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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 (Hannah Arendt) 的《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 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书。
如本书编者玛丽·麦肯锡 (Mary McCarthy) 在《编者后记》中所详细记载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阿伦特突然去世的前几天，刚写完本书的第二卷“意志”部分，而那待写的第三卷“判断”，却只有一张写着标题及两句题词的稿纸，静静地留在打字机的卷筒里。阿伦特的英年早逝，使得本书思考、意志、判断三足鼎立的完美建构，徒留缺憾。阿伦特认为思考、意志与判断是人类心智生活中三项最基本的活动。这与她早先另一探讨行动生活的巨作《人类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将人类活动划分为劳力、工作与行动 (labor, work, action) 的设计互相对应。
阿伦特研究者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 认为这偏爱三分法的倾向，示范了阿伦特惯有的、以新分类法发掘疏漏角落的思维方式，而这三分法亦显现出阿伦特在思考上的自由无羁，对她而言，传统的二分法过于简化，又过于局限。
当然，本书对心智活动的三分，也隐约地对应着康德的三个批判。“思考”对应着《纯粹理性批判》，尤其是康德对理性与知性的区分，以及理性超越求取知识、以追索意义为目的的概念，都在阿伦特对思考的论述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意志”虽未曾出现在康德的理论系统中，但如阿伦特在第二卷所明言的，意志就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批判》对应着亚里士多德的nous prakikos, 轨约如何选取达到目标的手段。未写的“判断”部分则又大量取材自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因为康德是唯一将判断视为一心智机能、而为之著书立说的哲学家。在本书所附康德政治理论的讲稿中，阿伦特所演绎的，就是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应用到政治判断之上。这已然透露了本书未写的第三章节的可能面貌。
但如卡诺万所指出的，以分类及范畴来彰显特性，确实是阿伦特思考与著作的重要模式，比如在《人类境况》一书中，阿伦特用以批评马克思思想的主要论点，就是建立在分类的错乱上。她认为马克思将属于“行动”的政治活动，错置于“工作”的范畴内，因而产生了对两种活动对象的错误处理，将复数且有不同个别意志的人类，当成制造工作中那全无本性的材料来处理。而阿伦特以分类及范畴从事描述定义的方法，也一再地出现在《心智生命》这本书中。比如她使用了时间 (思考的现在向度与意志的未来向度，思考的周期时间观与意志的线性时间观)、领域 (思考与意志的私有性与判断的公开性)、动态 (思考在平静中发生，意志在平静时停止)、数量 (思考与意志的单数与判断的复数)以及范围 (思考对象的普遍性与判断对象的个别性) 等不同的范畴，来区化每一个别心智活动的特性。未写的判断一卷，如今仅以附录中的康德讲稿聊以提供一些线索。但即使在这笔记式的勾勒中，我们仍然找寻得到与其他两卷十分一致的平行脉络，比如对判断的公开性与可沟通性的陈述，就直接对应着思考的私有与隐秘。对进步及尊严在判断心能中的对立，也呼应着其他两种心智机能在时间中的定位：意志的未来向度，以及思考的跻身于过去与未来之间、那颠颤且稍纵即逝的现在。
《心智生命》这本书除了是阿伦特思想臻于成熟的最后作品之外，它在阿伦特一生以政治理论为研究重心的生涯中，也别具一格，其注意力由外转内，从政治的众人事务移向个人私密的内在活动，故也是阿伦特所有著作中哲学性最强的一部。但阿伦特到底仍是一位以“众人事务”为悬念的思考者，所以如她在序言中所述，引发她对心智活动之兴趣者，其实是来自对邪恶的本质与邪恶的根源的反省，以及她所怀疑的、邪恶与思考匮乏之间的可能联系。
这基本的议题，早就被她潜心思考 (甚至早于出席艾赫曼的审判)。在一九五四年与本书编者玛丽·麦肯锡的通信中，她就已讨论到思考在规避恶行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
