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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几乎30年之后，荷兰外交官尼本伯格坚韧不拔的决心终于使正义得到了伸张。
往事
当电话铃声响起之时，赫尔曼·尼本伯格正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住宅中享受着他退休后第一天的清闲时光。“你的‘老朋友’查尔斯·索伯拉日被抓住了”，打电话的朋友告诉这位荷兰驻惠灵顿大使馆的前公使。
“查尔斯·索伯拉日！”尼本伯格吃惊地问道。“在什么地方？”
“加德满都。”他的朋友大声朗读了报纸上一段有关索伯拉日因涉嫌几乎30年前的多起谋杀案而被逮捕的报道。
尼本伯格放下电话，他的思绪中闪现到1976年2月，当时他在荷兰驻曼谷大使馆工作。一天，一封信摆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信是阿姆斯特丹的J.L.赞特写来的，信中着重提到了他25岁的小姨，考妮丽阿·“考基”·汉姆克和其29岁的男友汉利库斯·“汉克”·宾塔亚的失踪。“由于已经有6个星期没有收到他们的信息了，”信中写道，“我们感到很担忧。”赞特说这对情侣在漫游亚洲的9个月旅行中一般是每星期给家里寄一封信，但在圣诞节以及考基的母亲生日时都没有收到他们的贺卡。
这对情侣最后寄出的信是1975年12月8日从香港发的，信中说他们计划乘飞机到曼谷，然后旅行到泰国北部的清迈，因此要求家里把信寄到清迈的邮政总局。他们还提到最近认识了一个从事宝石业的朋友——越南裔的法国公民，其人将把他在曼谷的公寓房间让给他们居住。
尼本伯格当时是一位31岁的年轻外交官，在他的第一个职位上任职才几个月。他于是决定搞清楚这两个荷兰同胞神秘失踪的原因，却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将他与亚洲最臭名昭著的一个系列谋杀案联系在一起，时光跨度近30年。
两名荷兰人之死
索伯拉日居住在曼谷破败的帕特朋红灯区附近，是一位自称有超凡神灵的江湖骗子。他在“坎尼特屋”五楼的好几间公寓成了外国来访者免费住宿的场所。索伯拉日告诉来访者他叫阿赖恩·考提尔（索伯拉日的几个假名之一），并用看手相，传授空手道和述说作为宝石商所经历的探险传奇故事来吸引游客，却隐瞒了自己曾在阿富汗、法国、希腊、印度和伊朗因一系列抢劫，在饮料中下药，珠宝和汽车盗窃以及非法入境而坐过几年牢的事实。
考基和汉克1975年12月11日一到达曼谷机场，就在阿赖恩·考提尔的协助下，放弃了原定居住廉价旅馆的打算，跟着他去了“坎尼特屋”。在那里，这对男女又遇到了他的法国－加拿大籍女友玛丽·安德莉·莱柯勒。考提尔在晚餐时提供给自己的客人几片小药片，谎称可防止痢疾和腹泻，因为这类病例在东南亚的旅行者中是很普遍的。
事实上，据认为考基和汉克吃的药片中含有轻泻剂和大剂量镇静药物。到了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考基和汉克感到胃部绞痛，身体变得极其虚弱。后来的推测是，大概到了第四天，索伯拉日和他的一位名叫阿伽·库都利的印度籍同谋者将这两位受害者拖进一辆破旧的丰田牌轿车，将车开上一条废弃的道路。在那里，汉克被勒死过去，而考基则被棍棒击昏，紧接着，仍有着微弱呼吸的两个人被浇上汽油并点燃了火。作案的第二天，索伯拉日将这对情侣的旅行支票兑换成了现金。
作恶多端
