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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散的、普遍缺乏无公害绿色农业基础的家庭农业生产方式,食品在市场交易中所具有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的性质,以及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多样性和即时性,决定了目前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化和过分强调政府终端监管的食品质量安全模式都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和不足。而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农产品生产进行基础性的全面无公害改造的始端治理才是恰当的途径。本文从绿色农产品生产成本、绿色食品的替代效应、社会福利及一般均衡经济思想等相互联系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府农业政策建议。
[关键词] 食品质量安全;始端治理;原因;途径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0 . 08 . 024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 0194(2010)08 - 0062 - 03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健康和营养的需求层次也随之不断提高,而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事件,以及居民各种疾病发病率的普遍提高,表明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已不是国外发达国家所表现的个案问题,而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一般性问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点新的思路。
一、食品产业特征
(一)农产品是食品业的原料和基础
农产品生产是食品业的“第一车间”,所有食品的原料都来源于农产品,因此农产品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食品质量的好坏。并且许多农产品(比如蔬菜)不用加工直接就成为了我们的食品。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是,所有的家禽、畜肉、鱼类等动物食品的喂养饲料也都来源于农产品。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质量安全的基础。
(二)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和市场环境特点
分散的、小规模的、技术落后的家庭农业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在我国较长时期内仍是主导,而由此决定的农产品收购和销售市场在较长时期内也必然以分散的、不规范的、初级的临时中间收购商以及小型集贸市场与小型商铺为主导,这也给政府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带来极大的困难。就蔬菜销售体系而言,大部分蔬菜都是在遍及大街小巷的小型集贸市场和小型商铺进行销售的,即使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和北京这样大城市,在大型超市进行销售的比例也只占10%~2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以上。
(三)食品的交易特点
1. 食品在市场交易中具有经验品和信任品性质。经验品特性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之后才能够了解、获取和评判的一些内在质量特征,如食品的鲜嫩程度、香味、口感、味道和烹饪特征等;信任品特性则是消费者即使在消费之后也难以了解、获取和评判的有关食品质量安全和营养保健等方面的特征,如涉及食品质量安全的激素、抗生素、胆固醇和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含量,以及涉及营养与健康的营养成分含量和配合比例等。并且由于现代农产品加工、包装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对食品品质和口感的影响使得农产品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特征更加明显。而其他非食品类商品或者在购买时就可以“搜寻”到它的质量,或者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感知它的质量。食品质量信息的这种“强隐藏性”特性揭示出,食品交易市场上买卖双方对于食品质量信息的拥有存在着突出的不对称性。
2. 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多样性和即时性。由于食品需求的多样性和消费的随时随地性,所以大多数食品都是由规模极小的“流动”供给者提供的。比如小吃店的快餐食品、超市现场制作的方便食品、街头现做现卖的小吃等一些非“品牌”食品占据我们每天食物的较大比例。这些小型食品供给者以其方便、快捷、价低为优势,但由于固定投资极少,因此他们没有维护自己食品质量的激励,他们是以一种“游击流动”的经营方式,采取转移区域或改变食品行当,来获得每个短经营周期的利润最大化,只在乎食品的表面“质量”如口味、色泽、食品外在卫生等,因此这些食品供给者,在不发生食品卫生问题前提下,会尽量使用价格低、品质差的农产品作为原料进行食品加工。单纯追求食品数量安全的粮食保护价政策以及食品加工者的引致需求,会导致劣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得以供给。
二、目前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治理”模式的局限
事实上,我国对于食品安全一直采取和鼓励绿色食品品牌产业化和相应的认证制度进行内生性“治理”,只是辅助于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狭义、低层次的食品安全强制性监管。最近几年,由于极少的显性的食品营养品(如婴幼儿奶粉)品质问题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显性伤害,政府开始高度重视食品内在品质的终端监管。但这两种治理模式都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和不足。
