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境内资本相对过剩而驱使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冲动中，国有企业尤其央企成为了中国“走出去”境外投资的主力军。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基于规模扩张冲动而驱使的境外投资，使各种投资一开始就植入了风险的基因。这些风险的积聚及爆发不仅导致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巨大亏损，而且也使得境外国有资产管理陷入困境。
人民币外升内贬促国企境外投资
人民币对外升值与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同步推进，尤其是人民币对内贬值幅度大于人民币的对外升值，不仅刺激了中国人境外购物的欲望，而且也刺激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冲动。
人民币对内贬值尤其持续贬值，主要缘于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及过大。货币供应量的过快过大，不仅降低了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而且降低了人民币在国内的投资回报率。境内资本的急剧增加及投资回报率的相对较低，导致了境内资本的相对过剩，进而迫使境内资本不得不向境外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刺激并放大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冲动。
与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追求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相比，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更看重规模扩张。过去的5年－10年，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逐年增长，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由于国资管理部门对企业的考核名义上强调“大而强”，实际上更注重“高增长”，因此，在多种因素的助推下，国有企业尤其央企正在全力并全面推进境外投资。据国资委统计，截至2010年底，央企境外资产总额超过了4万亿美元，投资项目主要涉及能源资源、工程建设，分布地区也扩大至全球大多数国家。
境外投资高增长令风险放大
国企尤其央企基于规模扩张冲动而驱使的境外投资，一开始就植入了风险的基因。由于缺乏风险意识及境外投资前的风险评价程序，使国企尤其央企境外投资面临着多种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投资东道国的政局动荡与社会动荡风险、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国有企业市场化竞争能力不强而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运营风险及国有企业之间相互打压及融资渠道单一而加剧的财务风险等。这些风险的积聚及爆发不仅导致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巨大亏损，而且也使得境外国有资产管理陷入困境。
其一，国企境外投资集中于亚非等某些国家或地区，必然承受其政治社会动荡风险。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不断增长的境外投资正使其扮演跨国公司的角色。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从事境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尤其央企，跨国投资起步晚且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较弱，从而决定了进入发达国家投资的难度很大。
因此，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经常选择与中国地缘较近且外交关系较好的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亚非等地区尤其是中东、西亚、非洲等地区。
然而，这些地区相比于北美、欧洲等地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存在国内经济发展落后、政府官员贪腐严重、国内居民收入悬殊、难民数量较大等问题，使其潜伏着政治社会动荡的风险。国企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集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旦投资所在地发生政治社会动荡，往往会导致国企境外投资损失巨大。
其二，国企投资的境外企业管理不适，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不易化解。
长期依赖行政力量及适应国内环境的国有企业，形成了既定的管理思维及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思维及管理模式在国企境外投资的东道国，往往面临一个“不适应”与一个“跟不上”。
一个“不适应”是指不适应东道国雇员不断要求加薪及改善待遇的要求，从而导致与工会的冲突，使国企境外投资不断遭受雇员罢工而带来的损失；一个“跟不上”，是指对东道国宗教习俗了解及尊重的跟不上，从而导致与境外投资所在地的居民形成冲突，使国企境外投资要额外支付巨大成本。
在国企境外投资没有学会“管理国际化”，以及因地而异的“管理本土化”之前，因管理不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就不会化解。
其三，国企境外投资过度依赖行政力量，面临多种市场风险。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属于跨国竞争，更强调企业自主参与国际竞争。但是，在国内习惯了政府支持的国企，在境外投资上往往也搭政府“便车”。
从商务部统计结果看，国企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项目除政府牵线搭桥以外，就是中国政府在非洲等地出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进行的经济援助，完全由国企自主寻找及选择的投资项目很少。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依赖行政力量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容易通过审批且前期投入较少，但是却加大了投资风险。这种国企境外投资的模式，反映的是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意识弱的现状。当然，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在境外投资上搭政府“便车”，往往是为了把风险转嫁给政府或让政府承担风险。
其四，国企境外投资集中某些领域及种类单一，潜伏着巨大运营风险。
相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供国有企业选择的境外投资项目相对较少。在某种意义上，投资领域或项目的单一往往会导致投资风险级次的递增。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风险。一些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往往将巨额资金投入单个项目中如资源类项目、工程类项目和劳务输出类项目，从而使运营风险更加集中。
此外，在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的前期调研过少，许多企业过度依赖对国内市场的判断和以往国内投资经验进行境外投资，从而使其无法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国有企业这种孤注一掷的境外投资行为，加上没有充分准备的投资决策，决定了其境外投资项目一旦出现风险，往往损失严重。
其五，国企境外投资相互压价及融资渠道单一，加剧了财务风险。
国企境外投资往往还不习惯中国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支持，仍沿袭国内国企之间恶性竞争的做法。截至2009年底，共有108家央企进行境外投资，涉及境外单位5901户。
国有企业与日俱增的对外投资不仅加剧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而且在国有企业之间也形成了严酷的竞争。从国资委披露的相关信息看，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中多次出现国企之间的恶性竞争，需要政府在其中协调。
一些从事境外投资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也坦言，境外投资最怕同行业内的国企挖墙脚。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相互压价，不但会影响交易标的的价格，加大投资成本，还会增加国企境外兼并收购的难度，从而加剧企业的财务风险。
此外，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都与政府密不可分，向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是境外投资最常见也是最便利的融资方式。
但是，单一的融资渠道加剧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对国有银行的依赖性，使得国有企业缺乏拓宽融资渠道的动力，在国家政策进行调整或是国有银行本身出现问题而无法进一步贷款时，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就可能面临资金匮乏而导致的资金链断裂风险。
