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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勇，研究员，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助理、药用植物亲缘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际传统药物学会执委会委员，《中国中药杂志》、《中国现代中药》杂志编委；2005年获香港浸会大学中药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药资源、保健食品研发及中药信息学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获部级科研成果奖2项，主编或主要参与编写《苦丁茶研究与开发》、《绿药觅踪》、《中药保健食品的研制与开发》、《当代药用植物典》、《常用中药及植物药活性成分手册（英文版）》等专著。
从古老的《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学就在华夏大地上开始了长达几千年的文明之旅，是中华国粹和文化瑰宝。中医“家谱”上，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依然是人们在提到中医时，口中津津乐道的大明星；望、闻、问、切的四诊法、名闻天下的麻醉术、堪称中医药百科全书的《本草纲目》，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在展示着中医药博大精深的无穷魅力。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了弘扬中医药、发展中医药、保护中医药的队伍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药用植物亲缘学研究中心主任彭勇就是其中之一。
为宁夏枸杞正名
自1986年从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毕业至今，彭勇已在药用植物研究所跟随我国著名药用植物学家肖培根院士工作了25年之久，受肖院士的影响，彭勇在中医药研究上兢兢业业、执着专注、一丝不苟。
2001年8月，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枸杞专题国际会议—枸杞及抗衰老中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夏银川召开，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传统药物学家带着好奇和质疑参加了此次盛会，而这个“质疑”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据悉，宁夏枸杞（Lycium barbarum）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应用历史，是中国最具特色的药食两用中药之一，出口欧美、亚洲等多个地区。然而，1989年印度学者Harsh教授在Current 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却将宁夏枸杞推向了尴尬境地。这篇文章说：宁夏枸杞的根、茎、叶各部位和它的组培产物均含有托品类生物碱—阿托品，并建议将宁夏枸杞作为提取托品类生物碱的新资源。熟悉阿托品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有毒的生物碱，中毒剂量一般为5～10mg，过量使用会威胁生命安全。该文章一发表，就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世界植物学和传统药物学界，宁夏枸杞的安全性受到了极大质疑，出口也受到了重创。
枸杞子在我国已经应用了2000多年之久，且在大量的临床应用中从未发现托品类生物碱毒副作用的报道。为此，肖培根院士对宁夏枸杞存在安全隐患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在他的建议下，彭勇将“中国枸杞属植物的生药学研究”作为了博士论文课题，决心要弄清印度学者的说法是否科学属实，得出符合事实的研究成果，以正视听。
2001年9月，彭勇带着这份求实的信念来到了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在赵中振教授和肖院士的联合指导下，开始了研究工作。他用两年多时间几乎跑遍了我国枸杞属植物的产地，摸清了国产枸杞属植物的资源情况。在查阅有关枸杞的国内外文献和枸杞植物标本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标本馆馆藏的一份我国植物学老前辈刘慎谔教授1932年采自印度西部地区的欧枸杞（Lycium europaeum）标本引起了彭勇的注意，他将该标本的照片带回了香港，并多次致信Harsh教授，希望他提供产于印度的宁夏枸杞样品却无果。经多方打听方知Harsh教授已经过世，彭勇的研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就在彭勇为收集产于印度的宁夏枸杞样品一筹莫展时，一份印度加尔各答大学(Calcutta University)植物分类学家Sauris Panda博士带来的枸杞标本和果实样品让彭勇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通过对比和分析这些所谓的产于印度的宁夏枸杞，彭勇发现无论是外形还是果实大小都与中国的宁夏枸杞有很大出入，他开始怀疑这些产于印度的宁夏枸杞很可能就是欧枸杞。
