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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晚号老泉，江苏无锡人，是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还是另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自传》中评价自己：“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怠以枕，餐以饴，讲评孜孜，以摩诸生，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认为自己“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一、 早承家学
钱氏家族是一个文化世家：“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曜无常，而休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钱基博《无锡光复志·自叙篇第六》）
钱氏家族也是一个教育世家：“我祖父教书，我伯父和父亲教书，我同堂哥哥和自己的亲哥哥都教书，我从小跟着我的伯父和父亲、哥哥读书;因为我祖上累代教书，所以家庭环境，适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热烈。”（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
作为文化、教育世家，钱氏家族的家规非常严格，即使在社会大变革、教育制度大变迁的清末也保持着原有的惯性力：“父祖耆公以家世儒者，约敕子弟，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宾客，通声气。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百度草创，未有纲纪，徒长嚣薄，无裨学问。而诫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沾声名也。”（《自传》）
钱基博先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爱的教育理念，就始自童年时期的私塾教育：“胚胎前光，早承家学，父诰兄诫，不离于典训，斐然有述作之志。”（《无锡光复志·自叙篇第六》）五岁从长兄子兰（钱基成）受书，九岁修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等，皆能背诵，主要进行的是经学教育。十岁从伯父仲眉公学策论，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主要进行的是史学和时文方面的学习和锻炼，应对科举考试。十一岁通读了《尔雅》和《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钱基博先生夏历生日为二月初二，自谓与孟子同生日，也深受孟子思想影响。
十二岁时，“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先生开始从事‘新学’，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进行自学”（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钱基博先生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先后将两部巨著圈点七遍，又精研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十六岁作《中国舆地大势论》，凡四万言，刊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梁启超亲自写信给他表示鼓励。模仿陆机《文赋》撰《说文》一篇，刊于刘光汉主编的《国粹学报》。
根据《自我检讨书（1952）》记载，钱基博先生读了《格致新报》上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觉得耳目一新;从此对于生物学，自然科学发生兴趣”。由于无钱购买书籍和仪器，还发生了几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故事：一是“有时即瞒着父兄，取家中藏的经史，到书铺去换取上海制造局出版各种物理化学书看”;二是用在《国粹学报》征文所得奖金，购买饭盛挺造《物理学》等日本文自然科学书;三是与曹仁化等组织理科研究会，纠合同志四十人，通过出会费的方式延请教师讲授物理、化学、博物、生理卫生和日语等课程。在一个专治传统国学的家庭里，西学的吸引力竟是如此巨大。
在青少年时期，钱基博先生先后接受国学、科举、新学、西学思想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未受到学校教育。一切知识，只靠我自己力量去追求”。1906年钱基博先生应薛南溟之聘，任家庭教师，为其子薛汇东教授算学。薛南溟乃晚清著名外交家和维新思想家。1909年，钱基博先生与通俗小说家王蕴章之妹结婚。王蕴章，南社社员，“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之一。1910年长子钱锺书出生，文化家族又添新丁。
二、 际遇自然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钱基博先生在成为国学大师之前，还有着一番独特的成长经历。
其一是入幕府。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看到钱基博的文章后，“骇为龚定庵复生。招之入幕，从容讽议，而不责以治事”。陶大均早年受业黎庶昌，乃曾国藩再传弟子，好诗古文词，独许其文，以为得曾国藩所谓阳刚之美。先生1909年入幕，筹办司法改良，月薪白银百两。江西司法黑暗重重，先生主张从停止刑讯、改良监狱开始;反对陶大均深夜召妓，要求仪刑百僚。陶大均认为其“有亢而无抑”，“往而不返”，戒之“毋固我。毋张皇”（钱基博《黄仲苏先生〈朗诵法〉序》）。1910年陶臬台死在任上，先生回乡。
其二是入军政。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无锡光复，钱基博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先生应苏浙联军总参谋、邑人顾忠琛之聘，赴安徽任援淮部队总司令部少校参谋，延治军书。不久，援淮部队改编为第16师，先生晋陆军中校衔，任副官参谋，调江苏都督府，随部队驻镇江。当时革命新成功，同事“肆意声伎以歌舞升平”，先生“独留守，挟册吟讽，中宵琅琅;卫兵值守门外，未尝不窥而怪焉，或指语以为笑乐”。二次革命失败后，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皆以秘书为招。先生“自以奉职南方军府，丈夫立身，岂容反复;议论异同，只以救世难而非以图身利。又目睹世乱方兴，飞书走檄，不过以文字为藩府作口舌;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自传》），于是谢不往也。
