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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常教导我们：以国为家。这四个字，是他从我爷爷身上传承下来的。
我的爷爷布学宽1876年出生在山西祁县巩家堡村，他出生后不久，便遇到华北五省大旱。据史料记载，当时天下大旱，谷穗朝天，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悲惨之景随处可见。
在这样的荒年中，我爷爷开始了他艰难的童年生活。10岁时，他初学完《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因家境困难，不得不早早结束去私塾读书的生活。1891年，受祁县、太谷两县尚武民风的影响，他一边在粮店当学徒，一边开始练习拳脚。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软弱无能，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及其他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于是，19岁的他萌发了以武报国的思想，拜当地颇有声望的车毅斋大师为师。在车毅斋门下，我爷爷不仅学到了精湛的武术，更养成高尚的尊师重道传统礼仪和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后来逐渐成为当地著名的形意拳大师，并开始设馆收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爷爷号召弟子门人：“国难当头，大丈夫男子汉一定要有骨气，爱国爱乡，不论你是什么信仰，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牢牢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决不能当汉奸、卖国贼！”他还在《太谷星期报》公开发表“痛恨倭奴于骨髓，不共戴天，誓雪国耻，为国复仇”的声明，并带头打破宗门派别的思想，联合太谷有志同仁，倡导公开授拳，以期实现“刻苦自励”“强种救国”之目的。同时，他还用屈原、岳飞等人的故事对弟子、门人、乡邻等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并成立国术研究社，更大范围地公开授拳，以期强壮国民身体，团结周围乡亲们共同抗击日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一年，我爷爷61岁，但他的一腔爱国之志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原因而有所减弱。他与太谷当地其他八位志同道合的友人蓄须明志，表现出了正气凛然的愛国精神。11月7日，太谷沦陷，全城沉浸在一片腥风血雨中，我爷爷当时所执教的太谷铭贤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山西农业大学，近千名师生已分六批向四川金堂县南迁。我爷爷作为留守的教师，负责守护保卫铭贤学校。期间，他积极支持弟子们参加抗日游击队，并把为学校保管的枪支、器械拿出来交给地方抗日武装组织，为壮大太谷抗日游击队的力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9年，日寇与日伪汉奸三次来到铭贤学校，威逼利诱我爷爷将一块记载车毅斋生平事迹的石碑交出来。因为石碑上记载着他在天津打败日本人的事迹（这块石碑现在还完整地保存在太谷），碑上记载着这样一段话，“……尝游津，遇日人，知毅斋名，较剑术。日人奋然临，毅斋慢然应，倭败色沮，愿师之，毅斋婉谢焉！人问其故，毅斋曰：岂可使吾国绝技而传之外人耶！……”日寇认为这是他们的耻辱，于是极力追查此碑，目的是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败绩，但遭到了我爷爷的严词拒绝。因为在我爷爷心里，车毅斋大师打败日本人，是一件激励国人、鼓舞人心的壮举，碑在骨气在，碑在精神在，决不能交给日寇。当时他的几位师兄弟们也为保护这块石碑做出了牺牲，面对敌寇，他们没有一个人投降变节。我爷爷他们为保护纪念碑而表现出的铮铮铁骨，一时传遍太谷周边，许多人受其影响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
当时铭贤学校校园近500亩，周围另有试验田3000多亩，且学校大部分都无院墙。正是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和爱国之志，我爷爷为铭贤学校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长城”。加之，学校有美国教会背景，日寇盘踞太谷期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没有遭到破坏，图书馆、科学楼、田氏楼、崇圣楼等一切都得以完整保存，上百年的榆树也仍旧挺拔在校园中，就连试验田里的“金皇后”玉米，也一穗没有丢失。
1943年，我爷爷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内线，与我党“敌工站”保持联系。当时，按照上级关于“敌工站内线关系要秘密隐蔽，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能公开”的指示，我爷爷秘密隐蔽下来，在为我党搜集敌伪活动情报，营救和保释抗日的革命同志，给解放区购买药品、运送物资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我的父亲渐渐长大，受爷爷一言一行的影响，爱国情怀在他少年时期便悄然萌发。伴随着这份情怀，他成为一名进步青年，多次跟随我爷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我的父亲原名布秉美，1942年，14岁的他从太原铁路学校毕业，并分配到太谷机务段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爷爷的支持下，他毅然投身革命工作，并改名为布华轩。1948年，我父亲作为一名火车司机，在解放太谷的战斗中，多次驾驶着机车为解放军运送战斗物资。同年7月，太谷解放，我父亲跟随解放队伍，又投身到解放太原的备战中，和同事们一起为解放军运送弹药、粮食、门板、木椽、梯子、麻袋、沙子、炸药、柴草等攻城的物资，总之，解放军部队打到哪儿，他们就把物资运送到哪儿。