面对麦肯锡“为什么我不应该谋杀我的祖父”的问题时，阿伦特在信中回答道：“这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回答，一是宗教，一是常理，宗教告诉你，你会下地狱，常理则告诉你，因为你自己不想被杀。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地狱，也不在乎被杀，那这两个答案就都行不通。哲学对此的答案来自苏格拉底：因为我必须与己相处，且一生不能与自己或离，所以我不愿杀人，因为我不愿意和一个谋杀者共度一生。 但这个答案也已不再有效，因为人已少与自己相处了，若无自己为伴，他独处时，就只能是孑然一身地寂寞着。”
在本书讨论思考的部分，阿伦特对“孤独”与“寂寞”做下了最清楚的分野，前者是人从事思考的状况(在苏格拉底的“二合一”中， 一个人虽独处却有自己为伴)，而后者则是没有思考活动存在的孑然寂寞。在这封给麦肯锡的信中，她已暗示着思考与选择避开恶行之间的可能关联。而在她最有争议性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中，这关系更被强化；她拒绝将邪恶浪漫化，而创造了至今在谈邪恶时不可能不被引用的辞句，也就是“邪恶的凡常”(banality of evil)。将邪恶由惊天动地的庞然降低至庸碌的无奇，阿伦特旨在点化出邪恶的后面并没有任何强大神秘的力量，而只是出于人不愿与真实照面的懒惰，所谓与真实照面，也就是思考这心智活动。阿伦特将纳粹的刽子手艾希曼描写成一个平庸且唯命是从的小官僚，而非一摧枯拉朽的撒旦，这样的态度，直至今日还被许多人、尤其是犹太人激烈地抨击着，他们认为阿伦特将邪恶琐碎化了。其实，她的立论不但未将邪恶琐碎化，反而为邪恶提出了一个真正令人戒慎恐惧的定义，就因为邪恶是如此的凡常，所以它可能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里：邪恶是凡人不经思考与判断的行为结果，而不是被魔鬼附身或是鬼使神差的造化。所以在她笔下，艾希曼毫无异人之处，他出奇的平凡，只是一个很负责任执行纳粹命令的喽,然而使他能一意执行屠杀的命令而面不改色的原因，就在于反省与思考的匮乏，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判断现实的意愿与能力。
思想的匮乏 (thoughtlessness)，指的是盲目地依从传统，使用陈词滥调，死守宗教或是政治上独断的意见。这虽是一种懒惰的存在方式，但却也是一种极为安全的生活方式， 因为它回避了思考所可能带来的颠覆的危险。思考因时时对真实做批判性的评估，所以涵带着巨大的破坏潜力，它随时可以拆解人们安心拥抱了经年的规则、口号、教条、风俗、习惯，以及固持信念所给予人的确定感。
而思想的匮乏亦不仅止于个人的层面，它亦可在众人的层面上讨论。在《人类境况》一书的序言中，阿伦特就曾谈到思想与知识的分离，以及普遍的思想匮乏，可能是现代世界诸般病态的根源。
从对思想匮乏的探索切入，阿伦特透彻地从哲学传统中寻找线索，为这三项心智活动写像。从所谓的理念历史中找出这些心智活动的演绎轨迹，以及每一转折里的缺失及获得。
中译此书是一项艰难无比的工作。困难不仅来自概念与义理的庞杂，更牵涉到了阿伦特哲学的隐晦，以及她独树一帜的英文文体。麦肯锡在《编者后记》中，对阿伦特的英文写作有着颇为幽默与温馨的描述。阿伦特的母语是德文，直到三十五岁流亡美国后才开始学习以英文写作，所以她的英文基本上是德意志式的：充满了以破折号、冒号及关系代词接续而成的蜿蜒长句，往往一个句子的主语与动词有半页甚至将近全页的间隔。这对承载复句能力极弱的中文而言，忠于语势的翻译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在中译里，为求义理的清晰及中文的可读，句子必须被拆解成简单句与合句，牺牲了阿伦特急切与广拓的文风。另外的一个难处，则是阿伦特轻易转换于不同语言间的习惯，这是上世纪初欧陆知识分子都有的习性，并不是出于刻意的卖弄与造作，而是因为对不同语言熟稔的程度，使他们对表意中的微妙区别，有着极度的敏感。
