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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与创业活动已经成为新时代全球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一股强劲的创业浪潮已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在我国，民营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对创业活动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视，解决就业、大学生创业、创新型国家建设等现实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对创业问题的关注，打造创业型经济、构造创业型社会成为一种响亮的口号。
总体来看，我国创业活动活跃、生存型创业占主导，创业动机强、创业技能低，创业环境逐渐好转但仍需改善，“三大误区”应该成为我国创业环境建设以及制订创业政策时考虑的重点。
误区一：重视投资环境，轻视创业环境
改革开放初期，各地为了吸引外资，纷纷重视投资环境的建设，对创业环境建设重视不够。后来因为看到民营经济和私营企业的贡献而开始重视并设法鼓励创业活动。为了吸引创业者来本地或留在本地创业，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成立企业孵化中心，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等等，采取的主要措施集中在降低创业成本上，甚至可以说是“给予”，是“馈赠”，如免费提供办公条件，减免税收等。
可惜这样的政策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效。一个地区的土地价格便宜，劳动力廉价，政府不收税，但没有服务，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低，创业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有好的发展前景。
另外，这样的政策容易被模仿，你给优惠，我可以给更多优惠，容易引发类似于企业之间的价格战，不具有竞争优势。这样的创业环境也许会加大生存型创业的比例，但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企业。
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更加关注的是成长潜力和发展机会。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很高的情况下，香港的中小企业发展得很好，其中很关键的原因在于香港政府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发展、科技支援、品质支援、环境支援、信息公开、开拓市场和融资八大方面为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目前，我国南方土地、工人工资甚至包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成本要高于北方，但南方的创业活动仍然比北方活跃得多。由此可见，创业环境建设应从降低创业成本转移到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并重，并逐渐以增加创业收益为主。
误区二：创业成功与否主要由创业者的禀赋条件决定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创业成功与否主要由创业者的禀赋条件决定，这种观点在学术界一度也很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不少知识水平低的创业者获得成功的客观事实更加强化了这种观点，政府一度只重视从降低创业成本的角度营造创业环境可能也主要基于这样的认识。
事实上，禀赋决定论主要是因为创业活动过程复杂，而且长期以来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大企业，关注已存在企业的生存发展问题，对创业者的创业过程以及新企业的创业过程很少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业研究与创业教育也掀起热潮，哈佛商学院、沃顿商学院等世界著名院校纷纷开设创业系列课程。据全球创业观察项目调查，美国超过1500所4年制大学和学院提供了创业课程，而且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创业教育和培训工作有助于创业者了解企业创建与成长的一般规律，了解可能遇到的一些障碍和风险，提高创业活动的成功率。
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创业观察（GEM）中国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创业指数（即百名18岁—64岁的劳动力中参与创业的人数比例）为13.7%，排在全球35个受调查国家或地区的第五位。针对活跃的创业活动，政府应该创造条件推动创业教育和培训工作。可以采用“营运资金”的运作模式，即由政府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发展基金用于支持研究中心或服务机构向广大的创业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免费的讲座、一般性的咨询和信息服务等。同时，这些研究中心或服务机构不能完全依赖政府的资金投入，必须通过提供专项服务获取收入，以便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随着服务机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的增强，政府可以逐渐减少甚至停止资金投入。
误区三：创业政策与中小企业政策等同
在创业环境建设的过程中，创业政策与中小企业政策的区别与联系值得注意。创业政策的重点在于营造创业环境，谋求创业机会与创业能力水平的匹配。中小企业政策的重点则在于通过一系列措施帮助有成长潜力和欲望的新企业实现快速扩张和成长。
从这一点出发，创业政策与中小企业政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创业政策构成中小企业政策的基础，缺乏创业政策的支持，中小企业政策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创业政策的重点应该在于营造创业机会，借助创业教育等途径提升创业者的创业能力。
近些年来开始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中小企业政策，对创业过程的关注仍然不够（图1）。创业政策不同于中小企业政策，创业政策定位于从创业活动的孕育阶段到创业后42个月，而中小企业政策则定位于创业阶段到稳定扩张区间；其次，创业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从创业阶段到创业后42个月区间是两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即创业政策的后端和中小企业政策的前端聚焦于从创业活动发生到新企业生存阶段，旨在为创业活动提供宽松的条件，提高其存活率；最后，创业政策的重点在于建设创业环境体系，谋求创业机会与创业能力水平的匹配，目的在于提升整体创业活动水平，扩大中小企业群落的规模，中小企业政策的重点则在于通过一系列措施创造宽松有利的环境，目的在于帮助有成长潜力和欲望的新企业实现快速扩张和成长。（作者系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兼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总体来看，我国创业活动活跃、生存型创业占主导，创业动机强、创业技能低，创业环境逐渐好转但仍需改善，“三大误区”应该成为我国创业环境建设以及制订创业政策时考虑的重点。