考基和汉克并不是第一对死于索伯拉日之手的游客。在这个案件发生的三个月前，索伯拉日交上了一个名叫安德利·伯律戈诺的法国商人，结果这个商人的尸体后来在清迈一家旅馆的浴缸中被人发现。同年10月，当索伯拉日与来自美国西雅图的特莉莎·诺尔顿相遇后，她穿着衣服但残缺的尸体不久就被抛弃在了帕塔雅附近的海滩上。在11月底，一位名叫维塔利·哈金的土耳其人被烧焦的尸体在西阿姆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被发现。正是在考基和汉克被害的几天前，24岁的法国女子斯特芬妮·帕利的尸首又被人在帕塔雅以南的一条小河的河底找到。
就在圣诞节之前，索伯拉日和莱柯勒飞到尼泊尔，他们将自己的照片贴在考基和汉克的护照上蒙混入境。在当地，他们结识了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康妮·布洛兹克和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劳伦特·卡利莱。这对男女烧焦的尸体后来在加德满都郊外的山脚被发现。索伯拉日在获取了这两人的护照和钱财之后返回了曼谷。
漫漫追踪路
尼本伯格1976年2月到清迈邮政总局查询信件时曾发现一沓无人认领的信件。泰国的入境记录显示，考基和汉克12月11日到达曼谷，然而他们原定入住的马来西亚旅馆却没有他们的任何记录。
不过，尼本伯格当时并不知道的一件事是，租住在索伯拉日的曼谷公寓的一位住户也对考基和汉克的失踪产生了疑心。这位名叫娜迪妮·吉尔斯的法国妇女发现索伯拉日的公寓里有一些极其不平常的活动。十多个入住的年轻外国旅行者中似乎有大约一半不是卧床不起就是失踪。到了12月20日，两个同样对索伯拉日的住所发生的情况产生警觉的法国人找到吉尔斯，谈起他们的疑问，并对看到的现象表示震惊。此时索伯拉日已去了尼泊尔。
“我敢肯定他谋杀了那对荷兰男女，”其中一个法国人告诉吉尔斯。他一天晚上醒来时看到索伯拉日和库都利扛着半昏迷的两个人走向汽车。后来当他看到《曼谷邮报》上登的被烧焦的尸体照片时，他感到万分恐惧。两个法国人还给吉尔斯看了数本在索伯拉日的公寓中的一个保险箱里找到的外国人护照。
吉尔斯随后设法进入了索伯拉日的房间，并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本汉克的日记。惊恐之余，她向一个法国商人吐露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位法商又把此事告诉了英国驻曼谷大使馆的一位熟人。英国大使馆这位疑窦丛生的官员于是给泰国警方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976年2月16日，尼本伯格收到比利时驻曼谷大使馆的保罗·西蒙斯打来的电话。“你正在寻找什么失踪人员吗？”西蒙斯问道。
“你为何关心这件事？”尼本伯格说。于是西蒙斯告诉了他关于一个混血的法国人的一连串传闻。“此人专门诱骗旅游者到他的公寓，然后将他们谋害。”
凭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尼本伯格打电话给泰国警方，询问去年12月在一条路上发现的被谋害的一男一女的尸体是否鉴定出来了，但警方的答复是，尸体仍无法确定身份，至今一直放在停尸房。
3月3日，尼本伯格带着考基和汉克的牙科病历，与一位自愿帮忙的荷兰牙医来到曼谷的一家停尸房。“兩具尸体的牙齿与来自阿姆斯特丹的X光照片完全吻合。”牙医说道。
尼本伯格的调查有了部分结论。于是他给位于海牙的荷兰外交部发去一份电报，报告了这个残酷的消息。由于深受所目睹的烧焦尸体的刺激，他悲愤地发誓要让凶手得到正义的审判。
