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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宗教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和长期存在。尽管“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但“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宗教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突出问题对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政治运动、社会变迁、人类活动发生着重大影响。我国正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活动问题，我国宗教方面推行和谐的因素在不断增长，同时影响和谐的因素也不容忽视。那么，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树立科学的认识论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前提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文化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自然根源、思想认识或心理根源，它对人类历史和社会文明以及现实生活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的。充分认识到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长期性问题，这对科学解决宗教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仍将长期存在
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以及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还需要长久的奋斗过程；由于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种种困苦，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摆脱；由于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因而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一部分人中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还会存在。”在当今世界，传统宗教仍在发展，新兴宗教不断出现。就是在发达国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宗教冲突此起彼伏，宗教极端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搅得世界很不安宁。宗教在现代化浪潮中不仅没有衰微，反而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问题之一。这些情况表明，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思想认识的水平，还远未达到足以消除宗教根源的程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但宗教存在的其他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认识根源的消失，则需要经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从长远看，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人们不断掌握自然界的奥秘和自己的命运，对客观世界、生命运动和宗教本质的认识不断趋于科学和理性，有利于宗教最终走向消亡，但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的，绝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的。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漫长的历史，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源依然存在，宗教也将长期存在。宗教走向最终消亡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宗教存在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只要现实社会的发展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那么宗教的根源就依然存在，从而也就决定了宗教仍将长期存在。
（二）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仍具有双重性
在我国现阶段，宗教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宗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首先，在现阶段，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国家的兴旺发达、民族的繁荣昌盛是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国一亿多信教群众遍布于全国各地，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和各地农村。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信教群众要求变革社会、早日实现现代化的愿望更加迫切。其次，作为同一思想信仰的集合体，宗教具有极强的社会整合与凝聚作用。它可以弘扬教义中的积极因素，将全体信仰者的意志统一到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上来。再次，宗教的伦理道德内容自律性强、可操作性强，不仅可以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有益补充，还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另一方面，宗教的存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例如，宗教毕竟是与科学不相容的，其教义教规存在着麻痹人的精神的东西, 这又会给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关键
宗教是一种复杂体系，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力量。每个宗教，信仰是其灵魂，信徒是其载体。宗教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能释放巨大的社会力量，就是因为它的群众基础，高度关注宗教的群众性问题，切实加强信教群众的工作，对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注宗教的群众性问题
据国外宗教机构统计，截止2000年，全世界总人口约为60.55亿，信仰宗教者约51.37亿，约占总人口的84.88%。我国各民族信仰不同宗教者也有一亿以上，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有些全民信教，有些一半以上的人信教。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群众性”，离开了庞大的信教群众，宗教也就失去了生命力。1990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宗教在我国仍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就是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宗教的存在，是以大量群众信奉它们为前提的，世界上影响较大的宗教都有很大数量的信徒。由于宗教的这种群众性，使它往往构成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就是说，宗教不仅牵涉到数量庞大的信教群众，而且总是与社会问题结合得很紧。他们往往成为社会各种势力利用和争取的对象，同时反过来又往往成为一些现实斗争和矛盾的依托与深刻背景。各种政治势力之所以要争取和利用宗教力量，就是要争取和利用众多的信教群众，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因此，观察宗教问题，必须首先关注宗教背后的群众问题。
（二）正确认识信教群众的问题
过去我们许多人习惯于把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视为落后面、消极力量。但是在新时期，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邓小平指出：“如果片面强调这种差异，甚至把它提高到首要地位，歧视和打击信教群众，而忽视和抹杀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并且刺激和加剧宗教狂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果。”因此，尊重信教群众的信仰，是把我国一亿多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的关键。如果对他们的信仰不尊重、不理解，甚至采取错误的做法，广大信教群众就不会靠拢我们，就会与党离心离德。总之，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力量。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然也包括信教群众的合法利益。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大力加强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团结，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上来。
（三）重视和加强信教群众的工作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重要保证。在宗教工作中也要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充分调动信教群众的积极性，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上来。宗教界人士同广大信教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对信教群众的精神生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是党和政府联系、团结、教育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更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创立中国化神学体系的依靠力量和带头力量。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进步。”并代表党和政府明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宗教界人士的不公正待遇。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处理好同宗教界人士的关系，因为只有在政治上真诚团结合作，才能真正做到信仰上相互尊重，而只有在信仰上相互尊重才能有效巩固和加强政治上的团结合作。因此，宗教工作最根本的是做信教群众的工作。如果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团结教育工作做得好，就能够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广大信教群众中的凝聚力、吸引力，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如果处理得不好，把信教群众视为异己力量，加以歧视、排斥，就会产生消极作用，从而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甚至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三、确立与时俱进的发展观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途径