(一)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化食品质量安全模式的局限性
绿色食品是中国特有的概念,目前包括品质逐步升级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3类。因此在我国绿色食品泛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3种。无公害农产品是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发展的基础,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是在无公害农产品基础上的进一步提高[1]。由于粮食需求压力和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国家财政能力不足的欠发展经济状况,我国绿色食品产业一直采取的是政府鼓励、市场自发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企业占完全主导地位,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几乎全部由企业提供,政府只是起辅助角色如认证和监管等。
绿色食品产业化是把绿色食品的发展与农业产业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依托,把绿色食品的品质要求和技术措施应用到包括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通过绿色食品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的完整产业链连接方式,实现优质、安全绿色食品的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进而获得绿色品牌声誉和效益。从绿色食品产业化的理论上看,通过食品产业链的绿色农产品产加销纵向一体化,创立终端消费的绿色品牌,完全可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给居民提供优质、安全的绿色食品。但在我国10年多的实践中,其效果远未达到可以实现的程度,消费者较高的绿色食品消费意愿并未有效转化为实际消费行为,存在着较高程度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不一致,说明这种模式有其前提条件和不足之处。
为了显现绿色食品与普通食品的差别,获得绿色品牌效应,我国绿色食品龙头企业几乎都选择了层次较高的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进行开发,而对处于绿色食品金字塔塔基层次的无公害农产品的开发进而直接进入终端销售市场的比例和积极性较低,因此我国绿色食品的开发几乎都是从没有绿色基础的、污染較为严重的、单纯追求产量的粗放农业中“突起”的,使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陷入了“高成本、高价格、低供给、低需求”的低水平均衡困境。
绿色农产品的开发不仅需要农产品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和工艺的绿色化(如使用无害的生物农药进行病虫处理),还需要对产地环境如水质、土壤、空气等条件进行严格的改良,以满足生产绿色农产品的无污染产地环境。就这部分成本而言,由于周边及上下游环境对产地的环境影响较大(如上游水质),而周边环境又是污染严重无绿色基础的劣质环境,这样就加大了产区环境治理的成本,从而也提高了绿色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另外,绿色农产品的开发还要支付大量的品质检测、认证、特殊包装等额外成本,同时,绿色产品越少,单位产品的检测认证分担成本越多。上述3项成本致使绿色农产品相对于普通农产品而言具有“高成本、高价格”的非合理特征。
与普通的农产品相比,较高的、不合理的绿色农产品价格,挫伤了消费和生产两方面的积极性。为了追求高利润,较高的价格会诱使普通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利用绿色食品自身质量的信任品性和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用假冒伪劣的“绿色农产品”来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如市场上大量的以“放心食品”、“天然食品”、“野生食品”等加以标榜的食品以及一些伪劣的假标识的“绿色农产品”,来混乱市场影响绿色农产品市场信誉,进而威胁着绿色农产品生产企业的生存。
消费者在消费行为选择时,是通过替代品之间给他带来的价值价格比进行比较而做出判断的[2]。对食品消费种类的选择,是通过绿色食品带给他的价值与其价格之比,与普通食品带给他的价值与其价格之比,进行比较而决定的。由于绿色食品价格的偏高,消费者感知其价值较之同样价格(即同样货币支出)普通农产品带来的价值低得多,加之绿色食品质量的“强隐藏性”、目前我国绿色食品质量可信度差以及受目前居民收入较低决定的绿色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较大等原因的助推,造成绿色食品对普通食品的替代效应较差,从而大多数消费者选择购买普通食品。大型超市货架上有机蔬菜、有机杂粮被冷落的现象就证实了这一点。
同时,因为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多样性和即时性,所以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食品都是通过非产加销一体化的、非“品牌”食品(比如小吃店的快餐食品、店铺超市现场制作的方便食品、街头现做现卖小吃等)的方式进行消费的,即使品牌食品由于现代加工技术的使用也会它的原料品质变得模糊从而导致生产者对原料品质管理的松懈。更进一步讲,我们每天食用的食品大部分是通过非绿色食品产业化渠道获得的。这个渠道也会促使农产品生产者更多进行普通农产品的生产,从而阻碍绿色农产品的供给。由于农产品质量的“柠檬”特点,绿色农产品在非产业化食品领域将被“劣币”驱逐出去,本来从事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将会退出,从而抑制了绿色农产品的供给。
(二)政府对食品质量安全终端监管的局限性
