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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意象符号，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渊源。本文试从李贺的一句诗——“云中骑碧驴”入手，概述中古时期驴的形象在文本中的演变，以及形象异化与宗教、神话的联系。
关键词：驴；诗歌；异化；神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01
昌谷诗素以想象奇异著称，至于用典，则取义一端，勾连窅渺，并不特别注重所引典事的完整性，这也促成了他侧艳险涩的诗歌风格，但同时给后人注诗解诗留下了不少难题。如其《苦昼短》中，“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1]就是一个典型。
任公子，《庄子》中“五大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2]的传说人物，与云中骑驴毫无牵涉。而且《说文》注驴曰：“大史公皆谓为匈奴奇畜，本中国所不用，故字皆不见经传”，可见驴的广泛应用要晚于先秦，二者本无天然的联系。这就无怪乎今人解诗皆未详其出处，或依据王琦《李长吉诗歌汇解》，注任公子为：“传说中骑驴升天的仙人，其事迹无考”，将诗歌大意敷衍过去。
那么李贺所谓任公子骑碧驴难道是生造吗？与李贺同时的皇甫松在《大隐赋》中有云：“赤城玄圃，任公子之所居；荒垣朽竹，丁令威之故墟。安用翩翩为白鹤，何必悠悠骑碧驴”，便以丁令威与任公子相对。骈赋属对要求严格，不像古诗可以随意生发，以此推之，任公子骑碧驴，恐非生造臆想之语，既使没有明确的典故，也必然有连缀二者的文化背景。
驴在中国历史中，是一个深刻的意象符号。上文有云，司马迁认为，驴是匈奴畜种，汉初传入中国。到了昭帝年间，已经广泛饲养，“尽为我畜”。然而在这一时期，驴所代表的文化形象，却是极其负面的，如楚辞《七谏》“驾蹇驴而无策兮”，《九怀》“蹇驴服驾兮”，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都是以蹇蹶笨拙的形象出现在文本中，与“骐骥”等良马形成鲜明对比。直到南朝，范晔还认为驴是“迟钝之畜”，与秦汉辞赋中对驴印象一脉相承。
其实从魏晋时期，驴的文化形象就要已经开始转变，并分出两条线索，一条指向文士，另一条则指向方士。王仲宣好驴鸣，是《世说》中有名的故事，类似的还有孙楚驴鸣吊王济，文人好驴，自此而始。但此时文士所好的，多限于“驴鸣”，概文学自觉以前，文人与贵族阶层密不可分，好“驴鸣”，是作为任诞式的玩好，展示对名教压抑的反叛。像阮籍那样“骑驴到郡”，反倒罕见，需要特别着墨，以示行为奇特。隋唐开科举，文学与贵族阶层分离，文人骑驴蔚然成风，不仅是对魏晋风气的模拟，更多了一层落拓洒脱的意味，如李白“乘醉跨驴”，杜甫“骑驴十三载”，贾岛的“驴背推敲”，甚至本题的主角李贺，出门的扮相是“恒从小奚奴骑距驴”。
然而文人骑驴，并非粘合任公子与碧驴的关键。关键在于另一条线索：方士。當文人把驴鸣当作任诞玩好的时候，驴的形象已经悄然被神化传说及宗教故事吸收。西汉焦延寿《易林》中便有“老狼白驴，长尾大狐”[3]的卦辞，而这种形象明显是异化的。如果说《易林》中的“白驴”仅见异化，那么陈子昂在《鸾鸟诗序》中描绘洪崖子“乘白驴，衣羽褐”[4]，则通过对驴的异化赋予了某种神格。
考虑到“碧驴”可能是惯用炼字，“青驴”就更符合神话语境中的典型形象。牛僧孺《玄怪录》中记一仙人“乘青驴，四足白”[5]，已经和长吉诗非常接近，其后《云笈七签》《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教典籍，全都沿用了“青驴”这一意象来配神仙。另在《法苑珠林》中，不仅出现了白驴，赤驴，且都与神迹有关，或曰乘白驴可“荆襄朝夕而见”，或曰乘赤驴者“创造神通”[6]，可见释道二教，在将驴与神话关联一事，可谓不谋而合。
综上诸例，我们能发现出一个规律，所有将驴与宗教神话关联的故事，大多伴随着形象的异化，最惯用的异化手段就是点明色彩。像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记杜慈在梦中见一人给他留下“宁留而同死，将去而同生”[7]的判词，这样富有灵异色彩的角色坐骑是什么呢？“乘黑驴”。倘若是乘马 ，定然不会特别着墨，唯一的细节描写在于坐骑——乘黑驴，是为神格之暗示。
