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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现社会和谐平等是人类文明永恒的话题，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不断凸显，由这个问题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也区域性出现。由此可见，在保证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社会改革進程的崭新阶段，体现了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实现公平正义，国内外著名学者提出了很多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本文主要考察查尔斯·泰勒和南茜·弗雷泽，他们对西方社会的不公正给予了深入的观察和批判。笔者希望通过考察他们的政治观点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提出些许拙见。
关键词 公平正义 差异政治 重新分配 认同
作者简介：郝涛，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重新分配的方法代表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弊端的分析促使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国家，他们认为国家应当通过调控的方法遏制资本主义盲目发展的弊端，并通过这个途径调整资本主义使其人性化。在他们看来，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对资本主义物质成果进行重新分配，适当的照顾工人阶级和穷人。这就是西方的福利国家思想。
马克思之后，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理论围绕重新分配的问题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围绕在重新分配的程度问题。这个问题也成为不同党派争论的焦点。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不免流于简单。重新分配的理论基础不外是将政治和经济的总问题归结于一点，在他们开来，只要这一点解决，天下就会太平。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问题悬于一线，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于单纯地解决好分配问题。这种方法的最大局限性就是过分依赖国家，将国家视为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唯一仲裁者。
现在，我们要追问的问题是：社会正义的实现除了要求经济上重新分配之外，是否还要求文化上，社会上的充分认同和承认。也就是说，社会正义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上重新分配的问题，还可能包含文化上给予承认的问题，比如说给予工人，农民，打工者以认同，并通过这种方式满足他们对于尊严的需要。所以说，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而言，我们是否应该在考虑重新分配的政治问题之外，将认同政治也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
面对这个问题，泰勒提出了认同政治，弗雷泽提出结合分配政治和认同政治。
一、泰勒的认同政治
与罗尔斯，德沃金等不同，泰勒提出了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原则。这个理论主张，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不仅仅适用于个人，而且适用于社会团体，群体，且认为自由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社群团体，并具有自身的本质和价值。在泰勒看来，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都认为，合理的社会应当同时具备社会认同和个体真实两种精神。社会认同，就是普遍认同，提倡建立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建制，而反对建立在荣誉基础上的等级社会建制。真实原则和精神则是现代文化的巨大转折，这种转折建立在个体的现代概念基础之上。
赫尔德将这个思想社会化，提出一种全新思想：和社会中的个体一样，每一个文化社群，比如说民族，都具备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的本质就要求得到社会和公共认同。在20世纪晚期，这个观点进一步扩展，认为所有的社会团体和领域都应该得到个体性认同，这就催生了认同的政治。
因为个体人的价值实现有赖于同他人的对话关系，认同的本质就是承认他人的个体真实性。承认他人的尊严就意味着在相互的交往中承认个体的真实性。相似的，文化社群个体性的原则同样是在相互对话中实现的，这里的相互对话指的是社群之间的相互对话。这种对话或者存在于同一社会中的区域民族文化之间，或者存在于不同的文化社群之间。
但是，在公共领域中，认同精神和个体真实性精神的同时追求却导致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社会张力：一方面，它催生了普遍政治，这种政治形态要求通过可以实现平等权利的政体来满足每一个个体对平等尊严的要求。具体而言，这些平等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经济权利等，这些权利中的每一项都反映出每个人都能共享的权利；另一方面，它催生了差异政治，这种政治要求根据每一个个体的不同特征赋予不同的权利。
泰勒对认同政治的解释是，政治应当给予每一种文化特殊性以应得的尊敬，与此同时避免可能由差异政治导致的歧视。泰勒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式的平等尊敬和公共认同包容而不冲突，充分而不过度。在右翼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的角色仅仅是通过固定的程序保证适用于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与此同时限制某些特殊的，仅仅适用于个别人群的善的概念。和右翼自由主义者不同，泰勒提出，这样一种程序的中立性并非是自由主义传统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个自由主义式的国家可以明确提倡某种特殊善的概念，也就是明确认同某种特殊的而非普遍的文化价值。从这一观点来看，魁北克政府在面对是维持传统文化还是为实现自我发展而脱离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并非是中立的。
泰勒认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在追求特殊善的时候，同样可以合法的给个人权利和自由划定界限。在这个意义上，魁北克政府可能确实限制了本土法语圈为自己后代选择学校的自由，但是却完整的维持了其自身的自由主义特质，因为其在公开认同或者追求特殊文化整体善的时候并没有牺牲其他公民的平等权利。
