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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南海》自本刊去年第8期起连载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有读者来信说，此文以作者的亲历，再现了风云激荡的已往岁月。文章反映的，虽然只是作者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的几个片断，但这些“历史镜头”弥足珍贵，让人回味，从中感悟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澎湃，感悟春回中华大地的真释。此文的发表，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对有的章节进行转载。本刊采编人员对作者、读者和有关媒体的厚爱深表感谢。本期推出续篇——我被评上“先进”、探亲写见闻和三十四封家书，暂作连载“尾声”。目前，作者仍在秉笔“回忆”，媒体或出版部门倘有意转载、出版，可与本刊联系。从下期起，连载管新生的《当一回总裁，感觉如何？》敬希读者垂注。
——编者
我被评上“先进”
当选中直机关党代会代表
1980年初，是我走进中南海一年零四个月的时候，我被推选为出席中直机关党代会的代表，研究室的另外三位代表是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丁树奇和研究室室务委员郝盛琦。也就是说，“群众代表”就我一人。
我从地方基层一下调到中央机关，犹如浅水沟里的一条小鱼游进大海，感到一切都很陌生，一切又都很新鲜。面对全新的环境，我行事谨慎，学习努力，工作勤奋，加上为人厚道，在同事中留下了较好印象。这也许是选我为代表的原因吧！
1979年，中央批准恢复中直机关党委，我赶上了“文革”后的第一次中直机关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由时任中办主任的姚依林同志主持，主题是学习贯彻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讲话。会上，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我们研究室的四位代表做了一个书面发言（由于我不了解情况，未参与起草，但署名）。发言中，对当时中南海内正在大兴土木的事（即关于“五一九”工程）作了批评：“中南海在建国以后，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地，除盖了几座普通的楼房外，几乎都是使用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旧屋。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但不让给他们盖新房，连旧屋也是不让装修的。他们每天工作十几小时，而饮食起居同普通干部差不多。我们现在看到某某某同志为自己盖的特别高级的住宅，为自己所管的部分单位和干部盖的造价很高的办公楼、礼堂和宿舍，就深切地感觉到，他搞的一套，与毛主席、周总理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优良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这些新盖的“特别高级的住宅”，没有按原计划提供给个人使用，而是用作中央集体办公房。这件事让我第一次闻到中央机关党内批评的火药味，如果有人犯了错，不管党内地位有多高，批评不讲情面。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力量之所在。
做飞机发动机上的一颗螺丝钉
1981年10月，我以研究室选出的党代表身份，又一次参加中直机关临时党委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胡耀邦同志关于“中央机关（也叫首脑机关）必须做全国表率”的讲话精神，号召中直系统全体同志积极开展争做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双先”活动。耀邦同志生动、形象地说，头脑不起作用，上肢、下肢、身子怎么行动？接着，他严肃指出了当时中央机关存在的“消极面、阴暗面”等种种不良表现。