其三是入教育。钱基博先生谢绝邀请后，经过理性思考，决定“还是教书”（《自我检讨书（1952）》）。应顾祖瑛邀请，先生出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教员，后历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与经学教员及教务长、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国立清华大学国文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主任（后改为中央大学）、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华中大学（后改为华中师范学院）教授。
其四是入文坛。钱基博先生进行文学创作，与其内兄王蕴章息息相关。王蕴章在主编《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期间，先生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技击余闻补》系列短篇武侠小说，以及《魏铁三传》等散文、传记。《技击余闻补》为林纾《技击余闻》之补作：“今春杜门多暇，友人有以林侯官《技击余闻》相贻者，叙事简劲，有似承祚三国，以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当时林纾以古文译西方小说，名满天下，先生以后生自我高许，再加上读者比较二人的畸轻畸重，遂与林纾构怨。1921年《技击余闻补》又名《武侠丛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三、 浩博为学
钱基博先生学行最大的特点，诚如其名，就是“博”。对传统的经史子集，都有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情国故”，也有独到看法，“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自传》）。
关于“诂经”，1919年《孟子约纂》由无锡辅仁中学刊印;1923年《〈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四书〉解题及其读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读〈礼运〉卷头解题记》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2期，《〈丧礼〉今读记》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4期;1936年《经学通志》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从上可以看出，四书五经，都在先生“考镜源流，发明指意”之列。
关于“谭史”，1926年《读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考论》刊于《清华周刊》第25卷10号;1933年《〈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由中山书局出版;1935年《〈史记〉之分析与综合》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3期;1946年作《读史方舆纪要》、《国语之古史今读》，刊于《武汉日报》《文史》副刊第10期。从上可以看出，重要的史书、史论，钱基博先生“分部互勘”、“观其会通”。
关于“百家”，1926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叙目》刊于5月《清华周刊》第25卷11号;1930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由商务印书馆以《万有文库丛书》出版，1933年4月又以《国学小丛书》出版;1934年《〈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1935年《周秦诸子聚讼记疏证》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5期;1939年《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增订新战史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上可以看出，先生“榷论儒道，兼核刑名”，周秦诸子都有所涉猎。
关于“集部之学”，1926年《国学文选类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名家五种校读记》《〈文心雕龙〉校读记》由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出版;1932年《韩文读语》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1、2、3、4期;1933年因教授侄儿钟汉读陈澧《东塾读书记》，成《后东塾读书记》，是年10月由上海书局出版，改名《古籍举要》;1933年《〈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由中山书局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史》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骈文通义〉》由大华书局出版;1934年《明代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韩愈文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离骚〉讲话》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1、2期，《陶渊明集》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3期，《〈古诗十九首〉讲话》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韩愈志》《模范文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读清人集别录》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6期至第5卷第10期。从上可以看出，先生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不为过誉。
此外，与“民情国故”密切相关的论说、序跋、碑传、书牍等，不可胜数，如《治学篇》《近五十年许慎〈说文〉学流别考论》《克己复礼为仁荀故》《民治二字解故》《汉儒显真理惑论》《罪言——教育救国与教育自救》《十年来之国学商兑》《班超之精神生活》《历史上焚书坑儒之理论与其实现》等论说;《〈茹经堂外集〉叙》《〈国学概论〉序》《读胡汀鹭画题记》《复堂日记补录序》《汉书事钞写本跋》《〈京江相公诗稿真迹〉跋》《〈雪苑侯朝宗全集〉序》《国命旬刊发刊辞》《〈关友声词集〉序》《〈仁园诗稿〉序》《〈转蓬集〉序》等序跋;《光华大学成立记》《清华园解题记》《上海倪王家乘略例》《上海倪王家乘叙记》《孙先生鹤卿纪念碑文》《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等碑传;《致章士钊书》《致吴稚晖书》《版本通义》《〈尔雅〉释补》等书牍。其中《版本通义》是我国第一部以“版本”一词命名的版本学专著。
