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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地
我离开校门走向社会的时候，我们农村正是生产队时代。那时候就业可没像现在这么费劲，如果是选择回乡务农，你只要扛着一把当时农活儿需要的工具，比如锄头铁锹什么的，走进那生产队的大院，向队长报告一声：“我回来干活儿来了。”其他什么手续也不用，你就是生产队的一名社员了。
刚入社，因受年龄技能甚至资格等因素影响，待遇肯定与老社员有所区别。所谓“待遇”，一是体现在工分上，二是体现在派活儿上。我入社时，就当了一年多“半拉子”。工分只挣人家的一半，干的活儿多是“打杂”，哪用哪到。人家觉得你没干多少，咱却觉得让人家支使得脚不落地。这大概也是一个锻炼过程吧，等熬够了资格“转了正”就好了。
第一年春天种地，队长派我和一个“老半拉子”去压地。这个活儿其实很累，成天跟着牲口走，整劳力都吃不消；但是这个活儿没啥技术性，我这个半拉子才“上套”，只能干这个。但是压地怎么压，我也没干过，队长说：“你就跟着老半拉子干，你听他的。”
这个老半拉子，从参加农社起就是半拉子，始终“转不了正”。那是因为他的身体和智力都发育到头了，再也上不去了。有人说，多亏社会主义制度将就了这类人，不然他就得要饭去了。他是个压地的老手，每到春天种地，他就专干这个活儿。
那天我俩赶着四头毛驴，拉着四盘磙子，去了北地。压到北头，那就是与蒋机房大队的边界线了。正巧有一头小牛犊在地里撒欢，压好的地都扑腾乱了怎么行？我俩就往出撵。撵来撵去撵到了一个大坑沿。坑沿又高又陡，老半拉子又一撵，小牛掉了下去，腿摔断了，爬不起来了。我俩慌了，揪着尾巴往起抬。抬也抬不动，正忙活呢，远远被人家那边的社员看见了。过来一审问，从实招来。人家扣下了四头毛驴，告诉我俩回去叫队长来。
我俩回来根本没敢说。第二天干活儿的时候，偷偷又从圈里拉出四头毛驴，继续去北地压地。那边等了两天，不见动静，找上门来，这才事发。因为此事涉及外大队，属于“国际争端”，而“涉案人员”中又有“另类”人物，队长马上向大队报告了情况。当天晚上书记亲自驾临召开社员大会，批评处理。祸其实是老半拉子闯的，但他是老贫农，又是低智商，拿他怎样？没钱了还得救济呢！我就不同了，父亲正被管制，是阶级敌人，我属于“脱胎换骨受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的对象，犯这般严重错误，这还了得？幸亏老半拉子承认是他撵下去的，不然非让我赔牛不可。但是大会仍然认为，我虽不是“主犯”也是“从犯”。挨批、检讨，最后又被罚了若干工分。大会开着开着，忽然有人问：队里缺了四头毛驴，两个饲养员怎么谁也不知道？进一步问：咱队里有多少头牲口？两个饲养员竟然说不出来准确数字。当即清点了一遍，连大带小也不足三十头，还真没达到多得数不过来的那个程度！
我们生产队的这两个饲养员是以爱社如家而享誉全大队的老贫农，曾多次受过公社的表彰。两人在饲养员这个重要的岗位上干了多年，可惜这次因为两个半拉子惹的祸，让他们大丢了脸面。
放垄
在庄稼院的农活儿中，有一个项目叫放垄。顾名思义，就是把封上的大垄放下来。夏季铲趟的最后一遍，在犁杖上安装上大铧再加上封土板，将垄沟的土尽量都推到垄台上，这就叫封大垄。封大垄的目的一是免得庄稼倒伏，二是便于地涝时排水。之后庄稼就进入了后期的田间管理。放垄最好是在秋收前半个月的时间内进行，只能放苞米地，其他作物不行。做法就是人站在垄沟里，用锄头把两个垄帮搂一遍。与铲地的区别是：铲地是铲垄台，而放垄是铲垄沟；铲地是人向前铲，而放垄却是人调过来朝后搂。
放垄这个活儿是生产队时代的课程，现在早都没人干了。据说放垄一能免得来年地荒，二能促使作物早熟。虽然有这两点好处，但在生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的心里都明白，这是一项不太要紧的活儿。若是有别的活儿压手了，就得把它往后推延；赶上这年没啥活儿了，有这道工序，也就能不让社员们失业。
我干活儿那年，正赶上生产队翻建队部。这类大项工程都是在挂锄后这段农闲时间去搞，必须在秋收前整完。工期长，用工量大，根本就没有闲人和闲空放垄了。但是一点儿不动也不行，还有上级。我刚入社，“把式活儿”不会，就让一个老社员领着我去放垄，应付检查。这位老社员人称“半个队委”，是现任队长的老叔。多年来，不管哪届班子，总是能当上代理组长或临时组长之类的官，却始终没有入阁队委会。让他领导我一个人，也不算太屈其才。
放垄这活儿虽然没啥技术含量，和其他农活儿相比，也不能算最苦最累，但可也不能算是好活儿。大热天，苞米地里密不透风，钻到里面就一身臭汗，苞米叶子划得脸火辣辣地疼，眼睛被苞米花粉迷得不敢睁，两手握着锄头，一边一下地瞎撸，两腿得一替一步地向后退。一条垄好几百米，撸到地头头昏眼花不知南北。那滋味，比坐在教室里可是差远啦！
干了几天，将顺着大道边的几块地的边垄各放了几条，之后就放顶着大道的地块。这回好了，不用往大地深处钻了，每个垄沟只铲进去几米远就行，一天下来，就是挺大的一片地。半个队委觉得挺显活儿的，也不像头几天那么使劲了。干了不大一会儿，就坐在地头抽烟歇歇气。问我会不会玩下连，我说不会，只会下象棋。他说下地干活儿下棋不行，下一盘棋工夫太长，还得带着棋子不方便。于是就地办班，教我下连。他找了一根草棍，在地上画了三个套在一起的正方形，就像“回”字多了一圈；每人十二个子，就地取材，草棍土坷什么都行，讲了一下规则，我俩就摆起阵来。几盘下来，我就成了他的对手，再接着下，他倒成了我的手下败将。左一盘，右一盘，一直下到天黑，也没再干活儿，最终让他赢了一盘，才收工回家。回家路上，他又对我讲起了早年的一件轶事，说：那天我领着十来个人放垄，大伙嫌热得难受，都把衣服脱了，光着腚在地里干活儿。到收工的时候我却怎么也找不着裤子了，别人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又急又饿，没办法只好在地里猫着，一直到夜深人静了，才跑回家去。我听了大笑，问他：路上碰见人没有？他说：还挺好，没碰上。我又问：后来裤子找着没？他说：也真怪，当天顺着垄一垄一垄地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第二天还上那块地放垄，裤子就在我正铲的那条垄上。以后再也不敢脱了！ 那一年，我跟着半个队委足足放了半个月的垄，放下锄头的第二天，就开始秋收了。那次秋收，才能算是我参加农社以后经历的第一场正规战役。
第一次秋收
庄稼院的农活儿中，秋收是最苦最累的了。我十七岁下学回家参加农社劳动，参加的第一个正规战役就是秋收。到如今，我已经有了整整五十年的“农龄”。五十年的农家岁月，我的记忆犹如手上的老茧，被覆盖了一层又一层，但第一次秋收却像一个血泡，触摸它一下就会牵动全身的神经。
秋收割地属于正宗的“上趟子活儿”。“上趟子活儿”这个词是从解放前的旧社会流传下来的，没人给它作过定义。我的理解是：凡是由个人独立作业，有明显的数量显示，互相之间能够参照对比，领头的干多少你就得干多少的活，都可以叫“上趟子活儿”。割地时根据庄稼的不同确定几条垄称为一趟，以六垄为多。社员们一字排开，每人一趟，在组长的率领下，就像田径短跑比赛一样，拼命地向前冲去。工分按天计算，而干多少全在组长。排趟子的时候，组长为一号，其余社员提前抓号定序，一秋天不变。我是刚入社的，没赶上抓号，就排在最后。因为人太多，组长都割出老远了，我还没找准垄，没等动刀就已经挨落了。
我虽然生长在农村，这活儿别说没干过，连看都没看过。这庄稼有的割下来放成铺子不用捆，如豆子荞麦之类；而有的则必须边割边捆，如高粱谷子。需要捆的难度就大多了，你必须首先得学会捆。捆捆儿以谷子捆和高粱捆为代表：捆谷子首先要会“打靿子”，这“靿子”的打法也有多种，但打成后的靿子应该是一个样子的，以捆上不开为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以快捷为高。因为割一天谷子，起码要打数百个靿子，捆数百个谷捆，挨落的因素有一半是慢在打靿子和捆捆儿上。不是吹牛，几年的磨练之后我琢磨出来的一种打法超越了所有老把式的传统打法，让他们啧啧赞叹，只可惜我没有申请专利。