泰勒随后将这种分析模式应用到现代多元文化语境当中，他主张对不同的文化给予相对意义上同等价值式的认同。也就是说，他假设不同的文化拥有相同的价值，他采取了一种善意的意愿去发掘每一种文化的内在价值。所以说，他拒绝在调查一个特殊文化的具体内容之前就对这个文化的价值给予评价并确认其是否应得平等尊敬的态度。泰勒认为，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导致放弃对特殊文化的批判性评估并极大地损害正确评估特殊文化的现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泰勒认为假设每一种文化都值得平等的尊敬就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现实影响。
二、弗雷泽的重新分配与认同
弗雷泽对分配和认同问题的关注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传统体现出来。她认为共产主义理想的挫折，国家主义理念的崛起和认同政治的出现是这些新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弗雷泽注意到，二元阶级政治分析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的政治需要，这种方法主张，将社会资源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为一个阶级的手中就是政治行为的中心目标，也是缓和社会矛盾的根本大法。现在，问题已经不那么简单，群体对于认同的需要同其经济需要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不仅要求社会给予其经济补偿，而且要求社会给予文化补偿，即认同。如何来回应这个历史性政治诉求的变革呢？ 弗雷泽提出，一种科学的，真实的认同理论必须要捍卫差异政治，也即给予不同文化群体以充足的认同，同时保证平等社会政治的实现，也即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实现公平正义。她敏锐地注意到，当今社会正义的实现需要同时满足重新分配和实现认同两个条件。我们前面提到过，泰勒肯定差异政治的前提条件是保证基本的人权不受到任何侵犯。在这一点上，弗雷泽同样持有肯定态度，但是她比泰勒走得更远，因为她坚持差异政治的实现可以和社会-经济平等的要求并行不悖。
弗雷泽认为，理论上我们可以区分社会-经济的不公正（比如说压迫，排斥，剥夺）和文化的不公正（比如说文化支配，不认同，不尊敬），但是在社会实践中，这两种不公正是相互支持和强化的。她认为，消除这两种不公正的方法就是重新分配和认同政治。但是，在实践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必须要面对一个困境——重新分配和认同的张力：认同要求促进和强化群体差异而重新分配则注重群体平等。特别是那些同时遭受两种不公正的群体，它们该何去何从呢？对它们而言，唯一的方法似乎是肯定它们特殊性的同时又否定它。这些处于尴尬处境的群体同时忍受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均衡分配和文化方面的错误识别。对它们而言，这两种不公正都是主要的和原初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性别和种族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
弗雷泽认为大男子主义（社会文化氛围普遍更认同男性）是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壁垒。她对大男子主义的解释非常具有创新精神，她认为这个文化现象不能还原为不公正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分配是实现公平正义必要但并非充要条件。性别和种族困境所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当重新分配的逻辑原则将性别/种族的差异性一扫而空时，认同的逻辑原则卻将性别/种族的特殊性重新摆到了桌面上。弗雷泽认为，这种困境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或者说至少是缓和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当中的不公正。
与此同时，她否定了改良的方法，不同意通过社会安排的方式，比如重新分配，来修正不平等的结果，因为这种方式，在她看来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导致不公正结果的社会结构。在文化领域，这种补救方法完全接受以往的文化群体认同，在解决文化不公正的问题上仅仅采取一系列多元文化的政策，比如说给少数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援助，给予同性恋者以平等的权利等。在社会-经济领域，这种补救方法完全接受原有的阶级区分，并没有意愿做出变革，仅仅通过福利国家的方式（比如免费的公共福利）来纠正分配的不公正。
相比之下，改革的补救方法是弗雷泽所提倡的，因为这种方法试图重新塑造社会结构，从变革社会结构着手来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在文化领域，这种方法的支持者（比如解构主义者）试图摧毁现有的群体认同和身份并消融导致错误识别的价值偏见。在社会-经济领域，这种方法的支持者（比如社会主义者）试图重建马克思所提倡的生产关系，并且摧毁阶级差别的基础，具体措施包括扩展政府公共职能，公司民主化等等。
三、结语
应该充分肯定泰勒和弗雷泽为了实现公平正义所做出的贡献。泰勒主张政府可以支持特殊群体的善，同时保证不干涉其它群体或者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在实践的过程中，泰勒提倡每一种健康的文化都有可取之处，并且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思想无疑都具有进步意义，值得借鉴。但是，泰勒不主张变革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固有结构，仅仅采取改良的方法，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认同问题。弗雷泽的观点相比泰勒显然更具有进步意义，在批判了西方改良观点之后，弗雷泽提出，改革性的重新分配和改革性的认同之间的完美结合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大法，这种方法主张在经济领域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在文化领域实行解构主义政策。由此可见，弗雷泽的观点更具可取性和现实改革性。
参考文献：
[1]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Redistributionor Recognition-A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translatedby Joel Golbetc. London：VERSO（2003）.