无怪乎张謇读钱基博先生文而感叹说：“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四、 教学后生
钱基博先生学行的第二个特点，在于“以文章教学后生”，治学与教学紧密相连，诚如《自传》所言：“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一是“开诚以示物”，直接将自己的思想成果示人。钱基博先生“主张‘告人以正’‘救人心之陷溺’‘维系人道于不敝’，提倡诚信正直的人格精神”。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在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之后，将自己的创作成果直接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比较中提高。重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变圣约翰大学重英文教学而轻国文教学这一现状，主动开设中国文学史，其名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二是“托古以明义”，也就是说以古为新。钱基博先生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由古代向现代急剧转型时期。由于民族救亡的需要，西学被大量引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到学术界的片面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力求以古为新，“发国性之自觉”（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在《治学篇》中，先生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示人以治学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始，叙其流变，条理通贯，别有会心。”
三是“务正学以言”，不阿附学生。钱基博先生所处的时代，“学潮激荡，长傲纵欲”，以至于许多学生忘了读书使命，有些大师也“与为町畦”，甚至“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而先生“严气正性，不与诸生翕翕然。……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自传》）。先生给学生评分，常常是59.9分，不及格！仔细推算，恰好一分不少，半点不多，正是59.9分，这0.1分无论如何加不上去。先生苦心孤诣何在？《答诸生论今日之大学》给予回答：“百年之大计在树人，而树人必先自树;倘社会动荡而吾亦与为动荡，无心问学，以自暴自弃;长此以往，天下之读书种子将绝。”
五、 家国情怀
钱基博先生学行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努力为现代中国“找出精神的新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圣约翰大学学生集会声援，美国校长卜舫济却横加指责。在教授会上钱基博先生勃然而起，慷慨陈词。为了抗议卜舫济，全校华籍师生纷纷自动离校，先生是首批离校的教师。在爱国人士王省三的资助下，在上海另建光华大学。在光华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先生认为：“光华的成立，就是教会教学的反叛，而表现一种国性之自觉;要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想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产生一种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1937年钱基博先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在“寇深”“国危”之际，先生作为一个儒者，面临着黑格尔式的“逃往远县”“著书立说，以牖国民未来之新机”和菲斯的式的“留在围城”“现身说法，以鼓后生当前之义勇”的两难选择。当思及“中华民族之精神，萎绝亦已久矣”（钱基博《吾人何以自处》）时，先生毅然选择了后者。1938年先生来到了抗战前沿地带，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并为守军讲授《孙子兵法》。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国立师范学院被迫西迁溆浦，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基博先生受聘于武昌私立华中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子钱锺书等均选择留在国内。1950年先生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1951年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在书的扉页写下“转败而为功”等三条读后感。1952年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尚有碑帖字画1000余件、方志1000余种，悉数赠予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
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1956年底或1957初先生作万言书上书毛主席，痛斥苏联的称霸野心，主张以史为鉴，不与苏联结盟。其后反右开始，先生遭批判，写信向中共湖北省委陈情：“我认为社会主义，须看作民族文化之复活;而后社会主义，乃在中国深根不拔。”
六、 自信精神
综观钱基博先生的学行，有一种精神贯穿其中，那就是自信，而且这种自信很强烈，经常是“一本正经”，毫不掩饰。
这种自信来自人生历练，更主要来自于学术的砥砺。当得知北京大学外文系温源宁教授欲介绍钱锺书到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教中国语文时，回信告诫儿子“勿太自喜！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在充分肯定儿子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父子俩：“我父子非修名不立之难，修名何以善其后之难。”态度端庄，毫不忸怩作态。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评价钱基博先生“学贯四部，著述等身”。盛名之下，先生非常注意“善其后”，一生勤勉笃学，砥砺学术。据其学生吴雨苍回忆，先生在每周往返沪锡两地时，在火车内也总是看书不辍。读到高兴处，竟高声朗读起来，旁若无人，抑扬顿挫，声震车厢，旅客无不为之愕然。
