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丈老
　　不经意间，我走丈老已经走了十八年，那段路不很长，却因时世的变迁，也颇值得回味。
　　我走丈老有三条线路。走西线最远，走的是省道，六十年代修的公路，弯弯曲曲，起伏也大，连三坡、老鼠洼这些路段，骑自行车要时上时下，不太方便。搭乘班车的话，在县站乘车30里，再往南步行8里才能到丈老家。从候车算起，到达要一个半小时。走南线稍近，路也平坦一点，以沿山公路和河堤为主，差不多20里，然后北折山路5里才到，骑自行车走丈老多走南线，要两个小时才到。第三条路是走中线了，翻山越岭，走冲过河，全靠步行，20多里山路要走3个小时。有时不想骑自行车，又想省几个路费，就选中线了。
　　我和妻是上世纪90年代初结婚的。妻的嫁妆里就有一辆凤凰牌28型的自行车。那时，一般家庭里都没有摩托车，凤凰牌的自行车就是好的交通工具了，我用新自行车驮着娇妻从南线走丈老，也着实让不少的人羡慕过。有一次，我在河堤上骑累了，就叫妻带我，她爽快地答应了。我坐在自行车后，也着实美美地享受了一回妻子带我的浪漫感觉。
　　两年后，儿子出世了。逢年过节走丈老，就必然要带上儿子，一张小小的自行车上就有了三个乘客。在自行车的三角架上，绑上一个小座椅，把儿子放上去，夏天要蒙纱巾防蚊子，冬天里还得用围巾捂严防风寒。当自行车前面已放不下儿子的时候，儿子就已上学了。
　　其实，选中线走丈老的感觉也很浪漫。其间，要过碾盘河，一般的时候是踩着石头过河，逢上春雪融秋雨绵，河水稍涨了的日子，我就得脱下靴子，光着脚板将妻子和儿子一一背过河。
　　走中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锻炼儿子。当儿子会走路后，我和妻子就带儿子在中线锻炼他行走。他走累了，就背他一程，然后又放他下来走，如此反复，有时在他累的时候，我还会说，外公在等你一起去堰塘捕鱼呢。于是他就走得特别来劲。那是因为儿子最喜欢吃鱼。当儿子能走完去他外公家路程的时候，他就成长为一名少年了，个子高高的，腿也特别有力。
　　走西线的时候是比较少的,出了钱不说,还要等车,搭了车不说,还要再走，很烦人。后来乡村公路通了巴士，我们一家走丈老也坐过不少的村巴，乡路坑坑洼洼，人坐在车上摇摇晃晃，一路上还要停停靠靠，来回也要1个小时。这村巴也坐得不舒心，很多时候我宁愿骑自行车走丈老，让妻子、儿子坐村巴去。
　　2004年的时候，西线省道裁弯取直，10多米宽的柏油马路宽敞而平坦。我也让“凤凰”退役了，买了一辆建设牌的摩托车，带上妻儿去丈老那里只要40分钟了，而且兜风的那种感觉十分惬意，从此不再走南线和中线了。去年，西线的乡村公路也修成了水泥路，直达丈老的家门，走丈老只要半小时了。
　　岁月如梭，日子越来越好，走丈老也就好像走隔壁，我每年多去看望双亲自在情理之中，但总觉又少了点什么。于是心里又暗自思忖，什么时候该带上妻儿再走一走中线，或再骑自行车走一走南线，重拾往日的浪漫，相信会是很阳光很健康的心路之旅。
　　返乡梦
　　对于漂泊在外打工的人来说，返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返乡创业是一个更值得期待的梦想。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09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开始严重影响我国，股市下挫，一大批沿海企业破产倒闭或裁员，使得大量的农民工提前返乡。而就在这一年，我那在外打工近20年，一个堪称典型农民工的大姨佬有了急迫的返乡创业念头。
　　我的大姨佬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凭着裁缝的手艺在沙市、武汉、北京、辛集、保定等城市奔波谋生。当他的独生女儿——我的姨侄姑娘初中一毕业，也就随大姨佬学裁缝手艺，一直进厂务工。后来，他干脆把姨姐带上，举家出门打工。每年回乡，总是风风光光的，而且建新房，买家电和摩托车，家境一年胜过一年。后来，姨姐患上肝硬化，差一点客死他乡。
　　姨姐是在2008年不幸去世的，且花去了不少的积蓄，让大姨佬的家境急转直下。不料又在2009年遇上了金融危机，大姨佬和姨侄姑娘北上不行，就跑到广州。哪知在广州打工并不顺利。他终于与女儿分开，再北上辛集，又不成，转而至武汉，而其间至少三次返乡，考察回乡创业的事情。