耀邦同志的讲话，在中直机关引起强烈震撼。会后，我并没有因为要争先进而格外表现自己，我只是一如既往地、脚踏实地地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只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做“飞机发动机”上一颗合格的螺丝钉。我始终难忘这样一段话：“我们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员，当然只是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但是，这是要害部门的螺丝钉。如同一架飞机，有许多螺丝钉，我们是发动机上的螺丝钉……我们所处的地位，要求我们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在是否执行党的决议这个问题上，是不允许有自由的，决不能合意就执行，不合意就不执行，或者只执行一部分。这个要求，如同一架飞机上任何一个螺丝钉，特别是要害部位的螺丝钉，不能丝毫移动位置一样，而必须牢牢地坚守在它的位置上。自由移动位置，自行其是，就是离开党的领导，就是违反党的纪律。”这是我接受“入门教育”时记下的话，它成了我的行为规范。近三十年过去了，“做飞机发动机上的一颗螺丝钉”，依然清晰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奖金是一支金笔一本词典
一年后，中直机关开展评选“做表率”、“双先”活动，我被推荐为研究室“先进工作者”之一。1983年4月，我以“中直机关1982年度先进工作者”的身份，出席中直机关表彰先进大会，听取了冯文彬同志关于“在开创中直机关工作新局面中争做表率”的报告。报告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作了极高评价：“你们认真贯彻耀邦同志提出的‘中央机关必须做全国表率’的要求……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勤奋学习，钻研业务，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你们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爱戴和表扬，这是你们的光荣！”“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光荣战士……我们中直机关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就是这样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听了这样的话，我自觉有点汗颜。
想起我初到中南海时，曾为能否胜任工作而担心，令我欣慰的是，我没有使南汇的领导和同志们丢脸，也没有让“选中”我的同志难堪。我为能无愧地跻身于研究室，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而高兴。这在我后来写的《小草的童话——我的小传》一诗中有所表述：
小草来到神秘的百花园
四周树木葱茏
园内奇葩竞放
群芳飘香
小草虽不起眼
也占有天地一方
它用亮丽的绿色
与百花共缀春光。
“先进工作者”的奖品是一支水管金笔和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笔管上刻着“杨明同志纪念”几个字，词典上盖有“中直机关党委赠”的大红印章。我回上海后，也曾荣获过一些“先进”之类的称号，且伴之以一定的物质奖励。但是，我至今感觉最珍贵的还是那支陪我写下了许多文章的“金笔”和不时可以请教的“老师”——《现代汉语词典》。
探亲写见闻
每次回家都得写“探亲见闻”。这是中南海工作人员的“老规矩”。据说，毛主席的警卫员回家探亲后，不会写见闻的也得“说”见闻。
1979年春节，我回南汇老家探亲，返回机关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探亲见闻”。怎么写？领导说得很清楚：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可写，没有限制，更无禁区，“好话”可写，“坏话”也可写，对党的政策拥护的可以写，对党的政策有意见的也可以写。
当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春节，党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颇得老百姓拥护，如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对右派分子的改正纠错，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摘帽等。这一年，南汇的粮食、棉花、油菜籽产量及生猪饲养量均超历史最高水平，加上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农民收入大幅增长，春节过得喜气洋洋。这些情况，在我的“探亲见闻”中都有充分报道。同时，我还反映了干部群众中思想混乱、认识糊涂等问题，以及对中央政策的建议。如中央对“右派分子”作了摘帽、纠错，但原“内定中右”的却没有说法。这显然是一个疏漏。县里的同志认为，中央要明确，应本着同样的精神予以纠正。又如，由于农村教师待遇太低，县里出现400多位教师要转业的动向。他们说，批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老九”在政治上香了，但在经济上还是老样子，希望中央关心教师待遇。这两条意见有普遍性，引起了中央重视。