食品质量一直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监管途径包括各种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制度措施,如目前的《食品卫生法》和即将实施的《食品质量安全法》,以及相应的市场准入、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制度、质量问题追溯制度等。由于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事件和百姓的强烈呼声,政府对食品监督有“过度”供给的倾向。然而,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限制和农产品交易特点以及食品监管本身的缺陷,在监管上投入太多的社会资源,会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并不是食品质量安全的治本之策。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活动是由小规模的众多的分散的农户完成,以及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多样性和即时性,对农产品和食品生产的监督只能是极少量的抽检,因而大部分监督都是事后监督,是食品生产者“自觉”履行食品质量安全义务的一个辅助体系,不应过多把社会资源投入到政府监管上。
三、结论及政策含义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质量安全的根基;以污染较为严重的粗放农业为发展基础的绿色农产品产业化模式生产的绿色食品必然是“高成本、高价格”;与普通食品相比,绿色食品的过高价格,让消费者感知其价值较之同样价格(即同样货币支出)的普通食品带来的价值低得多,结果绿色食品消费难以取代普通食品成为主导;同时,我们每天食用的食品大部分是通过非绿色农产品产业化渠道获得的,加之农产品市场的“柠檬”特点,这个渠道也会促使农产品生产者更多进行普通农产品的生产,从而阻碍绿色食品的供给;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生产条件以及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多样性和即时性又使政府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终端监管显得“力不从心”和“事倍功半”。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在我国的农业基础条件下,自发的、“飞地”式的绿色食品发展模式有先天的缺陷,需要一种政府主导的发展力量来奠定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基础,即需要从食品产业的基础农产品生产进行基础性的全面无公害改造。由于缺乏基础性的无公害绿色农业生产基础,致使绿色食品产业化成本过高,其本身及其加工的非产业化食品也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质量安全威胁,因此,我国必须进行全面的无公害的基础性绿色农业生产方式的普及和推广。
由于农民的无力和基础性无公害农业改造的公共产品性,这就需要政府主导,在资金投入和技术供给方面都需要政府起主导作用,在企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单位及农业中介组织的参与下,直接作用于农业微观行为主体农户,对传统粗放农业进行全面的基础性的无公害改造。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全面推广,无公害种子、化肥、农药的研发和推广,基础水利、道路的建设,粪便及农业废弃物如秸秆的科学利用等基本的无公害农业生产技术的运用[3]。通过政府财力的支持,鼓励科研单位对高效、低价的无公害种子、化肥、农药进行研发,提高绿色农业生产资料使用的相对收益效益,使无公害的农业生产行为成为农户的自觉、自生、自利行为。这样就保证了农产品消费的基本安全,也为绿色食品的生产打下了基础。也就意味着对于非绿色产业化食品、非品牌食品人们也都可以随时随地放心食用。在农产品质量的基本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加大对食品加工质量问题的震慑下监督和惩罚,一旦在加工环节出现问题就严加惩罚,食品质量安全可以逐步得到保证。而目前的政府政策倾向于把食品终端市场监督环节看得过重,与其如此,不如把更多的资源用于食品质量的始端投入,即增加对无公害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可以减少政府的总投入成本,增加整个社会福利。
在具有基本无公害农业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化定会减少绿色食品的生产成本,也会使绿色食品的价格得以降低;同时相对于常规农业,无公害农业的实施也必将提高基本无公害的普通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绿色食品的降价,无公害普通农产品的提价,会缩小二者的价格差距,从而会提高绿色食品的替代效应,绿色食品消费会得到逐步扩展,绿色食品会逐步普及,成为正常品,这样我国食品质量就会从基础层面的全面“无公害产品”逐渐发展到高一级层面的全面 “绿色营养健康食品”。其实,无公害农产品的普及和提价,会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普通农产品提价或许会增加我们的食品支出,但基本饮食健康的保证会减少我们的医疗费用支出;普通无公害农产品的提价,会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珍惜粮食,从而减少粮食的浪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会减少我们对其处理的费用和浪费(比如对蔬菜的处理)。
恰好我国目前的“工业反哺农业”战略为对传统粗放农业进行全面的基础性的无公害改造提供了條件,但要求我国政府要适当改变反哺方式,以促成这一工程的实现。政府应该把对农民的直接货币补贴和为单一追求产量的农资补贴,变为农民使用无公害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同时,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也应更加侧重于对农业无公害生产技术的开发和推广,进而实现由发展绿色食品为主向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三位一体跨越;由产品开发向农业整体产业品质升级跨越。
主要参考文献
[1] 靳明,赵昶. 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8(5).