新中国建立时，我国各宗教在政治上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抉择。爱教与爱国有没有矛盾，两者能不能相统一？当时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其实质就是宗教要不要、能不能适应新中国、服务新中国的问题。宗教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后，在实践层面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打下了基础。之后由于我们党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左”的错误滋长，以至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人为消灭宗教的现象，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探索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确立，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1981年，李维汉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命题。1990年，《加强统战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3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的著名的“三句话”（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之一，成为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200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对此做出了“两个基础、两个要求、两个支持”的新概括。这是我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是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进行深入思考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新境界。
（一）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宗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我国宗教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各宗教自身存在的客观要求。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脱离或超越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存在的。它总是某一社会的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总是反映着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面貌，并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因此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符合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相适应的政治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广大信教群众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爱国宗教界人士坚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着宗教能够服务和服从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自觉地适应社会的发展。第二，党和国家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调动了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这是相适应的基本保证。我们党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国家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并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有力地保护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加强了党在广大信教群众中的凝聚力、吸引力，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三，宗教本身含有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积极因素或有利因素。宗教大都主张抑恶扬善，具有一定的心理消解、关系调节、行为规范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具有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功能。
（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长期过程
宗教的长期性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协调、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宗教的长期性历来同它的适应性相联系。宗教能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存在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并形成一套完备的信仰、戒律和道德体系，表明宗教具有复杂而深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我国现有五大宗教，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历经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无数次的推动人类进步的革命，宗教也在不断的调整自身，以很强的生命力适应了历史发展的各种潮流。历史上的“儒释道”一体、“伊儒相通”，以及20世纪初的天主教“中国化”、基督教“本色社会运动”等，都是我国宗教探求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显著标志。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与社会相适应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的适应性既需要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也需要宗教界自身不断努力。50年代初期，我国各宗教适应社会制度变革的需要，在天主教、基督教方面革掉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在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方面革掉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使我国宗教界迈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一步。近年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宗教界对宗教教义不断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如基督教界开展了神学思想建设，藏传佛教界开展了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天主教界开展了民主办教，伊斯兰教界开展了“解经”工作，佛教、道教界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四、结语
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宗教问题时曾指出：“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处理好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我们要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增强做好宗教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努力实现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各宗教和谐相处，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和谐相处。”众所周知，宗教具有二重性，在一个深刻变革、快速转型的社会中，宗教既可能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也可以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对此，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就是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和谐、与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相适应。对这个目标的追求，不仅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所求，也是我党深刻的战略思考和远大的世界眼光的必然追求，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具体体现。
(作者单位:青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学所)
一、树立科学的认识论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前提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文化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自然根源、思想认识或心理根源，它对人类历史和社会文明以及现实生活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的。充分认识到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长期性问题，这对科学解决宗教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仍将长期存在