尼本伯格和西蒙斯几经周折找到娜迪妮·吉尔斯，吉尔斯告诉他们，她认为是索伯拉日谋杀了好几个外国游客。尼本伯格很快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泰国警方。在他的竭力要求下，警方于3月11日搜查了索伯拉日的住所。但是索伯拉日这次又向警方报称了另一个假名。他和莱柯勒、库都利被带到警察局审问。然而不久他们就都被保释，并潜逃去了马来西亚。尼本伯格听到的传闻是：这些人是通过贿赂而获得自由的。
搜集证据
泰国警方向尼本伯格通报了索伯拉日潜逃的情况，并将这一案件束之高阁。于是尼本伯格着手自己来进行调查。他和吉尔斯以及西蒙斯在3月27日进入了索伯拉日的住所。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多副手铐，它们显然是用于将被害者铐在床上。在客房木制床柱上还有被绑的人挣扎时留下的痕迹。吉尔斯意识到几个星期前她所听到的哭喊一定是受害人痛苦的叫声。在厨房，他们发现了泻药，日后证明它就是被掺在马钱子碱中给受害者服用的。
尼本伯格小心翼翼地搜集证据，其中包括考基的手提包、汉克的邮政支票、特莉莎·诺尔顿的一本书以及被认为是索伯拉日的其他受害者的物件……尼本伯格将这些证据编写进一本200页的报告之中，然后把这本被称为《索伯拉日档案》的报告散发给各国驻曼谷的大使馆。为了给泰国警方施加压力，尼本伯格向《曼谷邮报》透露了一些这一报告的有关细节，从而使该报于5月7日开始在显著位置连续登载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公众的舆论顿时一片哗然。面对这种形势，警方不得不让国际刑警插手这一案件。
在魁北克，加拿大警方传讯了莱柯勒的母亲，她提供了索伯拉日的越南籍母亲在法国马赛的详细联络方法。5月19日，国际刑警组织法国分部发了一个加急电报给泰国分部，告知说索伯拉日已在法国受到起诉，此人可能使用的是阿赖恩·考提尔的身份证件。第二天，泰国警方对索伯拉日、莱柯勒和库都利发出了国际通缉令，罪名是谋杀考基·汉姆克、汉克·宾塔亚、维塔利·哈金、特莉莎·诺尔顿和斯特芬妮·帕利。
6个星期过去了，这个案件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因为索伯拉日和莱柯勒潜逃到了印度新德里。六月份，索伯拉日又与一个60人的法国旅游团交上了朋友。然而一天傍晚，，他在给这个团队的晚餐投放安眠药和泻药时却错误地计算了剂量，结果一些旅游者还没有回到房间就在餐厅里倒了下去。警察局的一位副主管在收到紧急报告后认出了索伯拉日，发现此人就是4年前曾在印度因一个珠宝盗窃案被拘押，而后又逃脱的家伙。索伯拉日被投入了拘留所，莱柯勒第二天也被收押。
恶魔入狱10年
此次受害的大部分法国旅游者不久都抢救过来，但是有一位年轻人几天后死在了医院。索伯拉日于是以谋杀该旅行团成员以及1976年在瓦腊纳西（印度教圣地）谋杀一名以色列旅游者被起诉，当地法庭判他入狱10年，莱柯勒8年。另一名嫌疑犯库都利却一直未被抓到，消失得无影无踪。
尼本伯格对于索伯拉日和莱柯勒的被判入狱感到欣慰，尽管他们还未因在泰国的罪行受到审判。泰国方面因他们杀害两名荷兰人和其他旅游者而发出的逮捕令要到1995年12月才失效。他把《索伯拉日档案》寄回了荷兰妥善保存起来。
索伯拉日在快服完刑期时曾逃出监狱，但在几个星期后被抓回。他又被追加10年刑期。在狱中，这位一度胆大妄为的杀人恶魔将其一生的冒险故事出售给书籍出版商和影片制片人，从中拿到了可观的版权费——这些金钱使他在狱中得到了不少优待，其中包括让曾经结交过的女友前来相聚。