当时，敌人对运输物资的火车不断进行轰炸，企图阻拦这种先进的运输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援前线战斗，把粮食、器械和物资及时运到前方，我父亲他们白天将机车藏起来，晚上再悄悄开出来，有时每夜开行列车达7趟之多。
1948年12月15日，战地记者马明在其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军以不可抗拒之势逼近太原城郊，然而，困守太原城的敌军还在近郊一带，凭借众多的碉堡和防御工事负隅顽抗。令人欢欣鼓舞的是，解放大军向前推进到哪里，刚获得解放的南同蒲铁路员工就不顾敌人的炮火威胁和飞机袭击，把已被破坏的铁路修到哪里。火车也就能及时开到哪里。正是靠着这种先进的运输体系，我军首次在战争中做到了“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攻城部队需要的弹药、物资、蔬菜和粮食完全实现了保障。
这段文字，记录的就是我父亲和同事们运送物资的情景。
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太原总攻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上级党组织的严格挑选，我父亲与其他两名同样备受党组织信任的司机接到一项秘密任务，驾驶一台机车由榆次火车站前往武宿火车站，在攻城之际，随解放军一起攻城。
为了保守秘密，我父亲在离开太谷的时候，没有告诉爷爷和家里人自己要去哪里，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便和另外两名师傅驾驶着机车前往武宿火车站。当时，他已经做好了在总攻战役中牺牲的准备。而我的爷爷，在我父亲回家辞别时，就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儿子将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尽管万般担心，但在家与国之间，爷爷还是送父亲出门上路，让他以国为家。 到达武宿站后，我父亲和另外两名师傅每天驾驶着火车为前线运送总攻战役急需的物资。一连七八天，他们就吃住在机车上，随时待命，随时出动。4月23日下午接到命令，由他们三个人驾驶机车，牵引两节简易客车和两节闷罐车，载上两百多名抢修铁路的员工和部分接管人员，跟着攻城部队一起前进。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三人对机车进行了仔细的检修，将需要牵引的列车联挂好，等待出发的命令。23时左右，太原市军管会部分接管人员和准备在攻城战役中抢修铁路的员工集合完毕，登上列车，随时准备向太原方向出发。
出发前，大家一起在车下庄严宣誓：解放太原所到的地方，我們工人的铁锤、洋镐、列车也绝对赶上前去，保证运输及时畅通！
深夜，几名解放军前来向他们传达命令：火车立刻向太原前进！于是，我父亲和两位师傅登上机车，拉响汽笛，牵引着早已挂好的车辆，朝太原方向驶去。列车到达北营后，解放军已对太原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而敌人还在做最后的抵抗。因此，他们驾驶的火车被敌人的炮火团团包围，空中和地面全是冲天的火光，枪炮声、轰炸声更是不绝于耳。乱飞的弹片一部分落在机车上，发出“砰砰砰”的声音；一部分飞进驾驶室，溅起一道道火花，情形十分危险。
当时，我父亲在三名火车司机中年龄最小，刚20岁，但此刻面对敌人的炮火，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第二天凌晨，父亲他们的火车带着满身“伤痕”，在隆隆的炮火中，开到了太原城的防护墙外，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等待着神圣的进城命令。快6点钟的时候，胜利的冲锋号吹响了，解放军登城部队的官兵迅速跃出战壕，冲上城墙，攻入城中。不久，钢轨下的地雷被排除干净，父亲他们接到进城命令。面对新生的太原，我父亲激动地拉响汽笛、开足马力，和两位师傅将党的第一列火车长驱直入地开进了太原火车站。这就是许多历史档案里提到的太原“第一列人民的列车”。
火车进城后，高昂的汽笛声随风飘出去很远，附近闻讯而来的群众奔走相告，围着他们欢呼。我父亲他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了一个命令，那就是将战斗伤员们立即转移到榆次的鸣李进行救治。于是，我父亲他们又驾驶着机车，开始紧急运送伤员。
随后，我父亲他们又驾驶着机车，昼夜不停地为太原城运送粮食。当时，太原城内饥民成灾，许多人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严重威胁，有的一家老小已经断粮数天。父亲他们运来的粮食，可以说是极大地缓解了太原城内的饥荒。新成立的太原市政府，用这些粮食开办了30多处粥场，赈济贫苦市民。据了解，当时城内先后有39800多名饥民到粥场吃饭，受到救济。
之后，父亲又驾驶着火车，运送解放军南下，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一场场战役之中。