第二年春节，我又回家探亲。我有意识地与县委领导、基层干部多接触，看到听到的信息更翔实，更令人鼓舞，回北京后写了一篇《南汇农村散记》。此文先在新华社编印的内刊发表，后发表于1980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当时，广大农村在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生机盎然。干部群众把农村的新气象概括为七个多：田里收收粮棉多，棚里望望禽畜多，小厂（社队工业）算算利润多，分配拿拿钞票多，市场走走品种多，村里看看新房多，屋里听听笑声多。农民最高兴的是，年终分配钞票拿得多。县计委有位副主任告诉我，他的爱人是位年逾半百的农村妇女，一年的收入超过了他这个十八级干部。由于群众手里的钱多了，加上商业部门积极组织货源，农副产品较充裕，市场显得很兴旺。据营业员说，过去农民带孩子上镇，买几块糖也计算计算，现在既买吃的，又买玩的，还买穿的。农村姑娘买被面，不问多少钱一条，挑到花样满意的就买。有位大队党支部书记告诉我，许多社员住宅旁的小水面、小河沟，过去一不养鱼，二不种青，白白荒着。他们大队像这样的空水面就有三百亩。现在，由于有了自主权，采取“集体放养，专人（或几户联合）管理，定额包干，超产归己（或超产奖励）”的办法，从而大大提高了社员利用水面的积极性。
想起在京西宾馆聆听小平同志的讲话：“当前迫切的是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我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印证了小平讲话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力量！
当时，农村老百姓的意见也不少，主要是生产队在种植计划、面积安排上统得太死。县委曾考虑和生产队实行合同制，但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很高，没有松动的余地；而且粮食的收购任务，往往春上定了还要变，搞“秋后算账”。群众对一些干部搞特殊化、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意见很大，希望中央采取切实措施，整顿好党风。
在京期间，我还写了其他一些探亲见闻的文章，如《群众拥护的政策不要轻易变》、《一种新的农业技术——“铺纸种稻法”正濒于夭折的境地》、《南汇县级机关机构设置不断膨胀》等，都以《情况摘报》形式送中央领导参阅。
为什么中央领导对工作人员的探亲见闻特别重视呢？我曾听姚依林同志说：“光看下边报上来的材料不行。因为这些材料往往只讲一面，或者只讲好处，或者只讲问题，所以非得亲自去调查研究不可。”我想，这是经验之谈。现实生活中常有“报喜不报忧”，或者“报忧不报喜”的现象。由于政策、体制的原因，由于某种利益和人为因素的干扰，或者对事物认识上的差异，又经过“妙笔生花”后的上报材料，可能会有很多水分。
上世纪80年代初，河北省受灾，粮食紧缺，中央得知后，动员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河北籍同志回老家探亲，了解灾害实情，询问“口粮”有否保证？结果，反馈的情况并没有向中央报告的那么严重，当研究救灾措施时中央领导心中有了底。
对来自基层的真实信息，包括工作人员的探亲见闻，中央领导总是格外看重。
三十四封家书
入梦尽是故乡人
我在中南海工作5年间，写了34封家书，101页信纸，约3万字。我们机关有规定，不允许用公家的电话给家里打长途、办私事。如果遇上急事，就得步行一刻钟去位于长安街的北京市电信局打电话，或发电报，费用比写信贵得多。
刚到北京，特别想家，想爱人想孩子，想乡下的老母亲，想机关的同事朋友。每次收到家里来信，心里总是十分高兴，不管大事小事，都感到十分亲切。总之，家里的一切常在我的思念之中，真是“平日常想家中事，入梦尽是故乡人”。
我和爱人1961年结婚后，苦苦甜甜，一直生活在一起。当在上海火车站与她挥手作别时，我真的哭了。虽然我们已是进入中年的过来人，没有了年轻人的那种缠缠绵绵和卿卿我我，然而时空的分隔却激活了我们渐渐老去的爱情。我们在相互的通信中变得年轻起来，甚至有重新回到谈情说爱年代的感觉。爱人在信中说：“每次下班，看到家里冷冷清清的就想你，给你写信就会流泪。”我的心情也是这样，只是比她含蓄些。我在给爱人的信中说：“读罢你的来信，心情很不平静，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们从认识、恋爱、结婚以来，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总感到家庭的幸福和美好。现在一下子与你远隔千里，我比以前更爱你，更想你。虽然我常常把这种深沉的感情埋在心底，但在睡梦中常会再现。”我们的这种状况，很像马克思在给燕妮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们的爱情，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有一段时间，爱人身体不好，经常去医院看病，更加重了我对她的思念。一天下午，接到爱人来信，连读两遍，心中忐忑不安。吃罢晚饭，匆匆赶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欢迎斯里兰卡总理大会。回到宿舍已11点多了，想起爱人来信，一股思念之情涌上心头，怎么也不想睡觉，铺开信纸写道：“你身体不好，我是含着眼泪看完你的这段叙述的，心里十分难过，真想飞到你的身边……”笔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像水一样哗哗地流个不停，密密麻麻写了5页纸，直至深夜12点半才搁笔。