阿伦特生前与朋友谈到本书的写作时，总认为“意志”是最难写的一卷。在中译上，“意志”也将是最难译的一卷。它的难处不只来自意志与自由的议题在哲学上的纷繁，比如十分反直觉的 will 与 nill 的持续冲突。nill 并非是对意志力的注销，或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不行使意志的意志 (will-not-to-will)，nill 有着与will同等能量的、是对“不欲”所行使出的意志力，所以必须重创一个如“逆意”的新词，才能表现 nill 的能量与方向。此外，当然还有意志在中英文语言中表意方式的不同。意志 (will) 这个词在英文中的繁复用法与意义，在中文里完全没有直接的对应。首先，will 在英文里可以同时是名词或动词，指涉着意志力或行使意志力的动作。另外在作为名词时，亦有大写与小写的分别，以区别一般性及概念上的意志 (Will)，及每一个人内在的个别性的意志 (will) 。作为名词，will 还有遗嘱的意思──也就是对未来唯一确定的事宜 (死亡) 所做的指示。而 will 这个字的现在分词 willing，亦已被惯用为形容词 (willing, 是愿意的意思)。在字根 will 的演变下，所有这些与意志相关的意义，在英文里都有着简洁的视觉与意义上的连接。但转移到中文里，这些方便的符号上的相互指涉，就完全消失了。更重要的是， will 在英文中作为助动词的时候，是一用以表未来时态的助动词，所以意志心能在时间上的未来向度已包含在语言里，不说自明， 但在根本没有时态或助动词的中文里，除非另外明言，这个向度并不存在于语言中，所以也可能并不存在于中文的思维里。
本书的书名也有数种可能的译法。中文文献中每有以《心灵的生活》之名提及此书。“心智”可能比“心灵”合题的原因，是由于心灵一词容易引起“灵魂”的联想，而在本书卷一中，阿伦特曾刻意地区化着灵魂 (soul) 与心智 (mind) 之间的不同。而将 “life” 译为“生命”，而非“生活”，也较能点化出这本书所涉及的宽广领域。这是因为“生活”的主词只可能是人，所以心灵或心智生活，只能指涉“人”所从事的内在生活。“生命”的涉意就广阔许多，它不仅可指从事那些心智活动的人的生命，同时亦可以是那些活动本身的生命消长，也就是阿伦特一心要描述的心智活动的现象。
翻译哲学著作本就是非常困难的事，翻译阿伦特的著作更难。这翻译的工作，对阿伦特本人都曾是一项挑战。照理说，将她德意志式的英文译成她的母语德文，应是得心应手的事才对。然而在将《人类境况》英文本译成德文本的期间，阿伦特却在一封给麦肯锡的信中描述译书之苦：“我天天诅咒神明。”(I curse god everyday)试图中译阿伦特的人应把这句话放在桌前当座右铭，除了激起“甜蜜的复仇”中所可能有的一点快感之外，对于阿伦特之苦闷的同侪，这句话也是能激发人继续奋斗的一种鼓励吧！
(《心智生命》，汉娜·阿伦特著，苏友贞译，台湾立绪文化公司即将出版)
如本书编者玛丽·麦肯锡 (Mary McCarthy) 在《编者后记》中所详细记载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阿伦特突然去世的前几天，刚写完本书的第二卷“意志”部分，而那待写的第三卷“判断”，却只有一张写着标题及两句题词的稿纸，静静地留在打字机的卷筒里。阿伦特的英年早逝，使得本书思考、意志、判断三足鼎立的完美建构，徒留缺憾。阿伦特认为思考、意志与判断是人类心智生活中三项最基本的活动。这与她早先另一探讨行动生活的巨作《人类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将人类活动划分为劳力、工作与行动 (labor, work, action) 的设计互相对应。
阿伦特研究者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 认为这偏爱三分法的倾向，示范了阿伦特惯有的、以新分类法发掘疏漏角落的思维方式，而这三分法亦显现出阿伦特在思考上的自由无羁，对她而言，传统的二分法过于简化，又过于局限。
当然，本书对心智活动的三分，也隐约地对应着康德的三个批判。“思考”对应着《纯粹理性批判》，尤其是康德对理性与知性的区分，以及理性超越求取知识、以追索意义为目的的概念，都在阿伦特对思考的论述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意志”虽未曾出现在康德的理论系统中，但如阿伦特在第二卷所明言的，意志就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批判》对应着亚里士多德的nous prakikos, 轨约如何选取达到目标的手段。未写的“判断”部分则又大量取材自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因为康德是唯一将判断视为一心智机能、而为之著书立说的哲学家。在本书所附康德政治理论的讲稿中，阿伦特所演绎的，就是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应用到政治判断之上。这已然透露了本书未写的第三章节的可能面貌。