莱柯勒于1982年假释出狱，随后在年底死于癌症。索伯拉日于1997年刑满释放，此时泰国方面签发的国际通缉令刚刚过期15个月。
6年后，即2003年9月，索伯拉日因谋杀康妮·布洛兹克和劳伦特·卡利莱在加德满都被逮捕。于是对整个事件的描述又回到本文的开头。尼本伯格尽管已退休，但仍密切注视着案情的发展。当他看到报刊上援引索伯拉日的话辩称自己在这次逮捕之前从未到过尼泊尔，不应该为两人的死负责时，他想到了《索伯拉日档案》中所收集到的证据资料，它们可以证明索伯拉日到过尼泊尔，包括在1975年12月谋害发生的时间。此外，他还保存了索伯拉日和莱柯勒1976年在新德里向警方所作陈述的副本，其中承认两人曾用涂改的荷兰护照进入尼泊尔。
一个无法抵赖的事实是，索伯拉日在潜回曼谷时用了卡利莱的护照。从满满一纸箱材料翻出来的证据中，尼本伯格提供了多年前收集的该护照的复印件，一张索伯拉日以卡利莱名字填写的曼谷机场入境卡复印件以及当时的一份航空公司旅客名单。
这些证据给予尼泊尔当局所需的一切来扣留索伯拉日以指控他谋杀布洛兹克。但是这一指控依然因为检方无法找到原件而被撤销。眼看这个杀人恶魔在尼泊尔法庭上又将逃脱惩罚，尼本伯格随即公开了一个致命的证据：一位在1975年圣诞夜从曼谷到加德满都航班上坐在索伯拉日邻座的澳大利亚旅客戴维·维尔莫斯的目擊陈述。
正义得到伸张
2004年8月12日，索伯拉日因谋杀康妮·布洛兹克而被尼泊尔法庭裁定有罪，并被判决终身监禁。一位荷兰记者曾到狱中采访索伯拉日，并询问这位囚犯对尼本伯格的看法。“我从未见过赫尔曼·尼本伯格，”他答道，“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与我作对。”
“我为什么要与他作对？”尼本伯格后来解释原因时说，“因为我的动机是伸张正义。”
2007年2月，尼泊尔的帕坦阿伯雷特法庭拒绝了61岁的索伯拉日的上诉。据传他将向尼泊尔最高法院上诉。然而尼泊尔警方已封存了此案的档案，进一步上诉将不再被受理。
编辑：陈畅鸣
往事
当电话铃声响起之时，赫尔曼·尼本伯格正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住宅中享受着他退休后第一天的清闲时光。“你的‘老朋友’查尔斯·索伯拉日被抓住了”，打电话的朋友告诉这位荷兰驻惠灵顿大使馆的前公使。
“查尔斯·索伯拉日！”尼本伯格吃惊地问道。“在什么地方？”
“加德满都。”他的朋友大声朗读了报纸上一段有关索伯拉日因涉嫌几乎30年前的多起谋杀案而被逮捕的报道。
尼本伯格放下电话，他的思绪中闪现到1976年2月，当时他在荷兰驻曼谷大使馆工作。一天，一封信摆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信是阿姆斯特丹的J.L.赞特写来的，信中着重提到了他25岁的小姨，考妮丽阿·“考基”·汉姆克和其29岁的男友汉利库斯·“汉克”·宾塔亚的失踪。“由于已经有6个星期没有收到他们的信息了，”信中写道，“我们感到很担忧。”赞特说这对情侣在漫游亚洲的9个月旅行中一般是每星期给家里寄一封信，但在圣诞节以及考基的母亲生日时都没有收到他们的贺卡。
这对情侣最后寄出的信是1975年12月8日从香港发的，信中说他们计划乘飞机到曼谷，然后旅行到泰国北部的清迈，因此要求家里把信寄到清迈的邮政总局。他们还提到最近认识了一个从事宝石业的朋友——越南裔的法国公民，其人将把他在曼谷的公寓房间让给他们居住。
尼本伯格当时是一位31岁的年轻外交官，在他的第一个职位上任职才几个月。他于是决定搞清楚这两个荷兰同胞神秘失踪的原因，却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将他与亚洲最臭名昭著的一个系列谋杀案联系在一起，时光跨度近30年。