家书，让我们重温了过去恩恩爱爱的美好岁月，我们在通信中互相激励，努力做好各自工作。
欲作家书意万重
爱人每次来信，都十分关心我的生活状况，甚至要求我把日常的作息时间也告诉她。为此，我写信时，除了绵绵情意，除了殷殷牵挂，通报生活琐事也成了重要内容。这些记述我生活细节的事，现在看来挺珍贵，如“早上6点3刻前后起身，8点上班办公。”“晚上睡觉较好，不再像在家时那样老服利眠宁，因为这里很安静，没有什么干扰。”“每天要自己用热水瓶上供水站打开水，来回约10分钟，这里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自己打水。”“这两天，吃过晚饭同小邱（现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理论局局长）打羽毛球，因长期不活动，右手有点发疼。”“晚上自己不需要准备点心之类的东西，因为开了夜车食堂是有较丰盛的夜餐的。”“北京已进入大冷天，本月十五、六号下了一场大雪，至今未消，但屋内温暖如春，上身穿一件毛衣已无寒意，外出时再披件大衣即可。”“躺在床上看唐诗，觉得《秋思》很符合我今天的心情。现抄录如下，算是这封信的结束语吧：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上临发又开封。”
家书也有写工作的，但往往是一笔带过，绝对不写不该告诉家人的“内部情况”。如1978年11月5日给爱人的信：“到北京以来，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机关，二三天后又有事要暂离一段时间，估计需个把月。”这“不在机关”或“暂离”机关，指的是去参加中央解决河南问题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5月2日的信中说：“我四月四日离开机关参加一个会议，一直到四月三十日回来。这段时间吃得很好，花钱不多，还看了四十来个内部电影。”这次会议，指十一届四中全会，主要研究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没有三中全会那样激烈的论争，我们搞简报的也比较轻松，故电影看得特别多。
有趣的是，翻阅这些家书时，发现当时物价之低亷简直难以想象。如：“刚才算了一下伙食账，十天来一共只用了5元多点，包括粮食在内，每月伙食费预计16-18元可以了。”“机关里买苹果每斤0.22元，价钱便宜，我先后买过三次，共15斤。”“生梨昨天买了10斤，每斤仅0.15元。”“这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时，买了10斤小红枣，2斤瓜子，一条香烟，4瓶酒，共总只花20多元。”京西宾馆底楼有个小卖部，专供会议代表购买，价钱与社会上差不多，只是有些货较紧俏。当时的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很不发达，许多东西在市场上不易买到。有的轻工产品如自行车、电视机、钢丝床，只有上海能买到，有的产品则北京特有，如包饺子机、膨体开司米毛线等，于是我成了南北物流的媒介和渠道：北京的同志托我买上海货，上海的同志托我买北京物品。在数十封家书中，有不少内容写的是这方面的事。
寻找我真实的记忆
1982年春，我实然发病，进食困难，饭量骤减，体重剧降。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写了一封私函给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帮我找专家诊治，经检查，无器质性病变，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能痛快地吃一顿饭，喝一杯茶，萌生了回家的念头。这年10月17日，我在信上写道：“思想上的苦恼不能减轻病情，只会起反作用……我想，当我回到上海，回到你的身边，在亲情的温暖下，是一定能够逐步恢复正常的。”“今天是元旦，外面不时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但我们研究室里除了值班的两位同志就剩下我一人了。一种寂寞感更增添了我思念亲人的思绪。”“组里好几位同志邀我到他们家过节作客，我都一一谢绝了。今天自己买瓶啤酒弄点羊肉，也算吃得好一点。晚上看电影《城南旧事》……”“相思是苦的，但苦是会转化为甜的——待我回到你身边和你永远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曾经苦过，所以就会更觉甜了。”
