意思地说：“真是对不起，我净瞎忙了，如果您有时间。我今天就陪您回去，跟您好好聊聊?”她显然很高兴，也显然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饭后我们到了三里屯她的家。我还记得我们一人坐在一把竹椅上。
草明老师问我：“你很久没来我家，是不是因为听到了关于我的什么说法?”
我这时才深深地自责，因为自己的疏懒，竟引起了老人家的误会。我很诚恳地告诉她，我之简慢。和什么什么说法毫不相干，和文学界的一些不同观点，也毫不相干。请她不要误会，因为纯粹是我个人的不周而已。尽管我来得少，但请她相信。她的教诲之恩，是没齿难忘的。说着说着。我看到草明老师竟揩起眼泪来，便更加惶恐，不敢再说下去。
现在，草明老师已经远行不归，想起几年前的一幕，我觉得自己的心头又涌起深深的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