割不用捆的庄稼说道也不少。这种庄稼多是一人拿两垄，三人一伙放成一趟，也就是六垄一趟。由中间的那个人放堆，称为放铺子或是放趟子，这个人基本得是个快手才行，否则就容易被两边的人“砸趟子”或叫“砸铺子”。两边的人称为“辅趟子”，割下来的庄稼往中间的那个人的趟子上放。如果辅趟子的人割到放趟子的人的前面，把割下来的庄稼放到“放趟子”的人尚未割下来的庄稼上面，你这活儿就很难干了。当然，这种恶作剧不能老整，给你放上一两把开开心也就行了。两个辅趟子的位置也有很大区别：一个是“顺撇”的，就是右手握刀，左手抓庄稼，而放的趟子恰在你的左面，割下来后向左面一放，很顺便；而另一个就是“逆撇”的，左手抓庄稼却必须向右边放，庄稼人称之为“别撇”。如果再赶上顶风，那么你挨的累就要比那两位多了不知多少“大卡”。
我第一天下地，就赶上割高粱。割高粱这活儿的技术要求最高了。一趟最多时七条垄，当然不是绝对的，视人数和垄数也可以每趟六垄或五垄。行家割起来，左手尽量高举抓秆，右手握刀向外挥甩。先向前割右侧的四垄或五垄；再回身，将余下的两垄割完捆上，一个转身完成一捆。割的时候，每垄割一把，一把抓四棵，七垄二十八棵，加上捆捆儿的两棵，正好每捆三十棵，都不用特意去查，保证不差。放棵的时候，根先着地，往垄沟一杵，自然蹾齐；穗那头轻轻放下，以免摔掉粒子。捆的时候，选两棵较细的秫秸在中间撅折，穿到铺子底下，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将这捆高粱在撅折处兜起来，就势用左脚在打捆处踹一下，使其紧；再就势，左手绕一扣，右手也绕一扣，一捆高粱就捆上了。从割到捆，那动作，就像舞台上的刀马旦一样，一招一式都有板有眼，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当然，从始至终，一丝不差地这般操作，全部达到同一标准，谁能做到？大体上是这个干法就算行了。但在当年我是半点不会，就连用哪只手握刀都把握不准，一会儿用左手一会儿用右手。割下一把还没等放到地下就在手里耍了叉子。捆捆儿更是乱拧一通，捆完后一拿就散。当时还真多亏了半脱产的老队长，他过来给我割了几捆做示范，边割边讲了一下要领和要求，就算给我发了毕业证。我就得“上趟子”顶一个了。
耳旁的嘈杂声逐渐消失，我知道我距大帮越来越远了。一开始时想跟住大伙，手忙脚乱地胡抡，没割几捆左小腿肚子就被划了一刀，受邱少云精神的激励我连看都没看一眼。可惜那点猛劲也没挺上多大会儿，就松懈下来了。日头已经偏午，也不知道几点了。我走出趟子四处一看，人家早都割到头收工回家吃饭去了，我也撂下回去吃饭。下午大队人马挪地干别的去了，我还得接着茬继续割。人家半天的活儿，我却贪了个大黑。手上机械地做着动作，脑子里却翻江倒海地胡思乱想。吴运铎、高玉宝，学校、老师、同学……好不容易干到头了，早已是繁星满天。我一歪一晃地往家走，各种滋味在心里翻搅。学校的生活是很艰苦，可是和这“广阔天地”比起来，咳，悔之晚矣！
第二天，队长去看了我割的那趟高粱。鉴定结论是：茬子割得七高八低倒也罢了；放的捆太大，捆得又特松，无法装车，必须“拆铺毁捆”。另派了一个社员去整，工分由我支付。半天活儿的报酬，连罚带扣，我的记工票第一天便出了负数。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趔趔巴巴地坠在大队的后面，不管贪多大黑，当天的活儿当天完，拿下了我平生的第一个秋收战役。这不单是自己要志气，更是队里的要求。苦累不必细说，工分也没挣到手多点儿，最大的收获就是刻骨铭心地感觉到了新课堂学问的高深和走向社会的艰辛与复杂。
出工二里界
1965年深秋，粮食刚刚收进场院，上边来了任务：去东大江清淤。我们队摊了八个名额，时间一个月，任务包干，另外每天给三角钱的补助。
这时节，我刚满十七周岁，正式参加农社劳动还不满一年。然而，苦、累、脏、难的活儿计均已体尝，就是还没有出过“民工”。受那三角钱的诱惑，我有些心动，还没等我报名，队里早把我算上了。
东大江在我县小城子公社东面，离我家有六十多里路，队里派了一辆大马车送我们。我头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心里还挺兴奋的。一路上，送民工的大马车一辆跟着一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足可见这次工程的浩大。因为我们的车倒了两次包，掉了队，赶到驻地时，天已经大黑了。 这个屯子叫二里界，五十多户人家。满屯子都是低窄颓破的小土草房，一家一铺小炕，仅仅够自家人住的。进驻的民工已经超过了本队的人口数，队长的压力很大。有些民工铺了些柴草放了地铺。我们去得晚了，八个人被拆成了六处，我被安排在一家哥仨全是光棍的人家，和他们挤在一铺炕上。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上段干活儿了。
东大江很壮观，明显看出是一条人工河。河道宽阔，但是此时水流面却很窄，其余地方都是淤积的沙滩。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淤积物弄出去，再做成有棱有角的马槽式的河床。河底除了流水处，还要清出二十米宽，土要送到一百米以外的地方。我们每人只分得了两米长的一段横切面，但是等完工以后回头一看，感到工程量真是大得惊人。
我们八个人，由两个人挖，供六个人挑。因为我最弱小，怕挑不动，让我挖。这土滩的表层比较硬，得使挺大的劲才能把锹蹬进去。好不容易挖下一块来，土里面还长了一些芦苇根之类的东西，一锹土装到筐里了，那些东西仍和大地连接着，老气人了。一天下来，我的手脖子都拧肿了，进度还让邻段的给超过了。
表层土挖走之后，没想到下面的更难整：又黏又艮糊家什。装锹时不使劲拍，甩不出那锹土；一使劲，土篮子都被拍到泥里了。挑挑儿的扛上扁担，晃着腰拔那两只土篮子，土篮子出来了，两只脚却陷进去了。
第二天我就挑扁担了。我那时长得个矮腿短，重量一压，浑身发颤。空挑子下坡，重挑子却是上坡，小腿干蹬跶就是迈不开步。干到晌午，我的鼻子就淌血了。
我的鼻子平时就爱出血，一出血就止不住。我跑到水边，洗了又洗，越洗越厉害。揪了一把草叶堵上，还是淌，我也不能因为这个耽误事，我挑起挑子任它淌，不一会儿前襟就红了一大片。
晚上收工回到住处，我们正在伙房吃饭，我的房东和他们的队长来了，叫我出来一下。
我心里有些慌，以为犯了什么群众纪律。他俩把我叫到外面，问我今天是不是吐血了，我说没有。他俩说：满工地的人都知道了，你还瞒什么？我说：是鼻子出血，不是吐血。他俩听后，都长出了一口气，说：我们听说工地上把一个小孩给压吐血了，我们来问问。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把他们的行李都扔出去！我们这里不留这种不讲情义的人。我很受感动，再三说明情况，他俩走了。
我回屋后，大家问我什么事，我也如实说了，立刻引起了一片不满：就他们讲义气！他们讲义气让他们替你干！可能感到出口的话说得重了，又说：明天你能干多少算多少，不能干就跟着溜达。我们七个也能干下来，不用外人操心。
以后无话，继续干活儿。我们天天起大早贪大黑，追随着进度。到第十四天，全线竣工。队里来了大马车接我们回去。由于这些天太累了，也没精神同房东唠嗑。临别时我才知道：我的房东姓陈，他们的队长姓蔡。
夜战
农活中数秋收最忙最累，特别是集体生产的那个年代，白天拼一天命，晚上还常常要贪半夜黒。社员们管夜晚加班叫“夜战”。那时候，农村没有电，只能借月亮的光，还有借不上的时候。但是白天能干的活儿，晚上几乎都干过。其中最好的活儿要算“打懒场”了。
那时候，一个生产队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大家庭。不种什么就吃不着什么，所以五谷杂粮样样都得有。秋收时，所有的庄稼都集中到一个大场院里，沿场院四周垛好，整个场院像一个四合院一样。其中苞米和谷子最多。谷子垛像房子一样；苞米穂扒光了叶子站成一排一排的园栈子。场院中间留出宽阔的场地，供打场时使用。
打场时也数打谷子和打苞米旷日持久。苞米脱粒全靠人工抡“悠巴榔子”。谷子要打开捆铺成薄薄的圆片，用马拉石头磙子一片一片地转圈碾压。压好后，还要把谷草捆起来，再铺下一片。每天收工前将谷粒往中心攒堆一次，第二天以这个谷堆为圆心，再铺再打。若赶上雪大的年头，一个月都干不完。