爱人对我在北京工作是支持的，但她渴望团圆。她写信说：“从内心说，我希望你能马上回到我身边，但能到中南海工作，机会难得，可以学到地方上学不到的东西，这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当你在参军、在马列主义大学学习。但你一定要兑现自己的诺言，过四五年一定得回来。”
思家、想家、回家，成为我后期家书的主要内容，而身体不好是主要诱因。
写家书，是面对一页页信纸与远隔千里之外的家人说话，与日思夜想的亲人谈心，语言不用思考，文字不用推敲，很随意，又很真实。五年的离情别意，五年的生命历程，都可从34封家书中寻找到我真实的记忆。（连载完）
——编者
我被评上“先进”
当选中直机关党代会代表
1980年初，是我走进中南海一年零四个月的时候，我被推选为出席中直机关党代会的代表，研究室的另外三位代表是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丁树奇和研究室室务委员郝盛琦。也就是说，“群众代表”就我一人。
我从地方基层一下调到中央机关，犹如浅水沟里的一条小鱼游进大海，感到一切都很陌生，一切又都很新鲜。面对全新的环境，我行事谨慎，学习努力，工作勤奋，加上为人厚道，在同事中留下了较好印象。这也许是选我为代表的原因吧！
1979年，中央批准恢复中直机关党委，我赶上了“文革”后的第一次中直机关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由时任中办主任的姚依林同志主持，主题是学习贯彻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讲话。会上，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我们研究室的四位代表做了一个书面发言（由于我不了解情况，未参与起草，但署名）。发言中，对当时中南海内正在大兴土木的事（即关于“五一九”工程）作了批评：“中南海在建国以后，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地，除盖了几座普通的楼房外，几乎都是使用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旧屋。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但不让给他们盖新房，连旧屋也是不让装修的。他们每天工作十几小时，而饮食起居同普通干部差不多。我们现在看到某某某同志为自己盖的特别高级的住宅，为自己所管的部分单位和干部盖的造价很高的办公楼、礼堂和宿舍，就深切地感觉到，他搞的一套，与毛主席、周总理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优良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这些新盖的“特别高级的住宅”，没有按原计划提供给个人使用，而是用作中央集体办公房。这件事让我第一次闻到中央机关党内批评的火药味，如果有人犯了错，不管党内地位有多高，批评不讲情面。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力量之所在。
做飞机发动机上的一颗螺丝钉
1981年10月，我以研究室选出的党代表身份，又一次参加中直机关临时党委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胡耀邦同志关于“中央机关（也叫首脑机关）必须做全国表率”的讲话精神，号召中直系统全体同志积极开展争做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双先”活动。耀邦同志生动、形象地说，头脑不起作用，上肢、下肢、身子怎么行动？接着，他严肃指出了当时中央机关存在的“消极面、阴暗面”等种种不良表现。
耀邦同志的讲话，在中直机关引起强烈震撼。会后，我并没有因为要争先进而格外表现自己，我只是一如既往地、脚踏实地地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只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做“飞机发动机”上一颗合格的螺丝钉。我始终难忘这样一段话：“我们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员，当然只是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但是，这是要害部门的螺丝钉。如同一架飞机，有许多螺丝钉，我们是发动机上的螺丝钉……我们所处的地位，要求我们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在是否执行党的决议这个问题上，是不允许有自由的，决不能合意就执行，不合意就不执行，或者只执行一部分。这个要求，如同一架飞机上任何一个螺丝钉，特别是要害部位的螺丝钉，不能丝毫移动位置一样，而必须牢牢地坚守在它的位置上。自由移动位置，自行其是，就是离开党的领导，就是违反党的纪律。”这是我接受“入门教育”时记下的话，它成了我的行为规范。近三十年过去了，“做飞机发动机上的一颗螺丝钉”，依然清晰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奖金是一支金笔一本词典
