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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听人语气铿然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乍听去，这话能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那大言炎炎者仿佛是经过太上老君八卦炉中三昧火久炼而成的超人，自属铜皮铁骨，刀枪不入。殊不知，凡人总有弱点，那句话也还有下文，不过说起来，舌头再也拉不开三百石硬弓，而已近乎嗫嚅了：“只因未到伤心处。”噢，原来如此，此中消息如何，你可想知道？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心气愈高，抱负愈雄，性情愈敏，则困厄愈大，处境愈艰，痛苦愈深。几乎已成铁律。
男儿泪之所以较女儿泪更为可贵些许，是因为他们倾尽了激情，倾尽了热力，倾尽了长才，倾尽了睿智，仍未惬其心，未遂所愿。女儿泪洒满生命之旅的沿途，那“机括”只需稍稍一拧，甚至只需轻轻一碰，眼泪就会像自来水一样哗哗地流淌出来，无论喜怒哀乐，她们都可以哭，不觉丢脸，而且哭过之后，倍感舒泰。精明的女人一早就明白，该以何种哭的方式去获得实惠和好处，她们的泪也并非轻弹的啊，至少不会弹错时间，弹错地点，弹错对象，弹错火候。从古至今，犹如道家的薪尽火传，一代又一代颖慧的女人同样留下不少心得，足以将“哭”变成一门魅力四射的艺术：望之悯然的“泪妆”，视之恻然的“梨花带雨”，还有许多非你我所知的花样。艺术之中显然夹带着撒娇扮媚的学问，逮住时机就哭，既可以哭得男人关心，也可以哭得男人开心；甚至暗藏着进攻或防御的武器，直搅得男人心力俱疲，直泼得男人怒火全熄。女人的泪呵又何曾白流了几滴？有井水的地方就歌柳词，女人落泪的地方便有情感的四季，春温夏热秋肃冬杀，四季分明啊！
男人肩负着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重任，要干冒风霜，经历危险，甚至面对死亡，他们无暇一哭，也无意一哭，一哭就会涣散心劲，卸脱车轮，解除武装，放弃阵营。男人动辄哭鼻子绝对得不到社会的普遍怜悯，反而会招致同伴的轻蔑，连妻子和情人也会瞧不起这样的“软骨头”。无端一哭，男人的信誉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在千百万年前，积极进化的古猿人消掉尾巴的同时，也将男性的“泪阀”关闭了。男人的势能便只能通过别的途径（忠君、爱国、杀人、放火、从政、经商、习艺、赌博、欺世、盗名、媚俗、健身、抽烟、喝酒、造爱……）去缓解，去宣泄，若这些途径也被一一堵死了，压力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就会引起体内的“水管”──幸亏不是血管──爆裂，所以自古男儿一哭，日月为之无光，天地为之变色。都说男儿“落泪如金”，又岂止如金？那是亘古难磨的灵魂的舍利子。
往历史黄卷中打量一番后，老实说，我吃惊不小。太多伤心事，创巨而痛深，人非木石，那些刚毅的男儿还能不挥泪如雨？泪水之阀原本不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一切均为时势所激，命运所扼，谁也无法预计泪水何时何刻猝然而至。有人说：“任何一页历史，你都不可小看，每个字都是用成吨的鲜血写成的！”既然如此，我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蓄泪量”更为丰足，我只须轻启黄卷，万古泪河水，便向手心流。
天下可悲事既多，男儿痛苦椎心，虽欲不哭，岂可得乎？欲不哭而不得不哭，方为真哭。虽一哭再哭属不得已，但天地间的伟丈夫奇男子决然不肯以哭为美事为壮事，盖因哭者不祯不祥，男儿泪落如箸的时代，绝非好时代，若非处于铁屋一般黑暗的大局，谁肯效儿女子掩袖涕泣哉？世间以哭为常事的才子，纵然狂诞不羁，也断然弗肯将那不祯不祥甚矣的“哭”字嵌入名号。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本是明朝皇室苗裔，明亡后，隐居南昌。他常将“八大”二字连笔写出，其形宛若草体的“哭”字，可谓寄意良深。但形似与实是毕竟不同。直到清朝末期，才出现了自号“哭庵”的异数。此人是谁？他究竟是疯子，还是狂夫？
他是近代诗歌王子易顺鼎。多少美的奇的壮的勇的豪的逸的雅的名号他不取，却拗着劲，偏偏取了一个凄冷之极的别号“哭庵”。他自有说法：
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如此说来，至味便是苦味、涩味、咸味、酸味。苏东坡尝说：“盐止于咸，梅止于酸，食中不可无盐梅，而味在咸酸之外。”易顺鼎所说的至味也须往苦涩咸酸之外去寻吧？
易顺鼎曾问学于大名士王閏运，受过他的点拨，可算是王的寄名弟子，他取号“哭庵”，即遭后者批评。据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所记，王閏运曾为此专门驰书：“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猖，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不哭而冒充哭乎？”王閏运也算是清末性情放任的高士，但仍被易的后浪盖过了锋头。单从这封信的辞色来看，你很可能会认为王运过于谨慎保守。
易哭庵虽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幻的伟丈夫，却也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子。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才人，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英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于人身，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夤缘宿命，强求不得。哭庵的第一声啼哭落在清末儒将易佩绅家。此公是湖南龙阳（今汉寿）人，长年陷身官场，到了中年之际，同僚正愁如何钻营到更磐固更肥美的官职，正打算趁手中权力尚未作废时如何刮薄地皮，捞足实惠，他却忽发奇想，携两位美妾入山为僧，剃个光瓢，敲了几月木鱼，觉得荒山野地太寂寞，估计伙食开得也不够好，便又打道回府，并无一点愧色。易顺鼎“生而颖敏，锦心玉貌，五岁能文，八岁能诗，父执多奖借之”（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小小年纪，就被誉为“龙阳才子”。
