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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不存在“新世纪诗歌”,或者说,“新世纪诗歌”有没有与此前诗歌不一样、为其自身所独具的一些特质?我认为是有的。21世纪的中国新诗的确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些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诗歌的生态和面貌发生着整体性的重构,在在显示出其“新”。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这种“新”的背后,许多“老”问题仍然存在,新诗并未因其新境遇而脱胎换骨,相比此前它甚至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价值困境和美学难题,可以说是旧问题未去、新问题又来。
一
1999年初的“盤峰论争”昭示了“90年代诗歌”的两大板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矛盾的公开化,它既是一次集结、亮相,又是一次撕裂、终结,“90年代诗歌”以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宣告了一个诗歌时段的结束:旧有的格局已被打破,此前的叙述范式已难以为继,是到了改变的时候了!“盘峰论争”固然有着功利色彩和人事纠葛的成分,其出现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对于上个世纪末诗歌内部分歧的真实呈现,关乎对于诗歌之现状与未来不同的理解、想象、立场。如果说“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在此前的文化资源占位和分配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具有更多的话语权,获得的“利益”更多的话,“民间立场”则在论争中扮演了“揭竿而起”的角色,对于既有秩序形成了冲击。由此,关于“90年代诗歌”出现了两种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叙述话语,形成了新诗史上为数并不太多的大分歧、大争论、大开大合的论辩场景。从历史来看,举凡这样的情况,多是以思想解放、观念自由为基础的,也多是发生在社会、文化发生变革、转折的时期。
这其中尤为重要——实际上也是前所未有、千载难逢——的因素便是网络。网络是在上世纪末才在中国出现的,但其发展非常迅速,在21世纪之初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时至今日,网络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它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在相当程度上被改变、重塑、重构了。文学作为切近人类心灵、极为敏感的一种“感受器”或“触角”,自然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而在文学的诸种体裁中,诗歌应该是受网络影响最为明显的。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网络,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其生长性、革命性力量迅速将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秩序冲击得七零八落,同时打开了另外一片天空,可谓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使得新世纪诗歌有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和前景。就其对诗歌的现实作用而言,网络不仅仅提供了一个作品发布的平台,实际上它构成了一个包含创作、发表、评论、修改提高、找寻同好、相互切磋、获得反馈、文本再生产等程序的完整生态系统,等于是再造了一个更为便捷、高效、开放的诗歌场域。这对于打破容量小、门槛高、审查严格的传统诗歌媒介的“霸权”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极大程度地解放了诗歌的“生产力”,激发了诗歌界被压抑的活力与创造性,新世纪初年以来无论是诗人的数量、诗歌作品的数量、写作流派和美学取向的涌现等,都出现了几何级数的激增。网络时代的诗歌态势,和网络出现之前,的确是大为不同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盘峰论争”初看起来与网络并无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它与这一时期网络对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改变、所提供的新的交流平台、所显示的新的可能性等均不无关联,网络同样是推助“盘峰论争”出现的原因之一。总体而言,网络之于诗歌正是在世纪之交真正发生作用的,它催生、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格局和气象。
