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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特别的爱
1969年,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并假借中苏局势紧张为名,宣布在首都北京实行“战备疏散”,命令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遣送到河南、江西等地。当时,邓家只剩下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3位老人。他们在接到命令后,稍事收拾,便于10月20日飞抵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被下放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这时,邓朴方在清河救济院过着艰难而孤独的生活。
邓小平到江西后,心里依然牵挂着数千里之外的儿女们,特别是他得知邓朴方被迫害致残的消息时,更是心急如焚。1971年6月,经过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深的父爱。邓朴方记得,见面时,“老爷子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流泪,但是心里面的泪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党籍也开除了,又没有职业,别人都分配工作了,有工资,我也没有工资,拿中办发的生活费,还有老爷子工资里扣除的生活费,等于是一个无业的人了”。
邓朴方来到江西以后,夏天最难熬。邓小平夫妇上午要到工厂上班,下午才能照顾他。邓朴方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人为他擦澡、换衣服。当时,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已经70多岁了,每天烧菜做饭已忙得不可开交了,卓琳的体质又差,所以邓小平成了主要劳动力。每天下午擦澡时,卓琳将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常常是擦干净了儿子的身子,父亲出了一身汗。邓朴方回忆说:“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后来,厂里知道了这个情况,特意派了一位身体好、思想也好的中年妇女缪发香来专门护理邓朴方,这才使邓小平稍稍轻松了一些。
体力上轻松了,思想上却怎么也松不下来。看到躺在床上的儿子,邓小平总在想,本应加入科技人才行列的青年却躺在这里一事无成,他的路还很漫长,该怎么走呢?要让儿子坚定地活下去,就应当让他感到充实。从来很少求人的邓小平为了儿子向工人师傅求助了。
一天上午,邓小平试着问所在修理车间负责人陶端缙:“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陶端缙很诧异,邓小平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呢?莫非他不想当钳工了。但他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我们这儿没有。”
“那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技术或者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干?”邓小平又问。陶端缙更奇怪了,老邓怎么了,以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么多问题啊!他问道:“老邓,您打听这些干什么?”
邓小平如实说:“孩子在家里闲着。这孩子很聪明,学的又是这个专业,能在这方面干点活儿就好了。”看着邓小平那双充满父爱的眼睛,陶端缙又是同情,又是着急,但他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看到陶端缙着急,邓小平也有些歉疚。但是,对儿子的关心使他忍不住又问:“陶排长,你有没有收音机,让他修理一下?”陶端缙说:“老邓,不瞒你说,我一家只有四五十元的工资收入,上有老人,下有4个孩子,哪有钱买收音机啊!”
邓小平点点头,轻轻说“我知道了”,又干起钳工活来。
适合活儿没找到,但邓朴方的事却挂在了工人们的心中。工人们为邓朴方做了一副哑铃,还特意为他做了一副床架,安上拉力器,便于他锻炼上肢。
邓朴方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父亲母亲还想让我做点什么事,我也想找点什么事做做,让我在工厂当修理工,修理收音机什么的。结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穷,父母到处搜集,没找到,家家都没有收音机。后来想做个什么东西,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把一个破的照相机给修好。家里书多,从家里走时就把书背出来了,一个礼拜能看这么一摞书吧,那时候看书看得比较多。”
父母的慈爱,工人的关心,使邓朴方在生活的海洋中重新扬起了风帆。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每天读书学习,表现了顽强的毅力。工人们听说了,都赞叹:别看邓朴方残疾了,但将来准能干大事情。这个大事情,十几年后果然被邓朴方干成了。他主持创建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闯出了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一条新路。
生到这样的家庭,也许有人说是一种不幸。但邓朴方回答,你不能说你遇到了痛苦就说自己不幸,说生到这样的家庭是痛苦的,我们也有很多快乐的时光,父亲给我们很多的爱。“从我个人来说,出身什么样的家庭,生长什么样的环境,是自己难以控制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也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社会当中生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现有的生活环境中接受它,并且迎接这种生活的挑战。”
情系“让人流泪的事业”
邓朴方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就是他一手创建的。当年,他在301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一个叫陈晋云的教授曾经3次提出中国应当发展康复医学,给了邓朴方很大的启发。“老教授认为像我们这样截瘫的人,应当有一个康复的过程,这需要建立起一个现代康复医疗体系和新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康复,而是全面康复的观念。这种现代康复医学体系,以前没有用到中国来,所以我就把它拿进来,建立了康复中心。”