两名荷兰人之死
索伯拉日居住在曼谷破败的帕特朋红灯区附近，是一位自称有超凡神灵的江湖骗子。他在“坎尼特屋”五楼的好几间公寓成了外国来访者免费住宿的场所。索伯拉日告诉来访者他叫阿赖恩·考提尔（索伯拉日的几个假名之一），并用看手相，传授空手道和述说作为宝石商所经历的探险传奇故事来吸引游客，却隐瞒了自己曾在阿富汗、法国、希腊、印度和伊朗因一系列抢劫，在饮料中下药，珠宝和汽车盗窃以及非法入境而坐过几年牢的事实。
考基和汉克1975年12月11日一到达曼谷机场，就在阿赖恩·考提尔的协助下，放弃了原定居住廉价旅馆的打算，跟着他去了“坎尼特屋”。在那里，这对男女又遇到了他的法国－加拿大籍女友玛丽·安德莉·莱柯勒。考提尔在晚餐时提供给自己的客人几片小药片，谎称可防止痢疾和腹泻，因为这类病例在东南亚的旅行者中是很普遍的。
事实上，据认为考基和汉克吃的药片中含有轻泻剂和大剂量镇静药物。到了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考基和汉克感到胃部绞痛，身体变得极其虚弱。后来的推测是，大概到了第四天，索伯拉日和他的一位名叫阿伽·库都利的印度籍同谋者将这两位受害者拖进一辆破旧的丰田牌轿车，将车开上一条废弃的道路。在那里，汉克被勒死过去，而考基则被棍棒击昏，紧接着，仍有着微弱呼吸的两个人被浇上汽油并点燃了火。作案的第二天，索伯拉日将这对情侣的旅行支票兑换成了现金。
作恶多端
考基和汉克并不是第一对死于索伯拉日之手的游客。在这个案件发生的三个月前，索伯拉日交上了一个名叫安德利·伯律戈诺的法国商人，结果这个商人的尸体后来在清迈一家旅馆的浴缸中被人发现。同年10月，当索伯拉日与来自美国西雅图的特莉莎·诺尔顿相遇后，她穿着衣服但残缺的尸体不久就被抛弃在了帕塔雅附近的海滩上。在11月底，一位名叫维塔利·哈金的土耳其人被烧焦的尸体在西阿姆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被发现。正是在考基和汉克被害的几天前，24岁的法国女子斯特芬妮·帕利的尸首又被人在帕塔雅以南的一条小河的河底找到。
就在圣诞节之前，索伯拉日和莱柯勒飞到尼泊尔，他们将自己的照片贴在考基和汉克的护照上蒙混入境。在当地，他们结识了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康妮·布洛兹克和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劳伦特·卡利莱。这对男女烧焦的尸体后来在加德满都郊外的山脚被发现。索伯拉日在获取了这两人的护照和钱财之后返回了曼谷。
漫漫追踪路
尼本伯格1976年2月到清迈邮政总局查询信件时曾发现一沓无人认领的信件。泰国的入境记录显示，考基和汉克12月11日到达曼谷，然而他们原定入住的马来西亚旅馆却没有他们的任何记录。
不过，尼本伯格当时并不知道的一件事是，租住在索伯拉日的曼谷公寓的一位住户也对考基和汉克的失踪产生了疑心。这位名叫娜迪妮·吉尔斯的法国妇女发现索伯拉日的公寓里有一些极其不平常的活动。十多个入住的年轻外国旅行者中似乎有大约一半不是卧床不起就是失踪。到了12月20日，两个同样对索伯拉日的住所发生的情况产生警觉的法国人找到吉尔斯，谈起他们的疑问，并对看到的现象表示震惊。此时索伯拉日已去了尼泊尔。
“我敢肯定他谋杀了那对荷兰男女，”其中一个法国人告诉吉尔斯。他一天晚上醒来时看到索伯拉日和库都利扛着半昏迷的两个人走向汽车。后来当他看到《曼谷邮报》上登的被烧焦的尸体照片时，他感到万分恐惧。两个法国人还给吉尔斯看了数本在索伯拉日的公寓中的一个保险箱里找到的外国人护照。