哭庵晚年在书札中喜欢钤一方朱文大印，印文为：“五岁神童，六生慧业，四魂诗集，十顶游踪。”这十六个字并非胡吹瞎侃，字字都有来历。他五岁（1863年）时，恰逢江南战乱，曾落入太平军之手，幸获生还。据说，僧格林沁亲王见他如小小璧人一个，便抱在膝上问他家世姓名，易顺鼎虽为孩提，面对虬髯虎将，竟应答如流，半点都不怯场；僧亲王又问他识不识字，他便索性将平日所读的经书琅琅背出，小舌头仍无一处打结。众人当即呼之为“神童”。对于因果轮回的佛家说法，哭庵终生持信不疑，曾由扶乩得知，他是明朝才子张灵的“后身”，他十分欣喜，因为这能说明他宿慧有根。他意犹未尽，又一口气“考证”出张灵的“前身”为王子晋、王云首二人，“后身”则递次为张船山、张春水、陈纯甫三人，绵绵瓜瓞，无有断绝。以上六人均为哭庵的“前身”，合成“六生慧业”，他真是渊源有自的“鬼才”啊！哭庵手挥凌云健笔，一生作诗过万数，“杀诗如麻”。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便将他提点为“天杀星黑旋风李逵”，诚可谓慧眼识英雄。哭庵弱冠打马游南京，一日写诗二十首，堪称捷才，妙句为“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儿孙《燕子笺》”，古艳鲜新之至矣。他撮取自己历年所作之要妙者，分别编次为《魂北集》（作于京师）、《魂东集》（作于津门）、《魂南集》（作于台湾）、《魂西集》（作于长安）。总名“四魂集”。照此看去，他真还有点魂飞魄散的意思呢。哭庵有山水癖，脚着谢公屐，游踪遍南北，他虽不是职业登山队员，却曾将泰山、峨眉山、终南山、罗浮山、天童山、沩山、普陀山、庐山、衡山、青城山这十大名山一一践在脚底。杜甫《望岳》诗中有豪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哭庵终生乐此不疲，所谓“十顶游踪”，即十度登峰造极。他用十六字总括一生，固然妥切，但还有一项重大遗漏，那便是“无边风月”。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易顺鼎无疑是“我辈性情中人”，人间少了他，好似《红楼梦》中少了贾宝玉，那个“情”字必将大为减色。天生尤物，又生才子，一幕剧还能不热闹好看？
易顺鼎十九岁即中举人，人生路起始一帆风顺，而且大名鼎鼎，能有多少悲愁苦痛？又何至于别号“哭庵”？莫非无病呻吟？易顺鼎中年丧母，痛极心伤，形销骨立，只差没“呕血数升”了。他自撰《哭庵传》，历历数来，卒章显其志：
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亦不哭。及母殁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自号曰哭庵。
慈母宾天，他守庐服孝，孑影茕茕，始知失母为人生之大可恸者，为此他哭了整整三年，直哭得目成涸辙，舌为枯根，哭得多了，哭声竟仿佛三峡的湍流，有万马奔腾之势。从此，他便自号“哭庵”，笃定了做个伤心人，终其一生。他在《哭庵记》中说得十分清楚：“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孝子哭慈母之颜不可见，忠臣哭昏君之心不可回，英雄哭用武之地不可得，志士哭天下之事不可为，四者本无高下之分，只不过伤心人别抱琵琶，曲调各异而已。
哭庵曾筑屋于庐山三峡桥一带，取名“琴志楼”。他喜爱此地松林邃密，兼有流泉可听。他为新居自制两联，其一：“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泉聊永日；种兰千本，种梅百本，弹琴读《易》可终身。”其二：“三闾大夫胡为至于此？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大有远避红尘，栖此长林之意。然而，他骨子里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又如何能久过山中绛雪为饭，白云为田的生活？
哭庵隐居庐山期间，作了许多意兴遄飞的诗歌。他这些得天独厚的佳作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激赏。张不仅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学问大家，他在武汉创办了两湖书院，延请天下名师主讲其中，培养了大批人才。张之洞评点易顺鼎的《庐山诗录》，颇多溢美之词：“此卷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彩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具之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亦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境益深造诣，信乎才过万人者矣。”能让张之洞这样不吝词藻地奖誉，哭庵想不名满天下都不易得。其后不久，他被张之洞聘去主持两湖书院的经史讲席，也因此成为了张之洞的寄名弟子。
诗人多半放浪形骸，要么不喜欢做官，要么不会做官。哭庵在官场里混来混去，混了一辈子，直到晚年才混出点名堂。中年时，他得刘忠诚荐举，奉旨晋见过慈禧太后，后者问了些江南的情况，他都一一回答了；当谈到皇上读书一事时，他不失时机地称道乃师张之洞学问精深，如果皇上要请师傅，张是顶好的人选。哭庵有才智，又得强力者引荐托举，却未能青云直上，固然有其诗人性情频频作祟的一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兴趣在彼不在此。“彼”者为何？便是风月场温柔乡的“彼美一姝”，美人可以养目，又岂止养目这样浪费资源？哭庵锦心玉貌，平生喜欢顾影自怜，风流自赏，早就入了登徒子的班次。