但如卡诺万所指出的，以分类及范畴来彰显特性，确实是阿伦特思考与著作的重要模式，比如在《人类境况》一书中，阿伦特用以批评马克思思想的主要论点，就是建立在分类的错乱上。她认为马克思将属于“行动”的政治活动，错置于“工作”的范畴内，因而产生了对两种活动对象的错误处理，将复数且有不同个别意志的人类，当成制造工作中那全无本性的材料来处理。而阿伦特以分类及范畴从事描述定义的方法，也一再地出现在《心智生命》这本书中。比如她使用了时间 (思考的现在向度与意志的未来向度，思考的周期时间观与意志的线性时间观)、领域 (思考与意志的私有性与判断的公开性)、动态 (思考在平静中发生，意志在平静时停止)、数量 (思考与意志的单数与判断的复数)以及范围 (思考对象的普遍性与判断对象的个别性) 等不同的范畴，来区化每一个别心智活动的特性。未写的判断一卷，如今仅以附录中的康德讲稿聊以提供一些线索。但即使在这笔记式的勾勒中，我们仍然找寻得到与其他两卷十分一致的平行脉络，比如对判断的公开性与可沟通性的陈述，就直接对应着思考的私有与隐秘。对进步及尊严在判断心能中的对立，也呼应着其他两种心智机能在时间中的定位：意志的未来向度，以及思考的跻身于过去与未来之间、那颠颤且稍纵即逝的现在。
《心智生命》这本书除了是阿伦特思想臻于成熟的最后作品之外，它在阿伦特一生以政治理论为研究重心的生涯中，也别具一格，其注意力由外转内，从政治的众人事务移向个人私密的内在活动，故也是阿伦特所有著作中哲学性最强的一部。但阿伦特到底仍是一位以“众人事务”为悬念的思考者，所以如她在序言中所述，引发她对心智活动之兴趣者，其实是来自对邪恶的本质与邪恶的根源的反省，以及她所怀疑的、邪恶与思考匮乏之间的可能联系。
这基本的议题，早就被她潜心思考 (甚至早于出席艾赫曼的审判)。在一九五四年与本书编者玛丽·麦肯锡的通信中，她就已讨论到思考在规避恶行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
面对麦肯锡“为什么我不应该谋杀我的祖父”的问题时，阿伦特在信中回答道：“这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回答，一是宗教，一是常理，宗教告诉你，你会下地狱，常理则告诉你，因为你自己不想被杀。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地狱，也不在乎被杀，那这两个答案就都行不通。哲学对此的答案来自苏格拉底：因为我必须与己相处，且一生不能与自己或离，所以我不愿杀人，因为我不愿意和一个谋杀者共度一生。 但这个答案也已不再有效，因为人已少与自己相处了，若无自己为伴，他独处时，就只能是孑然一身地寂寞着。”
在本书讨论思考的部分，阿伦特对“孤独”与“寂寞”做下了最清楚的分野，前者是人从事思考的状况(在苏格拉底的“二合一”中， 一个人虽独处却有自己为伴)，而后者则是没有思考活动存在的孑然寂寞。在这封给麦肯锡的信中，她已暗示着思考与选择避开恶行之间的可能关联。而在她最有争议性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中，这关系更被强化；她拒绝将邪恶浪漫化，而创造了至今在谈邪恶时不可能不被引用的辞句，也就是“邪恶的凡常”(banality of evil)。将邪恶由惊天动地的庞然降低至庸碌的无奇，阿伦特旨在点化出邪恶的后面并没有任何强大神秘的力量，而只是出于人不愿与真实照面的懒惰，所谓与真实照面，也就是思考这心智活动。阿伦特将纳粹的刽子手艾希曼描写成一个平庸且唯命是从的小官僚，而非一摧枯拉朽的撒旦，这样的态度，直至今日还被许多人、尤其是犹太人激烈地抨击着，他们认为阿伦特将邪恶琐碎化了。其实，她的立论不但未将邪恶琐碎化，反而为邪恶提出了一个真正令人戒慎恐惧的定义，就因为邪恶是如此的凡常，所以它可能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里：邪恶是凡人不经思考与判断的行为结果，而不是被魔鬼附身或是鬼使神差的造化。所以在她笔下，艾希曼毫无异人之处，他出奇的平凡，只是一个很负责任执行纳粹命令的喽,然而使他能一意执行屠杀的命令而面不改色的原因，就在于反省与思考的匮乏，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判断现实的意愿与能力。
