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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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入的,相对于西方而言,我们的现代性只是刚刚起步。而中国要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现代性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可见,研究现代性对中国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社会转型;构建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2-0106-02
  
  现代性是自上世纪末叶以来,不仅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因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因此探讨现代性的内涵,思考现代性问题,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应当产生什么样的现代性,通过对东西方现代性进行比较和反思,对于解决这一当代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现代性的内涵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意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证,他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追究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哈贝马斯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对于现代性一般都是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探讨,比较著名的有两个:其一是哈贝马斯,他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他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作为一个时代的现代性的特征与贡献,是个人自我选择,实现主体价值的自由。其次是福柯,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所谓态度,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按照福柯的这种解释,现代性主要指的是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一种时代的意识与精神,因此它关涉到的是某个社会的道德与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或者说关涉到的是某一社会的主流性的哲学理念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制度安排与运作方式。
  二、社会转型是当代中国的主题
  这里所讲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即指建立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这一历史的进程不应被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经济增长的奇迹只能称为“中国故事”,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则须以社会转型为标志。这一历史的进程也不应被“后现代”对当代西方社会的解构和批判所消解,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发展阶段与西方不同;西方社会呈现出的病态需要医治,但不意味着它的价值和制度体系的死亡;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也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它必然包含中国的元素,它应该体现我们对其病态的认识和批判。
  1.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1905年。清末在维新运动影响下,宣布“废科举,设学校”。严复认为,这个举措可以比作秦代之废封建设郡县。笔者以为还要更重要,影响更深远。因为“废科举,设学校”是中国整个学术思想的大转变,是中国文化根本性的变化,是牵涉到中国文化秩序的大变动。辛亥革命从政治转变的意义上讲,绝对是翻天覆地的。孙中山先生说四亿五千万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了。民主共和的观念出来后,政治上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的根源统统都发生了转变。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多年,中国不断在转变中。清末以来的洋务自强运动、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可以说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与中国现代化运动同时发生的是中国族国建制运动。先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华民国,后是一九四九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是政治的转型。基本上是从帝国(empire)到族国(nation-state)。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元素。CP虽讲世界主义,但中国CP一开始就是与民族主义结合的。
  第二阶段是1978年之后,实践理性开始回归,重返百年来所走的现代化之路。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以说是中国升起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性”建制中阶段性成就的标志。
  从全球现代性的建制历史来看,欧洲大陆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就决定性地步上现代性之路了。美国到现在为止仍在现代性建制中。假如不去讲美国的殖民地时期,就讲1776年独立运动的话,也有二百多年了。再看近代日本,明治天皇1867年登位,开展了明治维新运动。很显然,它是一个日本现代性的建制。至今也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了。那么,中国现代性建制情形又如何呢?从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现代转向”就开始了,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已跨越三个世纪了。那么中国现代性建制完成了吗?没有!还是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中国社会转型,应该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国社会转型应是指从一个社会形态转到另一个社会形态,或者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中国社会转型可能会出现一个“转型社会”。转型社会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它的存在可能时间很长。也即是说,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就处在转型社会。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社会转型已变成一个特殊形态的“转型社会”。转型社会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是重要性,传统的东西与现代的东西重叠地存在。第二个是多层面性、多形态性。社会主义的东西与资本主义的东西,西方与中国的东西同时杂然呈现。中国的“转型社会”当然是由中国的社会转型而来。
  三、中国现代性如何建立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讨论较多的是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向,但是对当今中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关注的不是太多,而当今中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的转型,而不再是经济体制的转轨。不能以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来代替中国社会转型。当今中国社会民主与法治建设问题,也是中国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问题。
  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是,市场要求法治,法治要求民主。没有宪政民主,法制就不工作,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没有法治,市场经济必定走不远,就会出乱子,就会出现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周期性兴衰现象。
  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应该而且有机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道路,这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是人类的希望。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发展阶段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只能称为“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则须以社会转型为标志。西方社会呈现出的病态需要医治,但不意味着它的价值和制度体系的死亡;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也不可能是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它必然包含中国传统、中国经验的元素,它应该体现我们对西方社会危机和病态的认识和批判。
  对中国来说,现代性转型已跨越了三个世纪,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识、定位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因此,只有辨明西方现代性产生的社会语境和基本内涵,厘清中国历史上现代性建构的过程和基本特征,并对东西方现代性进行比较和反思,才能重构适合中国国情和满足中国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现代性观念,更好地解决当代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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