自1983年起,邓朴方和同为残疾人的王鲁光(王树声大将的儿子)等开始筹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有一次,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对邓朴方身边的工作人员急切地说:“你们要快啊,康复中心不要等我进了棺材才建成。”邓朴方听了以后,心里特别受刺激,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地把康复中心建好。“大概用了5年的时间,康复中心就完全建成了,那是很令人欣喜的。我们建好一个现代化的康复中心,完全是用新的康复理念武装起来的,有一批医疗队伍,那时候特别兴奋。”
每做大事时,邓朴方都会向父母征求意见。“我开始做康复中心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我母亲同意。我母亲专门打电话给崔乃夫,当时的民政部长,说我这个儿子希望做这个事情,希望民政部长帮助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崔乃夫部长后来才跟我说的。我请哪些叔叔阿姨帮忙,都是听妈妈的。后来,我请了很多理事都是叔叔阿姨。就这样,开始一点点搞起来,越做越深,越做越难。要克服这些困难,最后就成立残联,大规模地为残疾人谋福利,大规模地开展一些康复计划、教育计划、劳动就业计划、文化宣传计划、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工作体系的建立。一步一步地做下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这样的话,才使人们逐渐转变观念。转变观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喊两次就行了,要不断宣传,不断提醒,不断地让群众耳朵里听到‘残疾人’3个字,大家慢慢觉得残疾人也是个人了。”
创业之初,邓朴方只是想成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但随着对中国残疾人状况的深入了解,他决定把残疾人的福利工作当作一项长期的工程,推向全国的各个角落。1984年3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4年后,这个基金会与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邓朴方任首任主席。“当时,一方面筹备康复中心,进行规划设计,开始找了国内少数一些康复专家,把他们都集中起来,探讨康复中心怎么做。另外一方面做个基金会要筹集资金,在筹集基金的过程中就要宣传,这时,不断地有残疾人找到我们,他们很痛苦,碰到这些事情又不能不管,于是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下来,就把我‘拽下水’了。”
邓朴方在给残疾人筹集资金时,曾给他本人带来不小的麻烦。邓朴方说:“1988年的时候,就说我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1989年的时候也说我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说我在国外的个人存款达到300多亿美金。我后来开过记者招待会,我说你们谁去把这300多亿存款找出来,我只留1%就够了,其他都捐献给国家。”
后来,邓朴方想通了:“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变得了吗?而且我也想了,我都死过的了,剩下的都是赚的,我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
央视记者曾这样问邓朴方:“您是连续4任中国残联主席,一度有人用轰轰烈烈来形容中国残联事业的发展,您觉得您的特殊身份帮了您吗?”邓朴方回答道:“作为我父亲,我也知道,他是愿意我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请他为残疾人专门说过什么话,也没有请他为残疾人题过什么词,这也许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吧。觉得要干事业,要我自己来干,不能靠父亲的声望。当然,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到一些我想见到的人,我不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就没法向他们来解释残疾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我们需要做什么。现在我也正好有了这样的机会,那么把这个机会利用上,就可以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过程,能够减少一些困难,或者稍微顺利一点。 ”
邓朴方在接受央视“面对面”记者访谈时坦言:“作为父亲来说,他也并不是希望我们一定要做大事,我们有事做,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事,正正当当地做人,就很好了。他还甚至觉得我们太出名了不好,要我们夹紧尾巴,他不希望我们出太多的风头。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夹紧尾巴,你们要采访,我们老拒绝,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但是我们习惯了。做事要踏踏实实做,做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光做人家看得到的东西,就用心不正了。当然我们也在宣传,老不宣传也不行,人道主义思想,残疾人问题,这些要宣传,但是绝不允许宣传个人的东西……”
邓朴方为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许多感情。他看到残疾人不能就业、不能上学,没有钱摆脱贫穷,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歧视、偏见,他感到痛苦。更让他痛苦的是,有时没有力量去帮助他们解除痛苦。而每做成一件事情,看到他们从困境中摆脱出来,那种激动的心情常人无法体会。他说:“残疾人事业是让人流泪的事业。做不成事情要流泪,做成事情也要流泪,每一件事情都激励我继续前进。”
中国残疾人事业由小到大,从单一的收养救济型发展为以“平等、参与、共享”为目标的综合性社会事业;残疾人由受助者成为参与者,生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外界认为,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与邓朴方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文化大革命’给我个人带来的不只是我个人的灾难,是给中华民族全体带来了灾难。大量的非人道的行为产生了,不说别的因素,就是中国社会普遍的对人道主义的接受程度低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自从我从事残疾人工作以后,一直在呼吁中国一定要宣传人道主义、普及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作为我们国家的基础思想之一。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现代化,不讲人道主义、不讲人权是不行的。现在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我是衷心拥护的。 ”邓朴方说:“非人道的混乱给了我一个残缺的躯体,我却用它去建立人道主义的秩序。”
