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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研究》2011年总目录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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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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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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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的《神仙传》站在“大道为一”的角度，展现了一种人在向道的旅途中与遒合一的化“化”之美。第一个“化”指的是道的造化，而第二个“化”是指在道的造化下，人在向道修仙的过程中化生而成的诸种现象，化“化”之美通过各种现象的“化”而凸显。在《神仙传》中所展现的化“化”之美，重“身”而不役于“身”，“生”通过“身”使“美”得以产生，并展现出来。众仙通过“身”将“生”呈献给世界，将对身体的道化与“美”的展现融为一体。“身”在向“生”的旅途中，势必要完成对自身的扬弃，才能实现质的飞跃，而“化”却成全了“身”的这种飞跃。
《道枢》集南宋前道教修炼方术之大成，内容以生命为核心，有相当完备的生命观体系。基于《道枢》在道教文献中的重要地位，梳理其中蕴含的生命智慧，对把握道教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窥探南宋前道教生命观之概况，相当有价值。本文着重从生命局限性之体认、生命超越可能性之把握、生命智慧的现代意义三个层面，对《道枢》的生命观进行探讨。
逢礼文，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本文通过解读晚明高僧蒲益智旭《周易禅解》文本发现，智旭在解《易》过程中把易道与佛性相提并论，充分阐释了“易道即是乾道”、“佛性即名乾元”、“易道皆有佛性”的思想，为其禅易相通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思想既开创了易佛思想沟通的新思路，也是对中国佛性论的继承和创新。
谢金良，哲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南宋社会环境的转变，使道教自身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南宋理宗延续了之前的道教政策，并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在宋理宗的支持下，天师道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成为“三山符策”的统领。女冠吴知古事件引发士大夫的议论。在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太上感应篇》被宋理宗大力推广。以上事例表明，在理宗时期，南方道教内部整合、三教融合加剧；道教向世俗化方向又跃进了一步。
张悦，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10级硕博连读生。
道次第的思想是藏传佛教中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学说、修行体系之一。萨班《显明佛陀密意》对修证次第有一严格的建构：以具大乘种性为基础，以菩提心贯彻始终，以六度万行为大乘行（行菩提心）的内容，以五道十地为层级，以人法二无我的般若观慧为行持眼目，而以福德智慧资粮的圆满为明心见性之前提，反对错乱修习，反对以认识自心为修行之全部，认为大手印为密教不共显教的特殊法门，当以六度和密咒为基础，尤其指出了错乱修习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发人深思。
刘朝霞，女，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分别功德论》，5卷。大藏经题署“失译，附《后汉录》”。本文从词汇角度对《分别功德论》进行考察，认为这部经不是东汉译经，它和其他东汉译经在词语的使用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而与晋代译经更为相似，其翻译年代可能不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王毅力，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1912年民元前后，为中国教会大学频繁发生时期。教会大学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也是“跨文化互动”的产物。配合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一些内在因素对教会大学的发生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如19世纪末欧美的社会福音运动，带动教育传教士来华，为教会大学准备了“办学资源”，基督教在华初级、中级教育的规模化，为教会大学发生准备了条件，以及海外捐助的增加，为教会大学提供了财政支援等。
张丽萍，博士，四川大学校史办研究员。
1882年来华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温州传教的同时兴办新式学堂、医院，尤其是苏氏所办的艺文学堂开温州新学之先，对温州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示范、普及和启蒙的作用。但温州地方史志等关于艺文学堂办学情况及其影响力的资料甚少。本文根据新发现的苏慧廉相关档案史料，详细阐述当年艺文学堂的办学情况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对近代温州教育的影响。
端木敏静，女，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温州大学城市学院讲师。
中国人在对待民间神祗上的实用主义态度，曾使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对福音的传布充满信心，甚至认为中国人已做好崇拜上帝的准备。而且，如果仅从神父施洗的数量看，即使在禁教时期，传教士的布道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然而，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国教民入教动机的考察，我们发现，洗礼仪式的完成并不一定意味着收获了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因为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教民而言，他们无法在信仰心理的层面完全摒弃中国传统宗教意识中实用主义的影响。
张振国，山东省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