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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是中国作家中的异数，他的写作尖锐、直白、毫不掩饰，他对人们试图掩盖和逃避的所有议题发出凌厉拷问，他日复一日地书写疼痛、冒犯和黑暗，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于光明和澄澈的向往。
陈希我去邮局寄书，书是自己写的，三本，封面漆黑，侧边标题底色是斑驳的黄。工作人员瞅了一眼，问，是正规出版社的吗？作家也问，人民文学出版社正不正规？对方不理会，开封检查版权页，通过。
三本书，《命》是新书，《我疼》是加印，《冒犯书》是十年后再版。责编陈彦瑾把它们做成“疼痛小说系列”，在8月推出。
10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过第一版《冒犯书》。接到书稿的陈彦瑾把其中细致的性描写改了改，拿掉了其中争议极大的一篇，还是力保了这种冒犯生活的尖锐感。这是她第一次接触这位60后的新锐作家，她听说过他此前的代表作《抓痒》，一部由花城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样没逃过一段被暗藏的命运。
“被低估的作家”，有文学圈内人和评论家这样形容陈希我。海外有他作品的多国语言翻译版，国内的“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五次提名他。他设想过如果——如果90年代从日本回国后去了北京，混进圈子，或许早是知名人物；如果没被家人劝住，上了已被录取的西南政法大学，也许跟79级的同学一样，被分回原籍的法院，有着体面而稳定的工作。
可现实里，他不停在小说中码出的短句，铺满了他的十年又十年。他对着媒体安慰自己，“我愿意当一个被提名而不得奖的作家。”可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苟且，“谁不愿意得奖，自己骗自己嘛。”
他始终在故乡福州，把自己和另一个自己关进了大学里的写作间。
福建师范大学宿舍楼的背后盘着矮山，陈希我刚刚搬了写作室，从山下的27号宿舍楼，搬到山路旁老旧居民楼三层，窗户上横着防盗铁栏杆，木头框住的玻璃在外面。用手推开窗，扣住下面的铁钩固定，这样能散散房间的烟味，但来来回回的车辆声实在太吵。
他还是喜欢原来的写作间，夹在女生宿舍的楼梯间，一层半的位置，因为屋外地势高，像个地下室，就七八平方米的空间，但有校园的氛围，清静。可宿管要收回了。他在这里创作了十年，除了写作的桌椅，简易的沙发床是必须的。痛风一来，他得有个打滚的地方。
屋子太阴，窗外的光被树叶盖满，再抬眼就是山。两边的墙后都是女生宿舍的厕所，南方的潮湿挥散不去，霉斑从屋顶向下爬，挂满半面墙。取暖器也是必须的，冬天湿冷，痛风痛到没法写作，他只好把脚高高地翘到桌子上烤着，这样一来，腰又不行了。
椎间盘突出。在写小说《大势》时，有次忽然站不起来，他用手撑了撑，还是不行。早年，他看见阎连科跟他们一起出去活动时，总是扎着一种腰带，他还不能体会。在那之后不久，他自己也系上了腰带，再也离不开。
医生让他要时常起来走走，灵感一来，根本不舍得停下。前两年，他会在吃过饭后散散步，现在不敢了，总觉得痛风随时要来。
他习惯早晨8点出现在写作室，不管创作还是发呆，傍晚再回家。最近，他发呆的时间远远大过创作。搬到这里的新学期，痛风接连犯了两次，像无数虫子疯狂咬着他脚上的骨头。他要服用一种生物碱，隔上一两个小时吃一片，直到上吐下泻，这样持续十天才会好转。
药得准备几盒，家里和写作室各放一份，腰带也是这样备两副。也许回趟家，第二天就没法来了。这个写作间是陈希我租的，房东对他保持着高度的不信任，一天不见他来就会打电话，怕近1000元的房租没了下文。
不会死，就是一直折磨，随时。他像守着坟墓一样守着自己的写作间，这里面有他的全部文稿存档，还有一个硬盘，里面写满了他从未见光的苟且。