其他杂粮脱粒比较省事。除了高粱要将穗子掐下来以外，其他的都是连秸秆一起一次性铺到场地上，铺成一张椭圆的大饼状，之后，用马拉磙子转圈碾压。在碾压期间用木杈翻动两次，最后看看压得差不多了，就将这张大饼挑出秸秆，粮粒攒堆。最后借风的力量扬净。与打谷子相比，既不用分片，又不用捆秸秆，所以这种脱粒方法被称为“打懒场”。
生产队时代的懒场几乎全是靠夜战完成的，因为还有很多夜战不方便的活儿要在白天干。这类夜战不要求每个社员都非得参加不可，不像白天的活儿，你想不干也不行；恰恰相反，有些不够“把式”级别的人想参加，人家还不愿用你。为什么呢？第一，夜战的工分比较优厚；第二，打懒场比其他夜战的活儿要相对轻松；第三，这类的夜战，还能白吃一顿夜餐。
参加夜战打懒场的首先是铺场。其中打黄豆铺得最厚，达一米以上。铺完场，这活儿就算完成一半了，铺场的人可以休息；有专门赶场的，将马套上石磙，上去碾压。打黄豆要先赶着牲口上去践踏一遍才能套磙子。压一阵，铺场的人出来翻一遍；再压一阵，再翻一遍。等到压好了，也就半夜了，人们还得将这张“大饼”攒起来。
那顿夜餐，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也没啥好吃的，但是却比工分还有诱惑力。最上等的伙食就算高粱米饭和炖大豆腐了。然而，想吃大豆腐，也不是想吃就吃的，得事先“预谋”好，不然，现吃现做是泡不开豆子的。当然，这些事都得掌权的人去办。
那时候，我们队有个“小半拉子”，小名叫小捡子。机灵勤快，招人喜欢，所以每次夜战总是算他一个。有一次打黄豆，铺完场，大伙钻进看场房里，嚷嚷今晚吃什么。有人提议吃麻籽豆腐，叫小捡子去借筛面箩，喊了几声却不在场。咦？刚才还铺场了呢，这会儿哪去了？一个爱说书讲古的老社员说：可别埋在豆铺子里呀！大伙哄笑起来。老社员说：你们笑什么？没听说过在旧社会给地主打场时，把人铺到里头了？等翻场时才翻出来！这时候赶场的已经赶着牲口开始践踏了，队长感到了责任，召唤大家出来找找。望着那一大片足足有一人高的豆铺子，大伙一边喊叫一边从最后铺完的地方翻了起来。嘿！还真在里面找着了！等把他叫醒弄出来，都吵嚷着要给小捡子吃个喜。队长一使劲，说：好！谁家有公鸡，抓来一只，今晚咱们大家见见荤腥！ 生产队体制已经结束整整三十年了。如今，还是那些人家，那些土地，并且，庄稼多了劳力少了，但是，却用不着再遭那些罪，挨那种累了。而当年生产队时代的苦乐生活，却仍然被我们这些老社员所回味。
不用铲地了真好
也不知是谁这么伟大，发明了除草剂，不用铲地了。不用铲地了真好！那个活儿我干了三十多年，那个罪我可真是受够了。
天刚放亮，三点钟，睡意正浓，你立刻就得起来，用凉水激一下脸，扛起锄头，直奔生产队。──别管要铲的地在哪个方位，队里要统一点名。点你没到，就得扣你的工分：这一早晨的活儿你就等于白干了。三点半钟必须到达地里开铲，光为了“叫齐”这一项，你就得少睡半个小时。
铲到五点半左右，回家吃早饭。早饭前的这两个钟头的活儿，叫“打早垄”，好比是一天工作的预演。这一早，虽然困点儿，但很凉爽，空气也新鲜，景物也很美，也许你没打开心境去欣赏，但总之还不算遭罪。
四十分钟左右的早饭时间，然后还是到队里“叫齐”，点名集合，这回算是“正式”下地了。赶上有政治高潮，还要打着红旗，扛着语录牌，只是没要求排成方队走。开始这红旗都是由组长扛着，似乎很荣耀；收工后，不管离插旗处有多远，还得去把红旗收回来：渐渐地组长醒悟过来，就轮流扛旗了。
到地后，组长在前，众人随后，一人一垄，一排一片。铲上这第一锄，遥望着那远在天边的地头，犹如扑进了茫茫的大海看不见彼岸一样，你就奋力地游吧，游得你筋疲力尽，最后还得淹死。那罩在当头的太阳，仿佛一动也不动，晒得你头蒙眼黑，直想栽跟头。除了阴雨天，哪天都得晒你十多个钟头！
和酷热相伴的感觉就是口渴。队里每天派饲养员往地里送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饲养员挑着一担水，优哉游哉地过来了。大伙立刻像黄泥岗挑生辰纲的军汉一样围拢上来，你争我夺那只茶缸子。水桶是喂牲口用的，上面沾着草末子和料渣子，没人在乎这些，两桶水喝了个精光。有一次因为水桶装着倒不出来，饲养员竟用粪桶给送了一趟水，虽然刷了，社员们谁不认得那是粪桶？但是谁也不敢装身份，两桶水也都喝了。
好不容易熬到日头落入地平线，但天色还是大亮的。若是正赶上铲到了地头，就让大伙抽支烟喘喘气，念念记工票，等等犁杖组的，以免收工早了影响不好；若没赶上正好到头，那你来吧，不干到看不清草苗不收工。等往家走的时候，全都一歪一晃的，都说到家得拽着猫尾巴才能上炕。
那正是“出大力，流大汗，大干社会主义”的年代。领导要求中午只能休息两个钟头十一点收工，下午一点下地。可怜全队好几十名社员，连一块手表都没有。中午由饲养员在队里升红旗表示到点了，可以收工；而下午上工却没有人给你发信号，有钟也不给敲，说是省得你产生依赖性。家中没有计时装置的人便不敢在家休息，都躺在队部门外的大道上歇晌。虽然也热乎乎的和炕上一样，但后来不知有多少人患了腰痛病。
活儿重还要活儿快，就免不了杀苗剩草，这就应需产生了质检员。那年头总有常驻工作队或是包队干部，他们虽然也跟着下地却不干活，扛着个锄头专门查看别人，再加上队长组长老贫农代表，这个检查组就够庞大的了。
检查的方式也是随心所欲，那时候不讲什么公平公正。像我们这样的“重点检查对象”，倘若被人找出毛病来，扣分自不必说，有时还要批判检讨。所以，一天天不单是挨累挨晒，还要提心吊胆地害怕，随时就可能挨顿收拾。有时候，检查人员没有及时跟踪，而是在铲过的垄上发现了毛病，那就要搞回头排队了。先定出扣分标准，然后再对号入座查找是谁干的。这种方法看似公正，其实检查人员心里早就有谱了。
扣分的标准即使定得很低，也让人承受不了。比如杀一棵苗扣一分剩一棵草扣五厘不多吧？一天若检查你几次，一次查出几棵苗几棵草来，恐怕这一天就白干了。有一年，某书记发明了“乘方扣分法”，就是杀一棵苗扣一分，杀两棵苗每棵扣二分，杀三棵苗每棵扣三分，以此类推。某社员被查出杀了五棵苗，扣了二十五分，一天只挣十分，一次检查就让你白干了两天半！
土地永远是那块土地，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生产队时代的地可难铲多了。干天地硬雨天地黏，草苗齐长越铲越荒。中国几千年的耕作方式到了学大寨的时代曾有几年被改变，不用犁杖而改为“锹挖坑种”，即使后来又恢复了老祖宗的干法也是掺进了很多花样。不管干天湿天，满地是人，热闹非凡，混踹咕一顿，把地踩的像石板一样。过后如果天不下雨，大地就比大道软不了多少了。学大寨学得最积极的年代曾达到四铲四趟，从5月中旬苗还没出齐就开始铲“梦生”，一直到8月末才把锄头放下。也不知怎么搞的，不管铲哪一遍都是满垄杂草野菜，这该死的不该生存的东西就是铲不败。成天与天斗与地斗与这不灭的杂草斗，斗得人实在太疲惫了，就盼着老天下雨，好弄个“雨休”。可是上级也太抓紧农时了，不给你半点儿喘息的空闲，雨刚停就下地。锄头糊得不见脸，再加上土里的草根茬须等挂在锄头刃子上，社员们俗称“揢嚼子”，铲一两下就得用手擦一下锄板，弄得满手满锄杠都是泥，把庄稼苗及垄面撸成啥样就不用说了。
那时候，社员常拿的有四把：锹把镐把锄把刀把。我觉得最难熬的就是拿锄把了。分田到户以后，虽然精神压力没有了，下地干活儿的时间也由自己掌握了，但还没有彻底解放。自从有了除草剂，这下好了，我把锄头擦得锃亮，挂了起来。除了铲铲园子，大地不用铲了，不铲地了真好！
看瓜
生产队时代，“三看”被认为是上等社员才能干上的上等活儿。这三看就是看瓜、看青、看场院。看青，是指看护即将成熟收割的庄稼；看场院，是守护上场以后等待脱粒的粮食。这两项工作非常重要到时候必须设置；而看瓜却不是铁打的岗位。因为香瓜不一定年年必种，不种瓜就不用看瓜的了。人人都爱吃瓜，那就年年种上它一块呗！其实很多年在种地之初开会讨论种不种瓜的时候，社员们的反映都非常冷淡。真的种了瓜，到了安排瓜倌的时候，人选也不好找。人们的共识是：大地上的庄稼，场院里的粮食，那是动不得的，动了就犯病；而青瓜裂枣，谁得谁咬，偷瓜要瓜不算个啥错。所以，“三看”中后面的两看虽然责任重大其实好干，这看瓜别看也挺牛的却容易得罪人。我那时是一个四类子弟，属于“只能团结教育，不能依靠信任”的那类人，没想到也看了一回瓜。 那次让我看瓜，其实既不是队里对我有多信任，也不是在做执行“区别对待，重在表现”政策的样子。直接原因是：我为队里打井的时候脚被砸坏了，如果是别人，就得享受工伤待遇，在家养伤也得给记工分；但是我若享受了这般待遇就僭越了我的身份。如果让我呆在家里算我自己倒霉又有些说不过去，因为那次受伤的责任根本不在我。此时恰巧看瓜人的妻子要生孩子，家中不能离人了，这样，队长就让我顶替那个瓜倌。