[2] [美]迈克尔·波特. 竞争优势[M]. 陈小悦,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3] 章力建,朱立志. 我国“农业立体污染”防治对策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05(2).
[关键词] 食品质量安全;始端治理;原因;途径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0 . 08 . 024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 0194(2010)08 - 0062 - 03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健康和营养的需求层次也随之不断提高,而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事件,以及居民各种疾病发病率的普遍提高,表明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已不是国外发达国家所表现的个案问题,而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一般性问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点新的思路。
一、食品产业特征
(一)农产品是食品业的原料和基础
农产品生产是食品业的“第一车间”,所有食品的原料都来源于农产品,因此农产品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食品质量的好坏。并且许多农产品(比如蔬菜)不用加工直接就成为了我们的食品。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是,所有的家禽、畜肉、鱼类等动物食品的喂养饲料也都来源于农产品。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质量安全的基础。
(二)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和市场环境特点
分散的、小规模的、技术落后的家庭农业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在我国较长时期内仍是主导,而由此决定的农产品收购和销售市场在较长时期内也必然以分散的、不规范的、初级的临时中间收购商以及小型集贸市场与小型商铺为主导,这也给政府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带来极大的困难。就蔬菜销售体系而言,大部分蔬菜都是在遍及大街小巷的小型集贸市场和小型商铺进行销售的,即使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和北京这样大城市,在大型超市进行销售的比例也只占10%~2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以上。
(三)食品的交易特点
1. 食品在市场交易中具有经验品和信任品性质。经验品特性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之后才能够了解、获取和评判的一些内在质量特征,如食品的鲜嫩程度、香味、口感、味道和烹饪特征等;信任品特性则是消费者即使在消费之后也难以了解、获取和评判的有关食品质量安全和营养保健等方面的特征,如涉及食品质量安全的激素、抗生素、胆固醇和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含量,以及涉及营养与健康的营养成分含量和配合比例等。并且由于现代农产品加工、包装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对食品品质和口感的影响使得农产品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特征更加明显。而其他非食品类商品或者在购买时就可以“搜寻”到它的质量,或者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感知它的质量。食品质量信息的这种“强隐藏性”特性揭示出,食品交易市场上买卖双方对于食品质量信息的拥有存在着突出的不对称性。
2. 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多样性和即时性。由于食品需求的多样性和消费的随时随地性,所以大多数食品都是由规模极小的“流动”供给者提供的。比如小吃店的快餐食品、超市现场制作的方便食品、街头现做现卖的小吃等一些非“品牌”食品占据我们每天食物的较大比例。这些小型食品供给者以其方便、快捷、价低为优势,但由于固定投资极少,因此他们没有维护自己食品质量的激励,他们是以一种“游击流动”的经营方式,采取转移区域或改变食品行当,来获得每个短经营周期的利润最大化,只在乎食品的表面“质量”如口味、色泽、食品外在卫生等,因此这些食品供给者,在不发生食品卫生问题前提下,会尽量使用价格低、品质差的农产品作为原料进行食品加工。单纯追求食品数量安全的粮食保护价政策以及食品加工者的引致需求,会导致劣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得以供给。
二、目前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治理”模式的局限
事实上,我国对于食品安全一直采取和鼓励绿色食品品牌产业化和相应的认证制度进行内生性“治理”,只是辅助于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狭义、低层次的食品安全强制性监管。最近几年,由于极少的显性的食品营养品(如婴幼儿奶粉)品质问题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显性伤害,政府开始高度重视食品内在品质的终端监管。但这两种治理模式都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和不足。
(一)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化食品质量安全模式的局限性