他害怕家人读自己的作品，从不让他们读，还告诉他们自己没有微信。他庆幸他们并不感兴趣。有次妻子劝儿子多读书，让他去陈希我书房学习。儿子去了，出来告诉妻子，爸爸里面很多都是流氓书。陈希我赶忙跟妻子说，别让儿子再去里面看书。
全部的不堪，陈希我只袒露给一位好友，并把写作室的钥匙也交给了他。每次出差，陈希我会告诉他自己回来的准确时间，如果没有回来，也联系不上，那就让他务必进写作室把自己的硬盘全部毁掉。
前不久，陈希我在朋友圈发过一张照片，把自己脑袋靠在一本书上，寓意自己在“书俎”之下。而这“书俎”，就是自己写的作品。他觉得，人的一生都是在积攒罪恶，而一个作家，就是用自己的作品来为此立证。他不怕突如其来的死亡，只是太过害怕这些证据遗留在世间。
恐惧始于前两年。那个他托付销毁硬盘的朋友去游泳，突然心肌梗塞，死了。陈希我安顿了他的后事，生命的虚无扑面而来。无所依傍，他活进了惶惶不安里。
陈希我一直在人性的拷问里兜兜转转。他知道，身边爱他的人很多，他却总在抗拒着爱。
人到中年，他写了长篇小说《抓痒》。主人公有着成功的房地产生意和漂亮的妻子，可结婚七八年，他游走在嫖和离婚的边缘。男女之事细细碎碎，充斥着各个章节，最终，他们维持了貌合神离的婚姻。
像是各自站在皮筋一端反向温吞地挣扎，到了即将崩断的一刻，两人被生生弹回来，仍旧捆绑在一起。“理想没办法放置，就用一种虐人的方式来处理，就是他们对两性关系很扭曲的剥离。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反叛，爱的坚守。”陈希我解释的光明并没有被太多人读懂。
一家法国出版商看上了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后，出版商跑来中国见陈希我，兴致冲冲地说要见“乐果”，也就是小说男主人公的妻子。陈希我一惊，原来这是要见自己老婆，他立马谎称老婆不在，不让见。
他不能接受读者把他的小说内容代入自己的生活，在给学生上课时，他着重阐述过“文如其人”并不正确的观点——作品是文学经验，不一定是作家的经历。
可他承认，婚姻里的自己并不浪漫。办完结婚仪式的那天晚上，他转头进了书房，把门一关，满脑子都是自己的长篇小说。之后的一个月，妻子买菜做饭，再到书房喊他，他开门出来，闷头把饭吃完，又回去写。后来，他听见妻子在书房门口来回走，然后敲门，告诉他，“你不理我，离婚。” 他只觉得文学是最重要的，老婆反正娶回来了。可妻子希望有情人节的感觉，他说，“送花很庸俗的。”转头，他把女学生送的花拿回去送给了妻子，久了，妻子也习惯了。以至于，结婚十几年后，一次陈希我在儿子的突然提醒下，买了束玫瑰给她，她感动地埋怨，居然买这么贵的花。“反正你开心就好。”陈希我一乐，其实他根本不懂哪个贵，只是在街上胡乱一抓。
这是他真实的婚姻生活。有评论家从他作品中嗅出了厌女情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厌谈不上，但我一直有种感觉就是不要招惹。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招惹女性，最后都没有好结果。”
他在大二写了一篇小说，都市婚姻主题的内容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小说名叫《坟墓》，开篇就写，母亲死了，“我”把母亲的东西锁进她房间，永远不想打开，这个房间就是母亲的坟墓，之后“我”迎娶了妻子，慢慢发现妻子却越来越像母亲。那年陈希我17岁，恋爱都没谈过，还叫着本名陈曦。
他想着鲁迅《伤逝》里的子君，就想写婚姻之荒谬。现在年逾八十的老师孙绍振至今记得，当年收到作业的惊讶之情，年级两百多个学生里，独独牢记了陈曦。
那时陈曦母亲健在，用自己的方式用力地爱着他。家中每月半斤肉票，吃不饱，母亲常常挂着一个比喻，“为了你，我身上的肉都可以割下来给你吃。”他对这种爱感到恐惧。出生地主家庭的母亲为贫苦生活的精打细算，在他童年期心理投射下庸俗的印记，他觉得母亲紧紧抓着钱的形象不光辉，继而推断到将来的妻子也会如此，他便长期不谈恋爱，不愿结婚。
父亲是他小学的老师，通常对他是严厉的，但有一段特殊时期，也并不敢对他们这样的孩子发脾气，而是以最低的姿态谈心。