瓜园，曾是农民夏季休闲的胜地。我第一次去瓜园大概是六七岁吧，我记得那时候还没搞合作化呢。是父亲领我去的。
一天正中午，父亲对我说：走，捡点儿瓜去。他拿了一只土篮子背在身上，后面跟着蹦蹦跳跳的我。走出屯子，四周便是绿油油长得比我高多了的庄稼，一条田间小路通向前方，啥也看不见，竟使我产生了压抑感。突然眼前一片豁然开朗，方方正正，就像用刀切出来的一块平面绿地，镶嵌在高棵庄稼之中。这就是瓜园了。瓜秧覆盖着地面，看不见垄沟垄台。中间有一排粉红的花，非常醒目，我以后才知道那种花叫芨芨草。靠大道边的那个地边上，搭着一个披着谷草的人字架瓜窝棚。窝棚前面坐着一个人，一顶大草帽把他的头脸盖得严严实实，只能看见他的无袖白短褂和黑蓝大裤衩，一股一股的蓝烟从草帽下面冒了出来。整个瓜园只有他一个人，静得很，四周是蝈蝈此起彼伏的叫声。
我们来到瓜窝棚。看瓜的老头一声没吭，拎起父亲的土篮子，就进到地里摘瓜去了。父亲就坐在了那老头方才坐着的凳子上。随后，在父亲的草帽底下，也冒出了一股一股的蓝烟。
不一会儿，老头就摘回了一土篮子瓜。他先给了我一个，又递给父亲一个。父亲掰开瓜，把瓤子甩到一个大盆里；而我则是把瓜瓤子吞到了肚子里。
父亲与看瓜老头交谈一会，招呼我回走。我从苞米地里钻了出来，手里拿着两个蝈蝈，问：瓜钱给了吗？父亲说：“记上了。小孩子操的心还挺多呢。”父亲挎着瓜在前面走，后面跟着蹦蹦跳跳的我。
那次平常的瓜园之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戴着大草帽，也当上了瓜倌，而且是生产队的瓜倌，心中那种荣耀感无以言表。
我不像别的瓜倌那样，总是躺在窝棚里的木板床上休息或是坐在凳子上吃瓜，而是一瘸一拐地锄草，打瓜尖，或是一圈一圈地巡视，我不能辜负队里的好意。
还没容我把爱社之心献完呢，麻烦事就来了。在我上任之时，队长有个交代：不准随便给哪个社员摘瓜，给钱也不卖，瓜下来统一分。这个我能做到：不摘就是。可是队委会的成员例外，而且我上任的那几天，每天晚上队长都领着全体队委去瓜园“开会”。
一天大车组的老板子向三爷拉土路过瓜地，让我给摘两个瓜吃。我畏畏缩缩地说：队长不让随便摘瓜呀！向三爷骂骂咧咧地说：他们随便吃，给我摘两个就不行？摘几个，记到老子的账上！我更加为难了，说：队长不让我卖瓜。向三爷更来气了：白吃不行，花钱买也不行？那就谁也别吃了！说完，就把车赶进了瓜地，画起圈来。我听着那香瓜咔嚓咔嚓的碎裂声，胆子都像吓碎了。这可怎么办哪？
队长来到瓜地，也没敢批评向三爷半句；反倒把我埋怨了一通，嗔怪我太死性了，却不说不让摘瓜是他的旨意。之后召集社员把瓜不论生熟，全部摘下来，按户分了，宣布“罢园”。我的短命的看瓜履历也就结束了。
若干年后，还有很多人热衷评论那次“碾瓜事件”。几乎没有人说向三爷的不对，反倒对他反抗特权的勇气大加赞扬；而对我那“忠于职守”的做法却是贬词颇多。瓜被向三爷碾碎了，社员却把没捞着吃瓜的损失和缺憾记到了我的头上。说：如果是别人看瓜，那种事故就不会发生了；向三爷肯定能吃着瓜，香瓜也就不会遭殃了。瓜倌给谁摘瓜，那是瓜倌的特权，队长根本就管不过来，也不能过死地管。但是让我当这个瓜倌，这个特权就变成“特难”了。像我那种身份的人，根本就担当不了也不应该担当那个责任。那么，向三爷碾瓜，除了有对特权行为的不满，是否也有对安排我干这个活儿的不满？总之，啥人该坐啥位子，是相应相配的，不能越界。哪个行业都是如此，哪个时代都是如此。
派饭
我们农村的生产队时代，几乎年年都有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下来包队蹲点。人员有时多有时少，多的时候十来个，少的时候一两个；时间有时长有时短，长的几个月，短的三五天。下乡的目的也是各自不同：有的是来调查研究抓典型挖经验的；有的是来指导运动揪坏蛋反官僚的；也有的是怕社员们不会种地，下到田间地头为贫下中农操心出点子的；还有的是来体验生活改造自身世界观的……别看工作任务不同，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就是到了吃饭的时候都得吃饭，并且谁也不能自带饭盒。
吃饭都得由生产队安排，但是具体怎么安排，也是看工作组人员的不同而不同。若工作组人员的身份较高，或驻扎时间较短，或行动有机密性的，则由生产队指定一户可靠而又干净的人家，供吃到完，最后生产队负责算账；而其他一般的工作组成员，或驻扎时间太久的，或是上级有明令规定的，则到社员家里吃“派饭”。
这个“派饭”派到谁家，都是由生产队掌握的，基本是挨家轮。我们队最早轮流派饭，是1964年搞“四清”运动的时候开始的。那年秋后，我们队来了三名“工作组”，上级要求他们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必须吃“派饭”。这个派饭也并不是派到谁家就白吃谁家，按规定吃饭人每顿付四两粮票一角钱，可以在撤点时计总付清就行。这样，派饭就从村头第一家开始，一家挨一家一家管一天地轮上了。
上级要求工作组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我家虽然也是贫农，但我父亲当时却正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们这户贫农成了另类，这饭就不能往我家派了。更好，省得麻烦。时间长了，贫下中农们忽然觉得我家占便宜了，四两粮票一角钱根本不够，队里也不能再给补贴。怎么叫我家也跟着“平衡平衡”呢？
队委会就是有办法。那个年代，虽然没搞开放搞活，但也不是除了工作组就再没有外来人了。比如队里请来的做农具织麻包或做其他技术活的工匠，来到队里洽谈调换或买卖车马谷草等生产资料的经纪人等等，他们也得吃饭，这种没有政治性的人的饭就派到了我们这类人家。有的工匠一住十多天，还不能把饭菜做得太损了。这种人吃饭，根本就不能想到还要付四两粮票一角钱，以为队里安排的队里就给解决了，吃完了一抹嘴巴走人，白吃白喝。过后你找队里，马上就会挨顿训斥：谁不让你朝他要钱了？
那时候，不光有业务的人找生产队，就是走道的，食宿也找生产队。住宿在队部的大炕上委屈委屈就行了，而吃饭也得队里给“派饭”，因为那时没有小卖店。有一天，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关里人，住在队里不走，想在这里落户。队长把他的饭派到了我们家。队长对我父亲说：正好你们都是关里老乡，你就照管他吧。
我父亲生性豪爽热心，立刻让这个“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盛情款待。吃了两天，告诉他这儿不会留他落户，让他另寻地方。临走，父亲还给了他十元钱，作为盘缠。要知道，当时那十元钱足够我挣半个多月的了。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粗心大意的父亲，连这个“老乡”究竟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都没“抹得开”问问。要知道，那可是大讲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倘若那人真有什么问题，调查到父亲这里，父亲非“沾包”不可。
改革开放打破了生产队一统乡里的局面。现在也很少有工作组驻扎生产队了，人们走到哪里，再也不用队里给派饭了。“派饭”一词，大概也该进入历史词库了。
（武书杰，1948年生，吉林省梨树县人。1964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至今，系终身制农民。2000年开始练习写作，2005年加入四平市作协，2014年加入吉林省作协）