文人狎妓，由来久矣，即便大雅如苏东坡，也未能免俗。清末文人眼看国势危殆，前途渺茫，更是醉生梦死。哭庵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文交情颇深，又与大诗人樊樊山（增祥）雅相投契，平日间惯游花街柳巷，尽情狎邪，倡条冶叶，多所攀折。他曾毫无愧颜地坦承自己有两大癖好：一为山水，二为女色。他的诗文十之七八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其艳诗尤遭世人诟病，被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诲淫之作。哭庵好色，如痴如狂，金樽檀板，舞袖歌扇，到处留情，虽老姿婆挲，兴犹匪浅。他尤其喜好观剧捧角，常与樊樊山等同好者去各大戏园选色征歌，比之当今追星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辈名士衰翁，喧哗跳踉，得意忘形，仿佛焕发了第二春。他有《秋作》一首，泄漏出晚年的风流消息：“旗亭说梦一衰翁，说梦谁复在梦中？才替荷花作生日，又看梧叶落秋风。……还共少年贪把臂，真成临老入花丛。”其侧帽癫狂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梅兰芳在文明茶园献演《黛玉葬花》，哭庵、樊樊山等名士前往捧场。此剧姜妙香饰贾宝玉，哭庵诋之不相称。有人便打趣他：“您去演如何？”哭庵答得轻巧：“应当差强人意。”于是满座为之欢哗。翌年，张状元（謇）整顿江淮盐务，得暇款款进京，诸多老友为之日日排宴，并请他欣赏梅（兰芳）剧。看戏时，张謇击节赞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哭庵则风格迥异，依着性子，扯开嗓子，高声叫好，调门之大，足以震落梁尘。张謇的清兴一再受扰，不胜其烦，便对哭庵说：“都白发衰翁了，何必学那些浮浪轻佻的少年叫破喉咙？”哭庵立刻反唇相讥：“我爱梅郎，大声喝彩不失为光明正大的表达方式，不像酸状元，习惯用文字取媚于人。”张謇是晚清状元，此前曾赠诗扇给梅兰芳，哭庵揭发的就是这件事。张謇见哭庵语锋侵人，便引《打樱桃》中的台词加以讥刺：“怎奈我爱平儿，平儿不爱我！”意思是，臭美什么？你爱梅郎，纯属一厢情愿，再怎么咋呼，也终归没用的。矛盾顿时激化，哭庵也弦外有音地说：“莫非你硬是要听了《思凡》才说好吗？”他这话也捏中了张状元的痛处，张有一宠姬，因色衰爱驰而遁迹空门。张状元闻言好不难堪，一怒之下，便要绝袂而去。恰巧樊樊山坐在他俩身旁，见情形不妙，马上出面当和事佬，他用《翠屏山》的剧词劝解道：“‘你说石秀，石秀也说你。’两位还有什么好争强怄气的？”一语解纷，怒中人火气顿消。这件轶事妙就妙在两方墨守输攻，第三方裁定为和局，用的都是戏剧台词，急切之间用得如此妥帖，恰如其分，非修养有自而莫办啊。虽只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舌战，那种文采风流着实引人临风怀想。
对于绝色绝艺的坤伶，哭庵更是倾心以予。他起先最喜欢刘喜奎，可刘对这位老狂生毫不措意，不肯稍稍假以辞色，哭庵便转而力捧鲜灵芝。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在广德楼，刘在庆乐楼，争巧竞妍，比拚声容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落荒而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屡作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地描画了自己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拚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使哭庵在诗中垂涎吃醋，掀髯讨伐的那位“丁郎”，便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以上二位外，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含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善于抛撒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座之中，哭庵的喝彩压倒一切，别出心机，他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其要篡“味”的心思便全部暴露无遗了。管它是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眼中除了有鲜灵芝，他已目无余子。那段时间，哭庵的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讲的“阵阵不离穆桂英”。
有句话叫做“人到六十万事休”，已到这把年纪的人肯定闻之刺耳，大为怄气。此话可作幽默一点的解释：“人到了六十岁，无论在哪件事情上，都算是退了休。”可那些不服老的前辈肯定力持反见。是啊，凡事总有例外的，至少哭庵就老当益壮，晚岁仍偷学少年，薰衣刮面，涂脂抹粉。樊樊山抓住这十分趁手的老来俏的题材，多次写诗挖苦讽刺：“极知老女添妆苦，始信英雄本色难。”意犹未尽，又补一刀：“妇衣乍可更何晏，男色将来毋董贤。”何晏是何许人？他是曹操的养子，姿容俊俏，是位搽粉专家，世称“傅粉何郎”；董贤是何许人？是汉哀帝的宠臣，二十二岁就官至大司马，权倾一国，其所以暴兴如此之盛，因为他是一位男风（同性恋）专家，正投合了哀帝所好。樊樊山的诗谑而至于虐，真是高手的恶作剧啊。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即无法关闭，由其早年所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年虽向暮，其火热情肠并不逊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曼妙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曾作诗《数斗血》，即有愿为众姝流血牺牲之意，此诗腾于人口，传诵一时。诗中称名伶金玉兰“好娃娃”，赞之为“美味玉兰片”。他偶然得知玉兰本姓张，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与其先师张南皮（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玉兰为“张南皮”。哭庵曾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才勉强应承为他安排。这金玉兰有一般女伶不易有的坚贞品性，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好色之徒，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哭庵名声狼藉，自然更属她所轻蔑的首选对象。许玉田受人钱财，为人消灾，答应略施小计：由他创造时机，让哭庵与玉兰无意间撞见，然后再婉转陈辞，疏通款曲，大抵不会惹怒美人。哭庵闻言，拊掌大喜，数日后，他着盛装，携厚礼，依约去访许玉田，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兰片”也。岂料金玉兰一听“易实甫”（哭庵字实甫）三个字，顿时怒火攻心，痛詈不止，迅疾转身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再不肯出来。如此场面，如此结局，哭庵既丢脸，又扫兴，只好自恨无缘。