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的尴尬
　　宁波商人的创新烦恼这样的故事，情节不曲折——远没有思科诉华为那样离奇，故事不复杂——在案情认定上没有太多悬念，若非在国家鼓励创新的大背景下，想来也不会受到太多关注。实际上，这正是悲哀之处，恰如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曾指出的，国内一些地区经常出现跨省大范围的群体侵权的恶性侵权现象。面对此类现象的泛滥，在专利法等法律法规修改之前，专利权人往往面临着这样的尴尬：或者不能有效制止侵权，或者不堪其累、陷于无奈。
　　章明伟恰恰面临着类似的尴尬。尽管他求助于宁波警方，并十数次地往返于天津宁波之间，但仍然不能如愿为自己讨回公道。至于原因，实际上，文章中提到的重要的一点，涉嫌侵权人左树清拥有人大代表的身份，虽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即使左氏没有人大代表身份——因而不能对其采取法律行动，也可能出现其他的妨碍司法公正的缘由。
　　当然，笔者以为，司法公正与否，这还仅仅是创新环境亟待清理的一种情况。职能部门的缺位，也导致了此类现象的蔓延，比如，按照专利法之规定，对于恶性侵权行为，专利管理部门没有主动查处的义务，这在客观上放纵了侵权行为的发生。此外，地方保护主义也无助于侵权行为的遏制。
　　张刚（2007年4月上《一个宁波商人的创新烦恼》）
　　
　　受害者心理与文化重塑
　　在没有文化和道德方面积淀的平衡下，人容易变得狂妄自大。从个人的层面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也是一个道理。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也在重新寻找定位和自我认知。民族主义因之而生。
　　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国外的文献很多。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经典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之后，大多的讨论顺着他的思路走。只是界定得更加具体和实在。米洛斯拉夫·赫洛奇在1996年认为，民族主义是由在经济、政治、语言、文化、信仰、地理和历史有密切关联的一群人对共同意识的一种判断。
　　在日本，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和韩国的一些示威行为，是一种自愿和非自愿并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外露。他们对此表示担心。而中国和韩国人也在担忧日本民族经济强盛后的自我定位上的越位。
　　笔者认为中国能够提的并且可以整合的其实应该是文化民族主义。这也是消极、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最理想的转向之地。徐迅认为：“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民族的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
　　在这种逻辑下，文化重塑是最重要的。而文化重塑核心是培养民众博大、宽容的心态和精神。能够操作的具体路径莫过于改革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一部世界史的习得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同样重要。
　　吴木銮（2007年4月上《告别“受害者心理”》）
　　
　　傲慢与偏见
　　在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当中,鲜有对中国对外关系的详细描述,多的是大而无当的一笔带过和粗疏的总结呈辞。一旦涉及中日关系，往往将重点集中在日本的种种侵略行径上，似乎只是一味地告诉读者两国间发生了什么，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发生。
　　在中日两国民间，的确存在许多误会。双方都对对方充满偏见，并一脸傲慢地看着对方，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任何顺眼的地方。偏见往往源于无知，中日之间的种种误读的根子还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透明，应该说，双方政府和媒体恐怕要负上很大部分责任，因为中国人接触的日本信息和日本人接触的中国信息往往经过了有意识的过滤和再加工。中国人认为军国主义正在重新统治日本，日本人则认为伴随日渐强大的经济而來的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帝国倾向。总之，双方一戴上有色眼镜，自然不会认同对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澄清一些概念之余，还在文中屡屡提及“中华正统”一词，恰恰道出了历史上双方的文明认同感。无论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看，古代中国和日本无疑属于文明亲缘国家。但自近代以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所以在文明认同上,两国存在一些分歧。
　　冷战期间，中日两国的友好说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并不能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真正阻碍中日友好的恰恰是两国根深蒂固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零和思维,这种思维从根本上是一种希望凌驾于对方之上的不平等思想。古代中国有之,近代日本有之,目前亚洲首次出现中日两强并立的局面,假如不能以平等心对待,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友好,多的只能是傲慢与偏见.
　　 白石（2007年4月上《中日关系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