吉尔斯随后设法进入了索伯拉日的房间，并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本汉克的日记。惊恐之余，她向一个法国商人吐露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位法商又把此事告诉了英国驻曼谷大使馆的一位熟人。英国大使馆这位疑窦丛生的官员于是给泰国警方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976年2月16日，尼本伯格收到比利时驻曼谷大使馆的保罗·西蒙斯打来的电话。“你正在寻找什么失踪人员吗？”西蒙斯问道。
“你为何关心这件事？”尼本伯格说。于是西蒙斯告诉了他关于一个混血的法国人的一连串传闻。“此人专门诱骗旅游者到他的公寓，然后将他们谋害。”
凭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尼本伯格打电话给泰国警方，询问去年12月在一条路上发现的被谋害的一男一女的尸体是否鉴定出来了，但警方的答复是，尸体仍无法确定身份，至今一直放在停尸房。
3月3日，尼本伯格带着考基和汉克的牙科病历，与一位自愿帮忙的荷兰牙医来到曼谷的一家停尸房。“兩具尸体的牙齿与来自阿姆斯特丹的X光照片完全吻合。”牙医说道。
尼本伯格的调查有了部分结论。于是他给位于海牙的荷兰外交部发去一份电报，报告了这个残酷的消息。由于深受所目睹的烧焦尸体的刺激，他悲愤地发誓要让凶手得到正义的审判。
尼本伯格和西蒙斯几经周折找到娜迪妮·吉尔斯，吉尔斯告诉他们，她认为是索伯拉日谋杀了好几个外国游客。尼本伯格很快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泰国警方。在他的竭力要求下，警方于3月11日搜查了索伯拉日的住所。但是索伯拉日这次又向警方报称了另一个假名。他和莱柯勒、库都利被带到警察局审问。然而不久他们就都被保释，并潜逃去了马来西亚。尼本伯格听到的传闻是：这些人是通过贿赂而获得自由的。
搜集证据
泰国警方向尼本伯格通报了索伯拉日潜逃的情况，并将这一案件束之高阁。于是尼本伯格着手自己来进行调查。他和吉尔斯以及西蒙斯在3月27日进入了索伯拉日的住所。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多副手铐，它们显然是用于将被害者铐在床上。在客房木制床柱上还有被绑的人挣扎时留下的痕迹。吉尔斯意识到几个星期前她所听到的哭喊一定是受害人痛苦的叫声。在厨房，他们发现了泻药，日后证明它就是被掺在马钱子碱中给受害者服用的。
尼本伯格小心翼翼地搜集证据，其中包括考基的手提包、汉克的邮政支票、特莉莎·诺尔顿的一本书以及被认为是索伯拉日的其他受害者的物件……尼本伯格将这些证据编写进一本200页的报告之中，然后把这本被称为《索伯拉日档案》的报告散发给各国驻曼谷的大使馆。为了给泰国警方施加压力，尼本伯格向《曼谷邮报》透露了一些这一报告的有关细节，从而使该报于5月7日开始在显著位置连续登载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公众的舆论顿时一片哗然。面对这种形势，警方不得不让国际刑警插手这一案件。
在魁北克，加拿大警方传讯了莱柯勒的母亲，她提供了索伯拉日的越南籍母亲在法国马赛的详细联络方法。5月19日，国际刑警组织法国分部发了一个加急电报给泰国分部，告知说索伯拉日已在法国受到起诉，此人可能使用的是阿赖恩·考提尔的身份证件。第二天，泰国警方对索伯拉日、莱柯勒和库都利发出了国际通缉令，罪名是谋杀考基·汉姆克、汉克·宾塔亚、维塔利·哈金、特莉莎·诺尔顿和斯特芬妮·帕利。