新世纪诗歌是网络时代的诗歌,这是它与此前诗歌极为显著的区别。或许有人会说,网络是网络,诗歌是诗歌,网络时代的诗歌也仍然是诗歌,不能脱离诗的本质和内部规定性。这话对,却也不全对。网络时代的诗固然与其他时代的诗并无根本区别,都是“诗”。但是,诗与诗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是有同有异的,这其中外部生态的差异非常明显,网络对于诗歌的创作、发表、评价、经典化、再生产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如此态势之下的诗歌不可能不发生一些基础性、根本性的变化,无视、忽视这种变化是不客观、不准确的。同时,其内在特质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发展、变化之中的,网络时代的诗歌的确出现了一些新质,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艺术技法、美学取向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当然,另一方面,网络也并不必然就是正面和解放性的力量,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可能解决诗歌内部的、本体性的问题,过分夸大网络的作用也是有问题的。但就其在现阶段的现实意义而言,无疑其正面价值是首要的,它所带来的积极变化还是要大于所带来的问题和危机。
二
在思想观念的层面,网络时代的诗歌是更为丰富、多元、自由。网络虽然严格说来只是一种信息交流工具,但这种工具却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重要的、基础性的影响,它实际上是一种“超级工具”,重新定义了人的生活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就其现实性而言,网络诗歌颠覆、重构了此前的诗歌秩序。网络出现之前的诗歌出版基本载体是纸质出版物,但是纸质出版物一来数量、容量有限,二来门槛较高,需要经过重重审查,同时也容易受到人情、关系、趣味等因素的影响,而网络则基本不存在这些问题。互联网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其准入门槛也更低,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到这里来展示自我,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互联网打破了此前的诗歌“霸权”,给了真正有能力、有水平的诗人以广阔的空间,实际上,在网络时代,真正写得好的诗人完全被遮蔽、被排斥已基本不太可能,已经没有任何一种诗歌力量可以“只手遮天”而将一位足够优秀的诗人彻底“封杀”“屏蔽”掉,这相对于此前超稳定的诗歌秩序来讲,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网络是一种“打开”,对于诗歌而言这种作用尤其明显,网络的开放特性与诗歌的自由品格是高度契合的,这实际上也是两者之间能够产生如此明显的化合反应的内在基础。在自由精神的推动之下,新世纪诗歌出现了若干新的特征,比如:
1.与90年代诗歌更注重自律、“向内转”、注重诗歌自身建设的特质相比,这一时期的诗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映社会现实、注重诗歌时代性和现实功用的取向,并出现了如“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草根诗歌”“新现实主义诗歌”等写作现象和主张,诗歌对于真实、复杂、严酷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关注和表现,许多亲历者、见证者的诗歌作者写出了动人的诗歌作品,诗歌的现实性、本土性更强了; 2.随着网络新技术的发展,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等均具有媒体属性,从而形成“自媒体”。在“自媒体”的时代,诗歌的公共性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加强,人们接受的信息激增,对社会公共问题、公共话题的关注普遍有所增强,公众的文明素质、现代观念、公共关怀均有提高,诗歌关注公共议题,呼唤、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这一时期诗歌较为明显的特征;
3.随着“消费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渐次显明,文化的世俗化以及对于“神性”的祛魅较为明显,人的“感性”更为张扬,诗歌寫作更为及物,更重身体性,更肯定个体的价值和欲望的合理性,口语化、去神圣化等特征更为明显;总体而言,新世纪诗歌在价值观念上更少禁忌,更进一步地突破“禁区”,往更为现代、自由、深邃、多元的方向发展。
在艺术与美学取向方面,近20年的诗歌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流派、诗歌宣言、诗人群体,诗歌走向了“四面八方”,再无一成不变、定于一尊的“中心”,诗歌重新来到了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群雄逐鹿、王旗变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诗歌的艺术取向前所未有地多样:意象的,抒情的,口语的;多媒体的,图像的,多语言杂糅的;乡土的,城市的,地域的;神性的,崇高的,崇低的,垃圾派的;传统的,新古典的,复古的,后现代的;学院派的,知识化的,解构的,反智的;底层的,命运的,修辞的;知识分子的,荒诞的,游戏的,等等等等。在诗歌的技术、技艺层面,经历了自“新时期”以来的“恶补”,已经大致可以与“世界”同步,虽然从精神、思想等的深层仍有诸多差异和差距,但至少表面上已经可以有更多的自信和更充裕的空间来进行自我的探索和创造了。