钱基博先生学术上的自信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先生作文曾学桐城，后受依附于桐城的林纾“无端大施倾轧”，然而先生“生平论文，不立宗派”，在林纾“身价既倒”后，评价林纾时“胸中既未尝有不平之气”。胡适作为光华大学同事，梁启超作为前辈大师，先生不为“亲者”、长者讳，秉笔直书。所以当先生“以稿相示”梁任公，“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先生的这种自信，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高度的自觉，具有永恒的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 早承家学
钱氏家族是一个文化世家：“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曜无常，而休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钱基博《无锡光复志·自叙篇第六》）
钱氏家族也是一个教育世家：“我祖父教书，我伯父和父亲教书，我同堂哥哥和自己的亲哥哥都教书，我从小跟着我的伯父和父亲、哥哥读书;因为我祖上累代教书，所以家庭环境，适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热烈。”（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
作为文化、教育世家，钱氏家族的家规非常严格，即使在社会大变革、教育制度大变迁的清末也保持着原有的惯性力：“父祖耆公以家世儒者，约敕子弟，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宾客，通声气。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百度草创，未有纲纪，徒长嚣薄，无裨学问。而诫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沾声名也。”（《自传》）
钱基博先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爱的教育理念，就始自童年时期的私塾教育：“胚胎前光，早承家学，父诰兄诫，不离于典训，斐然有述作之志。”（《无锡光复志·自叙篇第六》）五岁从长兄子兰（钱基成）受书，九岁修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等，皆能背诵，主要进行的是经学教育。十岁从伯父仲眉公学策论，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主要进行的是史学和时文方面的学习和锻炼，应对科举考试。十一岁通读了《尔雅》和《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钱基博先生夏历生日为二月初二，自谓与孟子同生日，也深受孟子思想影响。
十二岁时，“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先生开始从事‘新学’，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进行自学”（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钱基博先生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先后将两部巨著圈点七遍，又精研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十六岁作《中国舆地大势论》，凡四万言，刊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梁启超亲自写信给他表示鼓励。模仿陆机《文赋》撰《说文》一篇，刊于刘光汉主编的《国粹学报》。
根据《自我检讨书（1952）》记载，钱基博先生读了《格致新报》上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觉得耳目一新;从此对于生物学，自然科学发生兴趣”。由于无钱购买书籍和仪器，还发生了几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故事：一是“有时即瞒着父兄，取家中藏的经史，到书铺去换取上海制造局出版各种物理化学书看”;二是用在《国粹学报》征文所得奖金，购买饭盛挺造《物理学》等日本文自然科学书;三是与曹仁化等组织理科研究会，纠合同志四十人，通过出会费的方式延请教师讲授物理、化学、博物、生理卫生和日语等课程。在一个专治传统国学的家庭里，西学的吸引力竟是如此巨大。
在青少年时期，钱基博先生先后接受国学、科举、新学、西学思想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未受到学校教育。一切知识，只靠我自己力量去追求”。1906年钱基博先生应薛南溟之聘，任家庭教师，为其子薛汇东教授算学。薛南溟乃晚清著名外交家和维新思想家。1909年，钱基博先生与通俗小说家王蕴章之妹结婚。王蕴章，南社社员，“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之一。1910年长子钱锺书出生，文化家族又添新丁。
二、 际遇自然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钱基博先生在成为国学大师之前，还有着一番独特的成长经历。
其一是入幕府。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看到钱基博的文章后，“骇为龚定庵复生。招之入幕，从容讽议，而不责以治事”。陶大均早年受业黎庶昌，乃曾国藩再传弟子，好诗古文词，独许其文，以为得曾国藩所谓阳刚之美。先生1909年入幕，筹办司法改良，月薪白银百两。江西司法黑暗重重，先生主张从停止刑讯、改良监狱开始;反对陶大均深夜召妓，要求仪刑百僚。陶大均认为其“有亢而无抑”，“往而不返”，戒之“毋固我。毋张皇”（钱基博《黄仲苏先生〈朗诵法〉序》）。1910年陶臬台死在任上，先生回乡。
其二是入军政。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无锡光复，钱基博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先生应苏浙联军总参谋、邑人顾忠琛之聘，赴安徽任援淮部队总司令部少校参谋，延治军书。不久，援淮部队改编为第16师，先生晋陆军中校衔，任副官参谋，调江苏都督府，随部队驻镇江。当时革命新成功，同事“肆意声伎以歌舞升平”，先生“独留守，挟册吟讽，中宵琅琅;卫兵值守门外，未尝不窥而怪焉，或指语以为笑乐”。二次革命失败后，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皆以秘书为招。先生“自以奉职南方军府，丈夫立身，岂容反复;议论异同，只以救世难而非以图身利。又目睹世乱方兴，飞书走檄，不过以文字为藩府作口舌;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自传》），于是谢不往也。
其三是入教育。钱基博先生谢绝邀请后，经过理性思考，决定“还是教书”（《自我检讨书（1952）》）。应顾祖瑛邀请，先生出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教员，后历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与经学教员及教务长、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国立清华大学国文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主任（后改为中央大学）、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华中大学（后改为华中师范学院）教授。