6个星期过去了，这个案件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因为索伯拉日和莱柯勒潜逃到了印度新德里。六月份，索伯拉日又与一个60人的法国旅游团交上了朋友。然而一天傍晚，，他在给这个团队的晚餐投放安眠药和泻药时却错误地计算了剂量，结果一些旅游者还没有回到房间就在餐厅里倒了下去。警察局的一位副主管在收到紧急报告后认出了索伯拉日，发现此人就是4年前曾在印度因一个珠宝盗窃案被拘押，而后又逃脱的家伙。索伯拉日被投入了拘留所，莱柯勒第二天也被收押。
恶魔入狱10年
此次受害的大部分法国旅游者不久都抢救过来，但是有一位年轻人几天后死在了医院。索伯拉日于是以谋杀该旅行团成员以及1976年在瓦腊纳西（印度教圣地）谋杀一名以色列旅游者被起诉，当地法庭判他入狱10年，莱柯勒8年。另一名嫌疑犯库都利却一直未被抓到，消失得无影无踪。
尼本伯格对于索伯拉日和莱柯勒的被判入狱感到欣慰，尽管他们还未因在泰国的罪行受到审判。泰国方面因他们杀害两名荷兰人和其他旅游者而发出的逮捕令要到1995年12月才失效。他把《索伯拉日档案》寄回了荷兰妥善保存起来。
索伯拉日在快服完刑期时曾逃出监狱，但在几个星期后被抓回。他又被追加10年刑期。在狱中，这位一度胆大妄为的杀人恶魔将其一生的冒险故事出售给书籍出版商和影片制片人，从中拿到了可观的版权费——这些金钱使他在狱中得到了不少优待，其中包括让曾经结交过的女友前来相聚。
莱柯勒于1982年假释出狱，随后在年底死于癌症。索伯拉日于1997年刑满释放，此时泰国方面签发的国际通缉令刚刚过期15个月。
6年后，即2003年9月，索伯拉日因谋杀康妮·布洛兹克和劳伦特·卡利莱在加德满都被逮捕。于是对整个事件的描述又回到本文的开头。尼本伯格尽管已退休，但仍密切注视着案情的发展。当他看到报刊上援引索伯拉日的话辩称自己在这次逮捕之前从未到过尼泊尔，不应该为两人的死负责时，他想到了《索伯拉日档案》中所收集到的证据资料，它们可以证明索伯拉日到过尼泊尔，包括在1975年12月谋害发生的时间。此外，他还保存了索伯拉日和莱柯勒1976年在新德里向警方所作陈述的副本，其中承认两人曾用涂改的荷兰护照进入尼泊尔。
一个无法抵赖的事实是，索伯拉日在潜回曼谷时用了卡利莱的护照。从满满一纸箱材料翻出来的证据中，尼本伯格提供了多年前收集的该护照的复印件，一张索伯拉日以卡利莱名字填写的曼谷机场入境卡复印件以及当时的一份航空公司旅客名单。
这些证据给予尼泊尔当局所需的一切来扣留索伯拉日以指控他谋杀布洛兹克。但是这一指控依然因为检方无法找到原件而被撤销。眼看这个杀人恶魔在尼泊尔法庭上又将逃脱惩罚，尼本伯格随即公开了一个致命的证据：一位在1975年圣诞夜从曼谷到加德满都航班上坐在索伯拉日邻座的澳大利亚旅客戴维·维尔莫斯的目擊陈述。
正义得到伸张
2004年8月12日，索伯拉日因谋杀康妮·布洛兹克而被尼泊尔法庭裁定有罪，并被判决终身监禁。一位荷兰记者曾到狱中采访索伯拉日，并询问这位囚犯对尼本伯格的看法。“我从未见过赫尔曼·尼本伯格，”他答道，“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与我作对。”
“我为什么要与他作对？”尼本伯格后来解释原因时说，“因为我的动机是伸张正义。”
2007年2月，尼泊尔的帕坦阿伯雷特法庭拒绝了61岁的索伯拉日的上诉。据传他将向尼泊尔最高法院上诉。然而尼泊尔警方已封存了此案的档案，进一步上诉将不再被受理。
编辑：陈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