关键词 公平正义 差异政治 重新分配 认同
作者简介：郝涛，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重新分配的方法代表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弊端的分析促使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国家，他们认为国家应当通过调控的方法遏制资本主义盲目发展的弊端，并通过这个途径调整资本主义使其人性化。在他们看来，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对资本主义物质成果进行重新分配，适当的照顾工人阶级和穷人。这就是西方的福利国家思想。
马克思之后，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理论围绕重新分配的问题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围绕在重新分配的程度问题。这个问题也成为不同党派争论的焦点。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不免流于简单。重新分配的理论基础不外是将政治和经济的总问题归结于一点，在他们开来，只要这一点解决，天下就会太平。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问题悬于一线，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于单纯地解决好分配问题。这种方法的最大局限性就是过分依赖国家，将国家视为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唯一仲裁者。
现在，我们要追问的问题是：社会正义的实现除了要求经济上重新分配之外，是否还要求文化上，社会上的充分认同和承认。也就是说，社会正义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上重新分配的问题，还可能包含文化上给予承认的问题，比如说给予工人，农民，打工者以认同，并通过这种方式满足他们对于尊严的需要。所以说，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而言，我们是否应该在考虑重新分配的政治问题之外，将认同政治也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
面对这个问题，泰勒提出了认同政治，弗雷泽提出结合分配政治和认同政治。
一、泰勒的认同政治
与罗尔斯，德沃金等不同，泰勒提出了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原则。这个理论主张，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不仅仅适用于个人，而且适用于社会团体，群体，且认为自由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社群团体，并具有自身的本质和价值。在泰勒看来，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都认为，合理的社会应当同时具备社会认同和个体真实两种精神。社会认同，就是普遍认同，提倡建立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建制，而反对建立在荣誉基础上的等级社会建制。真实原则和精神则是现代文化的巨大转折，这种转折建立在个体的现代概念基础之上。
赫尔德将这个思想社会化，提出一种全新思想：和社会中的个体一样，每一个文化社群，比如说民族，都具备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的本质就要求得到社会和公共认同。在20世纪晚期，这个观点进一步扩展，认为所有的社会团体和领域都应该得到个体性认同，这就催生了认同的政治。
因为个体人的价值实现有赖于同他人的对话关系，认同的本质就是承认他人的个体真实性。承认他人的尊严就意味着在相互的交往中承认个体的真实性。相似的，文化社群个体性的原则同样是在相互对话中实现的，这里的相互对话指的是社群之间的相互对话。这种对话或者存在于同一社会中的区域民族文化之间，或者存在于不同的文化社群之间。
但是，在公共领域中，认同精神和个体真实性精神的同时追求却导致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社会张力：一方面，它催生了普遍政治，这种政治形态要求通过可以实现平等权利的政体来满足每一个个体对平等尊严的要求。具体而言，这些平等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经济权利等，这些权利中的每一项都反映出每个人都能共享的权利；另一方面，它催生了差异政治，这种政治要求根据每一个个体的不同特征赋予不同的权利。
泰勒对认同政治的解释是，政治应当给予每一种文化特殊性以应得的尊敬，与此同时避免可能由差异政治导致的歧视。泰勒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式的平等尊敬和公共认同包容而不冲突，充分而不过度。在右翼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的角色仅仅是通过固定的程序保证适用于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与此同时限制某些特殊的，仅仅适用于个别人群的善的概念。和右翼自由主义者不同，泰勒提出，这样一种程序的中立性并非是自由主义传统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个自由主义式的国家可以明确提倡某种特殊善的概念，也就是明确认同某种特殊的而非普遍的文化价值。从这一观点来看，魁北克政府在面对是维持传统文化还是为实现自我发展而脱离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并非是中立的。
泰勒认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在追求特殊善的时候，同样可以合法的给个人权利和自由划定界限。在这个意义上，魁北克政府可能确实限制了本土法语圈为自己后代选择学校的自由，但是却完整的维持了其自身的自由主义特质，因为其在公开认同或者追求特殊文化整体善的时候并没有牺牲其他公民的平等权利。
泰勒随后将这种分析模式应用到现代多元文化语境当中，他主张对不同的文化给予相对意义上同等价值式的认同。也就是说，他假设不同的文化拥有相同的价值，他采取了一种善意的意愿去发掘每一种文化的内在价值。所以说，他拒绝在调查一个特殊文化的具体内容之前就对这个文化的价值给予评价并确认其是否应得平等尊敬的态度。泰勒认为，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导致放弃对特殊文化的批判性评估并极大地损害正确评估特殊文化的现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泰勒认为假设每一种文化都值得平等的尊敬就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现实影响。
