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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杨维桢是元末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并在诗、文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创立了“铁崖体”。其书法更被誉为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斨，倒载而归”之势。天津博物馆馆藏杨维桢《梦游海棠城诗卷》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书法作品，也是经典的代表之作。文章藉由此幅书作分析杨维桢晚年不凡的艺术才情和鲜明的反叛精神。
关键词：杨维桢；尚古；率意
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元绍兴路诸暨州枫桥全堂（今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枫桥镇全堂村）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
楊维桢生于仕宦之家，天资聪颖，幼承家学。南人在元代地位低下，而杨维桢又深受儒家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这种阶级的先天不平等和杨维桢本身的饱读诗书、博学多才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其一生仕途坎坷，不停地在官场徘徊。而这种矛盾最终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上，他的书法因此呈现出“铁崖”风。杨维桢一生为官充满了众多的“不合时宜”，其性过于刚直，招致众恶，被称为“狂生”。这种格格不入当然与元代官场贪腐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杨维桢善用诗文讥讽这种官场恶习，其《正统辨》奠定了他在元代士林中的地位，但是却不被朝中采纳，被批“志过矫激”。
杨维桢在任上将近十六载，一生为官不得志，以致其诗词及书法作品大多出于赋闲交游时期，而于晚年达到其艺术的巅峰。天津博物馆馆藏《梦游海棠城诗卷》正是他暮年时书写，但也恰逢其一生中个性最为张扬、抛开世俗纷扰的最后时段。这一时期他一直生活在松江，与文人墨客品茶吟诗，没有了出仕与入仕的矛盾，过着淡泊自守、处变不惊的闲适生活。
《梦游海棠城诗卷》全卷32行，401字，后并三段后人跋述，其释文与跋注如下。
释文：己酉春正月十三，夜梦群女御什伍，冉冉自绛云西来迎余。至一所，见宫殿盘郁，西之轩名紫极馆。问其境曰：海棠城也。少选城主者，服云罗袌，戴金星冠，带流金之铃，从者执节出。迓曰：余友辰钩子来也耶？人间文口业填已尽乎？末延升馆，诸侍设醴作乐。席终，命一姝出胡麻饭一器劝餐，云：此于四十年前天台所啖未尽馀粮也。自兹十九年后当至此，昔余主子其识之时。余谢别以诗二绝。主者复命一姝出银光纸索书，诗曰：夜骑箕尾到西清，紫府仙官有我名。莫羡芙蓉城主好，芙蓉不似海棠城。二女溪头客断魂，鹃声愁杀阮郎（魂）昏。海棠城郭君须记，饭熟胡麻第二番。
余尝谓天地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我辈人耳。陶弘景为蓬莱都监，李长吉为玉楼词客，韩忠献为紫府真人，石曼卿为芙蓉主者，吕献可为群仙纠正，黄伯思为上帝典翰，陈伯修为凌波仙客，朱希真为大阁仙伴，方朝散为玉华侍郎，诚何足怪？吾今行年已七十又四，又十九年后为海棠代主，则吾龄当上齐我祖杨佛子之年也（佛子，会稽有传，享年九十九，壮年病颊下瘤，遇仙移在背）。是月望日，会稽抱遗老人杨维桢在云间拄颊楼谨识，以遗吾铁门诸弟子云。