我离开校门走向社会的时候，我们农村正是生产队时代。那时候就业可没像现在这么费劲，如果是选择回乡务农，你只要扛着一把当时农活儿需要的工具，比如锄头铁锹什么的，走进那生产队的大院，向队长报告一声：“我回来干活儿来了。”其他什么手续也不用，你就是生产队的一名社员了。
刚入社，因受年龄技能甚至资格等因素影响，待遇肯定与老社员有所区别。所谓“待遇”，一是体现在工分上，二是体现在派活儿上。我入社时，就当了一年多“半拉子”。工分只挣人家的一半，干的活儿多是“打杂”，哪用哪到。人家觉得你没干多少，咱却觉得让人家支使得脚不落地。这大概也是一个锻炼过程吧，等熬够了资格“转了正”就好了。
第一年春天种地，队长派我和一个“老半拉子”去压地。这个活儿其实很累，成天跟着牲口走，整劳力都吃不消；但是这个活儿没啥技术性，我这个半拉子才“上套”，只能干这个。但是压地怎么压，我也没干过，队长说：“你就跟着老半拉子干，你听他的。”
这个老半拉子，从参加农社起就是半拉子，始终“转不了正”。那是因为他的身体和智力都发育到头了，再也上不去了。有人说，多亏社会主义制度将就了这类人，不然他就得要饭去了。他是个压地的老手，每到春天种地，他就专干这个活儿。
那天我俩赶着四头毛驴，拉着四盘磙子，去了北地。压到北头，那就是与蒋机房大队的边界线了。正巧有一头小牛犊在地里撒欢，压好的地都扑腾乱了怎么行？我俩就往出撵。撵来撵去撵到了一个大坑沿。坑沿又高又陡，老半拉子又一撵，小牛掉了下去，腿摔断了，爬不起来了。我俩慌了，揪着尾巴往起抬。抬也抬不动，正忙活呢，远远被人家那边的社员看见了。过来一审问，从实招来。人家扣下了四头毛驴，告诉我俩回去叫队长来。
我俩回来根本没敢说。第二天干活儿的时候，偷偷又从圈里拉出四头毛驴，继续去北地压地。那边等了两天，不见动静，找上门来，这才事发。因为此事涉及外大队，属于“国际争端”，而“涉案人员”中又有“另类”人物，队长马上向大队报告了情况。当天晚上书记亲自驾临召开社员大会，批评处理。祸其实是老半拉子闯的，但他是老贫农，又是低智商，拿他怎样？没钱了还得救济呢！我就不同了，父亲正被管制，是阶级敌人，我属于“脱胎换骨受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的对象，犯这般严重错误，这还了得？幸亏老半拉子承认是他撵下去的，不然非让我赔牛不可。但是大会仍然认为，我虽不是“主犯”也是“从犯”。挨批、检讨，最后又被罚了若干工分。大会开着开着，忽然有人问：队里缺了四头毛驴，两个饲养员怎么谁也不知道？进一步问：咱队里有多少头牲口？两个饲养员竟然说不出来准确数字。当即清点了一遍，连大带小也不足三十头，还真没达到多得数不过来的那个程度！
我们生产队的这两个饲养员是以爱社如家而享誉全大队的老贫农，曾多次受过公社的表彰。两人在饲养员这个重要的岗位上干了多年，可惜这次因为两个半拉子惹的祸，让他们大丢了脸面。
放垄
在庄稼院的农活儿中，有一个项目叫放垄。顾名思义，就是把封上的大垄放下来。夏季铲趟的最后一遍，在犁杖上安装上大铧再加上封土板，将垄沟的土尽量都推到垄台上，这就叫封大垄。封大垄的目的一是免得庄稼倒伏，二是便于地涝时排水。之后庄稼就进入了后期的田间管理。放垄最好是在秋收前半个月的时间内进行，只能放苞米地，其他作物不行。做法就是人站在垄沟里，用锄头把两个垄帮搂一遍。与铲地的区别是：铲地是铲垄台，而放垄是铲垄沟；铲地是人向前铲，而放垄却是人调过来朝后搂。
放垄这个活儿是生产队时代的课程，现在早都没人干了。据说放垄一能免得来年地荒，二能促使作物早熟。虽然有这两点好处，但在生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的心里都明白，这是一项不太要紧的活儿。若是有别的活儿压手了，就得把它往后推延；赶上这年没啥活儿了，有这道工序，也就能不让社员们失业。
我干活儿那年，正赶上生产队翻建队部。这类大项工程都是在挂锄后这段农闲时间去搞，必须在秋收前整完。工期长，用工量大，根本就没有闲人和闲空放垄了。但是一点儿不动也不行，还有上级。我刚入社，“把式活儿”不会，就让一个老社员领着我去放垄，应付检查。这位老社员人称“半个队委”，是现任队长的老叔。多年来，不管哪届班子，总是能当上代理组长或临时组长之类的官，却始终没有入阁队委会。让他领导我一个人，也不算太屈其才。
放垄这活儿虽然没啥技术含量，和其他农活儿相比，也不能算最苦最累，但可也不能算是好活儿。大热天，苞米地里密不透风，钻到里面就一身臭汗，苞米叶子划得脸火辣辣地疼，眼睛被苞米花粉迷得不敢睁，两手握着锄头，一边一下地瞎撸，两腿得一替一步地向后退。一条垄好几百米，撸到地头头昏眼花不知南北。那滋味，比坐在教室里可是差远啦！
干了几天，将顺着大道边的几块地的边垄各放了几条，之后就放顶着大道的地块。这回好了，不用往大地深处钻了，每个垄沟只铲进去几米远就行，一天下来，就是挺大的一片地。半个队委觉得挺显活儿的，也不像头几天那么使劲了。干了不大一会儿，就坐在地头抽烟歇歇气。问我会不会玩下连，我说不会，只会下象棋。他说下地干活儿下棋不行，下一盘棋工夫太长，还得带着棋子不方便。于是就地办班，教我下连。他找了一根草棍，在地上画了三个套在一起的正方形，就像“回”字多了一圈；每人十二个子，就地取材，草棍土坷什么都行，讲了一下规则，我俩就摆起阵来。几盘下来，我就成了他的对手，再接着下，他倒成了我的手下败将。左一盘，右一盘，一直下到天黑，也没再干活儿，最终让他赢了一盘，才收工回家。回家路上，他又对我讲起了早年的一件轶事，说：那天我领着十来个人放垄，大伙嫌热得难受，都把衣服脱了，光着腚在地里干活儿。到收工的时候我却怎么也找不着裤子了，别人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又急又饿，没办法只好在地里猫着，一直到夜深人静了，才跑回家去。我听了大笑，问他：路上碰见人没有？他说：还挺好，没碰上。我又问：后来裤子找着没？他说：也真怪，当天顺着垄一垄一垄地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第二天还上那块地放垄，裤子就在我正铲的那条垄上。以后再也不敢脱了！ 那一年，我跟着半个队委足足放了半个月的垄，放下锄头的第二天，就开始秋收了。那次秋收，才能算是我参加农社以后经历的第一场正规战役。
第一次秋收
庄稼院的农活儿中，秋收是最苦最累的了。我十七岁下学回家参加农社劳动，参加的第一个正规战役就是秋收。到如今，我已经有了整整五十年的“农龄”。五十年的农家岁月，我的记忆犹如手上的老茧，被覆盖了一层又一层，但第一次秋收却像一个血泡，触摸它一下就会牵动全身的神经。
秋收割地属于正宗的“上趟子活儿”。“上趟子活儿”这个词是从解放前的旧社会流传下来的，没人给它作过定义。我的理解是：凡是由个人独立作业，有明显的数量显示，互相之间能够参照对比，领头的干多少你就得干多少的活，都可以叫“上趟子活儿”。割地时根据庄稼的不同确定几条垄称为一趟，以六垄为多。社员们一字排开，每人一趟，在组长的率领下，就像田径短跑比赛一样，拼命地向前冲去。工分按天计算，而干多少全在组长。排趟子的时候，组长为一号，其余社员提前抓号定序，一秋天不变。我是刚入社的，没赶上抓号，就排在最后。因为人太多，组长都割出老远了，我还没找准垄，没等动刀就已经挨落了。
我虽然生长在农村，这活儿别说没干过，连看都没看过。这庄稼有的割下来放成铺子不用捆，如豆子荞麦之类；而有的则必须边割边捆，如高粱谷子。需要捆的难度就大多了，你必须首先得学会捆。捆捆儿以谷子捆和高粱捆为代表：捆谷子首先要会“打靿子”，这“靿子”的打法也有多种，但打成后的靿子应该是一个样子的，以捆上不开为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以快捷为高。因为割一天谷子，起码要打数百个靿子，捆数百个谷捆，挨落的因素有一半是慢在打靿子和捆捆儿上。不是吹牛，几年的磨练之后我琢磨出来的一种打法超越了所有老把式的传统打法，让他们啧啧赞叹，只可惜我没有申请专利。