此后，玉兰回乡省亲，正逢党狱兴起，直隶一地捕杀多人，传闻玉兰也被捎入此案，而且惨遭枪决。哭庵悲愤莫名，无以自解，便写诗抗议道：“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感伤数日后，方知此讯纯属愚人节的误传，又癫喜万分，有若杜甫当年听说官军收复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金玉兰患白喉逝世，死时二十六岁，尚是云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铸局（专管制钞）代局长任上，接罗瘿公来电，得知这一消息，顿时如丧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苏醒过来。玉兰尚未装殓，哭庵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就应允了他这个不情之请。哭庵进了内室，果然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低于当年哭母的水准。他素日体虚，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顿久之。玉兰发丧时，哭庵仍力疾前往，扶棺致哀。当时报上有诗纪事：“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还有同调者撰文激其颓波：“……闻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于须臾，悼兰摧于俄顷，曾演双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剧，入芝兰之室，号啕而痛哭焉。噫！钟情之甚，不觉过于悲痛耶？然而泣尽眼中之泪，难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兰以自哭耶？伤心人别有怀抱，吾于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赋诗悼金玉兰，劈头四句为：“位比花王称武色，籍同修县附文襄。美人短命真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
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他“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因他月收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平均月收入不及五元），却依然经常哭穷。说哭庵“好色不怕死”，则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的家庭，从小受尽呵护，鲜尝痛苦，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便无可奈何，为之束手裹足。作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他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女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异常强烈的爱使他忘记了乱世的苦雨悲风，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每每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而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去抚尸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夺命的疫病。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还是对的。他爱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面，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心之癫痴，亦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不知要强出多少倍。你也许会说，一个堂堂七尺的男儿，他理应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目睹国土凌夷，也曾上书言战，辞锋勇锐非凡，披肝足以见胆；他还曾横渡海峡，到达台湾，拟参加刘永福的黑旗军，抗击倭寇。但谁也不理睬他，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他便一任颓放而不可收，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在封建社会，国家只是帝族的私产，人民只是皇家的奴婢，主子嫌你忒多事，你还能不敛手抽足，识趣而退吗？哭庵是寒了心的，那时无数士子也都寒了心。若超越历史的固有时空，站在今人的立场，以今人的眼光去打量，用现代的头脑评议：我们既要赞许一些人为国家大政、民族大义浴血牺牲，也应准许一些人为自我本色、艺术本真而苟全性命，只要他们不曾背叛良知，出卖灵魂，就恁谁也没有资格谴责他们的生活方式。清末民初的史料中，涉及哭庵笔墨不少，常有其同时代人在肯定他天纵诗才后，即笔锋一转，骂他“色中饿鬼”啦、“花间老蝶”啦、“丑态百出”啦、“文人无行”啦、“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啦，诸如此类。哭庵好涵养，所有诟谇他都照单全收，一一笑领了，并不计较，也不反驳。应该说，他心中了无障碍，活出了自己的本色天真，根本不在乎那些伪君子的詈辞。
三尺积尘依然掩不住血光泪光熠熠然的近代史，多少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联翩而至，复活于眼前，可谓“惊才绝艳”，非此四字不足以形容。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乱世固然是悲哀的，又何尝不是美丽的？哀感之后的顽艳，何等凄其！