这一时段的诗歌已经没有如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第三代诗”以及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那样较为明显的写作主潮,而是更为分散、弥散,各种宣言、主张等虽然也有不少,但基本是不断发生、不断消亡,难成“主潮”,遑论“一统江湖”。虽然这样的艺术上的多元并不必然导致创作的繁荣,但是不可否认创作的繁荣的确需要这种多元、自由的状况。多元化是艺术活力的源泉和艺术创造的沃土,在此前提下,有的种子破土不久就夭亡了,有的长成了禾苗,有的长成了参天大树,这都没有问题,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成长的条件和可能的前景。不同的写作主张、取向共存共处、互为参照、互相制衡,这是出现好作品、优秀作品的有利条件。
三
网络于诗歌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机遇与可能,也带来了危机和问题。网络诗歌准入低,参与者众,众声喧哗,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混乱以及诗歌标准的丧失。网络有公共性的一面,但同时也推助了圈子化的形成,诗歌的各种“论坛”和“群”汇聚的往往是“志趣相投”的人,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很难有真正诗学观念上的共鸣和交锋,其交流多一团和气,否则即是情绪化的“一言不合便动粗”,意气用事多,理性辨析少。网络固然提供了海量的信息和交流的平台,却也容易让人流连于“舒适区”“同温层”,所接受的是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久而久之形成的是互相隔绝的“信息茧房”,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反而更容易“坐井观天”,充斥盲视与“不见”,形成严重的信息壁垒。人与人之间并未形成开放、理性、对话、反思的局面;而形成了更为牢固的专断、臆想、非理性和自我中心主义,人们的思考能力、心智水平、文明素养并未有明显的提升某些方面反而有所下降。诗人原本应该是与社会潮流保持距离、进行审视、做出提醒和预警的,但现实之中却更多的成为了推波助澜者,见不出应有的独立性、超前性、引领性。如此,网络诗歌所形成的其实是一个个的小圈子,圈子内部单极化、同质化、互相吹捧、党同伐异,圈子之间冷眼相对甚至水火不容、老死不相往来,这造成了诗歌界新的隔绝甚至“帮派化”“丛林化”现象滋生,对于诗歌生态的健康化发展自无助益。网络时代同时也带来了浮躁、消费化、娱乐化、平面化等问题,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了一种大众化、“短、平、快”的消费品,具有较高难度、较为严肃的写作往往很难“走红”,而简单化、煽情、平滑顺畅、抖机灵式的写作流行,口水诗、段子诗、极端诗大出风头,这实际上也是诗歌被时代所同化、被潮流所裹挟的体现。网络时代的诗歌虽然体量很大,但是水准不高、低水平重复,“新陈代谢”很快,人员更替频繁。诗歌在不断地发生,但是并没有走上更高的台阶和水平,更多的是在原地踏步、在不高的层级上徘徊。诗歌作品的同质化现象也比较明显,千部一腔、千人一面,重复他人和重复自己都很普遍。诗人们耐不住寂寞,害怕被遗忘,通过各种方式制造“声音”、刷“存在感”,加入时代的“合唱”之中,却很难沉静地面对自我、面对命运、面对诗歌本身,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于“自我”的消解和对于“孤独”的扼杀,如此等等。如果不能引起足够的警醒和重视,网络带来的积极效应可能被压抑而负面效应则可能扩大、泛滥,带来严重后果。
概而言之,20年来的诗歌总体格局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已发生巨大的变革,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已有显著的不同,其体量更为庞大、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拓展、精神品格上更为自由、艺术特征上更为多样,总体而言是处在更为开放、前进的道路上的,说它处于百年新诗最好的阶段应该并无问题。但是同时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严重的问题与危机,它的现状并不容乐观,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社会影响力式微、内耗严重、低水平重复、缺乏共识、没有标准、思想的创生能力与艺术的独创性均显不足、有“诗”而无“诗人”、有“诗人”而无“诗”等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网络时代才刚刚开始,网络带给诗歌的可能性到目前也只是初见峥嵘,它的未来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诗歌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行,直面当下,直面当代人和当代问题,体现创造性和活力,具有“同时代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守住“本心”、立足本位、保持定力,以“人”、以“自我”、以个体命运为关注中心,面对“时间”,写出“万古愁”,与“永恒”角力。简单地说,新状况需要面对,而老问题亦需重视。
