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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建筑像玛丽莲·梦露一样妖娆性感，有没有可能？
2013年获得年度全球最佳摩天大楼奖的是位于加拿大密西沙加市的“梦露大厦”（绝对世界塔），它的设计者不是我们以往耳熟能详的西方后现代建筑大师，而是中国设计师马岩松。这座标新立异的建筑自设计之初就让大家眼前一亮。在马岩松之前，谁能想象，坚固冰冷的建筑，可以体现女性的柔美曲线？
从2006年中标，到2012年正式竣工，6年过去了，马岩松还是那个不苟言笑酷酷表情的设计师，他的团队却已迅速扩展为七八十人的大部队，他的设计理念也已不能用“梦露”二字来概括。
最大的变化在于，他正在寻找一条叫做“山水城市”的道路。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山水理论，但又完全不同于传统。很显然，在中国人口高速膨胀的今天，还在设想一种完全古典的田园诗般的社会构成无异于痴人说梦，马岩松就是要在中国高密度城市的现状下来思考和实践山水城市的可能性，它是通向未来的。
启发他的，不是建筑师，而是钱学森。很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写给建筑评论家王明贤等人的信，钱学森对“山水城市”构想让他大为吃惊，并深为感佩。他觉得钱学森是真正的先驱者，在一个国际主义方盒子一统江湖、人人以工业化为旨归的年代，钱老却已经预见到了中国可能出现的城市问题，而种种城市问题现在就摆在马岩松的面前：生态、环保、能源、人口、密度……
在马岩松看来，山水不只是谈自然，更是人对于世界的感性回应，每个人的心中皆有山水。山水城市就是将城市的密度、功能和自然山水意境结合起来，希望构建以人的精神和情感为核心的未来城市。
那是充满诗意的世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可能有点乌托邦，但那是马岩松心目中的未来世界。
梦露大厦：
不要雄性的建筑
《新民周刊》：怎么会想到设计梦露大厦的？
马岩松：梦露大厦当然是当地的媒体起的名字，不是我起的。我2005年设计梦露大厦的时候，还没有“山水城市”的概念。我那时属于“批判期”，对北美城市持批判的态度。现在中国CBD的新城，基本上都是模仿北美的高楼大厦，更高更快更强，就是这种价值观，用高楼来显示权力和资本，不是曼哈顿模式就是芝加哥模式。所以我的梦露大厦，其实是想在北美设计一个自然的、软的、不强调高度的建筑。我不要那种雄性的建筑。
《新民周刊》：雄性？
马岩松：传统的高楼都很雄性，你不觉得吗？城市就是雄性的，就要显示力量，所以很多楼要用垂直的线条，高耸入云，显示出人的力量，仿佛可以征服自然。这显然是很雄性的表现。我想要柔软、优雅，反正不是强调冲天的力量。所以它在北美的大环境里面，显得很特别，一经报道就特别受欢迎，很多人抢购这里的公寓单元。在文化层面讲，现代人厌倦了城市，因为这种城市把人变成奴隶，而人又觉得他们被奴役。城市越繁华，他们越觉得，这种繁华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和资本，与他们无关。
《新民周刊》：怎么参与竞标的，竞标的过程顺利吗？有没有人反对？
马岩松：网上公开竞标，我自己看到了画了张草图就参加了，没想到那么顺利，从第一轮竞标到最后落成，没有一个人反对，光听到不停的赞美。第一栋楼一天就卖完了，第一栋楼卖完之后，他们又叫我设计第二栋楼，说有一千多个人在等着买梦露大厦。我对商业上的成功不怎么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大家对原来那种摩天大楼厌烦了？我觉得现代城市的危机在这，梦露大厦是我的第一反应，这种反应是模糊的，我模糊地想：我们不要这种力量，但现在我比较清楚了，我要的是“山水城市”。
“山水城市”和梦露大厦一樣强调自然，但更有目的性。设计梦露大厦的时候，那只是城市里的一座单体建筑，城市的公共空间等问题我还没有意识到。
《新民周刊》：梦露大厦声名鹊起之后，你在国外的竞赛邀约是不是多了起来？
马岩松：直到前年，世界上所有摩天楼的奖它都得了，邀约才开始多起来。西方人是这样，必须是看到建筑竣工落成才会确定他们喜不喜欢。现在我们在巴黎、罗马、洛杉矶等地和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都有项目。刚中标时，国外没有，但中国的邀请马上多了起来。这是个挺好的事，以前在国内老不成功。
《新民周刊》：梦露大厦之前，你在国内的竞标中标比较困难，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招投标过程中有没有内幕交易？