思想的匮乏 (thoughtlessness)，指的是盲目地依从传统，使用陈词滥调，死守宗教或是政治上独断的意见。这虽是一种懒惰的存在方式，但却也是一种极为安全的生活方式， 因为它回避了思考所可能带来的颠覆的危险。思考因时时对真实做批判性的评估，所以涵带着巨大的破坏潜力，它随时可以拆解人们安心拥抱了经年的规则、口号、教条、风俗、习惯，以及固持信念所给予人的确定感。
而思想的匮乏亦不仅止于个人的层面，它亦可在众人的层面上讨论。在《人类境况》一书的序言中，阿伦特就曾谈到思想与知识的分离，以及普遍的思想匮乏，可能是现代世界诸般病态的根源。
从对思想匮乏的探索切入，阿伦特透彻地从哲学传统中寻找线索，为这三项心智活动写像。从所谓的理念历史中找出这些心智活动的演绎轨迹，以及每一转折里的缺失及获得。
中译此书是一项艰难无比的工作。困难不仅来自概念与义理的庞杂，更牵涉到了阿伦特哲学的隐晦，以及她独树一帜的英文文体。麦肯锡在《编者后记》中，对阿伦特的英文写作有着颇为幽默与温馨的描述。阿伦特的母语是德文，直到三十五岁流亡美国后才开始学习以英文写作，所以她的英文基本上是德意志式的：充满了以破折号、冒号及关系代词接续而成的蜿蜒长句，往往一个句子的主语与动词有半页甚至将近全页的间隔。这对承载复句能力极弱的中文而言，忠于语势的翻译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在中译里，为求义理的清晰及中文的可读，句子必须被拆解成简单句与合句，牺牲了阿伦特急切与广拓的文风。另外的一个难处，则是阿伦特轻易转换于不同语言间的习惯，这是上世纪初欧陆知识分子都有的习性，并不是出于刻意的卖弄与造作，而是因为对不同语言熟稔的程度，使他们对表意中的微妙区别，有着极度的敏感。
阿伦特生前与朋友谈到本书的写作时，总认为“意志”是最难写的一卷。在中译上，“意志”也将是最难译的一卷。它的难处不只来自意志与自由的议题在哲学上的纷繁，比如十分反直觉的 will 与 nill 的持续冲突。nill 并非是对意志力的注销，或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不行使意志的意志 (will-not-to-will)，nill 有着与will同等能量的、是对“不欲”所行使出的意志力，所以必须重创一个如“逆意”的新词，才能表现 nill 的能量与方向。此外，当然还有意志在中英文语言中表意方式的不同。意志 (will) 这个词在英文中的繁复用法与意义，在中文里完全没有直接的对应。首先，will 在英文里可以同时是名词或动词，指涉着意志力或行使意志力的动作。另外在作为名词时，亦有大写与小写的分别，以区别一般性及概念上的意志 (Will)，及每一个人内在的个别性的意志 (will) 。作为名词，will 还有遗嘱的意思──也就是对未来唯一确定的事宜 (死亡) 所做的指示。而 will 这个字的现在分词 willing，亦已被惯用为形容词 (willing, 是愿意的意思)。在字根 will 的演变下，所有这些与意志相关的意义，在英文里都有着简洁的视觉与意义上的连接。但转移到中文里，这些方便的符号上的相互指涉，就完全消失了。更重要的是， will 在英文中作为助动词的时候，是一用以表未来时态的助动词，所以意志心能在时间上的未来向度已包含在语言里，不说自明， 但在根本没有时态或助动词的中文里，除非另外明言，这个向度并不存在于语言中，所以也可能并不存在于中文的思维里。
本书的书名也有数种可能的译法。中文文献中每有以《心灵的生活》之名提及此书。“心智”可能比“心灵”合题的原因，是由于心灵一词容易引起“灵魂”的联想，而在本书卷一中，阿伦特曾刻意地区化着灵魂 (soul) 与心智 (mind) 之间的不同。而将 “life” 译为“生命”，而非“生活”，也较能点化出这本书所涉及的宽广领域。这是因为“生活”的主词只可能是人，所以心灵或心智生活，只能指涉“人”所从事的内在生活。“生命”的涉意就广阔许多，它不仅可指从事那些心智活动的人的生命，同时亦可以是那些活动本身的生命消长，也就是阿伦特一心要描述的心智活动的现象。
翻译哲学著作本就是非常困难的事，翻译阿伦特的著作更难。这翻译的工作，对阿伦特本人都曾是一项挑战。照理说，将她德意志式的英文译成她的母语德文，应是得心应手的事才对。然而在将《人类境况》英文本译成德文本的期间，阿伦特却在一封给麦肯锡的信中描述译书之苦：“我天天诅咒神明。”(I curse god everyday)试图中译阿伦特的人应把这句话放在桌前当座右铭，除了激起“甜蜜的复仇”中所可能有的一点快感之外，对于阿伦特之苦闷的同侪，这句话也是能激发人继续奋斗的一种鼓励吧！
(《心智生命》，汉娜·阿伦特著，苏友贞译，台湾立绪文化公司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