这些年来,邓朴方以残躯诠释着博爱,经常到基层调研。所到之处,邓朴方与各级党政领导座谈,听取残疾人工作情况汇报,查看各种材料,详细了解残疾人工作生活的情况,并深入社区、工厂、贫困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工作者和残疾人面对面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倾听他们的心声。
邓朴方领导中国残疾人事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为他赢来了众多的国际荣誉。1988年,邓朴方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奖;1990年获得国际第十五届年会授予的康复国际主席奖;1992年获得康复国际第十七届世界大会授予的亨利•凯斯勒奖;1993年11月,获得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奖牌;1999年9月,获得韩国“一家纪念奖财团”颁发的“一家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2003年12月,获得“联合国人权奖”;2005年5月,获美国博伊斯州立大学人文科学名誉博士学位;同年11月,获国际残奥委最高荣誉奖“国际残奥委勋章”;2007年10月,获美国社会心理康复协会授予的“格拉尔尼克奖”……
创造一个“没有邓朴方”的新时代
2008年9月6日,2008年北京残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作为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的邓朴方出席开幕式。
提到残疾人体育运动,人们通常会问:那些身体已经残疾的人为什么还要从事体育竞技比赛?观看残疾人体育竞赛会不会让人感到很“揪心”?邓朴方认为,开展残疾人体育运动,有4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康复治疗、强身健体;二是突破局限和障碍;三是融入社会;四是影响和改变社会。“残疾人参加体育运动,最早是从康复治疗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医生发现伤残军人参加体育活动有利于身体康复,这催生了现代康复医学。以康复为目的的体育活动,产生的效果不仅仅是康复。在体育运动中,残疾人不断突破身体的局限和心理的障碍。体育让很多残疾人实现了虽然没腿,但是能跳;虽然看不见,但是能跑。残而不废,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片崭新的天地。”他说,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是用身体和意志,证明自己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是用精神和毅力,表现自己的人格尊严、突破生命局限的志气和勇气。
北京残奥会呈现的精彩,弘扬了奥林匹克精神,诠释了“同属一个世界,共求美好梦想”的主题,传播了“超越、融合、共享”的理念,展现了人类坚韧不屈的精神力量。这让邓朴方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残奥会以其强烈的感染力和特殊的震撼力为世界增添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北京残奥会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必将感召着更多的人关爱残疾人。提起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邓朴方打心眼儿里自豪,脸上流露出一丝自信的微笑。
2008年3月13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第一次会议选举邓朴方为全国政协副主席。8个月后,即同年11月13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朴方当选为中国残联名誉主席,张海迪当选为中国残联主席。至此,自中国残联创办以来连任了4届主席的邓朴方功成身退。
早在2006年12月,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一定要创造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会有个人的因素在其中,但是要创造一个不因个人因素而运转的机制,这是我的目标。这种机制健全了,我退休了也就没关系了。”
“没有我,也会有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可能进程会有所不同,地球离了谁不转呢?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是必然的,没有邓朴方来做,别人也会来做的。我觉得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大环节中的一个局部。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不讲这个,你再三头六臂,再人道主义,你再拼命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如果没有这个大的背景,老觉得自己做什么了,岂不可笑?所以我早就想交出去,让年轻人能够走到残联的关键岗位上来,现在我已经做到了。我把新一代的残联干部都培养起来了,把他们推到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其实,邓朴方多年前就不再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职务了,他一直在为一个“没有邓朴方”的时代过渡。“人总是要死的呀!像我这个身体,现在虽然看着不像要死的样子,但是你总会要死的,我在考虑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你看,我10多年前就下这个功夫了,这都是大事啊。你就是再能干能干几年啊,再说你再能干你又有多少精力啊。”
有人说,邓朴方的父亲邓小平领导和指引中国人民走上了小康路,邓朴方本人领导和帮助中国残疾人过上了以前无法想像的正常生活。父子一心,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正如他的父亲邓小平率先落实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主动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把接力棒交到了更年轻的江泽民同志手上;他也从台前退到了幕后,由主席成了名誉主席,把接力棒交到了更年轻的张海迪的手中。他相信,关爱的阳光会照亮每一个残疾人的心灵!