马岩松：在梦露大厦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国内的项目竞标，大多数都没有中标。我想，也许是我水平不高吧。投标这种事，就像做菜，一桌菜放在你面前，让你来选，你喜欢吃哪道菜，关系到你的口味。有没有内幕黑幕我不敢说，但是就算没黑幕，那也是个很不确定的事。我那时还好，心态还很正常，并没有急于想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别人不选我，我还挺高兴，就觉得你们都看不懂我的设计，我就是挺清高的一个人。
后来我觉得我当时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理念，如果你没有理念，你无法把握你的方向，你不确定你自己要走什么样的一条路。而当你有了明确的理念，那么你和对方就会有共同语言，大家关心的问题是相似的，对于一个城市的理解会有共通性，更容易将项目做成功，减少矛盾。
现在我做设计，都是别人来找我，比我去找投资方更容易将事情办成，因为他们来找我，八成之前已经对我的设计和理念有所了解，至少有一定的认同感，做什么是我的事，我就很自由。
未来：北京2050
《新民周刊》：你的设计总给人很强的未来感，比如2006年，你就设计了概念性的作品“北京2050”，想在天安门广场种满树，当时怎么就想要设计2050年的北京了？
马岩松：“北京2050”其实是三个作品组成的一个系列：天安门改造、CBD的“漂浮的城市”、胡同泡泡。我说纽约不行了，还得看北京，现在看来北京也不行。三个不同的作品探讨的是不同的问题：公共空间、高密度和历史。那是2006年，2008北京奥运会之前，大家都在讨论城市，但是没人讨论未来的事。我觉得中国人挺逗的，到现在也没什么人谈论未来，科幻片也特少。老谈论2008，我就觉得挺没劲，我要做北京2050，看看未来的北京可能会是怎么样。 我记得那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王澍设计了中国馆。我觉得特有意思，那一年获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金狮奖的是丹麦国家馆，而那年丹麦馆里所有的设计都是关于中国的研究，而且他们的口号居然是：“世界可以没有丹麦，但不能没有中国！”我觉得这特别有讽刺意味：居然是北欧的丹麦人比我们在更认真地思考中国的城市问题，提出了在当时很多新的城市观念：能源、控制密度、交通，等等等等，那一年丹麦获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金狮奖，是特别值得中国来反思的事。
《新民周刊》：丹麦设计师之所以对中国这么关心，是因为中国处于一个经济大发展、建筑大跃进的时代。
马岩松：当然当然，其实中国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那怎么建设是一个很历史性的事件，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我觉得丹麦得金狮奖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有讽刺意味的，它的潜台词似乎在说：中国人都没有在关心自己的城市，而丹麦人在做本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做的事。金狮奖颁给他们也许有这样层面的意思吧，所以它也是在提醒中国关注自己城市内存在的问题。你看我们的近邻日本有丹下健三为首的“新陈代谢学派”，他们对自己国家和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可是中国呢？没有。没有就没有吧，还让丹麦人抢了先，多可笑。
城市化，不能简单地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它和人口有关。中国这么多人，欧洲或者美国，再怎么设计，也没有那么多人来居住或者办公，但中国有这个需求，由此产生的，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设。在这种大的需求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不论是生态的，还是建筑学意义上的，但都还没有形成一种在我看来真正深入广泛的思考——我称之为“思潮”——还流于表面。
《新民周刊》：设计“北京2050”也过去几年了，现在来看，你觉得你对未来城市的看法有没有大的变化？
