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没有捷径可走，想要继续推进城镇化就必须将该解决的解决掉。不要单纯追求城镇化率，由原来的GDP崇拜转为城镇化率崇拜。”陈锡文日前在长安讲坛上说。
　　孤立的城镇化不可持续
　　35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数据显示，2012年达到52.6%。
　　陈锡文说，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就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创造了机会，两亿多农民从耕地上解脱出来，转到城市二、三产业就业。
　　新型城镇化，一方面需要更好地进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为广大市民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是要解决好“三农”问题。
　　他举例道，建国以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逆城市化”的现象，都是由于农业凋敝而不能供给足够的食品满足城镇需要。
　　他认为，城镇化不可能是孤立的，因为冒进、孤立的城镇化是不可能持续的。城镇化进程中能不能处理好“三农”问题，是城镇化生死攸关的话题。
　　农业需要积极走出去
　　虽然城镇化在大规模推进，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目前中国拥有全世界不到9%的耕地、19%的人口、22%的粮食。以如此条件支撑城镇化，必须大力度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陈锡文认为，城镇化无非就是“两大”，一是大规模农民进城，二是进城的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这“两大”都意味着对农产品的需求会大幅增加。但目前情况是，中国的农业还赶不上这种需求的快速增长。于是，进口粮食明显增加在所难免。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没有必要死守着这些地，采取破坏生态、破坏长远的手段，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取粮食。适当进口不影响粮食安全。”陈锡文认为，应该更积极地采取农业走出去战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来满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快速增长需求。
　　用途管制下的土地权益
　　陈锡文表示，土地作为城镇化的载体，不得不面对三大挑战。首先，已经显现出赶不上需求增长的粮食产量，如何使其继续增长；其次，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土地将作为闸门之一；最后，占用农民土地后，如何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陈锡文认为，一方面要考虑到土地的产权归属，但更重要的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不但涉及产权人，还关系社会、国家和民族，这就必须施行用途管制。不能偏颇地为了土地权益，而放弃或者放松了对土地的管制。
　　陈锡文认为，现代社会，土地的价值很大程度上跟规划相关。由规划来确定土地的用途，从而确定土地价值。
　　他举例道，美国西雅图最好的土地，如果按照农地来算，只有5000美元/英亩，但是如果农地规划为建设用地，就可以达到20万美元/英亩，二者相差39倍。显然有一部分人会突然之间暴富，更多的人并不是直接受益，而是靠规划受益。同时，对于暴富群体，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调节其巨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