1969年,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并假借中苏局势紧张为名,宣布在首都北京实行“战备疏散”,命令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遣送到河南、江西等地。当时,邓家只剩下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3位老人。他们在接到命令后,稍事收拾,便于10月20日飞抵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被下放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这时,邓朴方在清河救济院过着艰难而孤独的生活。
邓小平到江西后,心里依然牵挂着数千里之外的儿女们,特别是他得知邓朴方被迫害致残的消息时,更是心急如焚。1971年6月,经过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深的父爱。邓朴方记得,见面时,“老爷子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流泪,但是心里面的泪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党籍也开除了,又没有职业,别人都分配工作了,有工资,我也没有工资,拿中办发的生活费,还有老爷子工资里扣除的生活费,等于是一个无业的人了”。
邓朴方来到江西以后,夏天最难熬。邓小平夫妇上午要到工厂上班,下午才能照顾他。邓朴方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人为他擦澡、换衣服。当时,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已经70多岁了,每天烧菜做饭已忙得不可开交了,卓琳的体质又差,所以邓小平成了主要劳动力。每天下午擦澡时,卓琳将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常常是擦干净了儿子的身子,父亲出了一身汗。邓朴方回忆说:“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后来,厂里知道了这个情况,特意派了一位身体好、思想也好的中年妇女缪发香来专门护理邓朴方,这才使邓小平稍稍轻松了一些。
体力上轻松了,思想上却怎么也松不下来。看到躺在床上的儿子,邓小平总在想,本应加入科技人才行列的青年却躺在这里一事无成,他的路还很漫长,该怎么走呢?要让儿子坚定地活下去,就应当让他感到充实。从来很少求人的邓小平为了儿子向工人师傅求助了。
一天上午,邓小平试着问所在修理车间负责人陶端缙:“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陶端缙很诧异,邓小平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呢?莫非他不想当钳工了。但他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我们这儿没有。”
“那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技术或者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干?”邓小平又问。陶端缙更奇怪了,老邓怎么了,以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么多问题啊!他问道:“老邓,您打听这些干什么?”
邓小平如实说:“孩子在家里闲着。这孩子很聪明,学的又是这个专业,能在这方面干点活儿就好了。”看着邓小平那双充满父爱的眼睛,陶端缙又是同情,又是着急,但他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看到陶端缙着急,邓小平也有些歉疚。但是,对儿子的关心使他忍不住又问:“陶排长,你有没有收音机,让他修理一下?”陶端缙说:“老邓,不瞒你说,我一家只有四五十元的工资收入,上有老人,下有4个孩子,哪有钱买收音机啊!”
邓小平点点头,轻轻说“我知道了”,又干起钳工活来。
适合活儿没找到,但邓朴方的事却挂在了工人们的心中。工人们为邓朴方做了一副哑铃,还特意为他做了一副床架,安上拉力器,便于他锻炼上肢。
邓朴方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父亲母亲还想让我做点什么事,我也想找点什么事做做,让我在工厂当修理工,修理收音机什么的。结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穷,父母到处搜集,没找到,家家都没有收音机。后来想做个什么东西,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把一个破的照相机给修好。家里书多,从家里走时就把书背出来了,一个礼拜能看这么一摞书吧,那时候看书看得比较多。”
父母的慈爱,工人的关心,使邓朴方在生活的海洋中重新扬起了风帆。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每天读书学习,表现了顽强的毅力。工人们听说了,都赞叹:别看邓朴方残疾了,但将来准能干大事情。这个大事情,十几年后果然被邓朴方干成了。他主持创建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闯出了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一条新路。
生到这样的家庭,也许有人说是一种不幸。但邓朴方回答,你不能说你遇到了痛苦就说自己不幸,说生到这样的家庭是痛苦的,我们也有很多快乐的时光,父亲给我们很多的爱。“从我个人来说,出身什么样的家庭,生长什么样的环境,是自己难以控制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也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社会当中生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现有的生活环境中接受它,并且迎接这种生活的挑战。”
情系“让人流泪的事业”
邓朴方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就是他一手创建的。当年,他在301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一个叫陈晋云的教授曾经3次提出中国应当发展康复医学,给了邓朴方很大的启发。“老教授认为像我们这样截瘫的人,应当有一个康复的过程,这需要建立起一个现代康复医疗体系和新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康复,而是全面康复的观念。这种现代康复医学体系,以前没有用到中国来,所以我就把它拿进来,建立了康复中心。”