一年后，中直机关开展评选“做表率”、“双先”活动，我被推荐为研究室“先进工作者”之一。1983年4月，我以“中直机关1982年度先进工作者”的身份，出席中直机关表彰先进大会，听取了冯文彬同志关于“在开创中直机关工作新局面中争做表率”的报告。报告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作了极高评价：“你们认真贯彻耀邦同志提出的‘中央机关必须做全国表率’的要求……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勤奋学习，钻研业务，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你们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爱戴和表扬，这是你们的光荣！”“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光荣战士……我们中直机关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就是这样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听了这样的话，我自觉有点汗颜。
想起我初到中南海时，曾为能否胜任工作而担心，令我欣慰的是，我没有使南汇的领导和同志们丢脸，也没有让“选中”我的同志难堪。我为能无愧地跻身于研究室，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而高兴。这在我后来写的《小草的童话——我的小传》一诗中有所表述：
小草来到神秘的百花园
四周树木葱茏
园内奇葩竞放
群芳飘香
小草虽不起眼
也占有天地一方
它用亮丽的绿色
与百花共缀春光。
“先进工作者”的奖品是一支水管金笔和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笔管上刻着“杨明同志纪念”几个字，词典上盖有“中直机关党委赠”的大红印章。我回上海后，也曾荣获过一些“先进”之类的称号，且伴之以一定的物质奖励。但是，我至今感觉最珍贵的还是那支陪我写下了许多文章的“金笔”和不时可以请教的“老师”——《现代汉语词典》。
探亲写见闻
每次回家都得写“探亲见闻”。这是中南海工作人员的“老规矩”。据说，毛主席的警卫员回家探亲后，不会写见闻的也得“说”见闻。
1979年春节，我回南汇老家探亲，返回机关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探亲见闻”。怎么写？领导说得很清楚：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可写，没有限制，更无禁区，“好话”可写，“坏话”也可写，对党的政策拥护的可以写，对党的政策有意见的也可以写。
当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春节，党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颇得老百姓拥护，如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对右派分子的改正纠错，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摘帽等。这一年，南汇的粮食、棉花、油菜籽产量及生猪饲养量均超历史最高水平，加上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农民收入大幅增长，春节过得喜气洋洋。这些情况，在我的“探亲见闻”中都有充分报道。同时，我还反映了干部群众中思想混乱、认识糊涂等问题，以及对中央政策的建议。如中央对“右派分子”作了摘帽、纠错，但原“内定中右”的却没有说法。这显然是一个疏漏。县里的同志认为，中央要明确，应本着同样的精神予以纠正。又如，由于农村教师待遇太低，县里出现400多位教师要转业的动向。他们说，批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老九”在政治上香了，但在经济上还是老样子，希望中央关心教师待遇。这两条意见有普遍性，引起了中央重视。
第二年春节，我又回家探亲。我有意识地与县委领导、基层干部多接触，看到听到的信息更翔实，更令人鼓舞，回北京后写了一篇《南汇农村散记》。此文先在新华社编印的内刊发表，后发表于1980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当时，广大农村在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生机盎然。干部群众把农村的新气象概括为七个多：田里收收粮棉多，棚里望望禽畜多，小厂（社队工业）算算利润多，分配拿拿钞票多，市场走走品种多，村里看看新房多，屋里听听笑声多。农民最高兴的是，年终分配钞票拿得多。县计委有位副主任告诉我，他的爱人是位年逾半百的农村妇女，一年的收入超过了他这个十八级干部。由于群众手里的钱多了，加上商业部门积极组织货源，农副产品较充裕，市场显得很兴旺。据营业员说，过去农民带孩子上镇，买几块糖也计算计算，现在既买吃的，又买玩的，还买穿的。农村姑娘买被面，不问多少钱一条，挑到花样满意的就买。有位大队党支部书记告诉我，许多社员住宅旁的小水面、小河沟，过去一不养鱼，二不种青，白白荒着。他们大队像这样的空水面就有三百亩。现在，由于有了自主权，采取“集体放养，专人（或几户联合）管理，定额包干，超产归己（或超产奖励）”的办法，从而大大提高了社员利用水面的积极性。