割不用捆的庄稼说道也不少。这种庄稼多是一人拿两垄，三人一伙放成一趟，也就是六垄一趟。由中间的那个人放堆，称为放铺子或是放趟子，这个人基本得是个快手才行，否则就容易被两边的人“砸趟子”或叫“砸铺子”。两边的人称为“辅趟子”，割下来的庄稼往中间的那个人的趟子上放。如果辅趟子的人割到放趟子的人的前面，把割下来的庄稼放到“放趟子”的人尚未割下来的庄稼上面，你这活儿就很难干了。当然，这种恶作剧不能老整，给你放上一两把开开心也就行了。两个辅趟子的位置也有很大区别：一个是“顺撇”的，就是右手握刀，左手抓庄稼，而放的趟子恰在你的左面，割下来后向左面一放，很顺便；而另一个就是“逆撇”的，左手抓庄稼却必须向右边放，庄稼人称之为“别撇”。如果再赶上顶风，那么你挨的累就要比那两位多了不知多少“大卡”。
我第一天下地，就赶上割高粱。割高粱这活儿的技术要求最高了。一趟最多时七条垄，当然不是绝对的，视人数和垄数也可以每趟六垄或五垄。行家割起来，左手尽量高举抓秆，右手握刀向外挥甩。先向前割右侧的四垄或五垄；再回身，将余下的两垄割完捆上，一个转身完成一捆。割的时候，每垄割一把，一把抓四棵，七垄二十八棵，加上捆捆儿的两棵，正好每捆三十棵，都不用特意去查，保证不差。放棵的时候，根先着地，往垄沟一杵，自然蹾齐；穗那头轻轻放下，以免摔掉粒子。捆的时候，选两棵较细的秫秸在中间撅折，穿到铺子底下，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将这捆高粱在撅折处兜起来，就势用左脚在打捆处踹一下，使其紧；再就势，左手绕一扣，右手也绕一扣，一捆高粱就捆上了。从割到捆，那动作，就像舞台上的刀马旦一样，一招一式都有板有眼，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当然，从始至终，一丝不差地这般操作，全部达到同一标准，谁能做到？大体上是这个干法就算行了。但在当年我是半点不会，就连用哪只手握刀都把握不准，一会儿用左手一会儿用右手。割下一把还没等放到地下就在手里耍了叉子。捆捆儿更是乱拧一通，捆完后一拿就散。当时还真多亏了半脱产的老队长，他过来给我割了几捆做示范，边割边讲了一下要领和要求，就算给我发了毕业证。我就得“上趟子”顶一个了。
耳旁的嘈杂声逐渐消失，我知道我距大帮越来越远了。一开始时想跟住大伙，手忙脚乱地胡抡，没割几捆左小腿肚子就被划了一刀，受邱少云精神的激励我连看都没看一眼。可惜那点猛劲也没挺上多大会儿，就松懈下来了。日头已经偏午，也不知道几点了。我走出趟子四处一看，人家早都割到头收工回家吃饭去了，我也撂下回去吃饭。下午大队人马挪地干别的去了，我还得接着茬继续割。人家半天的活儿，我却贪了个大黑。手上机械地做着动作，脑子里却翻江倒海地胡思乱想。吴运铎、高玉宝，学校、老师、同学……好不容易干到头了，早已是繁星满天。我一歪一晃地往家走，各种滋味在心里翻搅。学校的生活是很艰苦，可是和这“广阔天地”比起来，咳，悔之晚矣！
第二天，队长去看了我割的那趟高粱。鉴定结论是：茬子割得七高八低倒也罢了；放的捆太大，捆得又特松，无法装车，必须“拆铺毁捆”。另派了一个社员去整，工分由我支付。半天活儿的报酬，连罚带扣，我的记工票第一天便出了负数。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趔趔巴巴地坠在大队的后面，不管贪多大黑，当天的活儿当天完，拿下了我平生的第一个秋收战役。这不单是自己要志气，更是队里的要求。苦累不必细说，工分也没挣到手多点儿，最大的收获就是刻骨铭心地感觉到了新课堂学问的高深和走向社会的艰辛与复杂。
出工二里界
1965年深秋，粮食刚刚收进场院，上边来了任务：去东大江清淤。我们队摊了八个名额，时间一个月，任务包干，另外每天给三角钱的补助。
这时节，我刚满十七周岁，正式参加农社劳动还不满一年。然而，苦、累、脏、难的活儿计均已体尝，就是还没有出过“民工”。受那三角钱的诱惑，我有些心动，还没等我报名，队里早把我算上了。
东大江在我县小城子公社东面，离我家有六十多里路，队里派了一辆大马车送我们。我头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心里还挺兴奋的。一路上，送民工的大马车一辆跟着一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足可见这次工程的浩大。因为我们的车倒了两次包，掉了队，赶到驻地时，天已经大黑了。 这个屯子叫二里界，五十多户人家。满屯子都是低窄颓破的小土草房，一家一铺小炕，仅仅够自家人住的。进驻的民工已经超过了本队的人口数，队长的压力很大。有些民工铺了些柴草放了地铺。我们去得晚了，八个人被拆成了六处，我被安排在一家哥仨全是光棍的人家，和他们挤在一铺炕上。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上段干活儿了。
东大江很壮观，明显看出是一条人工河。河道宽阔，但是此时水流面却很窄，其余地方都是淤积的沙滩。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淤积物弄出去，再做成有棱有角的马槽式的河床。河底除了流水处，还要清出二十米宽，土要送到一百米以外的地方。我们每人只分得了两米长的一段横切面，但是等完工以后回头一看，感到工程量真是大得惊人。
我们八个人，由两个人挖，供六个人挑。因为我最弱小，怕挑不动，让我挖。这土滩的表层比较硬，得使挺大的劲才能把锹蹬进去。好不容易挖下一块来，土里面还长了一些芦苇根之类的东西，一锹土装到筐里了，那些东西仍和大地连接着，老气人了。一天下来，我的手脖子都拧肿了，进度还让邻段的给超过了。
表层土挖走之后，没想到下面的更难整：又黏又艮糊家什。装锹时不使劲拍，甩不出那锹土；一使劲，土篮子都被拍到泥里了。挑挑儿的扛上扁担，晃着腰拔那两只土篮子，土篮子出来了，两只脚却陷进去了。
第二天我就挑扁担了。我那时长得个矮腿短，重量一压，浑身发颤。空挑子下坡，重挑子却是上坡，小腿干蹬跶就是迈不开步。干到晌午，我的鼻子就淌血了。
我的鼻子平时就爱出血，一出血就止不住。我跑到水边，洗了又洗，越洗越厉害。揪了一把草叶堵上，还是淌，我也不能因为这个耽误事，我挑起挑子任它淌，不一会儿前襟就红了一大片。
晚上收工回到住处，我们正在伙房吃饭，我的房东和他们的队长来了，叫我出来一下。
我心里有些慌，以为犯了什么群众纪律。他俩把我叫到外面，问我今天是不是吐血了，我说没有。他俩说：满工地的人都知道了，你还瞒什么？我说：是鼻子出血，不是吐血。他俩听后，都长出了一口气，说：我们听说工地上把一个小孩给压吐血了，我们来问问。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把他们的行李都扔出去！我们这里不留这种不讲情义的人。我很受感动，再三说明情况，他俩走了。
我回屋后，大家问我什么事，我也如实说了，立刻引起了一片不满：就他们讲义气！他们讲义气让他们替你干！可能感到出口的话说得重了，又说：明天你能干多少算多少，不能干就跟着溜达。我们七个也能干下来，不用外人操心。
以后无话，继续干活儿。我们天天起大早贪大黑，追随着进度。到第十四天，全线竣工。队里来了大马车接我们回去。由于这些天太累了，也没精神同房东唠嗑。临别时我才知道：我的房东姓陈，他们的队长姓蔡。
夜战
农活中数秋收最忙最累，特别是集体生产的那个年代，白天拼一天命，晚上还常常要贪半夜黒。社员们管夜晚加班叫“夜战”。那时候，农村没有电，只能借月亮的光，还有借不上的时候。但是白天能干的活儿，晚上几乎都干过。其中最好的活儿要算“打懒场”了。
那时候，一个生产队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大家庭。不种什么就吃不着什么，所以五谷杂粮样样都得有。秋收时，所有的庄稼都集中到一个大场院里，沿场院四周垛好，整个场院像一个四合院一样。其中苞米和谷子最多。谷子垛像房子一样；苞米穂扒光了叶子站成一排一排的园栈子。场院中间留出宽阔的场地，供打场时使用。
打场时也数打谷子和打苞米旷日持久。苞米脱粒全靠人工抡“悠巴榔子”。谷子要打开捆铺成薄薄的圆片，用马拉石头磙子一片一片地转圈碾压。压好后，还要把谷草捆起来，再铺下一片。每天收工前将谷粒往中心攒堆一次，第二天以这个谷堆为圆心，再铺再打。若赶上雪大的年头，一个月都干不完。