马岩松：“2050”这个概念方案本身并不说明什么，胡同泡泡有人文历史的考虑，天安门广场种树当然是试图讨论公共空间的设计可行性。人们是否赞同我的设计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出了问题，做了个人化的反应，从而引起大家对于城市问题的兴趣。对历史的破坏是不是问题？公共空间在城市中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地位？除了功能，我们还应不应该注意建筑和城市的情感？比如有些城市，不能让居住者产生归属感和幸福感，一个城市没有灵魂，新城市千篇一律，这都是问题。还有高密度城市，像美国一样复制，CBD高楼大厦变成资本和权力的纪念物，这些问题如果你说出来，大家一定都有认同。
和古代的宗教城市、现代的资本权力城市相对的，未来城市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些思考？比如，它是不是应该有关于人类情感，让城市和环境更和谐，这都是一种理想。
山水城市：不是文人姿态
《新民周刊》：这种理想是不是就是你提出的“山水城市”？
马岩松：我们近两年提“山水城市”，它涵盖了自然环境、与历史的关联以及人性情感的问题，它面对的，又是今天城市大发展产生的诸多现实问题，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针对现实挑战的理想型设计。两年前，我们就开始从自己的作品里反思这些问题。
最初，我其实是受到钱学森的启发。钱学森很有意思，他在美国已经是非常主流的科学家了，他从来不是一个很酸的文人，不是从文学角度来谈“山水城市”的。而且，在80年代，还在拼命追求工业化的年代，他就看到了美国的问题，进而预感到中国可能会在未来面临怎样的困境，这是很超前的。说老实话，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反叛，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当然心存敬意，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并没有什么传承的概念，就算是梁思成，我想大家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我对钱学森是非常敬佩的。
《新民周刊》：说到“山水城市”，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中国古典的那种田园景象，但是你的设计完全不同，充满未来感，你考虑更多的还是高密度之下中国城市建设的可能性？
马岩松：我不是在说一个非常文人情趣的概念，好像我有一种文人姿态，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和当时的现代主义运动有相似，都是直接面对当下城市发展问题的反应，希望我们有一个诗意的居住环境。如果有房子居住就满足了，那是很低级阶段的要求。我希望用作品来重新定义“山水城市”，肯定是应对高密度城市下的生活状况和建筑状况的，不可能脱离了这样的建筑语境来考虑问题。
《新民周刊》：像我看到你的设计作品“城市森林”，在可行性和成本方面会不会要求比较高？
马岩松：那肯定。但我们会有取舍，有一个谁决定谁的问题。我总是觉得，理想是先决条件。比如说我们要建一个大楼，必须有那么多人居住，问我想怎么生活？那我还是想有那么大的院落，有公共空间，我们可以一起打乒乓球，这是第一层次的问题，如何实现，那是第二层次的问题。成本太高实现不了，有些地方种树不现实、实现不了，那是第二层次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考虑那个理想。
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完成了我们的设计。南京证大大拇指广场、北京朝阳公园等项目都是我们实现理想所做的努力，而且都能实现。挑战技术也不是我的目的，我甚至认为，“山水城市”作为一个概念，它应该是朴素的，甚至可以是粗糙的，如果说一定要多花钱才能实现，这和我们的出发点就有抵触。廉价，也可以有品位。
《新民周刊》：谈到山水，总让人想到诗意，巴什拉也写过《空间的诗学》，那么你做“山水城市”，更多考虑的还是城市环境？有没有也在追求设计的诗意？
马岩松：有。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你看园林中，景观和建筑怎么分啊？没法分。我在强调在一种整体的体验，诗意当然也在其中。我觉得城市需要诗意，建筑需要诗意，不然我们的城市会变得太千篇一律太无趣。当然，诗有各种诗，诗意当然也有各种诗意，看你追求的是哪一种，燕京八景、西湖十景似的古典诗意是一种，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的现代诗意也是一种，都很好。
《新民周刊》：你的作品用了太多曲線，业界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你自己怎么回应？