想起在京西宾馆聆听小平同志的讲话：“当前迫切的是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我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印证了小平讲话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力量！
当时，农村老百姓的意见也不少，主要是生产队在种植计划、面积安排上统得太死。县委曾考虑和生产队实行合同制，但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很高，没有松动的余地；而且粮食的收购任务，往往春上定了还要变，搞“秋后算账”。群众对一些干部搞特殊化、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意见很大，希望中央采取切实措施，整顿好党风。
在京期间，我还写了其他一些探亲见闻的文章，如《群众拥护的政策不要轻易变》、《一种新的农业技术——“铺纸种稻法”正濒于夭折的境地》、《南汇县级机关机构设置不断膨胀》等，都以《情况摘报》形式送中央领导参阅。
为什么中央领导对工作人员的探亲见闻特别重视呢？我曾听姚依林同志说：“光看下边报上来的材料不行。因为这些材料往往只讲一面，或者只讲好处，或者只讲问题，所以非得亲自去调查研究不可。”我想，这是经验之谈。现实生活中常有“报喜不报忧”，或者“报忧不报喜”的现象。由于政策、体制的原因，由于某种利益和人为因素的干扰，或者对事物认识上的差异，又经过“妙笔生花”后的上报材料，可能会有很多水分。
上世纪80年代初，河北省受灾，粮食紧缺，中央得知后，动员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河北籍同志回老家探亲，了解灾害实情，询问“口粮”有否保证？结果，反馈的情况并没有向中央报告的那么严重，当研究救灾措施时中央领导心中有了底。
对来自基层的真实信息，包括工作人员的探亲见闻，中央领导总是格外看重。
三十四封家书
入梦尽是故乡人
我在中南海工作5年间，写了34封家书，101页信纸，约3万字。我们机关有规定，不允许用公家的电话给家里打长途、办私事。如果遇上急事，就得步行一刻钟去位于长安街的北京市电信局打电话，或发电报，费用比写信贵得多。
刚到北京，特别想家，想爱人想孩子，想乡下的老母亲，想机关的同事朋友。每次收到家里来信，心里总是十分高兴，不管大事小事，都感到十分亲切。总之，家里的一切常在我的思念之中，真是“平日常想家中事，入梦尽是故乡人”。
我和爱人1961年结婚后，苦苦甜甜，一直生活在一起。当在上海火车站与她挥手作别时，我真的哭了。虽然我们已是进入中年的过来人，没有了年轻人的那种缠缠绵绵和卿卿我我，然而时空的分隔却激活了我们渐渐老去的爱情。我们在相互的通信中变得年轻起来，甚至有重新回到谈情说爱年代的感觉。爱人在信中说：“每次下班，看到家里冷冷清清的就想你，给你写信就会流泪。”我的心情也是这样，只是比她含蓄些。我在给爱人的信中说：“读罢你的来信，心情很不平静，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们从认识、恋爱、结婚以来，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总感到家庭的幸福和美好。现在一下子与你远隔千里，我比以前更爱你，更想你。虽然我常常把这种深沉的感情埋在心底，但在睡梦中常会再现。”我们的这种状况，很像马克思在给燕妮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们的爱情，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有一段时间，爱人身体不好，经常去医院看病，更加重了我对她的思念。一天下午，接到爱人来信，连读两遍，心中忐忑不安。吃罢晚饭，匆匆赶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欢迎斯里兰卡总理大会。回到宿舍已11点多了，想起爱人来信，一股思念之情涌上心头，怎么也不想睡觉，铺开信纸写道：“你身体不好，我是含着眼泪看完你的这段叙述的，心里十分难过，真想飞到你的身边……”笔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像水一样哗哗地流个不停，密密麻麻写了5页纸，直至深夜12点半才搁笔。
家书，让我们重温了过去恩恩爱爱的美好岁月，我们在通信中互相激励，努力做好各自工作。
欲作家书意万重
