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高物价已不是新闻。在日本，以肉类为例，猪肉约人民币七十元一斤，牛肉约人民币三百一十元一斤。蔬菜价格也很高，三根大葱大约十四元人民币，普通青椒约六元一个，包心菜约九元一蔸，甚至出现了一根白萝卜切成几段来卖的情况。但中、日之间的物价差别并不是当今才有的现象，早在清代，我们的前人便体验到了日本惊人的生活成本。
　　雍正年间（1723—1735）苏州知府童华根据从日本回国商人的口述经历写成《长崎纪闻》一书，书中有记：“长崎食物之贵，倍蓰内地，稻米每石卖价十两，鹅鸭每只二三两，鸡每只、肉每斤卖银五钱……岛中有街八十余条，每街分值一船，船到，其街人运货上岸，日给薪水，皆取重值……商人住岛一年，计用千金以上，住日久则商日困矣。”可知雍正年间日本长崎的物价已经是“倍蓰内地”，而且当地的人工费用“皆取重值”，这样的花销已令当时赴日经商的富商们吃不消。而清商在长崎当地举行宴会招待的成本更是高昂，因为宴会所需的蔬菜、鱼肉都要从长崎当地采购，因此“每华筵绮席索费中人半载之享”，即每场宴会要耗费国内普通人半年的消费。由于当地物价太高，中国船员会从国内随船带去活的家畜、家禽来长崎食用。如日本绘制于十八世纪的《长崎港南京贸易绘图》中，就画有中国水手从本土带去公鸡和活猪的场景。而在绘制于同一时代的《长崎游观图会》中，还有中国人在居住的唐馆中杀猪的场面。在唐馆内，还经常可见中国商人散养的猪、羊、鸡。当时抵达长崎的中国船商水手，还会随船带来大量的国内点心，如荤素月饼、鸡蛋糕、绿豆百果、寸金酥糖、莲藕粉等。这一方面有当地不方便购买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与当地物价太高有关。
　　日本文献《译家必备》也记载了十八世纪赴日华商在长崎的日常工作生活情况，书中对中国船只在当地的消费有更详细的记载：“三月十七日送水两傤，连船夫二两六钱二分;送柴九千斤，连船夫十两零七钱……;柴火一万斤，连船夫二十三两四钱……;进港鱼菜二十四两四钱五分五厘;顺风水三傤，连船夫三两六钱三分;顺风柴五千斤，连船夫廿两零七钱五分;下番米二十担，该银一百二十五两;十一番船会来水三傤，三两零五分，送水船夫一两二钱。”这个物价和人工成本是什么水平呢？我们可以选择当时的苏州来与长崎做对比。之所以选择苏州为样本，是因为清代苏州是当时国内物价最高的城市之一。据《吴县志》记载：“清初物价已较明代为昂。此不独苏州为然，而苏州为尤甚。”而且赴日商人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苏州。据学者们对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粮价清单所进行的整理，苏州在雍正十一年（1733）米价每石一两六钱五分。清代一直沿用一担一百斤、一石一百二十斤的重量标准。从长崎“下番米二十担，该银一百二十五两”的记载看，日本长崎的米价为每担六两多，可见这个价位已经是苏州的五倍。再来对比一下肉价，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乾隆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江苏宝山的肉价为一斤四十八文。宝山距离苏州不远，肉价大抵一致。而“四十八文”换算成银价又是多少呢，清代陶煦的《租核》一书记录了清代苏州地区的物价状况，其中有记光绪十年（1884）左右“银价两约钱一千六百”。鉴于光绪十年的银钱兑换比例应该是白银大量外流后的兑换比例，雍正年间这个比例应是银一两兑换钱一千二百文。这样看来苏州的肉价应是不到半钱银子一斤，远低于《长崎纪闻》中所载的“肉每斤卖银五钱”。这样看来，清代日本长崎物价远超于当时以高消费而著称的苏州。再以工价而论，清代江南一带方志记载：“乾、嘉间雇工，每日只需钱四五十文。”而据清代刑部题本关于乾隆年间（1736—1795）江南地区每日工价的记载，当时的雇工每日最高五十文，最低三十五文，中间数为四十文。这样看来，清代富庶地区的雇工每日的工钱也就半钱银子，而长崎当地送水船夫一次的工价是“一两二钱”，扣除因技术工种和劳动工具的差异，日本当时的人工成本高于清朝大致是可信的。
　　据美国学者万志英的研究，中、日的物价差距在清初就出现了。在1645年以前，日本的物价波动大体与中国相似。1663年后，日本的物价水平高出了中国物价的二点五至五倍。如果说今天中、日物价差距是因为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高物价高收入所致，那么清代中期中、日物价差距为何也如此之大呢，答案在贵金属上。