马岩松：这很奇怪，用曲线怎么就要被批评？用直线就不用被批评？我说过了，我不是都用曲线，也用了很多直线，我只是在做一种感觉，曲线可能更适合于我来表达这种感觉而已。
2013年获得年度全球最佳摩天大楼奖的是位于加拿大密西沙加市的“梦露大厦”（绝对世界塔），它的设计者不是我们以往耳熟能详的西方后现代建筑大师，而是中国设计师马岩松。这座标新立异的建筑自设计之初就让大家眼前一亮。在马岩松之前，谁能想象，坚固冰冷的建筑，可以体现女性的柔美曲线？
从2006年中标，到2012年正式竣工，6年过去了，马岩松还是那个不苟言笑酷酷表情的设计师，他的团队却已迅速扩展为七八十人的大部队，他的设计理念也已不能用“梦露”二字来概括。
最大的变化在于，他正在寻找一条叫做“山水城市”的道路。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山水理论，但又完全不同于传统。很显然，在中国人口高速膨胀的今天，还在设想一种完全古典的田园诗般的社会构成无异于痴人说梦，马岩松就是要在中国高密度城市的现状下来思考和实践山水城市的可能性，它是通向未来的。
启发他的，不是建筑师，而是钱学森。很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写给建筑评论家王明贤等人的信，钱学森对“山水城市”构想让他大为吃惊，并深为感佩。他觉得钱学森是真正的先驱者，在一个国际主义方盒子一统江湖、人人以工业化为旨归的年代，钱老却已经预见到了中国可能出现的城市问题，而种种城市问题现在就摆在马岩松的面前：生态、环保、能源、人口、密度……
在马岩松看来，山水不只是谈自然，更是人对于世界的感性回应，每个人的心中皆有山水。山水城市就是将城市的密度、功能和自然山水意境结合起来，希望构建以人的精神和情感为核心的未来城市。
那是充满诗意的世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可能有点乌托邦，但那是马岩松心目中的未来世界。
梦露大厦：
不要雄性的建筑
《新民周刊》：怎么会想到设计梦露大厦的？
马岩松：梦露大厦当然是当地的媒体起的名字，不是我起的。我2005年设计梦露大厦的时候，还没有“山水城市”的概念。我那时属于“批判期”，对北美城市持批判的态度。现在中国CBD的新城，基本上都是模仿北美的高楼大厦，更高更快更强，就是这种价值观，用高楼来显示权力和资本，不是曼哈顿模式就是芝加哥模式。所以我的梦露大厦，其实是想在北美设计一个自然的、软的、不强调高度的建筑。我不要那种雄性的建筑。
《新民周刊》：雄性？
马岩松：传统的高楼都很雄性，你不觉得吗？城市就是雄性的，就要显示力量，所以很多楼要用垂直的线条，高耸入云，显示出人的力量，仿佛可以征服自然。这显然是很雄性的表现。我想要柔软、优雅，反正不是强调冲天的力量。所以它在北美的大环境里面，显得很特别，一经报道就特别受欢迎，很多人抢购这里的公寓单元。在文化层面讲，现代人厌倦了城市，因为这种城市把人变成奴隶，而人又觉得他们被奴役。城市越繁华，他们越觉得，这种繁华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和资本，与他们无关。
《新民周刊》：怎么参与竞标的，竞标的过程顺利吗？有没有人反对？
马岩松：网上公开竞标，我自己看到了画了张草图就参加了，没想到那么顺利，从第一轮竞标到最后落成，没有一个人反对，光听到不停的赞美。第一栋楼一天就卖完了，第一栋楼卖完之后，他们又叫我设计第二栋楼，说有一千多个人在等着买梦露大厦。我对商业上的成功不怎么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大家对原来那种摩天大楼厌烦了？我觉得现代城市的危机在这，梦露大厦是我的第一反应，这种反应是模糊的，我模糊地想：我们不要这种力量，但现在我比较清楚了，我要的是“山水城市”。
“山水城市”和梦露大厦一樣强调自然，但更有目的性。设计梦露大厦的时候，那只是城市里的一座单体建筑，城市的公共空间等问题我还没有意识到。
《新民周刊》：梦露大厦声名鹊起之后，你在国外的竞赛邀约是不是多了起来？
马岩松：直到前年，世界上所有摩天楼的奖它都得了，邀约才开始多起来。西方人是这样，必须是看到建筑竣工落成才会确定他们喜不喜欢。现在我们在巴黎、罗马、洛杉矶等地和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都有项目。刚中标时，国外没有，但中国的邀请马上多了起来。这是个挺好的事，以前在国内老不成功。
《新民周刊》：梦露大厦之前，你在国内的竞标中标比较困难，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招投标过程中有没有内幕交易？