方士、僧道骑驴，故而方士升天之后，神仙也骑驴。宋代邵伯温《闻见前录》记载了陈抟“骑驴倒堕”的典故：“华山隐士陈抟……常乘白骡”[8]陈抟是道士，也是神仙，正因为其仙道身份，所乘之骡必须是经过异化的“白骡”。
民俗传说中的“张果老倒骑毛驴”，张果老的原型——张果，出自《旧唐书·方技》，年代是玄宗时期，几乎恰恰在李贺之前。而《旧唐书》是李唐正史，对于荒渺无稽之谈，收录不多，稍后的稗史《明皇杂录》对张果大肆神化，其中就加入了驴的描写：“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9]此处无论是“驴”的形象，还是“白”的色彩，都完全印证了驴的异化与神格的关联。
反观任公子，是《庄子》故事中的上古人物，以“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垂钓于东海。但人是不可能以五十头牛作钓饵的，这是传说人物的神格化。也正是因其“神格”，才会引发李贺“云中骑碧驴”的遐想。
注释：
[1]（清）王琦等注.李贺诗歌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陈鼓应译注.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汉）焦延寿撰.焦氏易林注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
[4]（唐）陈子昂撰.陈子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唐）牛僧儒撰.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唐）释道世撰集.法苑珠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7]（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宋）邵伯温撰.河南邵氏闻见前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唐）郑处诲撰.明皇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4.
关键词：驴；诗歌；异化；神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01
昌谷诗素以想象奇异著称，至于用典，则取义一端，勾连窅渺，并不特别注重所引典事的完整性，这也促成了他侧艳险涩的诗歌风格，但同时给后人注诗解诗留下了不少难题。如其《苦昼短》中，“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1]就是一个典型。
任公子，《庄子》中“五大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2]的传说人物，与云中骑驴毫无牵涉。而且《说文》注驴曰：“大史公皆谓为匈奴奇畜，本中国所不用，故字皆不见经传”，可见驴的广泛应用要晚于先秦，二者本无天然的联系。这就无怪乎今人解诗皆未详其出处，或依据王琦《李长吉诗歌汇解》，注任公子为：“传说中骑驴升天的仙人，其事迹无考”，将诗歌大意敷衍过去。
那么李贺所谓任公子骑碧驴难道是生造吗？与李贺同时的皇甫松在《大隐赋》中有云：“赤城玄圃，任公子之所居；荒垣朽竹，丁令威之故墟。安用翩翩为白鹤，何必悠悠骑碧驴”，便以丁令威与任公子相对。骈赋属对要求严格，不像古诗可以随意生发，以此推之，任公子骑碧驴，恐非生造臆想之语，既使没有明确的典故，也必然有连缀二者的文化背景。
驴在中国历史中，是一个深刻的意象符号。上文有云，司马迁认为，驴是匈奴畜种，汉初传入中国。到了昭帝年间，已经广泛饲养，“尽为我畜”。然而在这一时期，驴所代表的文化形象，却是极其负面的，如楚辞《七谏》“驾蹇驴而无策兮”，《九怀》“蹇驴服驾兮”，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都是以蹇蹶笨拙的形象出现在文本中，与“骐骥”等良马形成鲜明对比。直到南朝，范晔还认为驴是“迟钝之畜”，与秦汉辞赋中对驴印象一脉相承。