哭庵殁于一九二○年，终年六十二岁。有好事者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卷走了，惟独三副热泪仍长留人间。“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西风？”自古才子就是这样问的，却至今仍无答案。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倘若还要继续问下去的话，后人的问题就会提前浮出海面：“寄迹于这等人间，托身在如此时世，你们为什么而哭？或者，你们为什么不哭？”你我该怎样回答呢？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心气愈高，抱负愈雄，性情愈敏，则困厄愈大，处境愈艰，痛苦愈深。几乎已成铁律。
男儿泪之所以较女儿泪更为可贵些许，是因为他们倾尽了激情，倾尽了热力，倾尽了长才，倾尽了睿智，仍未惬其心，未遂所愿。女儿泪洒满生命之旅的沿途，那“机括”只需稍稍一拧，甚至只需轻轻一碰，眼泪就会像自来水一样哗哗地流淌出来，无论喜怒哀乐，她们都可以哭，不觉丢脸，而且哭过之后，倍感舒泰。精明的女人一早就明白，该以何种哭的方式去获得实惠和好处，她们的泪也并非轻弹的啊，至少不会弹错时间，弹错地点，弹错对象，弹错火候。从古至今，犹如道家的薪尽火传，一代又一代颖慧的女人同样留下不少心得，足以将“哭”变成一门魅力四射的艺术：望之悯然的“泪妆”，视之恻然的“梨花带雨”，还有许多非你我所知的花样。艺术之中显然夹带着撒娇扮媚的学问，逮住时机就哭，既可以哭得男人关心，也可以哭得男人开心；甚至暗藏着进攻或防御的武器，直搅得男人心力俱疲，直泼得男人怒火全熄。女人的泪呵又何曾白流了几滴？有井水的地方就歌柳词，女人落泪的地方便有情感的四季，春温夏热秋肃冬杀，四季分明啊！
男人肩负着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重任，要干冒风霜，经历危险，甚至面对死亡，他们无暇一哭，也无意一哭，一哭就会涣散心劲，卸脱车轮，解除武装，放弃阵营。男人动辄哭鼻子绝对得不到社会的普遍怜悯，反而会招致同伴的轻蔑，连妻子和情人也会瞧不起这样的“软骨头”。无端一哭，男人的信誉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在千百万年前，积极进化的古猿人消掉尾巴的同时，也将男性的“泪阀”关闭了。男人的势能便只能通过别的途径（忠君、爱国、杀人、放火、从政、经商、习艺、赌博、欺世、盗名、媚俗、健身、抽烟、喝酒、造爱……）去缓解，去宣泄，若这些途径也被一一堵死了，压力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就会引起体内的“水管”──幸亏不是血管──爆裂，所以自古男儿一哭，日月为之无光，天地为之变色。都说男儿“落泪如金”，又岂止如金？那是亘古难磨的灵魂的舍利子。
往历史黄卷中打量一番后，老实说，我吃惊不小。太多伤心事，创巨而痛深，人非木石，那些刚毅的男儿还能不挥泪如雨？泪水之阀原本不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一切均为时势所激，命运所扼，谁也无法预计泪水何时何刻猝然而至。有人说：“任何一页历史，你都不可小看，每个字都是用成吨的鲜血写成的！”既然如此，我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蓄泪量”更为丰足，我只须轻启黄卷，万古泪河水，便向手心流。
天下可悲事既多，男儿痛苦椎心，虽欲不哭，岂可得乎？欲不哭而不得不哭，方为真哭。虽一哭再哭属不得已，但天地间的伟丈夫奇男子决然不肯以哭为美事为壮事，盖因哭者不祯不祥，男儿泪落如箸的时代，绝非好时代，若非处于铁屋一般黑暗的大局，谁肯效儿女子掩袖涕泣哉？世间以哭为常事的才子，纵然狂诞不羁，也断然弗肯将那不祯不祥甚矣的“哭”字嵌入名号。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本是明朝皇室苗裔，明亡后，隐居南昌。他常将“八大”二字连笔写出，其形宛若草体的“哭”字，可谓寄意良深。但形似与实是毕竟不同。直到清朝末期，才出现了自号“哭庵”的异数。此人是谁？他究竟是疯子，还是狂夫？
他是近代诗歌王子易顺鼎。多少美的奇的壮的勇的豪的逸的雅的名号他不取，却拗着劲，偏偏取了一个凄冷之极的别号“哭庵”。他自有说法：
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如此说来，至味便是苦味、涩味、咸味、酸味。苏东坡尝说：“盐止于咸，梅止于酸，食中不可无盐梅，而味在咸酸之外。”易顺鼎所说的至味也须往苦涩咸酸之外去寻吧？
易顺鼎曾问学于大名士王閏运，受过他的点拨，可算是王的寄名弟子，他取号“哭庵”，即遭后者批评。据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所记，王閏运曾为此专门驰书：“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猖，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不哭而冒充哭乎？”王閏运也算是清末性情放任的高士，但仍被易的后浪盖过了锋头。单从这封信的辞色来看，你很可能会认为王运过于谨慎保守。
易哭庵虽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幻的伟丈夫，却也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子。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才人，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英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于人身，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夤缘宿命，强求不得。哭庵的第一声啼哭落在清末儒将易佩绅家。此公是湖南龙阳（今汉寿）人，长年陷身官场，到了中年之际，同僚正愁如何钻营到更磐固更肥美的官职，正打算趁手中权力尚未作废时如何刮薄地皮，捞足实惠，他却忽发奇想，携两位美妾入山为僧，剃个光瓢，敲了几月木鱼，觉得荒山野地太寂寞，估计伙食开得也不够好，便又打道回府，并无一点愧色。易顺鼎“生而颖敏，锦心玉貌，五岁能文，八岁能诗，父执多奖借之”（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小小年纪，就被誉为“龙阳才子”。