三年级的一天，陈曦表现不好，被老师抓到办公室。老师骂一句，他顶一句，老师一下火了，拍着桌子站起来，“你荒唐啊！”他也拍案而起，指着老师，“你才荒唐！”老师惊住了，说，你回去你回去。陈曦这下有点怕了，担心父亲打他，可最后，父亲只是教育了一下。
1979年，16岁的陈曦参加高考，他在志愿填报单上胡乱地看，瞥见西南政法大学的宣传，“歌乐山下，渣滓洞旁”。他心头一想，这不是《红岩》里江姐待的地方嘛，那我去。可父母不同意，那时当地流传着“天南海北好地方，三北一南不渴望”的说法，“一南”指的就是西南，他们怕陈曦在那么偏远的地方闹出事情。
最后，他去了离家不远的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读卢新华、刘心武伤痕文学之外的西方文学，欲罢不能地谈论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他喜欢上黑暗的东西，跟幼年的同伴再聊不到一起。
高中的时候他也写作，只当是爱好中的一种，他还会弹扬琴和木琴，画画、书法、篆刻也不错，棋下得好，乒乓球也会打。他再爱闹事，周围的人也都说，陈曦以后会很幸福。他认为是文学让他“变态”了，荒废掉其他艺术。后来，身边的人都认为他是个没有情调的人，包括妻子。
80年代，一阵风都能燃烧，玻璃、锅碗瓢盆都可以变成青春的沸点，越阻碍，越激起冲破的渴望，拦也拦不住。陈曦就是在那时写下《坟墓》，孙绍振把他叫到自己家，拿了叠绿方格的稿纸让他誊抄。稿纸上印着“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會”，孙绍振要帮他推荐发表。
小说始终没发成，孙绍振找了几家杂志，都以“太黑暗”拒绝了。展现光明，才能进入主流，或者至少也得有个光明的结尾，可陈曦不能接受。孙绍振便又早早同意把陈曦留校当助教，可人人以为板上钉钉的事，在毕业公布的留校名单里，并没有陈曦。
考核前，孙绍振出差了，他以为已经跟学校商定了的，意外出现了一场助教考试。要考英语，陈曦看见卷子上是翻译《简·爱》第一章，题容易，他偏不乐意做，坚持说“孙老师没说要考”。最后，他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助教考试的零分，一怒之下，他砸了宿舍门上的玻璃。这一砸，引发一群毕业生凑热闹的情绪，接连砸了厕所玻璃。
陈曦受到了惩罚，毕业分配到当年的城门中学，一个交通不便的郊区中学。年轻的热血被冻结了，好像怀揣着没有希望的将来，他的情绪有点失控。一次，有个学生不听话，他瞬间勃然大怒，把孩子踢伤了。村里来人找他拼命，要不是学校拉着，他真能冲出去一起拼命。“就是绝望，绝望的时候不要命。”
那时，陈曦有了个女朋友，是他们学校的英语老师。他们彻夜在教研室聊天，可姑娘就是不让他碰她的手。她觉得这样脏，一碰就要洗手。陈曦一听，还真就不碰了。有次姑娘生病，他去照顾她，做了饭菜，吃完姑娘困了，在他面前躺下就睡。陈曦搬了张椅子，姑娘睡了多久，他就坐了多久。
交往期间，姑娘让陈曦对外说自己是他表妹。不久，姑娘终于找到机会调走了。离开那天，陈曦站在操场上愣愣地看着姑娘消失在前方，他感觉这个连手都没有碰过的女孩，跟他从来没有恋爱过。
他在那里待了六年，自认是人生最惨淡的光景。可是创作状态极好，除了上课，几乎都在写作，拿着印多的考卷当稿纸，憋着一口气要当作家。他把写作比作“饮鸩止渴”。
具体写了什么他不记得了，只记得被疯狂地退稿。唯一想起一篇小说叫《饥饿》，把当时57元工资吃不饱饭，大清早骑车去农贸市场买猪头骨充饥的情节写了进去，但他是要表达精神上的饥饿。可最终，稿子也不知道丢哪儿了。
逃。陈曦用这个字形容自己的赴日。
几次调动工作都失败，愿意为他“割肉”的母亲立马借了几万元高利贷，要让他去澳大利亚，但计划出了些问题。母亲再次借了近一万元让他去日本。
他到了东京，进入大学。为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想着各种办法赚钱。清早四点去批发市场做搬运，晚上放学到横滨一家连锁酒吧打工。在酒吧，刚开始是端盘子，后来因为形象端正，被选去招待客人。实际上，就是处理客人点陪酒女等等事务。 端盘子一小时700日元，招待客人一小时能赚1500日元。两年后，他把女朋友接到日本，也就是现在的妻子。妻子上语言大学和专门学校，然后跟着他炒汇，在日本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之下，他们赚了些钱回国。