马岩松：在梦露大厦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国内的项目竞标，大多数都没有中标。我想，也许是我水平不高吧。投标这种事，就像做菜，一桌菜放在你面前，让你来选，你喜欢吃哪道菜，关系到你的口味。有没有内幕黑幕我不敢说，但是就算没黑幕，那也是个很不确定的事。我那时还好，心态还很正常，并没有急于想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别人不选我，我还挺高兴，就觉得你们都看不懂我的设计，我就是挺清高的一个人。
后来我觉得我当时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理念，如果你没有理念，你无法把握你的方向，你不确定你自己要走什么样的一条路。而当你有了明确的理念，那么你和对方就会有共同语言，大家关心的问题是相似的，对于一个城市的理解会有共通性，更容易将项目做成功，减少矛盾。
现在我做设计，都是别人来找我，比我去找投资方更容易将事情办成，因为他们来找我，八成之前已经对我的设计和理念有所了解，至少有一定的认同感，做什么是我的事，我就很自由。
未来：北京2050
《新民周刊》：你的设计总给人很强的未来感，比如2006年，你就设计了概念性的作品“北京2050”，想在天安门广场种满树，当时怎么就想要设计2050年的北京了？
马岩松：“北京2050”其实是三个作品组成的一个系列：天安门改造、CBD的“漂浮的城市”、胡同泡泡。我说纽约不行了，还得看北京，现在看来北京也不行。三个不同的作品探讨的是不同的问题：公共空间、高密度和历史。那是2006年，2008北京奥运会之前，大家都在讨论城市，但是没人讨论未来的事。我觉得中国人挺逗的，到现在也没什么人谈论未来，科幻片也特少。老谈论2008，我就觉得挺没劲，我要做北京2050，看看未来的北京可能会是怎么样。 我记得那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王澍设计了中国馆。我觉得特有意思，那一年获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金狮奖的是丹麦国家馆，而那年丹麦馆里所有的设计都是关于中国的研究，而且他们的口号居然是：“世界可以没有丹麦，但不能没有中国！”我觉得这特别有讽刺意味：居然是北欧的丹麦人比我们在更认真地思考中国的城市问题，提出了在当时很多新的城市观念：能源、控制密度、交通，等等等等，那一年丹麦获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金狮奖，是特别值得中国来反思的事。
《新民周刊》：丹麦设计师之所以对中国这么关心，是因为中国处于一个经济大发展、建筑大跃进的时代。
马岩松：当然当然，其实中国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那怎么建设是一个很历史性的事件，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我觉得丹麦得金狮奖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有讽刺意味的，它的潜台词似乎在说：中国人都没有在关心自己的城市，而丹麦人在做本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做的事。金狮奖颁给他们也许有这样层面的意思吧，所以它也是在提醒中国关注自己城市内存在的问题。你看我们的近邻日本有丹下健三为首的“新陈代谢学派”，他们对自己国家和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可是中国呢？没有。没有就没有吧，还让丹麦人抢了先，多可笑。
城市化，不能简单地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它和人口有关。中国这么多人，欧洲或者美国，再怎么设计，也没有那么多人来居住或者办公，但中国有这个需求，由此产生的，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设。在这种大的需求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不论是生态的，还是建筑学意义上的，但都还没有形成一种在我看来真正深入广泛的思考——我称之为“思潮”——还流于表面。
《新民周刊》：设计“北京2050”也过去几年了，现在来看，你觉得你对未来城市的看法有没有大的变化？
马岩松：“2050”这个概念方案本身并不说明什么，胡同泡泡有人文历史的考虑，天安门广场种树当然是试图讨论公共空间的设计可行性。人们是否赞同我的设计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出了问题，做了个人化的反应，从而引起大家对于城市问题的兴趣。对历史的破坏是不是问题？公共空间在城市中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地位？除了功能，我们还应不应该注意建筑和城市的情感？比如有些城市，不能让居住者产生归属感和幸福感，一个城市没有灵魂，新城市千篇一律，这都是问题。还有高密度城市，像美国一样复制，CBD高楼大厦变成资本和权力的纪念物，这些问题如果你说出来，大家一定都有认同。