误区一：重视投资环境，轻视创业环境
改革开放初期，各地为了吸引外资，纷纷重视投资环境的建设，对创业环境建设重视不够。后来因为看到民营经济和私营企业的贡献而开始重视并设法鼓励创业活动。为了吸引创业者来本地或留在本地创业，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成立企业孵化中心，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等等，采取的主要措施集中在降低创业成本上，甚至可以说是“给予”，是“馈赠”，如免费提供办公条件，减免税收等。
可惜这样的政策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效。一个地区的土地价格便宜，劳动力廉价，政府不收税，但没有服务，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低，创业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有好的发展前景。
另外，这样的政策容易被模仿，你给优惠，我可以给更多优惠，容易引发类似于企业之间的价格战，不具有竞争优势。这样的创业环境也许会加大生存型创业的比例，但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企业。
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更加关注的是成长潜力和发展机会。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很高的情况下，香港的中小企业发展得很好，其中很关键的原因在于香港政府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发展、科技支援、品质支援、环境支援、信息公开、开拓市场和融资八大方面为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目前，我国南方土地、工人工资甚至包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成本要高于北方，但南方的创业活动仍然比北方活跃得多。由此可见，创业环境建设应从降低创业成本转移到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并重，并逐渐以增加创业收益为主。
误区二：创业成功与否主要由创业者的禀赋条件决定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创业成功与否主要由创业者的禀赋条件决定，这种观点在学术界一度也很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不少知识水平低的创业者获得成功的客观事实更加强化了这种观点，政府一度只重视从降低创业成本的角度营造创业环境可能也主要基于这样的认识。
事实上，禀赋决定论主要是因为创业活动过程复杂，而且长期以来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大企业，关注已存在企业的生存发展问题，对创业者的创业过程以及新企业的创业过程很少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业研究与创业教育也掀起热潮，哈佛商学院、沃顿商学院等世界著名院校纷纷开设创业系列课程。据全球创业观察项目调查，美国超过1500所4年制大学和学院提供了创业课程，而且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创业教育和培训工作有助于创业者了解企业创建与成长的一般规律，了解可能遇到的一些障碍和风险，提高创业活动的成功率。
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创业观察（GEM）中国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创业指数（即百名18岁—64岁的劳动力中参与创业的人数比例）为13.7%，排在全球35个受调查国家或地区的第五位。针对活跃的创业活动，政府应该创造条件推动创业教育和培训工作。可以采用“营运资金”的运作模式，即由政府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发展基金用于支持研究中心或服务机构向广大的创业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免费的讲座、一般性的咨询和信息服务等。同时，这些研究中心或服务机构不能完全依赖政府的资金投入，必须通过提供专项服务获取收入，以便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随着服务机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的增强，政府可以逐渐减少甚至停止资金投入。
误区三：创业政策与中小企业政策等同
在创业环境建设的过程中，创业政策与中小企业政策的区别与联系值得注意。创业政策的重点在于营造创业环境，谋求创业机会与创业能力水平的匹配。中小企业政策的重点则在于通过一系列措施帮助有成长潜力和欲望的新企业实现快速扩张和成长。
从这一点出发，创业政策与中小企业政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创业政策构成中小企业政策的基础，缺乏创业政策的支持，中小企业政策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创业政策的重点应该在于营造创业机会，借助创业教育等途径提升创业者的创业能力。
近些年来开始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中小企业政策，对创业过程的关注仍然不够（图1）。创业政策不同于中小企业政策，创业政策定位于从创业活动的孕育阶段到创业后42个月，而中小企业政策则定位于创业阶段到稳定扩张区间；其次，创业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从创业阶段到创业后42个月区间是两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即创业政策的后端和中小企业政策的前端聚焦于从创业活动发生到新企业生存阶段，旨在为创业活动提供宽松的条件，提高其存活率；最后，创业政策的重点在于建设创业环境体系，谋求创业机会与创业能力水平的匹配，目的在于提升整体创业活动水平，扩大中小企业群落的规模，中小企业政策的重点则在于通过一系列措施创造宽松有利的环境，目的在于帮助有成长潜力和欲望的新企业实现快速扩张和成长。（作者系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兼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