本想去一线城市生活的陈曦因为年迈的母亲没人照料，还是被现实召回了故乡，这个让他感到被文坛边缘化的南方城市。
回来后，他搬出一摞小本子，那是在日本时每天插在口袋里，记录现实场景、构思的。满满当当的，好像十月怀胎，一定要“生”出一个长篇小说，吭哧吭哧，真的写了四十多万字，叫《东洋》。他想写出中日文化百年来的历史预示。可还是没人出版，改名《放逐，放逐》，被删到二三十万字，变成了中国人在日本的故事，又一次被毙。最后自费出版。
2000年初，在厦门的一个研讨会上，由福建作家谢有顺牵线，他认识了李敬泽。当时因为出版《我们的苟且》，谢有顺为他写了评论。那时，李敬泽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他给陈曦留了自己的地址，让把小说寄给他看看。陈曦选了《晒月亮》《我疼》《绑住我》寄去。他记得李敬泽回了封信，表示惊喜，但说这种题材和写法《人民文学》发不了，如果在其他地方发表，让告知，他给写评论。
后来，作品发表到《收获》等杂志，李敬泽在《南方周末》的专栏上写下评论，才引起了一些关注。某种程度，谢有顺和李敬泽被他视作恩人，让他在回国十年之后终于有了些起色。随后，他把名字改成了“希我”，意思是“靠自己”。
李敬泽曾想过陈希我可能的结局——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迅速写完了自己的小说，而归于沉默。可好多年后，李敬泽依然还有为他新书作序的机会。
2014年，李敬泽在《我疼》的序中写，“我读陈的小说，常想起鲁（鲁迅）的‘女吊’，他们都执念于‘鬼’，而且是‘厉鬼’……他也许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粗暴。他像个偏激的外科大夫，只管治病而不管死活。”
很多人说陈希我淡定，这么多年居然还在写。只有他自己知道，真的不淡定。
有学生来对他说，陈老师，我要走你这条文学路。他总是劝，千万不要，你能坐二十年冷板凳吗？他们佩服陈希我的耐力。陈希我摇摇头，“根本不是耐力，因为这些年我无路可走，或者有其他路我不走。”
回国之后，仍旧被疯狂退稿的那些年，他跟自己发誓，“我要是再写，就不是人。”他找酒喝，醉了之后睡到第二天，起来，又接着寫。
也是在回国的十年之后，陈希我考了福建师大孙绍振教授的比较文学博士，之后留校任教。现在一周有两个晚上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他不会在课上跟学生谈起自己的作品，这几年，95后的学生会直接跟他聊，“老师，你的随笔好看，你的小说我看不下去。”
陈希我也越发不明白现在的学生。国庆之后的一天，他给本科生讲卡夫卡的《城堡》，联系着人生际遇，引用了一句“所谓路者，踌躇也”。讲到真正的道路是用来绊脚的，自己在台上被自己感动了，发现下面并没人有反应。
后来一想，这样也挺好，作为老师和父亲，他还是希望学生和自己儿子一生过得平稳幸福。而他看来，文学是针对黑暗的，是不幸福的。
“读他的小说，和他这个人，你会觉得有很大的反差。”作为多年的朋友，谢有顺如此点评，“陈希我的小说给人一种凶猛有力的感觉，好像把生活中肉的部分剔掉了，只剩骨头，特别狠，非常不留情面地解释给我们看。但现实里接触他，是很温和很重情义的。他对原则性的东西很坚持，道不同的人不愿意深交，这跟写作上的志趣又能对应起来。”
陈希我基本不去朋友的饭局。花城出版社责编林宋瑜结识他十多年，第一次见面前，以为他是像文字一样带着阴郁表情的人，没想到陈希我挂着笑容出现了，但并不幽默，是个“有点羞涩的暖男”。
现在，他在为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收尾，自认为是满意的，好长的时间，他一直完结不了最后的部分。