和古代的宗教城市、现代的资本权力城市相对的，未来城市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些思考？比如，它是不是应该有关于人类情感，让城市和环境更和谐，这都是一种理想。
山水城市：不是文人姿态
《新民周刊》：这种理想是不是就是你提出的“山水城市”？
马岩松：我们近两年提“山水城市”，它涵盖了自然环境、与历史的关联以及人性情感的问题，它面对的，又是今天城市大发展产生的诸多现实问题，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针对现实挑战的理想型设计。两年前，我们就开始从自己的作品里反思这些问题。
最初，我其实是受到钱学森的启发。钱学森很有意思，他在美国已经是非常主流的科学家了，他从来不是一个很酸的文人，不是从文学角度来谈“山水城市”的。而且，在80年代，还在拼命追求工业化的年代，他就看到了美国的问题，进而预感到中国可能会在未来面临怎样的困境，这是很超前的。说老实话，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反叛，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当然心存敬意，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并没有什么传承的概念，就算是梁思成，我想大家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我对钱学森是非常敬佩的。
《新民周刊》：说到“山水城市”，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中国古典的那种田园景象，但是你的设计完全不同，充满未来感，你考虑更多的还是高密度之下中国城市建设的可能性？
马岩松：我不是在说一个非常文人情趣的概念，好像我有一种文人姿态，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和当时的现代主义运动有相似，都是直接面对当下城市发展问题的反应，希望我们有一个诗意的居住环境。如果有房子居住就满足了，那是很低级阶段的要求。我希望用作品来重新定义“山水城市”，肯定是应对高密度城市下的生活状况和建筑状况的，不可能脱离了这样的建筑语境来考虑问题。
《新民周刊》：像我看到你的设计作品“城市森林”，在可行性和成本方面会不会要求比较高？
马岩松：那肯定。但我们会有取舍，有一个谁决定谁的问题。我总是觉得，理想是先决条件。比如说我们要建一个大楼，必须有那么多人居住，问我想怎么生活？那我还是想有那么大的院落，有公共空间，我们可以一起打乒乓球，这是第一层次的问题，如何实现，那是第二层次的问题。成本太高实现不了，有些地方种树不现实、实现不了，那是第二层次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考虑那个理想。
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完成了我们的设计。南京证大大拇指广场、北京朝阳公园等项目都是我们实现理想所做的努力，而且都能实现。挑战技术也不是我的目的，我甚至认为，“山水城市”作为一个概念，它应该是朴素的，甚至可以是粗糙的，如果说一定要多花钱才能实现，这和我们的出发点就有抵触。廉价，也可以有品位。
《新民周刊》：谈到山水，总让人想到诗意，巴什拉也写过《空间的诗学》，那么你做“山水城市”，更多考虑的还是城市环境？有没有也在追求设计的诗意？
马岩松：有。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你看园林中，景观和建筑怎么分啊？没法分。我在强调在一种整体的体验，诗意当然也在其中。我觉得城市需要诗意，建筑需要诗意，不然我们的城市会变得太千篇一律太无趣。当然，诗有各种诗，诗意当然也有各种诗意，看你追求的是哪一种，燕京八景、西湖十景似的古典诗意是一种，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的现代诗意也是一种，都很好。
《新民周刊》：你的作品用了太多曲線，业界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你自己怎么回应？
马岩松：这很奇怪，用曲线怎么就要被批评？用直线就不用被批评？我说过了，我不是都用曲线，也用了很多直线，我只是在做一种感觉，曲线可能更适合于我来表达这种感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