新世纪诗歌走过20年,某些意义重大的变化或许已经发生,它包孕着太多的可能性:可能上升,也可能沉坠;可能辟出新局,也可能山河依旧;可能阔步向前,也可能向后倒退……一切还有待时间的展开!它的未来既不是完全的光明,也不是纯粹的黑暗,而是光明与黑暗、机遇与危机并存的,它有值得期待的前景,但也面临着诸种陷阱与歧途。这,对我们时代诗歌“从业者”构成了严峻挑战。
【作者简介】王士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苏妮娜)
一
1999年初的“盤峰论争”昭示了“90年代诗歌”的两大板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矛盾的公开化,它既是一次集结、亮相,又是一次撕裂、终结,“90年代诗歌”以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宣告了一个诗歌时段的结束:旧有的格局已被打破,此前的叙述范式已难以为继,是到了改变的时候了!“盘峰论争”固然有着功利色彩和人事纠葛的成分,其出现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对于上个世纪末诗歌内部分歧的真实呈现,关乎对于诗歌之现状与未来不同的理解、想象、立场。如果说“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在此前的文化资源占位和分配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具有更多的话语权,获得的“利益”更多的话,“民间立场”则在论争中扮演了“揭竿而起”的角色,对于既有秩序形成了冲击。由此,关于“90年代诗歌”出现了两种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叙述话语,形成了新诗史上为数并不太多的大分歧、大争论、大开大合的论辩场景。从历史来看,举凡这样的情况,多是以思想解放、观念自由为基础的,也多是发生在社会、文化发生变革、转折的时期。
这其中尤为重要——实际上也是前所未有、千载难逢——的因素便是网络。网络是在上世纪末才在中国出现的,但其发展非常迅速,在21世纪之初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时至今日,网络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它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在相当程度上被改变、重塑、重构了。文学作为切近人类心灵、极为敏感的一种“感受器”或“触角”,自然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而在文学的诸种体裁中,诗歌应该是受网络影响最为明显的。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网络,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其生长性、革命性力量迅速将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秩序冲击得七零八落,同时打开了另外一片天空,可谓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使得新世纪诗歌有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和前景。就其对诗歌的现实作用而言,网络不仅仅提供了一个作品发布的平台,实际上它构成了一个包含创作、发表、评论、修改提高、找寻同好、相互切磋、获得反馈、文本再生产等程序的完整生态系统,等于是再造了一个更为便捷、高效、开放的诗歌场域。这对于打破容量小、门槛高、审查严格的传统诗歌媒介的“霸权”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极大程度地解放了诗歌的“生产力”,激发了诗歌界被压抑的活力与创造性,新世纪初年以来无论是诗人的数量、诗歌作品的数量、写作流派和美学取向的涌现等,都出现了几何级数的激增。网络时代的诗歌态势,和网络出现之前,的确是大为不同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盘峰论争”初看起来与网络并无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它与这一时期网络对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改变、所提供的新的交流平台、所显示的新的可能性等均不无关联,网络同样是推助“盘峰论争”出现的原因之一。总体而言,网络之于诗歌正是在世纪之交真正发生作用的,它催生、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格局和气象。
新世纪诗歌是网络时代的诗歌,这是它与此前诗歌极为显著的区别。或许有人会说,网络是网络,诗歌是诗歌,网络时代的诗歌也仍然是诗歌,不能脱离诗的本质和内部规定性。这话对,却也不全对。网络时代的诗固然与其他时代的诗并无根本区别,都是“诗”。但是,诗与诗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是有同有异的,这其中外部生态的差异非常明显,网络对于诗歌的创作、发表、评价、经典化、再生产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如此态势之下的诗歌不可能不发生一些基础性、根本性的变化,无视、忽视这种变化是不客观、不准确的。同时,其内在特质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发展、变化之中的,网络时代的诗歌的确出现了一些新质,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艺术技法、美学取向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当然,另一方面,网络也并不必然就是正面和解放性的力量,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可能解决诗歌内部的、本体性的问题,过分夸大网络的作用也是有问题的。但就其在现阶段的现实意义而言,无疑其正面价值是首要的,它所带来的积极变化还是要大于所带来的问题和危机。