生命被消耗的时候，他也拷问过自己，就像在一些小说里，斟酌选用第二人称让读者增加拷问感一样。从苟且的角度，“至少，我想活着。我天天讲要自杀，我哪儿有勇气自杀。我表面上说不在乎这个不在乎那个，我统统在乎，我怎么不在乎，我想要这份工资，我有很多欲望和不甘。人啊，是经不起拷问的”。
陈希我去邮局寄书，书是自己写的，三本，封面漆黑，侧边标题底色是斑驳的黄。工作人员瞅了一眼，问，是正规出版社的吗？作家也问，人民文学出版社正不正规？对方不理会，开封检查版权页，通过。
三本书，《命》是新书，《我疼》是加印，《冒犯书》是十年后再版。责编陈彦瑾把它们做成“疼痛小说系列”，在8月推出。
10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过第一版《冒犯书》。接到书稿的陈彦瑾把其中细致的性描写改了改，拿掉了其中争议极大的一篇，还是力保了这种冒犯生活的尖锐感。这是她第一次接触这位60后的新锐作家，她听说过他此前的代表作《抓痒》，一部由花城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样没逃过一段被暗藏的命运。
“被低估的作家”，有文学圈内人和评论家这样形容陈希我。海外有他作品的多国语言翻译版，国内的“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五次提名他。他设想过如果——如果90年代从日本回国后去了北京，混进圈子，或许早是知名人物；如果没被家人劝住，上了已被录取的西南政法大学，也许跟79级的同学一样，被分回原籍的法院，有着体面而稳定的工作。
可现实里，他不停在小说中码出的短句，铺满了他的十年又十年。他对着媒体安慰自己，“我愿意当一个被提名而不得奖的作家。”可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苟且，“谁不愿意得奖，自己骗自己嘛。”
他始终在故乡福州，把自己和另一个自己关进了大学里的写作间。
疼痛
福建师范大学宿舍楼的背后盘着矮山，陈希我刚刚搬了写作室，从山下的27号宿舍楼，搬到山路旁老旧居民楼三层，窗户上横着防盗铁栏杆，木头框住的玻璃在外面。用手推开窗，扣住下面的铁钩固定，这样能散散房间的烟味，但来来回回的车辆声实在太吵。
他还是喜欢原来的写作间，夹在女生宿舍的楼梯间，一层半的位置，因为屋外地势高，像个地下室，就七八平方米的空间，但有校园的氛围，清静。可宿管要收回了。他在这里创作了十年，除了写作的桌椅，简易的沙发床是必须的。痛风一来，他得有个打滚的地方。
屋子太阴，窗外的光被树叶盖满，再抬眼就是山。两边的墙后都是女生宿舍的厕所，南方的潮湿挥散不去，霉斑从屋顶向下爬，挂满半面墙。取暖器也是必须的，冬天湿冷，痛风痛到没法写作，他只好把脚高高地翘到桌子上烤着，这样一来，腰又不行了。
椎间盘突出。在写小说《大势》时，有次忽然站不起来，他用手撑了撑，还是不行。早年，他看见阎连科跟他们一起出去活动时，总是扎着一种腰带，他还不能体会。在那之后不久，他自己也系上了腰带，再也离不开。
医生让他要时常起来走走，灵感一来，根本不舍得停下。前两年，他会在吃过饭后散散步，现在不敢了，总觉得痛风随时要来。
他习惯早晨8点出现在写作室，不管创作还是发呆，傍晚再回家。最近，他发呆的时间远远大过创作。搬到这里的新学期，痛风接连犯了两次，像无数虫子疯狂咬着他脚上的骨头。他要服用一种生物碱，隔上一两个小时吃一片，直到上吐下泻，这样持续十天才会好转。
药得准备几盒，家里和写作室各放一份，腰带也是这样备两副。也许回趟家，第二天就没法来了。这个写作间是陈希我租的，房东对他保持着高度的不信任，一天不见他来就会打电话，怕近1000元的房租没了下文。
不会死，就是一直折磨，随时。他像守着坟墓一样守着自己的写作间，这里面有他的全部文稿存档，还有一个硬盘，里面写满了他从未见光的苟且。
他害怕家人读自己的作品，从不让他们读，还告诉他们自己没有微信。他庆幸他们并不感兴趣。有次妻子劝儿子多读书，让他去陈希我书房学习。儿子去了，出来告诉妻子，爸爸里面很多都是流氓书。陈希我赶忙跟妻子说，别让儿子再去里面看书。
全部的不堪，陈希我只袒露给一位好友，并把写作室的钥匙也交给了他。每次出差，陈希我会告诉他自己回来的准确时间，如果没有回来，也联系不上，那就让他务必进写作室把自己的硬盘全部毁掉。