绿色食品是中国特有的概念,目前包括品质逐步升级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3类。因此在我国绿色食品泛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3种。无公害农产品是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发展的基础,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是在无公害农产品基础上的进一步提高[1]。由于粮食需求压力和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国家财政能力不足的欠发展经济状况,我国绿色食品产业一直采取的是政府鼓励、市场自发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企业占完全主导地位,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几乎全部由企业提供,政府只是起辅助角色如认证和监管等。
绿色食品产业化是把绿色食品的发展与农业产业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依托,把绿色食品的品质要求和技术措施应用到包括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通过绿色食品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的完整产业链连接方式,实现优质、安全绿色食品的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进而获得绿色品牌声誉和效益。从绿色食品产业化的理论上看,通过食品产业链的绿色农产品产加销纵向一体化,创立终端消费的绿色品牌,完全可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给居民提供优质、安全的绿色食品。但在我国10年多的实践中,其效果远未达到可以实现的程度,消费者较高的绿色食品消费意愿并未有效转化为实际消费行为,存在着较高程度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不一致,说明这种模式有其前提条件和不足之处。
为了显现绿色食品与普通食品的差别,获得绿色品牌效应,我国绿色食品龙头企业几乎都选择了层次较高的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进行开发,而对处于绿色食品金字塔塔基层次的无公害农产品的开发进而直接进入终端销售市场的比例和积极性较低,因此我国绿色食品的开发几乎都是从没有绿色基础的、污染較为严重的、单纯追求产量的粗放农业中“突起”的,使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陷入了“高成本、高价格、低供给、低需求”的低水平均衡困境。
绿色农产品的开发不仅需要农产品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和工艺的绿色化(如使用无害的生物农药进行病虫处理),还需要对产地环境如水质、土壤、空气等条件进行严格的改良,以满足生产绿色农产品的无污染产地环境。就这部分成本而言,由于周边及上下游环境对产地的环境影响较大(如上游水质),而周边环境又是污染严重无绿色基础的劣质环境,这样就加大了产区环境治理的成本,从而也提高了绿色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另外,绿色农产品的开发还要支付大量的品质检测、认证、特殊包装等额外成本,同时,绿色产品越少,单位产品的检测认证分担成本越多。上述3项成本致使绿色农产品相对于普通农产品而言具有“高成本、高价格”的非合理特征。
与普通的农产品相比,较高的、不合理的绿色农产品价格,挫伤了消费和生产两方面的积极性。为了追求高利润,较高的价格会诱使普通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利用绿色食品自身质量的信任品性和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用假冒伪劣的“绿色农产品”来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如市场上大量的以“放心食品”、“天然食品”、“野生食品”等加以标榜的食品以及一些伪劣的假标识的“绿色农产品”,来混乱市场影响绿色农产品市场信誉,进而威胁着绿色农产品生产企业的生存。
消费者在消费行为选择时,是通过替代品之间给他带来的价值价格比进行比较而做出判断的[2]。对食品消费种类的选择,是通过绿色食品带给他的价值与其价格之比,与普通食品带给他的价值与其价格之比,进行比较而决定的。由于绿色食品价格的偏高,消费者感知其价值较之同样价格(即同样货币支出)普通农产品带来的价值低得多,加之绿色食品质量的“强隐藏性”、目前我国绿色食品质量可信度差以及受目前居民收入较低决定的绿色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较大等原因的助推,造成绿色食品对普通食品的替代效应较差,从而大多数消费者选择购买普通食品。大型超市货架上有机蔬菜、有机杂粮被冷落的现象就证实了这一点。
同时,因为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多样性和即时性,所以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食品都是通过非产加销一体化的、非“品牌”食品(比如小吃店的快餐食品、店铺超市现场制作的方便食品、街头现做现卖小吃等)的方式进行消费的,即使品牌食品由于现代加工技术的使用也会它的原料品质变得模糊从而导致生产者对原料品质管理的松懈。更进一步讲,我们每天食用的食品大部分是通过非绿色食品产业化渠道获得的。这个渠道也会促使农产品生产者更多进行普通农产品的生产,从而阻碍绿色农产品的供给。由于农产品质量的“柠檬”特点,绿色农产品在非产业化食品领域将被“劣币”驱逐出去,本来从事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将会退出,从而抑制了绿色农产品的供给。
(二)政府对食品质量安全终端监管的局限性