自1983年起,邓朴方和同为残疾人的王鲁光(王树声大将的儿子)等开始筹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有一次,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对邓朴方身边的工作人员急切地说:“你们要快啊,康复中心不要等我进了棺材才建成。”邓朴方听了以后,心里特别受刺激,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地把康复中心建好。“大概用了5年的时间,康复中心就完全建成了,那是很令人欣喜的。我们建好一个现代化的康复中心,完全是用新的康复理念武装起来的,有一批医疗队伍,那时候特别兴奋。”
每做大事时,邓朴方都会向父母征求意见。“我开始做康复中心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我母亲同意。我母亲专门打电话给崔乃夫,当时的民政部长,说我这个儿子希望做这个事情,希望民政部长帮助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崔乃夫部长后来才跟我说的。我请哪些叔叔阿姨帮忙,都是听妈妈的。后来,我请了很多理事都是叔叔阿姨。就这样,开始一点点搞起来,越做越深,越做越难。要克服这些困难,最后就成立残联,大规模地为残疾人谋福利,大规模地开展一些康复计划、教育计划、劳动就业计划、文化宣传计划、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工作体系的建立。一步一步地做下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这样的话,才使人们逐渐转变观念。转变观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喊两次就行了,要不断宣传,不断提醒,不断地让群众耳朵里听到‘残疾人’3个字,大家慢慢觉得残疾人也是个人了。”
创业之初,邓朴方只是想成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但随着对中国残疾人状况的深入了解,他决定把残疾人的福利工作当作一项长期的工程,推向全国的各个角落。1984年3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4年后,这个基金会与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邓朴方任首任主席。“当时,一方面筹备康复中心,进行规划设计,开始找了国内少数一些康复专家,把他们都集中起来,探讨康复中心怎么做。另外一方面做个基金会要筹集资金,在筹集基金的过程中就要宣传,这时,不断地有残疾人找到我们,他们很痛苦,碰到这些事情又不能不管,于是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下来,就把我‘拽下水’了。”
邓朴方在给残疾人筹集资金时,曾给他本人带来不小的麻烦。邓朴方说:“1988年的时候,就说我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1989年的时候也说我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说我在国外的个人存款达到300多亿美金。我后来开过记者招待会,我说你们谁去把这300多亿存款找出来,我只留1%就够了,其他都捐献给国家。”
后来,邓朴方想通了:“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变得了吗?而且我也想了,我都死过的了,剩下的都是赚的,我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
央视记者曾这样问邓朴方:“您是连续4任中国残联主席,一度有人用轰轰烈烈来形容中国残联事业的发展,您觉得您的特殊身份帮了您吗?”邓朴方回答道:“作为我父亲,我也知道,他是愿意我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请他为残疾人专门说过什么话,也没有请他为残疾人题过什么词,这也许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吧。觉得要干事业,要我自己来干,不能靠父亲的声望。当然,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到一些我想见到的人,我不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就没法向他们来解释残疾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我们需要做什么。现在我也正好有了这样的机会,那么把这个机会利用上,就可以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过程,能够减少一些困难,或者稍微顺利一点。 ”
邓朴方在接受央视“面对面”记者访谈时坦言:“作为父亲来说,他也并不是希望我们一定要做大事,我们有事做,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事,正正当当地做人,就很好了。他还甚至觉得我们太出名了不好,要我们夹紧尾巴,他不希望我们出太多的风头。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夹紧尾巴,你们要采访,我们老拒绝,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但是我们习惯了。做事要踏踏实实做,做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光做人家看得到的东西,就用心不正了。当然我们也在宣传,老不宣传也不行,人道主义思想,残疾人问题,这些要宣传,但是绝不允许宣传个人的东西……”
邓朴方为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许多感情。他看到残疾人不能就业、不能上学,没有钱摆脱贫穷,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歧视、偏见,他感到痛苦。更让他痛苦的是,有时没有力量去帮助他们解除痛苦。而每做成一件事情,看到他们从困境中摆脱出来,那种激动的心情常人无法体会。他说:“残疾人事业是让人流泪的事业。做不成事情要流泪,做成事情也要流泪,每一件事情都激励我继续前进。”
中国残疾人事业由小到大,从单一的收养救济型发展为以“平等、参与、共享”为目标的综合性社会事业;残疾人由受助者成为参与者,生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外界认为,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与邓朴方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文化大革命’给我个人带来的不只是我个人的灾难,是给中华民族全体带来了灾难。大量的非人道的行为产生了,不说别的因素,就是中国社会普遍的对人道主义的接受程度低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自从我从事残疾人工作以后,一直在呼吁中国一定要宣传人道主义、普及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作为我们国家的基础思想之一。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现代化,不讲人道主义、不讲人权是不行的。现在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我是衷心拥护的。 ”邓朴方说:“非人道的混乱给了我一个残缺的躯体,我却用它去建立人道主义的秩序。”