前不久，陈希我在朋友圈发过一张照片，把自己脑袋靠在一本书上，寓意自己在“书俎”之下。而这“书俎”，就是自己写的作品。他觉得，人的一生都是在积攒罪恶，而一个作家，就是用自己的作品来为此立证。他不怕突如其来的死亡，只是太过害怕这些证据遗留在世间。
恐惧始于前两年。那个他托付销毁硬盘的朋友去游泳，突然心肌梗塞，死了。陈希我安顿了他的后事，生命的虚无扑面而来。无所依傍，他活进了惶惶不安里。
母亲和肉
陈希我一直在人性的拷问里兜兜转转。他知道，身边爱他的人很多，他却总在抗拒着爱。
人到中年，他写了长篇小说《抓痒》。主人公有着成功的房地产生意和漂亮的妻子，可结婚七八年，他游走在嫖和离婚的边缘。男女之事细细碎碎，充斥着各个章节，最终，他们维持了貌合神离的婚姻。
像是各自站在皮筋一端反向温吞地挣扎，到了即将崩断的一刻，两人被生生弹回来，仍旧捆绑在一起。“理想没办法放置，就用一种虐人的方式来处理，就是他们对两性关系很扭曲的剥离。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反叛，爱的坚守。”陈希我解释的光明并没有被太多人读懂。
一家法国出版商看上了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后，出版商跑来中国见陈希我，兴致冲冲地说要见“乐果”，也就是小说男主人公的妻子。陈希我一惊，原来这是要见自己老婆，他立马谎称老婆不在，不让见。
他不能接受读者把他的小说内容代入自己的生活，在给学生上课时，他着重阐述过“文如其人”并不正确的观点——作品是文学经验，不一定是作家的经历。
可他承认，婚姻里的自己并不浪漫。办完结婚仪式的那天晚上，他转头进了书房，把门一关，满脑子都是自己的长篇小说。之后的一个月，妻子买菜做饭，再到书房喊他，他开门出来，闷头把饭吃完，又回去写。后来，他听见妻子在书房门口来回走，然后敲门，告诉他，“你不理我，离婚。” 他只觉得文学是最重要的，老婆反正娶回来了。可妻子希望有情人节的感觉，他说，“送花很庸俗的。”转头，他把女学生送的花拿回去送给了妻子，久了，妻子也习惯了。以至于，结婚十几年后，一次陈希我在儿子的突然提醒下，买了束玫瑰给她，她感动地埋怨，居然买这么贵的花。“反正你开心就好。”陈希我一乐，其实他根本不懂哪个贵，只是在街上胡乱一抓。
这是他真实的婚姻生活。有评论家从他作品中嗅出了厌女情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厌谈不上，但我一直有种感觉就是不要招惹。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招惹女性，最后都没有好结果。”
他在大二写了一篇小说，都市婚姻主题的内容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小说名叫《坟墓》，开篇就写，母亲死了，“我”把母亲的东西锁进她房间，永远不想打开，这个房间就是母亲的坟墓，之后“我”迎娶了妻子，慢慢发现妻子却越来越像母亲。那年陈希我17岁，恋爱都没谈过，还叫着本名陈曦。
他想着鲁迅《伤逝》里的子君，就想写婚姻之荒谬。现在年逾八十的老师孙绍振至今记得，当年收到作业的惊讶之情，年级两百多个学生里，独独牢记了陈曦。
那时陈曦母亲健在，用自己的方式用力地爱着他。家中每月半斤肉票，吃不饱，母亲常常挂着一个比喻，“为了你，我身上的肉都可以割下来给你吃。”他对这种爱感到恐惧。出生地主家庭的母亲为贫苦生活的精打细算，在他童年期心理投射下庸俗的印记，他觉得母亲紧紧抓着钱的形象不光辉，继而推断到将来的妻子也会如此，他便长期不谈恋爱，不愿结婚。
饮鸩止渴
父亲是他小学的老师，通常对他是严厉的，但有一段特殊时期，也并不敢对他们这样的孩子发脾气，而是以最低的姿态谈心。
三年级的一天，陈曦表现不好，被老师抓到办公室。老师骂一句，他顶一句，老师一下火了，拍着桌子站起来，“你荒唐啊！”他也拍案而起，指着老师，“你才荒唐！”老师惊住了，说，你回去你回去。陈曦这下有点怕了，担心父亲打他，可最后，父亲只是教育了一下。