其他杂粮脱粒比较省事。除了高粱要将穗子掐下来以外，其他的都是连秸秆一起一次性铺到场地上，铺成一张椭圆的大饼状，之后，用马拉磙子转圈碾压。在碾压期间用木杈翻动两次，最后看看压得差不多了，就将这张大饼挑出秸秆，粮粒攒堆。最后借风的力量扬净。与打谷子相比，既不用分片，又不用捆秸秆，所以这种脱粒方法被称为“打懒场”。
生产队时代的懒场几乎全是靠夜战完成的，因为还有很多夜战不方便的活儿要在白天干。这类夜战不要求每个社员都非得参加不可，不像白天的活儿，你想不干也不行；恰恰相反，有些不够“把式”级别的人想参加，人家还不愿用你。为什么呢？第一，夜战的工分比较优厚；第二，打懒场比其他夜战的活儿要相对轻松；第三，这类的夜战，还能白吃一顿夜餐。
参加夜战打懒场的首先是铺场。其中打黄豆铺得最厚，达一米以上。铺完场，这活儿就算完成一半了，铺场的人可以休息；有专门赶场的，将马套上石磙，上去碾压。打黄豆要先赶着牲口上去践踏一遍才能套磙子。压一阵，铺场的人出来翻一遍；再压一阵，再翻一遍。等到压好了，也就半夜了，人们还得将这张“大饼”攒起来。
那顿夜餐，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也没啥好吃的，但是却比工分还有诱惑力。最上等的伙食就算高粱米饭和炖大豆腐了。然而，想吃大豆腐，也不是想吃就吃的，得事先“预谋”好，不然，现吃现做是泡不开豆子的。当然，这些事都得掌权的人去办。
那时候，我们队有个“小半拉子”，小名叫小捡子。机灵勤快，招人喜欢，所以每次夜战总是算他一个。有一次打黄豆，铺完场，大伙钻进看场房里，嚷嚷今晚吃什么。有人提议吃麻籽豆腐，叫小捡子去借筛面箩，喊了几声却不在场。咦？刚才还铺场了呢，这会儿哪去了？一个爱说书讲古的老社员说：可别埋在豆铺子里呀！大伙哄笑起来。老社员说：你们笑什么？没听说过在旧社会给地主打场时，把人铺到里头了？等翻场时才翻出来！这时候赶场的已经赶着牲口开始践踏了，队长感到了责任，召唤大家出来找找。望着那一大片足足有一人高的豆铺子，大伙一边喊叫一边从最后铺完的地方翻了起来。嘿！还真在里面找着了！等把他叫醒弄出来，都吵嚷着要给小捡子吃个喜。队长一使劲，说：好！谁家有公鸡，抓来一只，今晚咱们大家见见荤腥！ 生产队体制已经结束整整三十年了。如今，还是那些人家，那些土地，并且，庄稼多了劳力少了，但是，却用不着再遭那些罪，挨那种累了。而当年生产队时代的苦乐生活，却仍然被我们这些老社员所回味。
不用铲地了真好
也不知是谁这么伟大，发明了除草剂，不用铲地了。不用铲地了真好！那个活儿我干了三十多年，那个罪我可真是受够了。
天刚放亮，三点钟，睡意正浓，你立刻就得起来，用凉水激一下脸，扛起锄头，直奔生产队。──别管要铲的地在哪个方位，队里要统一点名。点你没到，就得扣你的工分：这一早晨的活儿你就等于白干了。三点半钟必须到达地里开铲，光为了“叫齐”这一项，你就得少睡半个小时。
铲到五点半左右，回家吃早饭。早饭前的这两个钟头的活儿，叫“打早垄”，好比是一天工作的预演。这一早，虽然困点儿，但很凉爽，空气也新鲜，景物也很美，也许你没打开心境去欣赏，但总之还不算遭罪。
四十分钟左右的早饭时间，然后还是到队里“叫齐”，点名集合，这回算是“正式”下地了。赶上有政治高潮，还要打着红旗，扛着语录牌，只是没要求排成方队走。开始这红旗都是由组长扛着，似乎很荣耀；收工后，不管离插旗处有多远，还得去把红旗收回来：渐渐地组长醒悟过来，就轮流扛旗了。
到地后，组长在前，众人随后，一人一垄，一排一片。铲上这第一锄，遥望着那远在天边的地头，犹如扑进了茫茫的大海看不见彼岸一样，你就奋力地游吧，游得你筋疲力尽，最后还得淹死。那罩在当头的太阳，仿佛一动也不动，晒得你头蒙眼黑，直想栽跟头。除了阴雨天，哪天都得晒你十多个钟头！
和酷热相伴的感觉就是口渴。队里每天派饲养员往地里送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饲养员挑着一担水，优哉游哉地过来了。大伙立刻像黄泥岗挑生辰纲的军汉一样围拢上来，你争我夺那只茶缸子。水桶是喂牲口用的，上面沾着草末子和料渣子，没人在乎这些，两桶水喝了个精光。有一次因为水桶装着倒不出来，饲养员竟用粪桶给送了一趟水，虽然刷了，社员们谁不认得那是粪桶？但是谁也不敢装身份，两桶水也都喝了。
好不容易熬到日头落入地平线，但天色还是大亮的。若是正赶上铲到了地头，就让大伙抽支烟喘喘气，念念记工票，等等犁杖组的，以免收工早了影响不好；若没赶上正好到头，那你来吧，不干到看不清草苗不收工。等往家走的时候，全都一歪一晃的，都说到家得拽着猫尾巴才能上炕。
那正是“出大力，流大汗，大干社会主义”的年代。领导要求中午只能休息两个钟头十一点收工，下午一点下地。可怜全队好几十名社员，连一块手表都没有。中午由饲养员在队里升红旗表示到点了，可以收工；而下午上工却没有人给你发信号，有钟也不给敲，说是省得你产生依赖性。家中没有计时装置的人便不敢在家休息，都躺在队部门外的大道上歇晌。虽然也热乎乎的和炕上一样，但后来不知有多少人患了腰痛病。
活儿重还要活儿快，就免不了杀苗剩草，这就应需产生了质检员。那年头总有常驻工作队或是包队干部，他们虽然也跟着下地却不干活，扛着个锄头专门查看别人，再加上队长组长老贫农代表，这个检查组就够庞大的了。
检查的方式也是随心所欲，那时候不讲什么公平公正。像我们这样的“重点检查对象”，倘若被人找出毛病来，扣分自不必说，有时还要批判检讨。所以，一天天不单是挨累挨晒，还要提心吊胆地害怕，随时就可能挨顿收拾。有时候，检查人员没有及时跟踪，而是在铲过的垄上发现了毛病，那就要搞回头排队了。先定出扣分标准，然后再对号入座查找是谁干的。这种方法看似公正，其实检查人员心里早就有谱了。
扣分的标准即使定得很低，也让人承受不了。比如杀一棵苗扣一分剩一棵草扣五厘不多吧？一天若检查你几次，一次查出几棵苗几棵草来，恐怕这一天就白干了。有一年，某书记发明了“乘方扣分法”，就是杀一棵苗扣一分，杀两棵苗每棵扣二分，杀三棵苗每棵扣三分，以此类推。某社员被查出杀了五棵苗，扣了二十五分，一天只挣十分，一次检查就让你白干了两天半！
土地永远是那块土地，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生产队时代的地可难铲多了。干天地硬雨天地黏，草苗齐长越铲越荒。中国几千年的耕作方式到了学大寨的时代曾有几年被改变，不用犁杖而改为“锹挖坑种”，即使后来又恢复了老祖宗的干法也是掺进了很多花样。不管干天湿天，满地是人，热闹非凡，混踹咕一顿，把地踩的像石板一样。过后如果天不下雨，大地就比大道软不了多少了。学大寨学得最积极的年代曾达到四铲四趟，从5月中旬苗还没出齐就开始铲“梦生”，一直到8月末才把锄头放下。也不知怎么搞的，不管铲哪一遍都是满垄杂草野菜，这该死的不该生存的东西就是铲不败。成天与天斗与地斗与这不灭的杂草斗，斗得人实在太疲惫了，就盼着老天下雨，好弄个“雨休”。可是上级也太抓紧农时了，不给你半点儿喘息的空闲，雨刚停就下地。锄头糊得不见脸，再加上土里的草根茬须等挂在锄头刃子上，社员们俗称“揢嚼子”，铲一两下就得用手擦一下锄板，弄得满手满锄杠都是泥，把庄稼苗及垄面撸成啥样就不用说了。
那时候，社员常拿的有四把：锹把镐把锄把刀把。我觉得最难熬的就是拿锄把了。分田到户以后，虽然精神压力没有了，下地干活儿的时间也由自己掌握了，但还没有彻底解放。自从有了除草剂，这下好了，我把锄头擦得锃亮，挂了起来。除了铲铲园子，大地不用铲了，不铲地了真好！
看瓜
生产队时代，“三看”被认为是上等社员才能干上的上等活儿。这三看就是看瓜、看青、看场院。看青，是指看护即将成熟收割的庄稼；看场院，是守护上场以后等待脱粒的粮食。这两项工作非常重要到时候必须设置；而看瓜却不是铁打的岗位。因为香瓜不一定年年必种，不种瓜就不用看瓜的了。人人都爱吃瓜，那就年年种上它一块呗！其实很多年在种地之初开会讨论种不种瓜的时候，社员们的反映都非常冷淡。真的种了瓜，到了安排瓜倌的时候，人选也不好找。人们的共识是：大地上的庄稼，场院里的粮食，那是动不得的，动了就犯病；而青瓜裂枣，谁得谁咬，偷瓜要瓜不算个啥错。所以，“三看”中后面的两看虽然责任重大其实好干，这看瓜别看也挺牛的却容易得罪人。我那时是一个四类子弟，属于“只能团结教育，不能依靠信任”的那类人，没想到也看了一回瓜。 那次让我看瓜，其实既不是队里对我有多信任，也不是在做执行“区别对待，重在表现”政策的样子。直接原因是：我为队里打井的时候脚被砸坏了，如果是别人，就得享受工伤待遇，在家养伤也得给记工分；但是我若享受了这般待遇就僭越了我的身份。如果让我呆在家里算我自己倒霉又有些说不过去，因为那次受伤的责任根本不在我。此时恰巧看瓜人的妻子要生孩子，家中不能离人了，这样，队长就让我顶替那个瓜倌。