　　日本虽然今天给人的印象是自然资源缺乏，严重依赖进口，但明清时期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铸币金属输出国。在银矿方面，1533年，日本从海外学习到了先进的银矿精炼技术——灰吹法。所謂灰吹法，就是在炼银时加入铅，使银熔于铅中，实现银的富集;然后吹以空气，使铅氧化入炉灰中，实现银的分离。这种技术使日本银矿被大规模开发出来。如日本著名的石见银山，其一地的开采量就能达到每年三十八吨左右。其他日本银矿如兵库县的生野银矿，十七世纪产量就达到了一年一万公斤。岛根县岩美银矿中仅一个矿坑，每年的产量也高达一万二千公斤。根据日本学者滨野吉的研究，当时日本在开采极盛时达到“银产量每年约两百吨，相当于世界银产量的三分之一”。再对比一下清朝当时国内的银产量，产银最高的年份1754年也不过五十五万六千九百九十六两。在铜矿方面，日本的采铜业到了十七世纪已经相当发达，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世界级的铜矿，如足尾铜矿、熊野铜矿和别子铜矿等。1687年，日本的铜输出量已达到五百七十万斤，已经远远领先于当时清朝国内每年一百二十万斤的铜产量。
　　晚明时期的张燮在《东西洋考》一书中，用“西产多珍，东产多矿”来描述明朝当时的贸易格局，其中的“东产多矿”指的就是日本的贵重金属。日本出产的银、铜除了产量巨大外，成色也很高，可以直接作为流通的硬通货使用。如英国船和荷兰船高度认可日本产出的白银，称其为酥玛银，这使得日本白银迅速成为对外贸易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支付手段。明代中后期就有日本用白银直接来购买中国商品的记录，据郑若曾的《筹海图编》记载：“日本夷商惟以银置货，非若西番之载货交易也。”据《白银帝国》一书作者弗兰克估算，从1600年到1800年，日本向国外花出去的白银大约一万吨。仅以1711年为例，当时日本从长崎进口的货物价值约十七万磅白银，而从长崎出口的货物价值为十二万磅，这其中五万磅的贸易差额都是日本用白银支付。除了白银外，日本所产的铜是中国重要的铸币材料，如自顺治二年（1645）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五十五年间，位于北京的户部的宝泉局和工部的宝源局，为铸造铜钱使用的铜达二百二十四点六万斤，其中大多数是日本铜。又据日本文献《唐通事会所日录》记载：从1644年前后开始到1733年前后，日本出产的黄铜被大量运到北京的造币厂，在那里铸造成铜钱。因此，在当时的中日贸易中，日本可以直接把铜作为硬通货与中国的商品进行换购。如在1696—1710年间，日本每年在贸易中支付给中国的铜达到四百万至七百万斤。铸币金属的充盈使日本的社会购买力大幅度提高，导致了日本国内物价的上升。这种现象也同样发生在当时的欧洲，伴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涌入，欧洲迎来了“价格革命”，物价飞速上涨，其中作为白银大户的西班牙物价更是涨了四倍。
　　日本虽然有着丰富的银、铜资源，但由于当时的手工业逊色于中国，“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这也是其物价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十八世纪大部分中国商品在广州和长崎的差价大约在二至三倍之间。如生铁在广州一点六两一担，到了长崎后可卖四点五两一担;红糖在广州每担的价格为零点九两，而运到长崎后出售则是二点五两;蜂蜡在广州十二两一担，在长崎则售价四十九两一担。大量的日用品都是从中国进口而来，物价自然是高于当时的清朝。
　　可见，丰富的银、铜资源使日本在当时相当于拥有了“世界货币”的印钞机，大量铸币金属充斥市场使物价水涨船高。同时，由于当时日本国内的手工业水平有限，充裕的硬通货使日本大量进口商品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日本所需的生丝、瓷器、砂糖、书籍和中药等产品都是从中国进口而来，而这些产品在日本都是以高于清朝国内二至三倍的价格出售。这些就是清朝时日本物价远超中国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