1979年，16岁的陈曦参加高考，他在志愿填报单上胡乱地看，瞥见西南政法大学的宣传，“歌乐山下，渣滓洞旁”。他心头一想，这不是《红岩》里江姐待的地方嘛，那我去。可父母不同意，那时当地流传着“天南海北好地方，三北一南不渴望”的说法，“一南”指的就是西南，他们怕陈曦在那么偏远的地方闹出事情。
最后，他去了离家不远的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读卢新华、刘心武伤痕文学之外的西方文学，欲罢不能地谈论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他喜欢上黑暗的东西，跟幼年的同伴再聊不到一起。
高中的时候他也写作，只当是爱好中的一种，他还会弹扬琴和木琴，画画、书法、篆刻也不错，棋下得好，乒乓球也会打。他再爱闹事，周围的人也都说，陈曦以后会很幸福。他认为是文学让他“变态”了，荒废掉其他艺术。后来，身边的人都认为他是个没有情调的人，包括妻子。
80年代，一阵风都能燃烧，玻璃、锅碗瓢盆都可以变成青春的沸点，越阻碍，越激起冲破的渴望，拦也拦不住。陈曦就是在那时写下《坟墓》，孙绍振把他叫到自己家，拿了叠绿方格的稿纸让他誊抄。稿纸上印着“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會”，孙绍振要帮他推荐发表。
小说始终没发成，孙绍振找了几家杂志，都以“太黑暗”拒绝了。展现光明，才能进入主流，或者至少也得有个光明的结尾，可陈曦不能接受。孙绍振便又早早同意把陈曦留校当助教，可人人以为板上钉钉的事，在毕业公布的留校名单里，并没有陈曦。
考核前，孙绍振出差了，他以为已经跟学校商定了的，意外出现了一场助教考试。要考英语，陈曦看见卷子上是翻译《简·爱》第一章，题容易，他偏不乐意做，坚持说“孙老师没说要考”。最后，他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助教考试的零分，一怒之下，他砸了宿舍门上的玻璃。这一砸，引发一群毕业生凑热闹的情绪，接连砸了厕所玻璃。
陈曦受到了惩罚，毕业分配到当年的城门中学，一个交通不便的郊区中学。年轻的热血被冻结了，好像怀揣着没有希望的将来，他的情绪有点失控。一次，有个学生不听话，他瞬间勃然大怒，把孩子踢伤了。村里来人找他拼命，要不是学校拉着，他真能冲出去一起拼命。“就是绝望，绝望的时候不要命。”
那时，陈曦有了个女朋友，是他们学校的英语老师。他们彻夜在教研室聊天，可姑娘就是不让他碰她的手。她觉得这样脏，一碰就要洗手。陈曦一听，还真就不碰了。有次姑娘生病，他去照顾她，做了饭菜，吃完姑娘困了，在他面前躺下就睡。陈曦搬了张椅子，姑娘睡了多久，他就坐了多久。
交往期间，姑娘让陈曦对外说自己是他表妹。不久，姑娘终于找到机会调走了。离开那天，陈曦站在操场上愣愣地看着姑娘消失在前方，他感觉这个连手都没有碰过的女孩，跟他从来没有恋爱过。
他在那里待了六年，自认是人生最惨淡的光景。可是创作状态极好，除了上课，几乎都在写作，拿着印多的考卷当稿纸，憋着一口气要当作家。他把写作比作“饮鸩止渴”。
具体写了什么他不记得了，只记得被疯狂地退稿。唯一想起一篇小说叫《饥饿》，把当时57元工资吃不饱饭，大清早骑车去农贸市场买猪头骨充饥的情节写了进去，但他是要表达精神上的饥饿。可最终，稿子也不知道丢哪儿了。
失意者
逃。陈曦用这个字形容自己的赴日。
几次调动工作都失败，愿意为他“割肉”的母亲立马借了几万元高利贷，要让他去澳大利亚，但计划出了些问题。母亲再次借了近一万元让他去日本。
他到了东京，进入大学。为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想着各种办法赚钱。清早四点去批发市场做搬运，晚上放学到横滨一家连锁酒吧打工。在酒吧，刚开始是端盘子，后来因为形象端正，被选去招待客人。实际上，就是处理客人点陪酒女等等事务。 端盘子一小时700日元，招待客人一小时能赚1500日元。两年后，他把女朋友接到日本，也就是现在的妻子。妻子上语言大学和专门学校，然后跟着他炒汇，在日本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之下，他们赚了些钱回国。