二、弗雷泽的重新分配与认同
弗雷泽对分配和认同问题的关注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传统体现出来。她认为共产主义理想的挫折，国家主义理念的崛起和认同政治的出现是这些新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弗雷泽注意到，二元阶级政治分析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的政治需要，这种方法主张，将社会资源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为一个阶级的手中就是政治行为的中心目标，也是缓和社会矛盾的根本大法。现在，问题已经不那么简单，群体对于认同的需要同其经济需要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不仅要求社会给予其经济补偿，而且要求社会给予文化补偿，即认同。如何来回应这个历史性政治诉求的变革呢？ 弗雷泽提出，一种科学的，真实的认同理论必须要捍卫差异政治，也即给予不同文化群体以充足的认同，同时保证平等社会政治的实现，也即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实现公平正义。她敏锐地注意到，当今社会正义的实现需要同时满足重新分配和实现认同两个条件。我们前面提到过，泰勒肯定差异政治的前提条件是保证基本的人权不受到任何侵犯。在这一点上，弗雷泽同样持有肯定态度，但是她比泰勒走得更远，因为她坚持差异政治的实现可以和社会-经济平等的要求并行不悖。
弗雷泽认为，理论上我们可以区分社会-经济的不公正（比如说压迫，排斥，剥夺）和文化的不公正（比如说文化支配，不认同，不尊敬），但是在社会实践中，这两种不公正是相互支持和强化的。她认为，消除这两种不公正的方法就是重新分配和认同政治。但是，在实践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必须要面对一个困境——重新分配和认同的张力：认同要求促进和强化群体差异而重新分配则注重群体平等。特别是那些同时遭受两种不公正的群体，它们该何去何从呢？对它们而言，唯一的方法似乎是肯定它们特殊性的同时又否定它。这些处于尴尬处境的群体同时忍受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均衡分配和文化方面的错误识别。对它们而言，这两种不公正都是主要的和原初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性别和种族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
弗雷泽认为大男子主义（社会文化氛围普遍更认同男性）是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壁垒。她对大男子主义的解释非常具有创新精神，她认为这个文化现象不能还原为不公正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分配是实现公平正义必要但并非充要条件。性别和种族困境所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当重新分配的逻辑原则将性别/种族的差异性一扫而空时，认同的逻辑原则卻将性别/种族的特殊性重新摆到了桌面上。弗雷泽认为，这种困境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或者说至少是缓和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当中的不公正。
与此同时，她否定了改良的方法，不同意通过社会安排的方式，比如重新分配，来修正不平等的结果，因为这种方式，在她看来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导致不公正结果的社会结构。在文化领域，这种补救方法完全接受以往的文化群体认同，在解决文化不公正的问题上仅仅采取一系列多元文化的政策，比如说给少数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援助，给予同性恋者以平等的权利等。在社会-经济领域，这种补救方法完全接受原有的阶级区分，并没有意愿做出变革，仅仅通过福利国家的方式（比如免费的公共福利）来纠正分配的不公正。
相比之下，改革的补救方法是弗雷泽所提倡的，因为这种方法试图重新塑造社会结构，从变革社会结构着手来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在文化领域，这种方法的支持者（比如解构主义者）试图摧毁现有的群体认同和身份并消融导致错误识别的价值偏见。在社会-经济领域，这种方法的支持者（比如社会主义者）试图重建马克思所提倡的生产关系，并且摧毁阶级差别的基础，具体措施包括扩展政府公共职能，公司民主化等等。
三、结语
应该充分肯定泰勒和弗雷泽为了实现公平正义所做出的贡献。泰勒主张政府可以支持特殊群体的善，同时保证不干涉其它群体或者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在实践的过程中，泰勒提倡每一种健康的文化都有可取之处，并且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思想无疑都具有进步意义，值得借鉴。但是，泰勒不主张变革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固有结构，仅仅采取改良的方法，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认同问题。弗雷泽的观点相比泰勒显然更具有进步意义，在批判了西方改良观点之后，弗雷泽提出，改革性的重新分配和改革性的认同之间的完美结合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大法，这种方法主张在经济领域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在文化领域实行解构主义政策。由此可见，弗雷泽的观点更具可取性和现实改革性。
参考文献：
[1]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Redistributionor Recognition-A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translatedby Joel Golbetc. London：VERSO（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