二
在思想观念的层面,网络时代的诗歌是更为丰富、多元、自由。网络虽然严格说来只是一种信息交流工具,但这种工具却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重要的、基础性的影响,它实际上是一种“超级工具”,重新定义了人的生活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就其现实性而言,网络诗歌颠覆、重构了此前的诗歌秩序。网络出现之前的诗歌出版基本载体是纸质出版物,但是纸质出版物一来数量、容量有限,二来门槛较高,需要经过重重审查,同时也容易受到人情、关系、趣味等因素的影响,而网络则基本不存在这些问题。互联网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其准入门槛也更低,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到这里来展示自我,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互联网打破了此前的诗歌“霸权”,给了真正有能力、有水平的诗人以广阔的空间,实际上,在网络时代,真正写得好的诗人完全被遮蔽、被排斥已基本不太可能,已经没有任何一种诗歌力量可以“只手遮天”而将一位足够优秀的诗人彻底“封杀”“屏蔽”掉,这相对于此前超稳定的诗歌秩序来讲,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网络是一种“打开”,对于诗歌而言这种作用尤其明显,网络的开放特性与诗歌的自由品格是高度契合的,这实际上也是两者之间能够产生如此明显的化合反应的内在基础。在自由精神的推动之下,新世纪诗歌出现了若干新的特征,比如:
1.与90年代诗歌更注重自律、“向内转”、注重诗歌自身建设的特质相比,这一时期的诗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映社会现实、注重诗歌时代性和现实功用的取向,并出现了如“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草根诗歌”“新现实主义诗歌”等写作现象和主张,诗歌对于真实、复杂、严酷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关注和表现,许多亲历者、见证者的诗歌作者写出了动人的诗歌作品,诗歌的现实性、本土性更强了; 2.随着网络新技术的发展,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等均具有媒体属性,从而形成“自媒体”。在“自媒体”的时代,诗歌的公共性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加强,人们接受的信息激增,对社会公共问题、公共话题的关注普遍有所增强,公众的文明素质、现代观念、公共关怀均有提高,诗歌关注公共议题,呼唤、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这一时期诗歌较为明显的特征;
3.随着“消费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渐次显明,文化的世俗化以及对于“神性”的祛魅较为明显,人的“感性”更为张扬,诗歌寫作更为及物,更重身体性,更肯定个体的价值和欲望的合理性,口语化、去神圣化等特征更为明显;总体而言,新世纪诗歌在价值观念上更少禁忌,更进一步地突破“禁区”,往更为现代、自由、深邃、多元的方向发展。
在艺术与美学取向方面,近20年的诗歌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流派、诗歌宣言、诗人群体,诗歌走向了“四面八方”,再无一成不变、定于一尊的“中心”,诗歌重新来到了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群雄逐鹿、王旗变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诗歌的艺术取向前所未有地多样:意象的,抒情的,口语的;多媒体的,图像的,多语言杂糅的;乡土的,城市的,地域的;神性的,崇高的,崇低的,垃圾派的;传统的,新古典的,复古的,后现代的;学院派的,知识化的,解构的,反智的;底层的,命运的,修辞的;知识分子的,荒诞的,游戏的,等等等等。在诗歌的技术、技艺层面,经历了自“新时期”以来的“恶补”,已经大致可以与“世界”同步,虽然从精神、思想等的深层仍有诸多差异和差距,但至少表面上已经可以有更多的自信和更充裕的空间来进行自我的探索和创造了。这一时段的诗歌已经没有如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第三代诗”以及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那样较为明显的写作主潮,而是更为分散、弥散,各种宣言、主张等虽然也有不少,但基本是不断发生、不断消亡,难成“主潮”,遑论“一统江湖”。虽然这样的艺术上的多元并不必然导致创作的繁荣,但是不可否认创作的繁荣的确需要这种多元、自由的状况。多元化是艺术活力的源泉和艺术创造的沃土,在此前提下,有的种子破土不久就夭亡了,有的长成了禾苗,有的长成了参天大树,这都没有问题,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成长的条件和可能的前景。不同的写作主张、取向共存共处、互为参照、互相制衡,这是出现好作品、优秀作品的有利条件。