爱人每次来信，都十分关心我的生活状况，甚至要求我把日常的作息时间也告诉她。为此，我写信时，除了绵绵情意，除了殷殷牵挂，通报生活琐事也成了重要内容。这些记述我生活细节的事，现在看来挺珍贵，如“早上6点3刻前后起身，8点上班办公。”“晚上睡觉较好，不再像在家时那样老服利眠宁，因为这里很安静，没有什么干扰。”“每天要自己用热水瓶上供水站打开水，来回约10分钟，这里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自己打水。”“这两天，吃过晚饭同小邱（现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理论局局长）打羽毛球，因长期不活动，右手有点发疼。”“晚上自己不需要准备点心之类的东西，因为开了夜车食堂是有较丰盛的夜餐的。”“北京已进入大冷天，本月十五、六号下了一场大雪，至今未消，但屋内温暖如春，上身穿一件毛衣已无寒意，外出时再披件大衣即可。”“躺在床上看唐诗，觉得《秋思》很符合我今天的心情。现抄录如下，算是这封信的结束语吧：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上临发又开封。”
家书也有写工作的，但往往是一笔带过，绝对不写不该告诉家人的“内部情况”。如1978年11月5日给爱人的信：“到北京以来，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机关，二三天后又有事要暂离一段时间，估计需个把月。”这“不在机关”或“暂离”机关，指的是去参加中央解决河南问题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5月2日的信中说：“我四月四日离开机关参加一个会议，一直到四月三十日回来。这段时间吃得很好，花钱不多，还看了四十来个内部电影。”这次会议，指十一届四中全会，主要研究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没有三中全会那样激烈的论争，我们搞简报的也比较轻松，故电影看得特别多。
有趣的是，翻阅这些家书时，发现当时物价之低亷简直难以想象。如：“刚才算了一下伙食账，十天来一共只用了5元多点，包括粮食在内，每月伙食费预计16-18元可以了。”“机关里买苹果每斤0.22元，价钱便宜，我先后买过三次，共15斤。”“生梨昨天买了10斤，每斤仅0.15元。”“这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时，买了10斤小红枣，2斤瓜子，一条香烟，4瓶酒，共总只花20多元。”京西宾馆底楼有个小卖部，专供会议代表购买，价钱与社会上差不多，只是有些货较紧俏。当时的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很不发达，许多东西在市场上不易买到。有的轻工产品如自行车、电视机、钢丝床，只有上海能买到，有的产品则北京特有，如包饺子机、膨体开司米毛线等，于是我成了南北物流的媒介和渠道：北京的同志托我买上海货，上海的同志托我买北京物品。在数十封家书中，有不少内容写的是这方面的事。
寻找我真实的记忆
1982年春，我实然发病，进食困难，饭量骤减，体重剧降。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写了一封私函给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帮我找专家诊治，经检查，无器质性病变，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能痛快地吃一顿饭，喝一杯茶，萌生了回家的念头。这年10月17日，我在信上写道：“思想上的苦恼不能减轻病情，只会起反作用……我想，当我回到上海，回到你的身边，在亲情的温暖下，是一定能够逐步恢复正常的。”“今天是元旦，外面不时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但我们研究室里除了值班的两位同志就剩下我一人了。一种寂寞感更增添了我思念亲人的思绪。”“组里好几位同志邀我到他们家过节作客，我都一一谢绝了。今天自己买瓶啤酒弄点羊肉，也算吃得好一点。晚上看电影《城南旧事》……”“相思是苦的，但苦是会转化为甜的——待我回到你身边和你永远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曾经苦过，所以就会更觉甜了。”
爱人对我在北京工作是支持的，但她渴望团圆。她写信说：“从内心说，我希望你能马上回到我身边，但能到中南海工作，机会难得，可以学到地方上学不到的东西，这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当你在参军、在马列主义大学学习。但你一定要兑现自己的诺言，过四五年一定得回来。”
思家、想家、回家，成为我后期家书的主要内容，而身体不好是主要诱因。
写家书，是面对一页页信纸与远隔千里之外的家人说话，与日思夜想的亲人谈心，语言不用思考，文字不用推敲，很随意，又很真实。五年的离情别意，五年的生命历程，都可从34封家书中寻找到我真实的记忆。（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