钤印：东维子（朱）李黼榜第二甲进士（朱）杨维祯印（朱）杨廉夫（白）箕尾叟（白）。
跋一：铁崖先生当易代之，余苦辞征聘至以蹈海自誓不得已一至京师，仍以白衣乞归，其大节皎然非仅风流翰墨，煊耀一世而已，其书瘦逸通灵不染人间烟火气，所谓君身仙骨者邪，纪寝篇情事历然，绝非假托然，海棠城主授记铁崖十九年后当来受代而铁崖年七十五而终，即纪寝之明年也，临化时撰全归堂记毕，曰九华伯潘君迎我投笔而逝，九华伯与海棠城主明是两人意，铁崖先生受九华伯之请十九年后乃当补海棠城主耳。诗云：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天上人间其为乔木也多矣直可信宿焉，而非究竟地也。欲求究竟地者，尚安取中涂之乐乎哉！大清乾隆五十五年季春之月望后三日彭绍升题 。
跋二：铁崖先生本神仙中人，宜其有此异征，文诗书并皆佳妙至宝也。尺木居士究心竺典以得域为大体。息亦各言其所得而已，非好为翻案也。平齐居士出示展读欣赏爰赘数字。（非以空论求胜于前贤也）同治丙寅夏五钱唐许乃钊识于维杨寓垒。
跋三：有九一代书承自鲜于伯机外，大抵皆在赵松雪范围中，惟铁崖自出机杼别开生面。余所见其墨迹颇多，而最爱者补书张南轩城南诗，如天花散女，真不食人间烟火者。此卷兼书章草尤为古雅，惜匆匆阅数过，未过日日焚香展拜也。光绪丁未三月宜都杨守敬。
此卷系明代项元汴的旧藏，后至清代先后经年羹尧、陆恭收藏。卷首还有王文治“杨铁崖先生梦游海棠城记”题字，并审定为真迹。民国时为鉴藏家汪士元所有。
从天津博物馆馆藏杨维桢《梦游海棠城诗卷》看其晚年书法风格，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①延续“尚古”书风，复兴章草。杨维桢在元代“以古溯源”的复古发展下，继续延伸对于魏晋“二王”书风的理解，进一步挖掘其内在张力，因势导形。此卷作为杨维桢晚年的代表之作，对章草的驾驭能力已十分醇熟，因此以章草入行，取其“狡兔暴骇”之势，以复古笔法、笔势出新。正如明代王彝云：“其狡狯变化，发诸胸中，则千奇万诡，动成文章。”[1]他曾自评：“惟好古为圣贤之学，愈好愈高。而人于圣贤之域。”[2]从这段话中亦不难看到杨维桢对复古追求并非止步于技法，而是借由魏晋、秦汉遗风来探求圣贤之学，最终达至圣贤之域。而选择章草表现则是力图改变南宋以来的僵化、甜俗媚态的审美趋势，这在后世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反叛怪异的书风，然究其根本原因，还源自于“宋尚意”书风发展的偏执性和杨维桢本身求变突破的欲求。
②率意天真，尽显性情。这一时期是杨维桢的隐居时期，他亦放弃自己的用仕之志，“晚年益旷达，筑玄圃蓬台于松江之上，无日无宾，亦无日不沉醉。当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座客或翩足迁起舞，顾盼生姿，俨然有晋人高风”[3]。这是他一生中最逍遥的阶段，亦是尽情纵性而书，他认为“晚唐律之弊极：宋人或本事实，或本道学、禅唱，而情性盖远矣”[4]。杨维桢对于作诗的抒情观正如同其书法的达意观，其书作也展现出率意天真之气，然而这种变化也寓于法度之中，寓天真于情理之内。这种极致审美意趣的彰显也蕴含着精致的笔墨和严密的法度，如若不能对杨维桢尺度的把握进行深刻的理解，则容易流于野性、狂放。
③胸怀抱负，壮志未酬。杨维桢书写此卷时正值明定国号洪武的第二年，而杨维桢对于朝代更替仿佛并无愤世之心，他在《送松江同知李侯朝京序》中云：“有明受天新命，开基金陵，百辟效职，百将效忠，实君臣千载一时之会。”[5]他对于新朝持肯定态度，对于新政保持积极的愿景，无奈老矣。从其晚年书作可见杨维桢到生命尽头依然胸怀天下，其在《论医帖》中写到：“医亦有英君之道乎？余曰：上医医国。”无奈其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此卷《梦游海棠城诗卷》是其晚年最后一幅作品，书后转年即仙逝，他一生的无奈和风采在其临终之时透过这篇绮丽梦境和率意书风得以永存。
参考文献
[1]（元）王彝.王徵士集（卷二）：聚英图序[M].清康熙三十九年嘉定陸廷燦刻本.
