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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国际粮价不再王要由供给和需求决定,而更多由金融和能源因素决定。本文将粮食政府价与供给、需求和金融因素、能源因素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对于粮食政府价,我国粮食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不明显;玉米粮食政府价这两个属性明显,大豆的“金融化”属性比较明显,“能源化”属性不明显,大米和小麦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都不明显。
关键词:粮食政府价;金融化;能源化
1 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粮食市场与货币、外汇、期货、衍生品市场的联动成为复合的金融体系,形成了粮食“金融化”趋势。粮食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从商品属性向商品和金融双重属性并重的转换,粮价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供求而是由资本和货币决定。
粮食金融化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波动,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影响了一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本文先从理论上对我国粮食金融化现象进行研究,之后利用相关数据实证研究我国粮食金融化程度,这对我国政府应对粮食产品价格波动从而推动“三农”更好地发展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关于粮食金融化发生的原因,李东卫、樊琦等总结以下几方面:流动性过剩是当前推高粮价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主导了农产品交易市场,金融投机是推高粮价的重要因素之一,金融市场衍生品的长足发展,生物能源开发加剧了粮食金融化趋势。
周寂沫认为粮食价格的变动不是由粮食本身的供求,而是由金融资本的流动来决定,这就是所谓的粮食贸易“金融化”。李媛亚认为粮食产业发展更多地借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资金融通、风险管理和资本运作,而金融体系通过利率、汇率、商品价格的变化越来越多地对粮食产业链中的生产、加工、流通、储备和并购重组产生影响。
Piesse和Timmer认为国际粮价在1972~1974、 1983~1985和2007~2008达到峰值,并从供求角度出发指出不同阶段粮食价格的波动程度存在差异。Mitchell和Serra认为原油价格以及生物能源需求是导致国际粮价波动的主要原因,且能源价格与粮食价格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高帆、龚芳分析表明:1961~1999年供给、需求和库存对粮价波动的解释程度为89. 50%,但2000~2010年金融和能源成为影响粮价波动的主要方面。
3 我国粮食政府价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粮食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政府价的衡量指标。选取1978~2011年的年度价格作为政府价样本,以人均粮食生产量、消费量、世界银行能源现货价格、广义货币供应量、物价总指数和净出口量分别作为供给、需求、能源和金融因素指标。为了剔除差异性,除了净出口量之外,所有指标都进行指数化处理,构建含自相关项的对数线性模型: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二阶单整,协整检验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滞后阶数为2阶。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供给是导致粮食政府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物价总指数是导致粮食政府价变动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近年来能源和金融因素对国际粮价影响加剧,但我国生物能源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以及受国内资本流动管制等,使得这两种因素对我国政府行为的影响降低。
以上是对粮食政府价整体而言,接下来从具体粮食品种来考察我国粮食政府价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对小麦、玉米、大豆和大米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发现玉米一阶单整,滞后一阶;小麦二阶单整,滞后。大米一阶单整,滞后一阶;大豆一阶单整,滞后2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可以看出,对于玉米供给、需求和粮价分别互为因果关系,这点与小麦、大米和大豆存在区别,对于后者而言,传统的供需己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其粮价波动。对于四种粮食品种,CPI都是粮价的格兰杰原因,但是能源因素和净出口因素只是玉米粮价的格兰杰原因,货币因素只是大豆粮价的格兰杰原因。总的来说,玉米粮食政府价的“金融化”和“能源化”属性比较明显,大豆的“金融化”属性比较明显,“能源化”属性不明显,大米和小麦这两个粮食品种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都不明显。
总之,对于粮食政府价整体而言,能源因素和金融因素(除了CPI)都不是粮食政府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对于具体的粮食品种而言,玉米粮食政府价“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明显,大豆的“金融化”属性比较明显,其“能源化”属性不明显,大米和小麦这两个粮食品种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都不明显。不同粮食品种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各不相同。
关键词:粮食政府价;金融化;能源化
1 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粮食市场与货币、外汇、期货、衍生品市场的联动成为复合的金融体系,形成了粮食“金融化”趋势。粮食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从商品属性向商品和金融双重属性并重的转换,粮价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供求而是由资本和货币决定。
粮食金融化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波动,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影响了一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本文先从理论上对我国粮食金融化现象进行研究,之后利用相关数据实证研究我国粮食金融化程度,这对我国政府应对粮食产品价格波动从而推动“三农”更好地发展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关于粮食金融化发生的原因,李东卫、樊琦等总结以下几方面:流动性过剩是当前推高粮价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主导了农产品交易市场,金融投机是推高粮价的重要因素之一,金融市场衍生品的长足发展,生物能源开发加剧了粮食金融化趋势。
周寂沫认为粮食价格的变动不是由粮食本身的供求,而是由金融资本的流动来决定,这就是所谓的粮食贸易“金融化”。李媛亚认为粮食产业发展更多地借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资金融通、风险管理和资本运作,而金融体系通过利率、汇率、商品价格的变化越来越多地对粮食产业链中的生产、加工、流通、储备和并购重组产生影响。
Piesse和Timmer认为国际粮价在1972~1974、 1983~1985和2007~2008达到峰值,并从供求角度出发指出不同阶段粮食价格的波动程度存在差异。Mitchell和Serra认为原油价格以及生物能源需求是导致国际粮价波动的主要原因,且能源价格与粮食价格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高帆、龚芳分析表明:1961~1999年供给、需求和库存对粮价波动的解释程度为89. 50%,但2000~2010年金融和能源成为影响粮价波动的主要方面。
3 我国粮食政府价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粮食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政府价的衡量指标。选取1978~2011年的年度价格作为政府价样本,以人均粮食生产量、消费量、世界银行能源现货价格、广义货币供应量、物价总指数和净出口量分别作为供给、需求、能源和金融因素指标。为了剔除差异性,除了净出口量之外,所有指标都进行指数化处理,构建含自相关项的对数线性模型: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二阶单整,协整检验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滞后阶数为2阶。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供给是导致粮食政府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物价总指数是导致粮食政府价变动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近年来能源和金融因素对国际粮价影响加剧,但我国生物能源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以及受国内资本流动管制等,使得这两种因素对我国政府行为的影响降低。
以上是对粮食政府价整体而言,接下来从具体粮食品种来考察我国粮食政府价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对小麦、玉米、大豆和大米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发现玉米一阶单整,滞后一阶;小麦二阶单整,滞后。大米一阶单整,滞后一阶;大豆一阶单整,滞后2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可以看出,对于玉米供给、需求和粮价分别互为因果关系,这点与小麦、大米和大豆存在区别,对于后者而言,传统的供需己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其粮价波动。对于四种粮食品种,CPI都是粮价的格兰杰原因,但是能源因素和净出口因素只是玉米粮价的格兰杰原因,货币因素只是大豆粮价的格兰杰原因。总的来说,玉米粮食政府价的“金融化”和“能源化”属性比较明显,大豆的“金融化”属性比较明显,“能源化”属性不明显,大米和小麦这两个粮食品种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都不明显。
总之,对于粮食政府价整体而言,能源因素和金融因素(除了CPI)都不是粮食政府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对于具体的粮食品种而言,玉米粮食政府价“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明显,大豆的“金融化”属性比较明显,其“能源化”属性不明显,大米和小麦这两个粮食品种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属性都不明显。不同粮食品种的“能源化”和“金融化”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