哭庵晚年在书札中喜欢钤一方朱文大印，印文为：“五岁神童，六生慧业，四魂诗集，十顶游踪。”这十六个字并非胡吹瞎侃，字字都有来历。他五岁（1863年）时，恰逢江南战乱，曾落入太平军之手，幸获生还。据说，僧格林沁亲王见他如小小璧人一个，便抱在膝上问他家世姓名，易顺鼎虽为孩提，面对虬髯虎将，竟应答如流，半点都不怯场；僧亲王又问他识不识字，他便索性将平日所读的经书琅琅背出，小舌头仍无一处打结。众人当即呼之为“神童”。对于因果轮回的佛家说法，哭庵终生持信不疑，曾由扶乩得知，他是明朝才子张灵的“后身”，他十分欣喜，因为这能说明他宿慧有根。他意犹未尽，又一口气“考证”出张灵的“前身”为王子晋、王云首二人，“后身”则递次为张船山、张春水、陈纯甫三人，绵绵瓜瓞，无有断绝。以上六人均为哭庵的“前身”，合成“六生慧业”，他真是渊源有自的“鬼才”啊！哭庵手挥凌云健笔，一生作诗过万数，“杀诗如麻”。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便将他提点为“天杀星黑旋风李逵”，诚可谓慧眼识英雄。哭庵弱冠打马游南京，一日写诗二十首，堪称捷才，妙句为“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儿孙《燕子笺》”，古艳鲜新之至矣。他撮取自己历年所作之要妙者，分别编次为《魂北集》（作于京师）、《魂东集》（作于津门）、《魂南集》（作于台湾）、《魂西集》（作于长安）。总名“四魂集”。照此看去，他真还有点魂飞魄散的意思呢。哭庵有山水癖，脚着谢公屐，游踪遍南北，他虽不是职业登山队员，却曾将泰山、峨眉山、终南山、罗浮山、天童山、沩山、普陀山、庐山、衡山、青城山这十大名山一一践在脚底。杜甫《望岳》诗中有豪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哭庵终生乐此不疲，所谓“十顶游踪”，即十度登峰造极。他用十六字总括一生，固然妥切，但还有一项重大遗漏，那便是“无边风月”。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易顺鼎无疑是“我辈性情中人”，人间少了他，好似《红楼梦》中少了贾宝玉，那个“情”字必将大为减色。天生尤物，又生才子，一幕剧还能不热闹好看？
易顺鼎十九岁即中举人，人生路起始一帆风顺，而且大名鼎鼎，能有多少悲愁苦痛？又何至于别号“哭庵”？莫非无病呻吟？易顺鼎中年丧母，痛极心伤，形销骨立，只差没“呕血数升”了。他自撰《哭庵传》，历历数来，卒章显其志：
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亦不哭。及母殁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自号曰哭庵。
慈母宾天，他守庐服孝，孑影茕茕，始知失母为人生之大可恸者，为此他哭了整整三年，直哭得目成涸辙，舌为枯根，哭得多了，哭声竟仿佛三峡的湍流，有万马奔腾之势。从此，他便自号“哭庵”，笃定了做个伤心人，终其一生。他在《哭庵记》中说得十分清楚：“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孝子哭慈母之颜不可见，忠臣哭昏君之心不可回，英雄哭用武之地不可得，志士哭天下之事不可为，四者本无高下之分，只不过伤心人别抱琵琶，曲调各异而已。
哭庵曾筑屋于庐山三峡桥一带，取名“琴志楼”。他喜爱此地松林邃密，兼有流泉可听。他为新居自制两联，其一：“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泉聊永日；种兰千本，种梅百本，弹琴读《易》可终身。”其二：“三闾大夫胡为至于此？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大有远避红尘，栖此长林之意。然而，他骨子里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又如何能久过山中绛雪为饭，白云为田的生活？
哭庵隐居庐山期间，作了许多意兴遄飞的诗歌。他这些得天独厚的佳作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激赏。张不仅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学问大家，他在武汉创办了两湖书院，延请天下名师主讲其中，培养了大批人才。张之洞评点易顺鼎的《庐山诗录》，颇多溢美之词：“此卷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彩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具之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亦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境益深造诣，信乎才过万人者矣。”能让张之洞这样不吝词藻地奖誉，哭庵想不名满天下都不易得。其后不久，他被张之洞聘去主持两湖书院的经史讲席，也因此成为了张之洞的寄名弟子。
诗人多半放浪形骸，要么不喜欢做官，要么不会做官。哭庵在官场里混来混去，混了一辈子，直到晚年才混出点名堂。中年时，他得刘忠诚荐举，奉旨晋见过慈禧太后，后者问了些江南的情况，他都一一回答了；当谈到皇上读书一事时，他不失时机地称道乃师张之洞学问精深，如果皇上要请师傅，张是顶好的人选。哭庵有才智，又得强力者引荐托举，却未能青云直上，固然有其诗人性情频频作祟的一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兴趣在彼不在此。“彼”者为何？便是风月场温柔乡的“彼美一姝”，美人可以养目，又岂止养目这样浪费资源？哭庵锦心玉貌，平生喜欢顾影自怜，风流自赏，早就入了登徒子的班次。
文人狎妓，由来久矣，即便大雅如苏东坡，也未能免俗。清末文人眼看国势危殆，前途渺茫，更是醉生梦死。哭庵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文交情颇深，又与大诗人樊樊山（增祥）雅相投契，平日间惯游花街柳巷，尽情狎邪，倡条冶叶，多所攀折。他曾毫无愧颜地坦承自己有两大癖好：一为山水，二为女色。他的诗文十之七八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其艳诗尤遭世人诟病，被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诲淫之作。哭庵好色，如痴如狂，金樽檀板，舞袖歌扇，到处留情，虽老姿婆挲，兴犹匪浅。他尤其喜好观剧捧角，常与樊樊山等同好者去各大戏园选色征歌，比之当今追星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辈名士衰翁，喧哗跳踉，得意忘形，仿佛焕发了第二春。他有《秋作》一首，泄漏出晚年的风流消息：“旗亭说梦一衰翁，说梦谁复在梦中？才替荷花作生日，又看梧叶落秋风。……还共少年贪把臂，真成临老入花丛。”其侧帽癫狂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梅兰芳在文明茶园献演《黛玉葬花》，哭庵、樊樊山等名士前往捧场。此剧姜妙香饰贾宝玉，哭庵诋之不相称。