然而，这些英雄业绩，父亲却从未向家里人说起过。二十多年后，我的叔叔布秉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遇到了时任山西省经委运输处处长柴克夫同志，当柴克夫听到我叔叔的名字叫布秉全时，立刻追问他和布华轩是什么关系。我叔叔如实相告，布华轩是自己的亲哥哥。听到这里，柴克夫有些激动地拉着我叔叔的手说：你哥哥可是为咱太原解放立过大功的人啊，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中把第一列火车开进了太原城的！
我叔叔听后，不明就里，瞪大了眼睛。在柴克夫的讲述下，他才知道当年的事情。回到家后，我叔叔迫不及待地向父亲打听当年事情的经过。我父亲轻描淡写地告诉他：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谈不上什么立大功。他还告诉我叔叔，太原解放之日驾驶那台机车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老司机马喜顺和赵学万，没有他们，自己一个人是完成不了任务的。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身为中华儿女，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怎能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不挺身而出、为国捐躯？他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情怀，与爷爷对他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时光荏苒，转眼我爷爷和父亲相继去世多年，但他们百年来留下的谆谆教导，却犹在昨日，时时萦绕在我们后人的心头。1980年，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铁路系统的一员。40年的工作中，我牢记着他们那“以国为家”的教导，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并将这种良好的家风，传承给了儿子。2017年，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也投身于铁路大发展中，前往远离城市的偏远小站工作，虽然他从小在省城长大，但面对新的工作条件，从未叫过苦、喊过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新时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在追逐一个新时代年轻人应该追逐的梦想。
如今，我和儿子都有一个梦，那就是祝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那也是我爷爷和父亲的梦。
责任编辑 高璟
作者简介：
林小静，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女作协副秘书长，出版长篇小说《静静的桑干河》，长篇纪实文学《火车来了》，发表中篇小说《蓝手帕》等作品。
我的爷爷布学宽1876年出生在山西祁县巩家堡村，他出生后不久，便遇到华北五省大旱。据史料记载，当时天下大旱，谷穗朝天，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悲惨之景随处可见。
在这样的荒年中，我爷爷开始了他艰难的童年生活。10岁时，他初学完《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因家境困难，不得不早早结束去私塾读书的生活。1891年，受祁县、太谷两县尚武民风的影响，他一边在粮店当学徒，一边开始练习拳脚。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软弱无能，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及其他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于是，19岁的他萌发了以武报国的思想，拜当地颇有声望的车毅斋大师为师。在车毅斋门下，我爷爷不仅学到了精湛的武术，更养成高尚的尊师重道传统礼仪和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后来逐渐成为当地著名的形意拳大师，并开始设馆收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爷爷号召弟子门人：“国难当头，大丈夫男子汉一定要有骨气，爱国爱乡，不论你是什么信仰，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牢牢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决不能当汉奸、卖国贼！”他还在《太谷星期报》公开发表“痛恨倭奴于骨髓，不共戴天，誓雪国耻，为国复仇”的声明，并带头打破宗门派别的思想，联合太谷有志同仁，倡导公开授拳，以期实现“刻苦自励”“强种救国”之目的。同时，他还用屈原、岳飞等人的故事对弟子、门人、乡邻等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并成立国术研究社，更大范围地公开授拳，以期强壮国民身体，团结周围乡亲们共同抗击日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一年，我爷爷61岁，但他的一腔爱国之志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原因而有所减弱。他与太谷当地其他八位志同道合的友人蓄须明志，表现出了正气凛然的愛国精神。11月7日，太谷沦陷，全城沉浸在一片腥风血雨中，我爷爷当时所执教的太谷铭贤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山西农业大学，近千名师生已分六批向四川金堂县南迁。