本想去一线城市生活的陈曦因为年迈的母亲没人照料，还是被现实召回了故乡，这个让他感到被文坛边缘化的南方城市。
回来后，他搬出一摞小本子，那是在日本时每天插在口袋里，记录现实场景、构思的。满满当当的，好像十月怀胎，一定要“生”出一个长篇小说，吭哧吭哧，真的写了四十多万字，叫《东洋》。他想写出中日文化百年来的历史预示。可还是没人出版，改名《放逐，放逐》，被删到二三十万字，变成了中国人在日本的故事，又一次被毙。最后自费出版。
2000年初，在厦门的一个研讨会上，由福建作家谢有顺牵线，他认识了李敬泽。当时因为出版《我们的苟且》，谢有顺为他写了评论。那时，李敬泽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他给陈曦留了自己的地址，让把小说寄给他看看。陈曦选了《晒月亮》《我疼》《绑住我》寄去。他记得李敬泽回了封信，表示惊喜，但说这种题材和写法《人民文学》发不了，如果在其他地方发表，让告知，他给写评论。
后来，作品发表到《收获》等杂志，李敬泽在《南方周末》的专栏上写下评论，才引起了一些关注。某种程度，谢有顺和李敬泽被他视作恩人，让他在回国十年之后终于有了些起色。随后，他把名字改成了“希我”，意思是“靠自己”。
李敬泽曾想过陈希我可能的结局——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迅速写完了自己的小说，而归于沉默。可好多年后，李敬泽依然还有为他新书作序的机会。
2014年，李敬泽在《我疼》的序中写，“我读陈的小说，常想起鲁（鲁迅）的‘女吊’，他们都执念于‘鬼’，而且是‘厉鬼’……他也许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粗暴。他像个偏激的外科大夫，只管治病而不管死活。”
很多人说陈希我淡定，这么多年居然还在写。只有他自己知道，真的不淡定。
有学生来对他说，陈老师，我要走你这条文学路。他总是劝，千万不要，你能坐二十年冷板凳吗？他们佩服陈希我的耐力。陈希我摇摇头，“根本不是耐力，因为这些年我无路可走，或者有其他路我不走。”
回国之后，仍旧被疯狂退稿的那些年，他跟自己发誓，“我要是再写，就不是人。”他找酒喝，醉了之后睡到第二天，起来，又接着寫。
苟且
也是在回国的十年之后，陈希我考了福建师大孙绍振教授的比较文学博士，之后留校任教。现在一周有两个晚上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他不会在课上跟学生谈起自己的作品，这几年，95后的学生会直接跟他聊，“老师，你的随笔好看，你的小说我看不下去。”
陈希我也越发不明白现在的学生。国庆之后的一天，他给本科生讲卡夫卡的《城堡》，联系着人生际遇，引用了一句“所谓路者，踌躇也”。讲到真正的道路是用来绊脚的，自己在台上被自己感动了，发现下面并没人有反应。
后来一想，这样也挺好，作为老师和父亲，他还是希望学生和自己儿子一生过得平稳幸福。而他看来，文学是针对黑暗的，是不幸福的。
“读他的小说，和他这个人，你会觉得有很大的反差。”作为多年的朋友，谢有顺如此点评，“陈希我的小说给人一种凶猛有力的感觉，好像把生活中肉的部分剔掉了，只剩骨头，特别狠，非常不留情面地解释给我们看。但现实里接触他，是很温和很重情义的。他对原则性的东西很坚持，道不同的人不愿意深交，这跟写作上的志趣又能对应起来。”
陈希我基本不去朋友的饭局。花城出版社责编林宋瑜结识他十多年，第一次见面前，以为他是像文字一样带着阴郁表情的人，没想到陈希我挂着笑容出现了，但并不幽默，是个“有点羞涩的暖男”。
现在，他在为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收尾，自认为是满意的，好长的时间，他一直完结不了最后的部分。
生命被消耗的时候，他也拷问过自己，就像在一些小说里，斟酌选用第二人称让读者增加拷问感一样。从苟且的角度，“至少，我想活着。我天天讲要自杀，我哪儿有勇气自杀。我表面上说不在乎这个不在乎那个，我统统在乎，我怎么不在乎，我想要这份工资，我有很多欲望和不甘。人啊，是经不起拷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