2004年6月，彭勇专门前往英国邱园的植物标本馆查阅了产于印度的枸杞属植物标本和欧枸杞的模式标本，同时还在邱园的药用植物园区看到了引种栽培的欧枸杞，这让彭勇更加确信印度学者Harsh教授所说的宁夏枸杞就是欧枸杞，而非我国的宁夏枸杞。“我们课题组对国产的7种3变种枸杞属植物进行了阿托品含量测定，证实中国产的宁夏枸杞和同属其他种类果实中阿托品的含量是痕量的，远低于中毒剂量，宁夏枸杞完全可安全食用或药用。”彭勇说。此后，在多次国际相关会议上，彭勇就相关研究情况向国际同行作了介绍，澄清了长期流传的错误论断，洗刷了印度学者强加在我国宁夏枸杞身上的“冤情”。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赞许，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生药研究所所长Bauer教授在参观他的实验室时对他说：“你的研究结果使我心头这块对中国宁夏枸杞安全性担忧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寻路中医药传承
随着中医药国际化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有人担心中医药一旦实现国际化，也就意味着中医将在国内失传，不少国人不免对中医药的发展和传承前景堪忧。
彭勇认为，中医药国际化和现代化非但不会阻碍其发展，反而会给中医药的发展打开全新的篇章，而一切有关中医灭亡的说法都是庸人自扰。他说：“中医药的研究是不断认识、不断探索、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项5年或者10年就能完成的事情，所以还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寻找中医药的良性发展之路。”
中医药应该如何实现国际化、现代化？中医药发展的良性道路在哪里？彭勇认为，中国民乐的发展或许能给中医药一些启发，“中国民乐在保留自身传统、精髓的同时，适时地融入现代元素，不仅成功赢得国外市场，同时也突破了限制其发展的瓶颈。那么，中医药要想实现现代化是否可以借鉴‘女子十二乐坊’、云南丽江的‘纳西古乐会’等民乐在发展过程中有价值的经验呢？”彭勇说。
另一方面，中医药想要进军国际，首先得获得国际的认同。彭勇说：“我们可以参考肯德基（KFC）的发展模式。肯德基在保留其传统精华的同时，又充分结合当地饮食习俗和特色，不断研发新产品，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可，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国中医药发展借鉴的经验。”
彭勇认为，中医药有很大魅力和优势，在英国，中国人曾用中医药治好了西医束手无策的小儿湿疹，让西方人见识了中医药的神奇。如今西方掀起一股学习中医的热潮，众多国际知名企业纷纷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希望将中医技术引入。由此可以预见，中医药国际化将会使中医药登上世界传统医学舞台之巅，为中医药的发展开拓全新的局面。
面对国人担心中医失传等问题，彭勇道出了他的心声：“国际化只会更加凸显中医药的优势，对中医药发展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相信，中医药能够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屹立几千年不倒，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而当下，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运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研究中医药、诠释中医药，让中医药深奥的理论更加通俗易懂，运用创新的理念和模式去发展中医药、弘扬中医药、传播中医药。坚信中医药这一国粹既为五千年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后也必将会更好地造福人类！”
从古老的《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学就在华夏大地上开始了长达几千年的文明之旅，是中华国粹和文化瑰宝。中医“家谱”上，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依然是人们在提到中医时，口中津津乐道的大明星；望、闻、问、切的四诊法、名闻天下的麻醉术、堪称中医药百科全书的《本草纲目》，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在展示着中医药博大精深的无穷魅力。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了弘扬中医药、发展中医药、保护中医药的队伍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药用植物亲缘学研究中心主任彭勇就是其中之一。
为宁夏枸杞正名
自1986年从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毕业至今，彭勇已在药用植物研究所跟随我国著名药用植物学家肖培根院士工作了25年之久，受肖院士的影响，彭勇在中医药研究上兢兢业业、执着专注、一丝不苟。
2001年8月，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枸杞专题国际会议—枸杞及抗衰老中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夏银川召开，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传统药物学家带着好奇和质疑参加了此次盛会，而这个“质疑”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据悉，宁夏枸杞（Lycium barbarum）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应用历史，是中国最具特色的药食两用中药之一，出口欧美、亚洲等多个地区。然而，1989年印度学者Harsh教授在Current 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却将宁夏枸杞推向了尴尬境地。这篇文章说：宁夏枸杞的根、茎、叶各部位和它的组培产物均含有托品类生物碱—阿托品，并建议将宁夏枸杞作为提取托品类生物碱的新资源。熟悉阿托品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有毒的生物碱，中毒剂量一般为5～10mg，过量使用会威胁生命安全。该文章一发表，就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世界植物学和传统药物学界，宁夏枸杞的安全性受到了极大质疑，出口也受到了重创。