有人便打趣他：“您去演如何？”哭庵答得轻巧：“应当差强人意。”于是满座为之欢哗。翌年，张状元（謇）整顿江淮盐务，得暇款款进京，诸多老友为之日日排宴，并请他欣赏梅（兰芳）剧。看戏时，张謇击节赞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哭庵则风格迥异，依着性子，扯开嗓子，高声叫好，调门之大，足以震落梁尘。张謇的清兴一再受扰，不胜其烦，便对哭庵说：“都白发衰翁了，何必学那些浮浪轻佻的少年叫破喉咙？”哭庵立刻反唇相讥：“我爱梅郎，大声喝彩不失为光明正大的表达方式，不像酸状元，习惯用文字取媚于人。”张謇是晚清状元，此前曾赠诗扇给梅兰芳，哭庵揭发的就是这件事。张謇见哭庵语锋侵人，便引《打樱桃》中的台词加以讥刺：“怎奈我爱平儿，平儿不爱我！”意思是，臭美什么？你爱梅郎，纯属一厢情愿，再怎么咋呼，也终归没用的。矛盾顿时激化，哭庵也弦外有音地说：“莫非你硬是要听了《思凡》才说好吗？”他这话也捏中了张状元的痛处，张有一宠姬，因色衰爱驰而遁迹空门。张状元闻言好不难堪，一怒之下，便要绝袂而去。恰巧樊樊山坐在他俩身旁，见情形不妙，马上出面当和事佬，他用《翠屏山》的剧词劝解道：“‘你说石秀，石秀也说你。’两位还有什么好争强怄气的？”一语解纷，怒中人火气顿消。这件轶事妙就妙在两方墨守输攻，第三方裁定为和局，用的都是戏剧台词，急切之间用得如此妥帖，恰如其分，非修养有自而莫办啊。虽只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舌战，那种文采风流着实引人临风怀想。
对于绝色绝艺的坤伶，哭庵更是倾心以予。他起先最喜欢刘喜奎，可刘对这位老狂生毫不措意，不肯稍稍假以辞色，哭庵便转而力捧鲜灵芝。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在广德楼，刘在庆乐楼，争巧竞妍，比拚声容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落荒而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屡作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地描画了自己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拚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使哭庵在诗中垂涎吃醋，掀髯讨伐的那位“丁郎”，便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以上二位外，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含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善于抛撒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座之中，哭庵的喝彩压倒一切，别出心机，他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其要篡“味”的心思便全部暴露无遗了。管它是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眼中除了有鲜灵芝，他已目无余子。那段时间，哭庵的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讲的“阵阵不离穆桂英”。
有句话叫做“人到六十万事休”，已到这把年纪的人肯定闻之刺耳，大为怄气。此话可作幽默一点的解释：“人到了六十岁，无论在哪件事情上，都算是退了休。”可那些不服老的前辈肯定力持反见。是啊，凡事总有例外的，至少哭庵就老当益壮，晚岁仍偷学少年，薰衣刮面，涂脂抹粉。樊樊山抓住这十分趁手的老来俏的题材，多次写诗挖苦讽刺：“极知老女添妆苦，始信英雄本色难。”意犹未尽，又补一刀：“妇衣乍可更何晏，男色将来毋董贤。”何晏是何许人？他是曹操的养子，姿容俊俏，是位搽粉专家，世称“傅粉何郎”；董贤是何许人？是汉哀帝的宠臣，二十二岁就官至大司马，权倾一国，其所以暴兴如此之盛，因为他是一位男风（同性恋）专家，正投合了哀帝所好。樊樊山的诗谑而至于虐，真是高手的恶作剧啊。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即无法关闭，由其早年所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年虽向暮，其火热情肠并不逊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曼妙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曾作诗《数斗血》，即有愿为众姝流血牺牲之意，此诗腾于人口，传诵一时。诗中称名伶金玉兰“好娃娃”，赞之为“美味玉兰片”。他偶然得知玉兰本姓张，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与其先师张南皮（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玉兰为“张南皮”。哭庵曾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才勉强应承为他安排。这金玉兰有一般女伶不易有的坚贞品性，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好色之徒，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哭庵名声狼藉，自然更属她所轻蔑的首选对象。许玉田受人钱财，为人消灾，答应略施小计：由他创造时机，让哭庵与玉兰无意间撞见，然后再婉转陈辞，疏通款曲，大抵不会惹怒美人。哭庵闻言，拊掌大喜，数日后，他着盛装，携厚礼，依约去访许玉田，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兰片”也。岂料金玉兰一听“易实甫”（哭庵字实甫）三个字，顿时怒火攻心，痛詈不止，迅疾转身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再不肯出来。如此场面，如此结局，哭庵既丢脸，又扫兴，只好自恨无缘。此后，玉兰回乡省亲，正逢党狱兴起，直隶一地捕杀多人，传闻玉兰也被捎入此案，而且惨遭枪决。