其四是入文坛。钱基博先生进行文学创作，与其内兄王蕴章息息相关。王蕴章在主编《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期间，先生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技击余闻补》系列短篇武侠小说，以及《魏铁三传》等散文、传记。《技击余闻补》为林纾《技击余闻》之补作：“今春杜门多暇，友人有以林侯官《技击余闻》相贻者，叙事简劲，有似承祚三国，以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当时林纾以古文译西方小说，名满天下，先生以后生自我高许，再加上读者比较二人的畸轻畸重，遂与林纾构怨。1921年《技击余闻补》又名《武侠丛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三、 浩博为学
钱基博先生学行最大的特点，诚如其名，就是“博”。对传统的经史子集，都有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情国故”，也有独到看法，“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自传》）。
关于“诂经”，1919年《孟子约纂》由无锡辅仁中学刊印;1923年《〈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四书〉解题及其读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读〈礼运〉卷头解题记》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2期，《〈丧礼〉今读记》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4期;1936年《经学通志》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从上可以看出，四书五经，都在先生“考镜源流，发明指意”之列。
关于“谭史”，1926年《读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考论》刊于《清华周刊》第25卷10号;1933年《〈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由中山书局出版;1935年《〈史记〉之分析与综合》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3期;1946年作《读史方舆纪要》、《国语之古史今读》，刊于《武汉日报》《文史》副刊第10期。从上可以看出，重要的史书、史论，钱基博先生“分部互勘”、“观其会通”。
关于“百家”，1926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叙目》刊于5月《清华周刊》第25卷11号;1930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由商务印书馆以《万有文库丛书》出版，1933年4月又以《国学小丛书》出版;1934年《〈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1935年《周秦诸子聚讼记疏证》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5期;1939年《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增订新战史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上可以看出，先生“榷论儒道，兼核刑名”，周秦诸子都有所涉猎。
关于“集部之学”，1926年《国学文选类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名家五种校读记》《〈文心雕龙〉校读记》由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出版;1932年《韩文读语》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1、2、3、4期;1933年因教授侄儿钟汉读陈澧《东塾读书记》，成《后东塾读书记》，是年10月由上海书局出版，改名《古籍举要》;1933年《〈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由中山书局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史》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骈文通义〉》由大华书局出版;1934年《明代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韩愈文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离骚〉讲话》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1、2期，《陶渊明集》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3期，《〈古诗十九首〉讲话》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韩愈志》《模范文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读清人集别录》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6期至第5卷第10期。从上可以看出，先生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不为过誉。
此外，与“民情国故”密切相关的论说、序跋、碑传、书牍等，不可胜数，如《治学篇》《近五十年许慎〈说文〉学流别考论》《克己复礼为仁荀故》《民治二字解故》《汉儒显真理惑论》《罪言——教育救国与教育自救》《十年来之国学商兑》《班超之精神生活》《历史上焚书坑儒之理论与其实现》等论说;《〈茹经堂外集〉叙》《〈国学概论〉序》《读胡汀鹭画题记》《复堂日记补录序》《汉书事钞写本跋》《〈京江相公诗稿真迹〉跋》《〈雪苑侯朝宗全集〉序》《国命旬刊发刊辞》《〈关友声词集〉序》《〈仁园诗稿〉序》《〈转蓬集〉序》等序跋;《光华大学成立记》《清华园解题记》《上海倪王家乘略例》《上海倪王家乘叙记》《孙先生鹤卿纪念碑文》《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等碑传;《致章士钊书》《致吴稚晖书》《版本通义》《〈尔雅〉释补》等书牍。其中《版本通义》是我国第一部以“版本”一词命名的版本学专著。
无怪乎张謇读钱基博先生文而感叹说：“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四、 教学后生