这些年来,邓朴方以残躯诠释着博爱,经常到基层调研。所到之处,邓朴方与各级党政领导座谈,听取残疾人工作情况汇报,查看各种材料,详细了解残疾人工作生活的情况,并深入社区、工厂、贫困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工作者和残疾人面对面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倾听他们的心声。
邓朴方领导中国残疾人事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为他赢来了众多的国际荣誉。1988年,邓朴方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奖;1990年获得国际第十五届年会授予的康复国际主席奖;1992年获得康复国际第十七届世界大会授予的亨利•凯斯勒奖;1993年11月,获得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奖牌;1999年9月,获得韩国“一家纪念奖财团”颁发的“一家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2003年12月,获得“联合国人权奖”;2005年5月,获美国博伊斯州立大学人文科学名誉博士学位;同年11月,获国际残奥委最高荣誉奖“国际残奥委勋章”;2007年10月,获美国社会心理康复协会授予的“格拉尔尼克奖”……
创造一个“没有邓朴方”的新时代
2008年9月6日,2008年北京残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作为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的邓朴方出席开幕式。
提到残疾人体育运动,人们通常会问:那些身体已经残疾的人为什么还要从事体育竞技比赛?观看残疾人体育竞赛会不会让人感到很“揪心”?邓朴方认为,开展残疾人体育运动,有4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康复治疗、强身健体;二是突破局限和障碍;三是融入社会;四是影响和改变社会。“残疾人参加体育运动,最早是从康复治疗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医生发现伤残军人参加体育活动有利于身体康复,这催生了现代康复医学。以康复为目的的体育活动,产生的效果不仅仅是康复。在体育运动中,残疾人不断突破身体的局限和心理的障碍。体育让很多残疾人实现了虽然没腿,但是能跳;虽然看不见,但是能跑。残而不废,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片崭新的天地。”他说,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是用身体和意志,证明自己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是用精神和毅力,表现自己的人格尊严、突破生命局限的志气和勇气。
北京残奥会呈现的精彩,弘扬了奥林匹克精神,诠释了“同属一个世界,共求美好梦想”的主题,传播了“超越、融合、共享”的理念,展现了人类坚韧不屈的精神力量。这让邓朴方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残奥会以其强烈的感染力和特殊的震撼力为世界增添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北京残奥会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必将感召着更多的人关爱残疾人。提起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邓朴方打心眼儿里自豪,脸上流露出一丝自信的微笑。
2008年3月13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第一次会议选举邓朴方为全国政协副主席。8个月后,即同年11月13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朴方当选为中国残联名誉主席,张海迪当选为中国残联主席。至此,自中国残联创办以来连任了4届主席的邓朴方功成身退。
早在2006年12月,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一定要创造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会有个人的因素在其中,但是要创造一个不因个人因素而运转的机制,这是我的目标。这种机制健全了,我退休了也就没关系了。”
“没有我,也会有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可能进程会有所不同,地球离了谁不转呢?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是必然的,没有邓朴方来做,别人也会来做的。我觉得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大环节中的一个局部。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不讲这个,你再三头六臂,再人道主义,你再拼命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如果没有这个大的背景,老觉得自己做什么了,岂不可笑?所以我早就想交出去,让年轻人能够走到残联的关键岗位上来,现在我已经做到了。我把新一代的残联干部都培养起来了,把他们推到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其实,邓朴方多年前就不再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职务了,他一直在为一个“没有邓朴方”的时代过渡。“人总是要死的呀!像我这个身体,现在虽然看着不像要死的样子,但是你总会要死的,我在考虑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你看,我10多年前就下这个功夫了,这都是大事啊。你就是再能干能干几年啊,再说你再能干你又有多少精力啊。”
有人说,邓朴方的父亲邓小平领导和指引中国人民走上了小康路,邓朴方本人领导和帮助中国残疾人过上了以前无法想像的正常生活。父子一心,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正如他的父亲邓小平率先落实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主动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把接力棒交到了更年轻的江泽民同志手上;他也从台前退到了幕后,由主席成了名誉主席,把接力棒交到了更年轻的张海迪的手中。他相信,关爱的阳光会照亮每一个残疾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