[2]（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五）：好古斋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3]（明）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十）[M].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1929.
[4]李修生.全元文（四十二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5]杨维桢.东维子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关键词：杨维桢；尚古；率意
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元绍兴路诸暨州枫桥全堂（今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枫桥镇全堂村）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
楊维桢生于仕宦之家，天资聪颖，幼承家学。南人在元代地位低下，而杨维桢又深受儒家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这种阶级的先天不平等和杨维桢本身的饱读诗书、博学多才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其一生仕途坎坷，不停地在官场徘徊。而这种矛盾最终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上，他的书法因此呈现出“铁崖”风。杨维桢一生为官充满了众多的“不合时宜”，其性过于刚直，招致众恶，被称为“狂生”。这种格格不入当然与元代官场贪腐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杨维桢善用诗文讥讽这种官场恶习，其《正统辨》奠定了他在元代士林中的地位，但是却不被朝中采纳，被批“志过矫激”。
杨维桢在任上将近十六载，一生为官不得志，以致其诗词及书法作品大多出于赋闲交游时期，而于晚年达到其艺术的巅峰。天津博物馆馆藏《梦游海棠城诗卷》正是他暮年时书写，但也恰逢其一生中个性最为张扬、抛开世俗纷扰的最后时段。这一时期他一直生活在松江，与文人墨客品茶吟诗，没有了出仕与入仕的矛盾，过着淡泊自守、处变不惊的闲适生活。
《梦游海棠城诗卷》全卷32行，401字，后并三段后人跋述，其释文与跋注如下。
释文：己酉春正月十三，夜梦群女御什伍，冉冉自绛云西来迎余。至一所，见宫殿盘郁，西之轩名紫极馆。问其境曰：海棠城也。少选城主者，服云罗袌，戴金星冠，带流金之铃，从者执节出。迓曰：余友辰钩子来也耶？人间文口业填已尽乎？末延升馆，诸侍设醴作乐。席终，命一姝出胡麻饭一器劝餐，云：此于四十年前天台所啖未尽馀粮也。自兹十九年后当至此，昔余主子其识之时。余谢别以诗二绝。主者复命一姝出银光纸索书，诗曰：夜骑箕尾到西清，紫府仙官有我名。莫羡芙蓉城主好，芙蓉不似海棠城。二女溪头客断魂，鹃声愁杀阮郎（魂）昏。海棠城郭君须记，饭熟胡麻第二番。
余尝谓天地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我辈人耳。陶弘景为蓬莱都监，李长吉为玉楼词客，韩忠献为紫府真人，石曼卿为芙蓉主者，吕献可为群仙纠正，黄伯思为上帝典翰，陈伯修为凌波仙客，朱希真为大阁仙伴，方朝散为玉华侍郎，诚何足怪？吾今行年已七十又四，又十九年后为海棠代主，则吾龄当上齐我祖杨佛子之年也（佛子，会稽有传，享年九十九，壮年病颊下瘤，遇仙移在背）。是月望日，会稽抱遗老人杨维桢在云间拄颊楼谨识，以遗吾铁门诸弟子云。
钤印：东维子（朱）李黼榜第二甲进士（朱）杨维祯印（朱）杨廉夫（白）箕尾叟（白）。
跋一：铁崖先生当易代之，余苦辞征聘至以蹈海自誓不得已一至京师，仍以白衣乞归，其大节皎然非仅风流翰墨，煊耀一世而已，其书瘦逸通灵不染人间烟火气，所谓君身仙骨者邪，纪寝篇情事历然，绝非假托然，海棠城主授记铁崖十九年后当来受代而铁崖年七十五而终，即纪寝之明年也，临化时撰全归堂记毕，曰九华伯潘君迎我投笔而逝，九华伯与海棠城主明是两人意，铁崖先生受九华伯之请十九年后乃当补海棠城主耳。诗云：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天上人间其为乔木也多矣直可信宿焉，而非究竟地也。欲求究竟地者，尚安取中涂之乐乎哉！大清乾隆五十五年季春之月望后三日彭绍升题 。