三
网络于诗歌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机遇与可能,也带来了危机和问题。网络诗歌准入低,参与者众,众声喧哗,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混乱以及诗歌标准的丧失。网络有公共性的一面,但同时也推助了圈子化的形成,诗歌的各种“论坛”和“群”汇聚的往往是“志趣相投”的人,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很难有真正诗学观念上的共鸣和交锋,其交流多一团和气,否则即是情绪化的“一言不合便动粗”,意气用事多,理性辨析少。网络固然提供了海量的信息和交流的平台,却也容易让人流连于“舒适区”“同温层”,所接受的是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久而久之形成的是互相隔绝的“信息茧房”,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反而更容易“坐井观天”,充斥盲视与“不见”,形成严重的信息壁垒。人与人之间并未形成开放、理性、对话、反思的局面;而形成了更为牢固的专断、臆想、非理性和自我中心主义,人们的思考能力、心智水平、文明素养并未有明显的提升某些方面反而有所下降。诗人原本应该是与社会潮流保持距离、进行审视、做出提醒和预警的,但现实之中却更多的成为了推波助澜者,见不出应有的独立性、超前性、引领性。如此,网络诗歌所形成的其实是一个个的小圈子,圈子内部单极化、同质化、互相吹捧、党同伐异,圈子之间冷眼相对甚至水火不容、老死不相往来,这造成了诗歌界新的隔绝甚至“帮派化”“丛林化”现象滋生,对于诗歌生态的健康化发展自无助益。网络时代同时也带来了浮躁、消费化、娱乐化、平面化等问题,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了一种大众化、“短、平、快”的消费品,具有较高难度、较为严肃的写作往往很难“走红”,而简单化、煽情、平滑顺畅、抖机灵式的写作流行,口水诗、段子诗、极端诗大出风头,这实际上也是诗歌被时代所同化、被潮流所裹挟的体现。网络时代的诗歌虽然体量很大,但是水准不高、低水平重复,“新陈代谢”很快,人员更替频繁。诗歌在不断地发生,但是并没有走上更高的台阶和水平,更多的是在原地踏步、在不高的层级上徘徊。诗歌作品的同质化现象也比较明显,千部一腔、千人一面,重复他人和重复自己都很普遍。诗人们耐不住寂寞,害怕被遗忘,通过各种方式制造“声音”、刷“存在感”,加入时代的“合唱”之中,却很难沉静地面对自我、面对命运、面对诗歌本身,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于“自我”的消解和对于“孤独”的扼杀,如此等等。如果不能引起足够的警醒和重视,网络带来的积极效应可能被压抑而负面效应则可能扩大、泛滥,带来严重后果。
概而言之,20年来的诗歌总体格局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已发生巨大的变革,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已有显著的不同,其体量更为庞大、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拓展、精神品格上更为自由、艺术特征上更为多样,总体而言是处在更为开放、前进的道路上的,说它处于百年新诗最好的阶段应该并无问题。但是同时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严重的问题与危机,它的现状并不容乐观,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社会影响力式微、内耗严重、低水平重复、缺乏共识、没有标准、思想的创生能力与艺术的独创性均显不足、有“诗”而无“诗人”、有“诗人”而无“诗”等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网络时代才刚刚开始,网络带给诗歌的可能性到目前也只是初见峥嵘,它的未来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诗歌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行,直面当下,直面当代人和当代问题,体现创造性和活力,具有“同时代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守住“本心”、立足本位、保持定力,以“人”、以“自我”、以个体命运为关注中心,面对“时间”,写出“万古愁”,与“永恒”角力。简单地说,新状况需要面对,而老问题亦需重视。
新世纪诗歌走过20年,某些意义重大的变化或许已经发生,它包孕着太多的可能性:可能上升,也可能沉坠;可能辟出新局,也可能山河依旧;可能阔步向前,也可能向后倒退……一切还有待时间的展开!它的未来既不是完全的光明,也不是纯粹的黑暗,而是光明与黑暗、机遇与危机并存的,它有值得期待的前景,但也面临着诸种陷阱与歧途。这,对我们时代诗歌“从业者”构成了严峻挑战。
【作者简介】王士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苏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