我爷爷作为留守的教师，负责守护保卫铭贤学校。期间，他积极支持弟子们参加抗日游击队，并把为学校保管的枪支、器械拿出来交给地方抗日武装组织，为壮大太谷抗日游击队的力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9年，日寇与日伪汉奸三次来到铭贤学校，威逼利诱我爷爷将一块记载车毅斋生平事迹的石碑交出来。因为石碑上记载着他在天津打败日本人的事迹（这块石碑现在还完整地保存在太谷），碑上记载着这样一段话，“……尝游津，遇日人，知毅斋名，较剑术。日人奋然临，毅斋慢然应，倭败色沮，愿师之，毅斋婉谢焉！人问其故，毅斋曰：岂可使吾国绝技而传之外人耶！……”日寇认为这是他们的耻辱，于是极力追查此碑，目的是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败绩，但遭到了我爷爷的严词拒绝。因为在我爷爷心里，车毅斋大师打败日本人，是一件激励国人、鼓舞人心的壮举，碑在骨气在，碑在精神在，决不能交给日寇。当时他的几位师兄弟们也为保护这块石碑做出了牺牲，面对敌寇，他们没有一个人投降变节。我爷爷他们为保护纪念碑而表现出的铮铮铁骨，一时传遍太谷周边，许多人受其影响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
当时铭贤学校校园近500亩，周围另有试验田3000多亩，且学校大部分都无院墙。正是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和爱国之志，我爷爷为铭贤学校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长城”。加之，学校有美国教会背景，日寇盘踞太谷期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没有遭到破坏，图书馆、科学楼、田氏楼、崇圣楼等一切都得以完整保存，上百年的榆树也仍旧挺拔在校园中，就连试验田里的“金皇后”玉米，也一穗没有丢失。
1943年，我爷爷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内线，与我党“敌工站”保持联系。当时，按照上级关于“敌工站内线关系要秘密隐蔽，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能公开”的指示，我爷爷秘密隐蔽下来，在为我党搜集敌伪活动情报，营救和保释抗日的革命同志，给解放区购买药品、运送物资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我的父亲渐渐长大，受爷爷一言一行的影响，爱国情怀在他少年时期便悄然萌发。伴随着这份情怀，他成为一名进步青年，多次跟随我爷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我的父亲原名布秉美，1942年，14岁的他从太原铁路学校毕业，并分配到太谷机务段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爷爷的支持下，他毅然投身革命工作，并改名为布华轩。1948年，我父亲作为一名火车司机，在解放太谷的战斗中，多次驾驶着机车为解放军运送战斗物资。同年7月，太谷解放，我父亲跟随解放队伍，又投身到解放太原的备战中，和同事们一起为解放军运送弹药、粮食、门板、木椽、梯子、麻袋、沙子、炸药、柴草等攻城的物资，总之，解放军部队打到哪儿，他们就把物资运送到哪儿。
当时，敌人对运输物资的火车不断进行轰炸，企图阻拦这种先进的运输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援前线战斗，把粮食、器械和物资及时运到前方，我父亲他们白天将机车藏起来，晚上再悄悄开出来，有时每夜开行列车达7趟之多。
1948年12月15日，战地记者马明在其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军以不可抗拒之势逼近太原城郊，然而，困守太原城的敌军还在近郊一带，凭借众多的碉堡和防御工事负隅顽抗。令人欢欣鼓舞的是，解放大军向前推进到哪里，刚获得解放的南同蒲铁路员工就不顾敌人的炮火威胁和飞机袭击，把已被破坏的铁路修到哪里。火车也就能及时开到哪里。正是靠着这种先进的运输体系，我军首次在战争中做到了“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攻城部队需要的弹药、物资、蔬菜和粮食完全实现了保障。
这段文字，记录的就是我父亲和同事们运送物资的情景。
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太原总攻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上级党组织的严格挑选，我父亲与其他两名同样备受党组织信任的司机接到一项秘密任务，驾驶一台机车由榆次火车站前往武宿火车站，在攻城之际，随解放军一起攻城。
为了保守秘密，我父亲在离开太谷的时候，没有告诉爷爷和家里人自己要去哪里，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便和另外两名师傅驾驶着机车前往武宿火车站。当时，他已经做好了在总攻战役中牺牲的准备。而我的爷爷，在我父亲回家辞别时，就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儿子将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尽管万般担心，但在家与国之间，爷爷还是送父亲出门上路，让他以国为家。 到达武宿站后，我父亲和另外两名师傅每天驾驶着火车为前线运送总攻战役急需的物资。一连七八天，他们就吃住在机车上，随时待命，随时出动。4月23日下午接到命令，由他们三个人驾驶机车，牵引两节简易客车和两节闷罐车，载上两百多名抢修铁路的员工和部分接管人员，跟着攻城部队一起前进。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三人对机车进行了仔细的检修，将需要牵引的列车联挂好，等待出发的命令。23时左右，太原市军管会部分接管人员和准备在攻城战役中抢修铁路的员工集合完毕，登上列车，随时准备向太原方向出发。