　　其实，打工在外，回乡是迟早的事情。只是金融危机让大姨佬第一次感到回乡创业的紧迫性。代种他责任田的老父亲已有70高龄，一年比一年衰老，早已不堪守土护家的重任，自己也四十有五，难道要在外打工一辈子不成？再者，女儿一年比一年更加成人，婚姻大事迫在眉睫。所以在2009年这个雪上加霜的年份，大姨佬回乡创业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急迫！
　　大姨佬回乡有三个打算，一是做服装生意，二是买车搞运输，三是与人合伙搞快递。无非也就是当个体工商户。他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对生意是门外汉，根本就给不了什么建议，要他自己拿主见。于是，他便回乡东跑西跑的打探行情，犹犹豫豫，最终下不了决心，怕有朝一日，自己打工的那几个血汗钱血本无归。最终，他又到武汉做起老本行来。
　　今年春节，他并没有急着出门，先是跑到城东工业园的金犀牛公司应聘，当了解到工资一月不到2000元时，他还是决定要外出，单单落下姨侄姑娘在家。
　　不久，姨侄姑娘到我家来，说是要在新江口找份工作做。我倒是劝她，新江口的工资低，不如在外打工，因为她毕竟还年轻嘛。姨侄姑娘说，做缝纫太辛苦了，她早已厌倦了这一行。当然，她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在新江口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嫁了。于是，我只好由她性子白天在新江口大街上找工，据说还拉上了一个住在新江口的女同学满街地应聘，晚上就住在我家。姨侄姑娘去过好几家服装超市、美容店、影楼什么的，最终选定一家文具店。原因是这家文具店开出的工资是月薪1200元加提成，是所遇商家中开薪水最高的。我问她应聘的情况，她说要试工一个星期，老板管吃不管住，录用不上的话，老板也就不开试工期间的工资了。我说那不是骗局吗，老板只要都录不上话，就会源源不断地招工，也就源源不断地有人给他白干。姨侄姑娘说这都是双方同意的。我也不再说什么，巴望文具店能录用她，然后在新江口成家立业也未必是坏事。哪知到了第6天，她说干不了，主动去请辞。我便要去找老板，多少给姨侄姑娘开一点工资，她却偏不让我去搅和，说这都是事先约定的。我也只好作罢，心想吃点亏上点当，对她今后也有好处吧。姨侄姑娘辞工后，还是听我的话，到广州随他表叔学服装打版设计，学成了至少也是个高级技工，不用干车工的苦活了。
　　大姨佬不久也传来了好消息，在武汉一家服装公司做上了车间管理，相对轻松，而且工资也不错。
　　这当然受益于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在2009年的农民工返乡潮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又出现了“民工荒”，这对于打工人群是一个利好的形势。
　　转眼又将年终岁末，可以预见有12万之巨的在外松滋儿女又将很快开始他们的匆匆返乡之旅，春节之后还得随车轮滚滚地流向全国各地。我不知道他们在为获得一份较满意的工作和薪水的同时，还要付出多少对家乡的离愁别泪，因为父母、兄妹、子女和故土注定是他们永远魂牵梦绕、难舍难分的情结！
　　不可否认有一些成功人士干脆“孔雀东南飞”，举家迁居东南沿海发达城市，适彼乐土，也有一些回乡创业的成功人士，包括回乡就业的农民工，一面就近兴业打工，一面守土守家。但我却不知道我的大姨佬，还有姨侄姑娘是否还有回乡创业的打算。进一步讲，我也不知道像我大姨佬、姨侄姑娘一样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们返乡创业的路还有多漫长！而我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期望，期望我们松滋在未来几年，能为在外的游子提供更多更好的返乡创业环境或就业机会，至少也不要出现那种欺负返乡打工妹的文具店了。
　　（编辑 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