瓜园，曾是农民夏季休闲的胜地。我第一次去瓜园大概是六七岁吧，我记得那时候还没搞合作化呢。是父亲领我去的。
一天正中午，父亲对我说：走，捡点儿瓜去。他拿了一只土篮子背在身上，后面跟着蹦蹦跳跳的我。走出屯子，四周便是绿油油长得比我高多了的庄稼，一条田间小路通向前方，啥也看不见，竟使我产生了压抑感。突然眼前一片豁然开朗，方方正正，就像用刀切出来的一块平面绿地，镶嵌在高棵庄稼之中。这就是瓜园了。瓜秧覆盖着地面，看不见垄沟垄台。中间有一排粉红的花，非常醒目，我以后才知道那种花叫芨芨草。靠大道边的那个地边上，搭着一个披着谷草的人字架瓜窝棚。窝棚前面坐着一个人，一顶大草帽把他的头脸盖得严严实实，只能看见他的无袖白短褂和黑蓝大裤衩，一股一股的蓝烟从草帽下面冒了出来。整个瓜园只有他一个人，静得很，四周是蝈蝈此起彼伏的叫声。
我们来到瓜窝棚。看瓜的老头一声没吭，拎起父亲的土篮子，就进到地里摘瓜去了。父亲就坐在了那老头方才坐着的凳子上。随后，在父亲的草帽底下，也冒出了一股一股的蓝烟。
不一会儿，老头就摘回了一土篮子瓜。他先给了我一个，又递给父亲一个。父亲掰开瓜，把瓤子甩到一个大盆里；而我则是把瓜瓤子吞到了肚子里。
父亲与看瓜老头交谈一会，招呼我回走。我从苞米地里钻了出来，手里拿着两个蝈蝈，问：瓜钱给了吗？父亲说：“记上了。小孩子操的心还挺多呢。”父亲挎着瓜在前面走，后面跟着蹦蹦跳跳的我。
那次平常的瓜园之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戴着大草帽，也当上了瓜倌，而且是生产队的瓜倌，心中那种荣耀感无以言表。
我不像别的瓜倌那样，总是躺在窝棚里的木板床上休息或是坐在凳子上吃瓜，而是一瘸一拐地锄草，打瓜尖，或是一圈一圈地巡视，我不能辜负队里的好意。
还没容我把爱社之心献完呢，麻烦事就来了。在我上任之时，队长有个交代：不准随便给哪个社员摘瓜，给钱也不卖，瓜下来统一分。这个我能做到：不摘就是。可是队委会的成员例外，而且我上任的那几天，每天晚上队长都领着全体队委去瓜园“开会”。
一天大车组的老板子向三爷拉土路过瓜地，让我给摘两个瓜吃。我畏畏缩缩地说：队长不让随便摘瓜呀！向三爷骂骂咧咧地说：他们随便吃，给我摘两个就不行？摘几个，记到老子的账上！我更加为难了，说：队长不让我卖瓜。向三爷更来气了：白吃不行，花钱买也不行？那就谁也别吃了！说完，就把车赶进了瓜地，画起圈来。我听着那香瓜咔嚓咔嚓的碎裂声，胆子都像吓碎了。这可怎么办哪？
队长来到瓜地，也没敢批评向三爷半句；反倒把我埋怨了一通，嗔怪我太死性了，却不说不让摘瓜是他的旨意。之后召集社员把瓜不论生熟，全部摘下来，按户分了，宣布“罢园”。我的短命的看瓜履历也就结束了。
若干年后，还有很多人热衷评论那次“碾瓜事件”。几乎没有人说向三爷的不对，反倒对他反抗特权的勇气大加赞扬；而对我那“忠于职守”的做法却是贬词颇多。瓜被向三爷碾碎了，社员却把没捞着吃瓜的损失和缺憾记到了我的头上。说：如果是别人看瓜，那种事故就不会发生了；向三爷肯定能吃着瓜，香瓜也就不会遭殃了。瓜倌给谁摘瓜，那是瓜倌的特权，队长根本就管不过来，也不能过死地管。但是让我当这个瓜倌，这个特权就变成“特难”了。像我那种身份的人，根本就担当不了也不应该担当那个责任。那么，向三爷碾瓜，除了有对特权行为的不满，是否也有对安排我干这个活儿的不满？总之，啥人该坐啥位子，是相应相配的，不能越界。哪个行业都是如此，哪个时代都是如此。
派饭
我们农村的生产队时代，几乎年年都有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下来包队蹲点。人员有时多有时少，多的时候十来个，少的时候一两个；时间有时长有时短，长的几个月，短的三五天。下乡的目的也是各自不同：有的是来调查研究抓典型挖经验的；有的是来指导运动揪坏蛋反官僚的；也有的是怕社员们不会种地，下到田间地头为贫下中农操心出点子的；还有的是来体验生活改造自身世界观的……别看工作任务不同，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就是到了吃饭的时候都得吃饭，并且谁也不能自带饭盒。
吃饭都得由生产队安排，但是具体怎么安排，也是看工作组人员的不同而不同。若工作组人员的身份较高，或驻扎时间较短，或行动有机密性的，则由生产队指定一户可靠而又干净的人家，供吃到完，最后生产队负责算账；而其他一般的工作组成员，或驻扎时间太久的，或是上级有明令规定的，则到社员家里吃“派饭”。
这个“派饭”派到谁家，都是由生产队掌握的，基本是挨家轮。我们队最早轮流派饭，是1964年搞“四清”运动的时候开始的。那年秋后，我们队来了三名“工作组”，上级要求他们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必须吃“派饭”。这个派饭也并不是派到谁家就白吃谁家，按规定吃饭人每顿付四两粮票一角钱，可以在撤点时计总付清就行。这样，派饭就从村头第一家开始，一家挨一家一家管一天地轮上了。
上级要求工作组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我家虽然也是贫农，但我父亲当时却正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们这户贫农成了另类，这饭就不能往我家派了。更好，省得麻烦。时间长了，贫下中农们忽然觉得我家占便宜了，四两粮票一角钱根本不够，队里也不能再给补贴。怎么叫我家也跟着“平衡平衡”呢？
队委会就是有办法。那个年代，虽然没搞开放搞活，但也不是除了工作组就再没有外来人了。比如队里请来的做农具织麻包或做其他技术活的工匠，来到队里洽谈调换或买卖车马谷草等生产资料的经纪人等等，他们也得吃饭，这种没有政治性的人的饭就派到了我们这类人家。有的工匠一住十多天，还不能把饭菜做得太损了。这种人吃饭，根本就不能想到还要付四两粮票一角钱，以为队里安排的队里就给解决了，吃完了一抹嘴巴走人，白吃白喝。过后你找队里，马上就会挨顿训斥：谁不让你朝他要钱了？
那时候，不光有业务的人找生产队，就是走道的，食宿也找生产队。住宿在队部的大炕上委屈委屈就行了，而吃饭也得队里给“派饭”，因为那时没有小卖店。有一天，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关里人，住在队里不走，想在这里落户。队长把他的饭派到了我们家。队长对我父亲说：正好你们都是关里老乡，你就照管他吧。
我父亲生性豪爽热心，立刻让这个“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盛情款待。吃了两天，告诉他这儿不会留他落户，让他另寻地方。临走，父亲还给了他十元钱，作为盘缠。要知道，当时那十元钱足够我挣半个多月的了。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粗心大意的父亲，连这个“老乡”究竟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都没“抹得开”问问。要知道，那可是大讲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倘若那人真有什么问题，调查到父亲这里，父亲非“沾包”不可。
改革开放打破了生产队一统乡里的局面。现在也很少有工作组驻扎生产队了，人们走到哪里，再也不用队里给派饭了。“派饭”一词，大概也该进入历史词库了。
（武书杰，1948年生，吉林省梨树县人。1964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至今，系终身制农民。2000年开始练习写作，2005年加入四平市作协，2014年加入吉林省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