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自身的上述复杂性，不同的人在当下中国看到了不同的景象。问题在于，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能否就推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变革，形成共识与合力。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社会呈现出令人瞩目的不一致与自相矛盾：
　　一方面，中国经济似已实现复苏，经济增长率保八似已不成问题。2009年年初，全球都充满忧虑，中国政府与民众也不例外。但到年中，国内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乐观情绪，不少领域都已经显现了强劲复苏的迹象。到年底，人们已经转而担心通货膨胀的风险。
　　但在宏观经济形势走好的情势下，市场制度似乎出现局部的倒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正在山西煤炭行业发生的大规模国有化运动。在这场国有化运动中，私人企业的产权、政府与这些企业的合同，没有得到足够尊重。除此之外，随着政府拯救经济的资金注入，国有经济部门大幅度扩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私人企业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此的“国进民退”现象，引发学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与议论。
　　在2009年的经济复苏中，房地产一马当先，也是复苏的主力。随着大量廉价资金涌入，从年中开始，房地产就开始复苏，并迅速走向令人担心的繁荣。各地土地一级市场上，开发商们为土地展开激烈的竞争，“地王”频现，地方政府挣得盆满钵满。但另一方面，“蚁族”“蜗居族”这样的词汇频繁出现在公共媒体上，以致有人发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慨叹。拆迁的惨烈画面也活生生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尤其是上海的拆迁大战与成都的唐福珍自焚，引发舆论强烈反应，最终导致国务院法制办宣布将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正是经济方面的惊人成功，让美国对中国采取一种更为柔软的态度。到中国来访的奥巴马总统再三声明，不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他甚至邀请中国与美国在全球某些领域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国外政要、学者比中国学者更积极地谈论“中国模式”，G2之说也开始在全球政治、经济论坛上回响。中国企业也以强大的实力购入沃尔沃和悍马等西方品牌。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社会却出现种种问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乌鲁木齐暴力事件。各地还发生了诸多因劳资纠纷、集资纠纷、刑事案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著名者如湖北石首、湖南吉首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持续多日方得以平息。湖北巴东县乡村女子邓玉娇刀杀乡镇官员案件，也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表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相当的紧张和冲突。
　　就政府行为来说，一方面，立法机构通过了赋予农村人口以平等选举的法律，行政部门积极实施医疗体制改革新方案。另一方面，各个层级都有不少政府官员因滥用权力、腐败而遭到查处。上海钓鱼式执法方式显示了政府机关执法的严重商业化倾向；重庆打黑揭破了黑恶势力操控某些领域的可怕景象，但打黑的刑事与司法程序本身是否合乎法律规定，也引起不小争议。
　　由于中国自身的上述复杂性，不同的人在当下中国看到了不同的景象。在有些人看来，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不论是财富的增长，还是收购世界的大手笔，都显现了中国的活力。因此，中国大有希望，甚至将领导世界；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中国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正在消耗社会成员彼此的互信。
　　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中国确实充满活力，由此，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发展。但也应当承认，过去一年、过去十年。乃至过去三十年，制度的变革始终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迄今为止，中国的现代国家之基本架构依然有待建设和完善。
　　具体说来，虽然民主是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但其基本制度架构尚待完备；虽然宪法已确认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法治政府也是政府的努力目标，但法治的基本框架尚待完善；本来，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改革重点，同三十年前相比，虽然非公经济规模已不可同目而语，但一些领域出现民营经济潮退现象，大量资源仍然掌握在垄断性国企手里；至于社会领域，尽管政府的管理时有滞涩，但社会的自组织程度非常低下，连最基本的小区业主自治都无法维持。
　　积极推动上述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就是2010年中国各个方面所应致力的主要工作。就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自身演变的趋势看，2010年与2009年不会有太大差别。成就是巨大的，但问题也显而易见。问题仅仅在于，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能否就推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变革，形成共识与合力。为此，中国人需要一种对于美好社会的想象力，一种面向稍微长远的未来进行制度变革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