如何防范及控制风险，已经成为国企境外投资及境外国资管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基于规模扩张冲动而驱使的境外投资，使各种投资一开始就植入了风险的基因。这些风险的积聚及爆发不仅导致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巨大亏损，而且也使得境外国有资产管理陷入困境。
人民币外升内贬促国企境外投资
人民币对外升值与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同步推进，尤其是人民币对内贬值幅度大于人民币的对外升值，不仅刺激了中国人境外购物的欲望，而且也刺激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冲动。
人民币对内贬值尤其持续贬值，主要缘于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及过大。货币供应量的过快过大，不仅降低了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而且降低了人民币在国内的投资回报率。境内资本的急剧增加及投资回报率的相对较低，导致了境内资本的相对过剩，进而迫使境内资本不得不向境外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刺激并放大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冲动。
与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追求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相比，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更看重规模扩张。过去的5年－10年，国有企业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逐年增长，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由于国资管理部门对企业的考核名义上强调“大而强”，实际上更注重“高增长”，因此，在多种因素的助推下，国有企业尤其央企正在全力并全面推进境外投资。据国资委统计，截至2010年底，央企境外资产总额超过了4万亿美元，投资项目主要涉及能源资源、工程建设，分布地区也扩大至全球大多数国家。
境外投资高增长令风险放大
国企尤其央企基于规模扩张冲动而驱使的境外投资，一开始就植入了风险的基因。由于缺乏风险意识及境外投资前的风险评价程序，使国企尤其央企境外投资面临着多种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投资东道国的政局动荡与社会动荡风险、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国有企业市场化竞争能力不强而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运营风险及国有企业之间相互打压及融资渠道单一而加剧的财务风险等。这些风险的积聚及爆发不仅导致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巨大亏损，而且也使得境外国有资产管理陷入困境。
其一，国企境外投资集中于亚非等某些国家或地区，必然承受其政治社会动荡风险。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不断增长的境外投资正使其扮演跨国公司的角色。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从事境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尤其央企，跨国投资起步晚且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较弱，从而决定了进入发达国家投资的难度很大。
因此，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经常选择与中国地缘较近且外交关系较好的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亚非等地区尤其是中东、西亚、非洲等地区。
然而，这些地区相比于北美、欧洲等地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存在国内经济发展落后、政府官员贪腐严重、国内居民收入悬殊、难民数量较大等问题，使其潜伏着政治社会动荡的风险。国企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集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旦投资所在地发生政治社会动荡，往往会导致国企境外投资损失巨大。
其二，国企投资的境外企业管理不适，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不易化解。
长期依赖行政力量及适应国内环境的国有企业，形成了既定的管理思维及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思维及管理模式在国企境外投资的东道国，往往面临一个“不适应”与一个“跟不上”。
一个“不适应”是指不适应东道国雇员不断要求加薪及改善待遇的要求，从而导致与工会的冲突，使国企境外投资不断遭受雇员罢工而带来的损失；一个“跟不上”，是指对东道国宗教习俗了解及尊重的跟不上，从而导致与境外投资所在地的居民形成冲突，使国企境外投资要额外支付巨大成本。
在国企境外投资没有学会“管理国际化”，以及因地而异的“管理本土化”之前，因管理不适而导致的规则习俗冲突风险就不会化解。
其三，国企境外投资过度依赖行政力量，面临多种市场风险。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属于跨国竞争，更强调企业自主参与国际竞争。但是，在国内习惯了政府支持的国企，在境外投资上往往也搭政府“便车”。
从商务部统计结果看，国企尤其央企的境外投资项目除政府牵线搭桥以外，就是中国政府在非洲等地出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进行的经济援助，完全由国企自主寻找及选择的投资项目很少。
国有企业尤其央企，依赖行政力量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容易通过审批且前期投入较少，但是却加大了投资风险。这种国企境外投资的模式，反映的是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意识弱的现状。当然，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在境外投资上搭政府“便车”，往往是为了把风险转嫁给政府或让政府承担风险。
其四，国企境外投资集中某些领域及种类单一，潜伏着巨大运营风险。
相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供国有企业选择的境外投资项目相对较少。在某种意义上，投资领域或项目的单一往往会导致投资风险级次的递增。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风险。一些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往往将巨额资金投入单个项目中如资源类项目、工程类项目和劳务输出类项目，从而使运营风险更加集中。
此外，在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的前期调研过少，许多企业过度依赖对国内市场的判断和以往国内投资经验进行境外投资，从而使其无法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国有企业这种孤注一掷的境外投资行为，加上没有充分准备的投资决策，决定了其境外投资项目一旦出现风险，往往损失严重。
其五，国企境外投资相互压价及融资渠道单一，加剧了财务风险。
国企境外投资往往还不习惯中国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支持，仍沿袭国内国企之间恶性竞争的做法。截至2009年底，共有108家央企进行境外投资，涉及境外单位5901户。
国有企业与日俱增的对外投资不仅加剧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而且在国有企业之间也形成了严酷的竞争。从国资委披露的相关信息看，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中多次出现国企之间的恶性竞争，需要政府在其中协调。
一些从事境外投资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也坦言，境外投资最怕同行业内的国企挖墙脚。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相互压价，不但会影响交易标的的价格，加大投资成本，还会增加国企境外兼并收购的难度，从而加剧企业的财务风险。
此外，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都与政府密不可分，向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是境外投资最常见也是最便利的融资方式。
但是，单一的融资渠道加剧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对国有银行的依赖性，使得国有企业缺乏拓宽融资渠道的动力，在国家政策进行调整或是国有银行本身出现问题而无法进一步贷款时，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就可能面临资金匮乏而导致的资金链断裂风险。
如何防范及控制风险，已经成为国企境外投资及境外国资管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