其实从魏晋时期，驴的文化形象就要已经开始转变，并分出两条线索，一条指向文士，另一条则指向方士。王仲宣好驴鸣，是《世说》中有名的故事，类似的还有孙楚驴鸣吊王济，文人好驴，自此而始。但此时文士所好的，多限于“驴鸣”，概文学自觉以前，文人与贵族阶层密不可分，好“驴鸣”，是作为任诞式的玩好，展示对名教压抑的反叛。像阮籍那样“骑驴到郡”，反倒罕见，需要特别着墨，以示行为奇特。隋唐开科举，文学与贵族阶层分离，文人骑驴蔚然成风，不仅是对魏晋风气的模拟，更多了一层落拓洒脱的意味，如李白“乘醉跨驴”，杜甫“骑驴十三载”，贾岛的“驴背推敲”，甚至本题的主角李贺，出门的扮相是“恒从小奚奴骑距驴”。
然而文人骑驴，并非粘合任公子与碧驴的关键。关键在于另一条线索：方士。當文人把驴鸣当作任诞玩好的时候，驴的形象已经悄然被神化传说及宗教故事吸收。西汉焦延寿《易林》中便有“老狼白驴，长尾大狐”[3]的卦辞，而这种形象明显是异化的。如果说《易林》中的“白驴”仅见异化，那么陈子昂在《鸾鸟诗序》中描绘洪崖子“乘白驴，衣羽褐”[4]，则通过对驴的异化赋予了某种神格。
考虑到“碧驴”可能是惯用炼字，“青驴”就更符合神话语境中的典型形象。牛僧孺《玄怪录》中记一仙人“乘青驴，四足白”[5]，已经和长吉诗非常接近，其后《云笈七签》《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教典籍，全都沿用了“青驴”这一意象来配神仙。另在《法苑珠林》中，不仅出现了白驴，赤驴，且都与神迹有关，或曰乘白驴可“荆襄朝夕而见”，或曰乘赤驴者“创造神通”[6]，可见释道二教，在将驴与神话关联一事，可谓不谋而合。
综上诸例，我们能发现出一个规律，所有将驴与宗教神话关联的故事，大多伴随着形象的异化，最惯用的异化手段就是点明色彩。像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记杜慈在梦中见一人给他留下“宁留而同死，将去而同生”[7]的判词，这样富有灵异色彩的角色坐骑是什么呢？“乘黑驴”。倘若是乘马 ，定然不会特别着墨，唯一的细节描写在于坐骑——乘黑驴，是为神格之暗示。
方士、僧道骑驴，故而方士升天之后，神仙也骑驴。宋代邵伯温《闻见前录》记载了陈抟“骑驴倒堕”的典故：“华山隐士陈抟……常乘白骡”[8]陈抟是道士，也是神仙，正因为其仙道身份，所乘之骡必须是经过异化的“白骡”。
民俗传说中的“张果老倒骑毛驴”，张果老的原型——张果，出自《旧唐书·方技》，年代是玄宗时期，几乎恰恰在李贺之前。而《旧唐书》是李唐正史，对于荒渺无稽之谈，收录不多，稍后的稗史《明皇杂录》对张果大肆神化，其中就加入了驴的描写：“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9]此处无论是“驴”的形象，还是“白”的色彩，都完全印证了驴的异化与神格的关联。
反观任公子，是《庄子》故事中的上古人物，以“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垂钓于东海。但人是不可能以五十头牛作钓饵的，这是传说人物的神格化。也正是因其“神格”，才会引发李贺“云中骑碧驴”的遐想。
注释：
[1]（清）王琦等注.李贺诗歌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陈鼓应译注.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汉）焦延寿撰.焦氏易林注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
[4]（唐）陈子昂撰.陈子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唐）牛僧儒撰.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唐）释道世撰集.法苑珠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7]（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宋）邵伯温撰.河南邵氏闻见前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唐）郑处诲撰.明皇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