食品质量一直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监管途径包括各种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制度措施,如目前的《食品卫生法》和即将实施的《食品质量安全法》,以及相应的市场准入、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制度、质量问题追溯制度等。由于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事件和百姓的强烈呼声,政府对食品监督有“过度”供给的倾向。然而,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限制和农产品交易特点以及食品监管本身的缺陷,在监管上投入太多的社会资源,会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并不是食品质量安全的治本之策。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活动是由小规模的众多的分散的农户完成,以及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多样性和即时性,对农产品和食品生产的监督只能是极少量的抽检,因而大部分监督都是事后监督,是食品生产者“自觉”履行食品质量安全义务的一个辅助体系,不应过多把社会资源投入到政府监管上。
三、结论及政策含义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质量安全的根基;以污染较为严重的粗放农业为发展基础的绿色农产品产业化模式生产的绿色食品必然是“高成本、高价格”;与普通食品相比,绿色食品的过高价格,让消费者感知其价值较之同样价格(即同样货币支出)的普通食品带来的价值低得多,结果绿色食品消费难以取代普通食品成为主导;同时,我们每天食用的食品大部分是通过非绿色农产品产业化渠道获得的,加之农产品市场的“柠檬”特点,这个渠道也会促使农产品生产者更多进行普通农产品的生产,从而阻碍绿色食品的供给;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生产条件以及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多样性和即时性又使政府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终端监管显得“力不从心”和“事倍功半”。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在我国的农业基础条件下,自发的、“飞地”式的绿色食品发展模式有先天的缺陷,需要一种政府主导的发展力量来奠定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基础,即需要从食品产业的基础农产品生产进行基础性的全面无公害改造。由于缺乏基础性的无公害绿色农业生产基础,致使绿色食品产业化成本过高,其本身及其加工的非产业化食品也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质量安全威胁,因此,我国必须进行全面的无公害的基础性绿色农业生产方式的普及和推广。
由于农民的无力和基础性无公害农业改造的公共产品性,这就需要政府主导,在资金投入和技术供给方面都需要政府起主导作用,在企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单位及农业中介组织的参与下,直接作用于农业微观行为主体农户,对传统粗放农业进行全面的基础性的无公害改造。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全面推广,无公害种子、化肥、农药的研发和推广,基础水利、道路的建设,粪便及农业废弃物如秸秆的科学利用等基本的无公害农业生产技术的运用[3]。通过政府财力的支持,鼓励科研单位对高效、低价的无公害种子、化肥、农药进行研发,提高绿色农业生产资料使用的相对收益效益,使无公害的农业生产行为成为农户的自觉、自生、自利行为。这样就保证了农产品消费的基本安全,也为绿色食品的生产打下了基础。也就意味着对于非绿色产业化食品、非品牌食品人们也都可以随时随地放心食用。在农产品质量的基本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加大对食品加工质量问题的震慑下监督和惩罚,一旦在加工环节出现问题就严加惩罚,食品质量安全可以逐步得到保证。而目前的政府政策倾向于把食品终端市场监督环节看得过重,与其如此,不如把更多的资源用于食品质量的始端投入,即增加对无公害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可以减少政府的总投入成本,增加整个社会福利。
在具有基本无公害农业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化定会减少绿色食品的生产成本,也会使绿色食品的价格得以降低;同时相对于常规农业,无公害农业的实施也必将提高基本无公害的普通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绿色食品的降价,无公害普通农产品的提价,会缩小二者的价格差距,从而会提高绿色食品的替代效应,绿色食品消费会得到逐步扩展,绿色食品会逐步普及,成为正常品,这样我国食品质量就会从基础层面的全面“无公害产品”逐渐发展到高一级层面的全面 “绿色营养健康食品”。其实,无公害农产品的普及和提价,会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普通农产品提价或许会增加我们的食品支出,但基本饮食健康的保证会减少我们的医疗费用支出;普通无公害农产品的提价,会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珍惜粮食,从而减少粮食的浪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会减少我们对其处理的费用和浪费(比如对蔬菜的处理)。
恰好我国目前的“工业反哺农业”战略为对传统粗放农业进行全面的基础性的无公害改造提供了條件,但要求我国政府要适当改变反哺方式,以促成这一工程的实现。政府应该把对农民的直接货币补贴和为单一追求产量的农资补贴,变为农民使用无公害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同时,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也应更加侧重于对农业无公害生产技术的开发和推广,进而实现由发展绿色食品为主向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三位一体跨越;由产品开发向农业整体产业品质升级跨越。
主要参考文献
[1] 靳明,赵昶. 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8(5).
[2] [美]迈克尔·波特. 竞争优势[M]. 陈小悦,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3] 章力建,朱立志. 我国“农业立体污染”防治对策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