哭庵悲愤莫名，无以自解，便写诗抗议道：“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感伤数日后，方知此讯纯属愚人节的误传，又癫喜万分，有若杜甫当年听说官军收复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金玉兰患白喉逝世，死时二十六岁，尚是云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铸局（专管制钞）代局长任上，接罗瘿公来电，得知这一消息，顿时如丧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苏醒过来。玉兰尚未装殓，哭庵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就应允了他这个不情之请。哭庵进了内室，果然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低于当年哭母的水准。他素日体虚，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顿久之。玉兰发丧时，哭庵仍力疾前往，扶棺致哀。当时报上有诗纪事：“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还有同调者撰文激其颓波：“……闻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于须臾，悼兰摧于俄顷，曾演双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剧，入芝兰之室，号啕而痛哭焉。噫！钟情之甚，不觉过于悲痛耶？然而泣尽眼中之泪，难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兰以自哭耶？伤心人别有怀抱，吾于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赋诗悼金玉兰，劈头四句为：“位比花王称武色，籍同修县附文襄。美人短命真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
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他“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因他月收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平均月收入不及五元），却依然经常哭穷。说哭庵“好色不怕死”，则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的家庭，从小受尽呵护，鲜尝痛苦，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便无可奈何，为之束手裹足。作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他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女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异常强烈的爱使他忘记了乱世的苦雨悲风，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每每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而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去抚尸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夺命的疫病。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还是对的。他爱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面，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心之癫痴，亦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不知要强出多少倍。你也许会说，一个堂堂七尺的男儿，他理应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目睹国土凌夷，也曾上书言战，辞锋勇锐非凡，披肝足以见胆；他还曾横渡海峡，到达台湾，拟参加刘永福的黑旗军，抗击倭寇。但谁也不理睬他，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他便一任颓放而不可收，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在封建社会，国家只是帝族的私产，人民只是皇家的奴婢，主子嫌你忒多事，你还能不敛手抽足，识趣而退吗？哭庵是寒了心的，那时无数士子也都寒了心。若超越历史的固有时空，站在今人的立场，以今人的眼光去打量，用现代的头脑评议：我们既要赞许一些人为国家大政、民族大义浴血牺牲，也应准许一些人为自我本色、艺术本真而苟全性命，只要他们不曾背叛良知，出卖灵魂，就恁谁也没有资格谴责他们的生活方式。清末民初的史料中，涉及哭庵笔墨不少，常有其同时代人在肯定他天纵诗才后，即笔锋一转，骂他“色中饿鬼”啦、“花间老蝶”啦、“丑态百出”啦、“文人无行”啦、“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啦，诸如此类。哭庵好涵养，所有诟谇他都照单全收，一一笑领了，并不计较，也不反驳。应该说，他心中了无障碍，活出了自己的本色天真，根本不在乎那些伪君子的詈辞。
三尺积尘依然掩不住血光泪光熠熠然的近代史，多少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联翩而至，复活于眼前，可谓“惊才绝艳”，非此四字不足以形容。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乱世固然是悲哀的，又何尝不是美丽的？哀感之后的顽艳，何等凄其！
哭庵殁于一九二○年，终年六十二岁。有好事者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卷走了，惟独三副热泪仍长留人间。“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西风？”自古才子就是这样问的，却至今仍无答案。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倘若还要继续问下去的话，后人的问题就会提前浮出海面：“寄迹于这等人间，托身在如此时世，你们为什么而哭？或者，你们为什么不哭？”你我该怎样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