跋二：铁崖先生本神仙中人，宜其有此异征，文诗书并皆佳妙至宝也。尺木居士究心竺典以得域为大体。息亦各言其所得而已，非好为翻案也。平齐居士出示展读欣赏爰赘数字。（非以空论求胜于前贤也）同治丙寅夏五钱唐许乃钊识于维杨寓垒。
跋三：有九一代书承自鲜于伯机外，大抵皆在赵松雪范围中，惟铁崖自出机杼别开生面。余所见其墨迹颇多，而最爱者补书张南轩城南诗，如天花散女，真不食人间烟火者。此卷兼书章草尤为古雅，惜匆匆阅数过，未过日日焚香展拜也。光绪丁未三月宜都杨守敬。
此卷系明代项元汴的旧藏，后至清代先后经年羹尧、陆恭收藏。卷首还有王文治“杨铁崖先生梦游海棠城记”题字，并审定为真迹。民国时为鉴藏家汪士元所有。
从天津博物馆馆藏杨维桢《梦游海棠城诗卷》看其晚年书法风格，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①延续“尚古”书风，复兴章草。杨维桢在元代“以古溯源”的复古发展下，继续延伸对于魏晋“二王”书风的理解，进一步挖掘其内在张力，因势导形。此卷作为杨维桢晚年的代表之作，对章草的驾驭能力已十分醇熟，因此以章草入行，取其“狡兔暴骇”之势，以复古笔法、笔势出新。正如明代王彝云：“其狡狯变化，发诸胸中，则千奇万诡，动成文章。”[1]他曾自评：“惟好古为圣贤之学，愈好愈高。而人于圣贤之域。”[2]从这段话中亦不难看到杨维桢对复古追求并非止步于技法，而是借由魏晋、秦汉遗风来探求圣贤之学，最终达至圣贤之域。而选择章草表现则是力图改变南宋以来的僵化、甜俗媚态的审美趋势，这在后世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反叛怪异的书风，然究其根本原因，还源自于“宋尚意”书风发展的偏执性和杨维桢本身求变突破的欲求。
②率意天真，尽显性情。这一时期是杨维桢的隐居时期，他亦放弃自己的用仕之志，“晚年益旷达，筑玄圃蓬台于松江之上，无日无宾，亦无日不沉醉。当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座客或翩足迁起舞，顾盼生姿，俨然有晋人高风”[3]。这是他一生中最逍遥的阶段，亦是尽情纵性而书，他认为“晚唐律之弊极：宋人或本事实，或本道学、禅唱，而情性盖远矣”[4]。杨维桢对于作诗的抒情观正如同其书法的达意观，其书作也展现出率意天真之气，然而这种变化也寓于法度之中，寓天真于情理之内。这种极致审美意趣的彰显也蕴含着精致的笔墨和严密的法度，如若不能对杨维桢尺度的把握进行深刻的理解，则容易流于野性、狂放。
③胸怀抱负，壮志未酬。杨维桢书写此卷时正值明定国号洪武的第二年，而杨维桢对于朝代更替仿佛并无愤世之心，他在《送松江同知李侯朝京序》中云：“有明受天新命，开基金陵，百辟效职，百将效忠，实君臣千载一时之会。”[5]他对于新朝持肯定态度，对于新政保持积极的愿景，无奈老矣。从其晚年书作可见杨维桢到生命尽头依然胸怀天下，其在《论医帖》中写到：“医亦有英君之道乎？余曰：上医医国。”无奈其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此卷《梦游海棠城诗卷》是其晚年最后一幅作品，书后转年即仙逝，他一生的无奈和风采在其临终之时透过这篇绮丽梦境和率意书风得以永存。
参考文献
[1]（元）王彝.王徵士集（卷二）：聚英图序[M].清康熙三十九年嘉定陸廷燦刻本.
[2]（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五）：好古斋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3]（明）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十）[M].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1929.
[4]李修生.全元文（四十二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5]杨维桢.东维子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