出发前，大家一起在车下庄严宣誓：解放太原所到的地方，我們工人的铁锤、洋镐、列车也绝对赶上前去，保证运输及时畅通！
深夜，几名解放军前来向他们传达命令：火车立刻向太原前进！于是，我父亲和两位师傅登上机车，拉响汽笛，牵引着早已挂好的车辆，朝太原方向驶去。列车到达北营后，解放军已对太原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而敌人还在做最后的抵抗。因此，他们驾驶的火车被敌人的炮火团团包围，空中和地面全是冲天的火光，枪炮声、轰炸声更是不绝于耳。乱飞的弹片一部分落在机车上，发出“砰砰砰”的声音；一部分飞进驾驶室，溅起一道道火花，情形十分危险。
当时，我父亲在三名火车司机中年龄最小，刚20岁，但此刻面对敌人的炮火，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第二天凌晨，父亲他们的火车带着满身“伤痕”，在隆隆的炮火中，开到了太原城的防护墙外，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等待着神圣的进城命令。快6点钟的时候，胜利的冲锋号吹响了，解放军登城部队的官兵迅速跃出战壕，冲上城墙，攻入城中。不久，钢轨下的地雷被排除干净，父亲他们接到进城命令。面对新生的太原，我父亲激动地拉响汽笛、开足马力，和两位师傅将党的第一列火车长驱直入地开进了太原火车站。这就是许多历史档案里提到的太原“第一列人民的列车”。
火车进城后，高昂的汽笛声随风飘出去很远，附近闻讯而来的群众奔走相告，围着他们欢呼。我父亲他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了一个命令，那就是将战斗伤员们立即转移到榆次的鸣李进行救治。于是，我父亲他们又驾驶着机车，开始紧急运送伤员。
随后，我父亲他们又驾驶着机车，昼夜不停地为太原城运送粮食。当时，太原城内饥民成灾，许多人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严重威胁，有的一家老小已经断粮数天。父亲他们运来的粮食，可以说是极大地缓解了太原城内的饥荒。新成立的太原市政府，用这些粮食开办了30多处粥场，赈济贫苦市民。据了解，当时城内先后有39800多名饥民到粥场吃饭，受到救济。
之后，父亲又驾驶着火车，运送解放军南下，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一场场战役之中。
然而，这些英雄业绩，父亲却从未向家里人说起过。二十多年后，我的叔叔布秉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遇到了时任山西省经委运输处处长柴克夫同志，当柴克夫听到我叔叔的名字叫布秉全时，立刻追问他和布华轩是什么关系。我叔叔如实相告，布华轩是自己的亲哥哥。听到这里，柴克夫有些激动地拉着我叔叔的手说：你哥哥可是为咱太原解放立过大功的人啊，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中把第一列火车开进了太原城的！
我叔叔听后，不明就里，瞪大了眼睛。在柴克夫的讲述下，他才知道当年的事情。回到家后，我叔叔迫不及待地向父亲打听当年事情的经过。我父亲轻描淡写地告诉他：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谈不上什么立大功。他还告诉我叔叔，太原解放之日驾驶那台机车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老司机马喜顺和赵学万，没有他们，自己一个人是完成不了任务的。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身为中华儿女，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怎能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不挺身而出、为国捐躯？他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情怀，与爷爷对他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时光荏苒，转眼我爷爷和父亲相继去世多年，但他们百年来留下的谆谆教导，却犹在昨日，时时萦绕在我们后人的心头。1980年，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铁路系统的一员。40年的工作中，我牢记着他们那“以国为家”的教导，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并将这种良好的家风，传承给了儿子。2017年，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也投身于铁路大发展中，前往远离城市的偏远小站工作，虽然他从小在省城长大，但面对新的工作条件，从未叫过苦、喊过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新时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在追逐一个新时代年轻人应该追逐的梦想。
如今，我和儿子都有一个梦，那就是祝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那也是我爷爷和父亲的梦。
责任编辑 高璟
作者简介：
林小静，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女作协副秘书长，出版长篇小说《静静的桑干河》，长篇纪实文学《火车来了》，发表中篇小说《蓝手帕》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