枸杞子在我国已经应用了2000多年之久，且在大量的临床应用中从未发现托品类生物碱毒副作用的报道。为此，肖培根院士对宁夏枸杞存在安全隐患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在他的建议下，彭勇将“中国枸杞属植物的生药学研究”作为了博士论文课题，决心要弄清印度学者的说法是否科学属实，得出符合事实的研究成果，以正视听。
2001年9月，彭勇带着这份求实的信念来到了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在赵中振教授和肖院士的联合指导下，开始了研究工作。他用两年多时间几乎跑遍了我国枸杞属植物的产地，摸清了国产枸杞属植物的资源情况。在查阅有关枸杞的国内外文献和枸杞植物标本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标本馆馆藏的一份我国植物学老前辈刘慎谔教授1932年采自印度西部地区的欧枸杞（Lycium europaeum）标本引起了彭勇的注意，他将该标本的照片带回了香港，并多次致信Harsh教授，希望他提供产于印度的宁夏枸杞样品却无果。经多方打听方知Harsh教授已经过世，彭勇的研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就在彭勇为收集产于印度的宁夏枸杞样品一筹莫展时，一份印度加尔各答大学(Calcutta University)植物分类学家Sauris Panda博士带来的枸杞标本和果实样品让彭勇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通过对比和分析这些所谓的产于印度的宁夏枸杞，彭勇发现无论是外形还是果实大小都与中国的宁夏枸杞有很大出入，他开始怀疑这些产于印度的宁夏枸杞很可能就是欧枸杞。
2004年6月，彭勇专门前往英国邱园的植物标本馆查阅了产于印度的枸杞属植物标本和欧枸杞的模式标本，同时还在邱园的药用植物园区看到了引种栽培的欧枸杞，这让彭勇更加确信印度学者Harsh教授所说的宁夏枸杞就是欧枸杞，而非我国的宁夏枸杞。“我们课题组对国产的7种3变种枸杞属植物进行了阿托品含量测定，证实中国产的宁夏枸杞和同属其他种类果实中阿托品的含量是痕量的，远低于中毒剂量，宁夏枸杞完全可安全食用或药用。”彭勇说。此后，在多次国际相关会议上，彭勇就相关研究情况向国际同行作了介绍，澄清了长期流传的错误论断，洗刷了印度学者强加在我国宁夏枸杞身上的“冤情”。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赞许，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生药研究所所长Bauer教授在参观他的实验室时对他说：“你的研究结果使我心头这块对中国宁夏枸杞安全性担忧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寻路中医药传承
随着中医药国际化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有人担心中医药一旦实现国际化，也就意味着中医将在国内失传，不少国人不免对中医药的发展和传承前景堪忧。
彭勇认为，中医药国际化和现代化非但不会阻碍其发展，反而会给中医药的发展打开全新的篇章，而一切有关中医灭亡的说法都是庸人自扰。他说：“中医药的研究是不断认识、不断探索、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项5年或者10年就能完成的事情，所以还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寻找中医药的良性发展之路。”
中医药应该如何实现国际化、现代化？中医药发展的良性道路在哪里？彭勇认为，中国民乐的发展或许能给中医药一些启发，“中国民乐在保留自身传统、精髓的同时，适时地融入现代元素，不仅成功赢得国外市场，同时也突破了限制其发展的瓶颈。那么，中医药要想实现现代化是否可以借鉴‘女子十二乐坊’、云南丽江的‘纳西古乐会’等民乐在发展过程中有价值的经验呢？”彭勇说。
另一方面，中医药想要进军国际，首先得获得国际的认同。彭勇说：“我们可以参考肯德基（KFC）的发展模式。肯德基在保留其传统精华的同时，又充分结合当地饮食习俗和特色，不断研发新产品，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可，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国中医药发展借鉴的经验。”
彭勇认为，中医药有很大魅力和优势，在英国，中国人曾用中医药治好了西医束手无策的小儿湿疹，让西方人见识了中医药的神奇。如今西方掀起一股学习中医的热潮，众多国际知名企业纷纷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希望将中医技术引入。由此可以预见，中医药国际化将会使中医药登上世界传统医学舞台之巅，为中医药的发展开拓全新的局面。
面对国人担心中医失传等问题，彭勇道出了他的心声：“国际化只会更加凸显中医药的优势，对中医药发展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相信，中医药能够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屹立几千年不倒，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而当下，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运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研究中医药、诠释中医药，让中医药深奥的理论更加通俗易懂，运用创新的理念和模式去发展中医药、弘扬中医药、传播中医药。坚信中医药这一国粹既为五千年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后也必将会更好地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