钱基博先生学行的第二个特点，在于“以文章教学后生”，治学与教学紧密相连，诚如《自传》所言：“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一是“开诚以示物”，直接将自己的思想成果示人。钱基博先生“主张‘告人以正’‘救人心之陷溺’‘维系人道于不敝’，提倡诚信正直的人格精神”。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在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之后，将自己的创作成果直接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比较中提高。重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变圣约翰大学重英文教学而轻国文教学这一现状，主动开设中国文学史，其名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二是“托古以明义”，也就是说以古为新。钱基博先生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由古代向现代急剧转型时期。由于民族救亡的需要，西学被大量引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到学术界的片面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力求以古为新，“发国性之自觉”（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在《治学篇》中，先生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示人以治学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始，叙其流变，条理通贯，别有会心。”
三是“务正学以言”，不阿附学生。钱基博先生所处的时代，“学潮激荡，长傲纵欲”，以至于许多学生忘了读书使命，有些大师也“与为町畦”，甚至“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而先生“严气正性，不与诸生翕翕然。……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自传》）。先生给学生评分，常常是59.9分，不及格！仔细推算，恰好一分不少，半点不多，正是59.9分，这0.1分无论如何加不上去。先生苦心孤诣何在？《答诸生论今日之大学》给予回答：“百年之大计在树人，而树人必先自树;倘社会动荡而吾亦与为动荡，无心问学，以自暴自弃;长此以往，天下之读书种子将绝。”
五、 家国情怀
钱基博先生学行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努力为现代中国“找出精神的新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圣约翰大学学生集会声援，美国校长卜舫济却横加指责。在教授会上钱基博先生勃然而起，慷慨陈词。为了抗议卜舫济，全校华籍师生纷纷自动离校，先生是首批离校的教师。在爱国人士王省三的资助下，在上海另建光华大学。在光华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先生认为：“光华的成立，就是教会教学的反叛，而表现一种国性之自觉;要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想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产生一种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1937年钱基博先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在“寇深”“国危”之际，先生作为一个儒者，面临着黑格尔式的“逃往远县”“著书立说，以牖国民未来之新机”和菲斯的式的“留在围城”“现身说法，以鼓后生当前之义勇”的两难选择。当思及“中华民族之精神，萎绝亦已久矣”（钱基博《吾人何以自处》）时，先生毅然选择了后者。1938年先生来到了抗战前沿地带，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并为守军讲授《孙子兵法》。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国立师范学院被迫西迁溆浦，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基博先生受聘于武昌私立华中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子钱锺书等均选择留在国内。1950年先生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1951年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在书的扉页写下“转败而为功”等三条读后感。1952年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尚有碑帖字画1000余件、方志1000余种，悉数赠予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
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1956年底或1957初先生作万言书上书毛主席，痛斥苏联的称霸野心，主张以史为鉴，不与苏联结盟。其后反右开始，先生遭批判，写信向中共湖北省委陈情：“我认为社会主义，须看作民族文化之复活;而后社会主义，乃在中国深根不拔。”
六、 自信精神
综观钱基博先生的学行，有一种精神贯穿其中，那就是自信，而且这种自信很强烈，经常是“一本正经”，毫不掩饰。
这种自信来自人生历练，更主要来自于学术的砥砺。当得知北京大学外文系温源宁教授欲介绍钱锺书到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教中国语文时，回信告诫儿子“勿太自喜！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在充分肯定儿子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父子俩：“我父子非修名不立之难，修名何以善其后之难。”态度端庄，毫不忸怩作态。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评价钱基博先生“学贯四部，著述等身”。盛名之下，先生非常注意“善其后”，一生勤勉笃学，砥砺学术。据其学生吴雨苍回忆，先生在每周往返沪锡两地时，在火车内也总是看书不辍。读到高兴处，竟高声朗读起来，旁若无人，抑扬顿挫，声震车厢，旅客无不为之愕然。
钱基博先生学术上的自信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先生作文曾学桐城，后受依附于桐城的林纾“无端大施倾轧”，然而先生“生平论文，不立宗派”，在林纾“身价既倒”后，评价林纾时“胸中既未尝有不平之气”。胡适作为光华大学同事，梁启超作为前辈大师，先生不为“亲者”、长者讳，秉笔直书。所以当先生“以稿相示”梁任公，“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先生的这种自信，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高度的自觉，具有永恒的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