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聚焦民生的话题成为热点。凡民生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回应，坦诚实在，绝无空话，读来受感动。
　　上海市政府“一改往日对马路摊点一律封杀的做法”，采取“开禁”、“疏通”和“服务”的措施，博得一片“叫好”声。不要小觑“开禁”二字，却折射出“执政理念”之变。过去许多城市的“父母官”酷爱“形象工程”，惯用“鸵鸟政策”。每当上级检查团莅临指导“市容”工作，则事先通风报信，“今日不准出摊”；更有甚者，为了保持“天空一片湛蓝”，也下过“今日不准生火做饭”的通令。由“城管”联想到“城市规划”。无须讳言，许多城市的规划留有“长官‘遗’志”。雁过留名，“父母官”多有“挥毫”的雅兴，到处题字留名；还有“装点此关山”的气派，搞了许多“标志性”的城市建筑。老百姓无奈地说，“城市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据说，有的领导还请“特异功能”者和“风水先生”指点迷津，实属荒诞不经。
　　最让老百姓痛心疾首的当是官员贪腐。《法制日报》报道：《贪官一拎就一串——透视河南副省级贪官王有杰腐败窝案》，“拔出萝卜带出泥”，大大小小牵连60多人。贪官人数之众令人惊诧，贪官职务之高令人费解，贪污款额之巨令人咋舌，贪官罪行之恶令人发指。这些“贪官”犯的都是“低级”错误，无需进“高级”党校学习，也不用读《论语》净化心灵，更不要责怪“制度”不健全……只要不忘记承诺且践行“党章”就什么都解决了。一位老先生摇头说，“今日官场腐败前无古人”。谁能说此言“过犹不及”呢！
　　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工作中的不足时，坦诚严肃地指出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后，政企不分依然存在，有些部门职责不清，办事效率低；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一些地方、部门和少数工作人员还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失职渎职，甚至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由此可见，党和政府的高端领导十分熟悉执政中的“病况”，把脉准确，切中时弊，一语破的，关键是如何下“猛药”疗治。
　　“守业要比创业艰难”——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家格言。明太祖依据《唐律》，制定了《大明律》。整顿吏治，严惩贪赃受贿的官员，借以警示百姓。先后发布《大诰》、《大诰续编》和《三编》，收集百多个营私舞弊的案例，印发全国，“户户有此一本”，“居民熟视为戒”，知法守法。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法中，涉及官吏犯法的条目多达七成以上，涉及豪强犯法的文字高达九成。诸如“欺上瞒下”、“断案不公”、“投机取巧”、“玩忽职守”、“怕死贪生”、“行贿受赂”、“滥用职权”、“科敛害民”等。此举，用明太祖的话说，“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更难能可贵的是明太祖执法敢于“大义灭亲”。外甥李文忠，又收为义子，改朱姓，战功显赫，官至大都督。由于违法乱纪，履遭杖责，后竟被赐死。驸马都尉欧阳伦，平时骄横，因私贩茶叶，情节严重，依法处死。至于高官显赫者更不在话下，户部侍郎郭桓等滥用职权，吞没税粮百万石，案情泄漏后，郭桓等数百名官吏被处以死刑，因株连而下狱者达数万人。明太祖在位的30多年间，吏治比较清明，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安定。清人唐甄有至理良言：“治民必先治官”。“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这对当今“论政者”来说，颇有启迪，值得重视。
　　记得，党中央纪检部门查出北京某高官的犯罪事实后，朱鎔基总理极为震怒，放言“反腐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今天读来仍然是振聋发聩，倘执政者人人如是，还怕换不来一片神州净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