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以及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还需要长久的奋斗过程；由于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种种困苦，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摆脱；由于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因而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一部分人中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还会存在。”在当今世界，传统宗教仍在发展，新兴宗教不断出现。就是在发达国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宗教冲突此起彼伏，宗教极端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搅得世界很不安宁。宗教在现代化浪潮中不仅没有衰微，反而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问题之一。这些情况表明，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思想认识的水平，还远未达到足以消除宗教根源的程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但宗教存在的其他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认识根源的消失，则需要经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从长远看，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人们不断掌握自然界的奥秘和自己的命运，对客观世界、生命运动和宗教本质的认识不断趋于科学和理性，有利于宗教最终走向消亡，但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的，绝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的。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漫长的历史，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源依然存在，宗教也将长期存在。宗教走向最终消亡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宗教存在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只要现实社会的发展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那么宗教的根源就依然存在，从而也就决定了宗教仍将长期存在。
（二）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仍具有双重性
在我国现阶段，宗教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宗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首先，在现阶段，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国家的兴旺发达、民族的繁荣昌盛是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国一亿多信教群众遍布于全国各地，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和各地农村。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信教群众要求变革社会、早日实现现代化的愿望更加迫切。其次，作为同一思想信仰的集合体，宗教具有极强的社会整合与凝聚作用。它可以弘扬教义中的积极因素，将全体信仰者的意志统一到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上来。再次，宗教的伦理道德内容自律性强、可操作性强，不仅可以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有益补充，还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另一方面，宗教的存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例如，宗教毕竟是与科学不相容的，其教义教规存在着麻痹人的精神的东西, 这又会给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关键
宗教是一种复杂体系，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力量。每个宗教，信仰是其灵魂，信徒是其载体。宗教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能释放巨大的社会力量，就是因为它的群众基础，高度关注宗教的群众性问题，切实加强信教群众的工作，对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注宗教的群众性问题
据国外宗教机构统计，截止2000年，全世界总人口约为60.55亿，信仰宗教者约51.37亿，约占总人口的84.88%。我国各民族信仰不同宗教者也有一亿以上，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有些全民信教，有些一半以上的人信教。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群众性”，离开了庞大的信教群众，宗教也就失去了生命力。1990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宗教在我国仍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就是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宗教的存在，是以大量群众信奉它们为前提的，世界上影响较大的宗教都有很大数量的信徒。由于宗教的这种群众性，使它往往构成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就是说，宗教不仅牵涉到数量庞大的信教群众，而且总是与社会问题结合得很紧。他们往往成为社会各种势力利用和争取的对象，同时反过来又往往成为一些现实斗争和矛盾的依托与深刻背景。各种政治势力之所以要争取和利用宗教力量，就是要争取和利用众多的信教群众，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因此，观察宗教问题，必须首先关注宗教背后的群众问题。
（二）正确认识信教群众的问题
过去我们许多人习惯于把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视为落后面、消极力量。但是在新时期，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邓小平指出：“如果片面强调这种差异，甚至把它提高到首要地位，歧视和打击信教群众，而忽视和抹杀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并且刺激和加剧宗教狂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果。”因此，尊重信教群众的信仰，是把我国一亿多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的关键。如果对他们的信仰不尊重、不理解，甚至采取错误的做法，广大信教群众就不会靠拢我们，就会与党离心离德。总之，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力量。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然也包括信教群众的合法利益。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大力加强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团结，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上来。
（三）重视和加强信教群众的工作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重要保证。在宗教工作中也要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充分调动信教群众的积极性，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上来。宗教界人士同广大信教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对信教群众的精神生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是党和政府联系、团结、教育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更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创立中国化神学体系的依靠力量和带头力量。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进步。”并代表党和政府明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宗教界人士的不公正待遇。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按照“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处理好同宗教界人士的关系，因为只有在政治上真诚团结合作，才能真正做到信仰上相互尊重，而只有在信仰上相互尊重才能有效巩固和加强政治上的团结合作。因此，宗教工作最根本的是做信教群众的工作。如果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团结教育工作做得好，就能够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广大信教群众中的凝聚力、吸引力，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如果处理得不好，把信教群众视为异己力量，加以歧视、排斥，就会产生消极作用，从而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甚至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三、确立与时俱进的发展观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途径
新中国建立时，我国各宗教在政治上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抉择。爱教与爱国有没有矛盾，两者能不能相统一？当时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其实质就是宗教要不要、能不能适应新中国、服务新中国的问题。宗教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后，在实践层面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打下了基础。之后由于我们党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左”的错误滋长，以至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人为消灭宗教的现象，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探索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确立，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1981年，李维汉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命题。1990年，《加强统战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3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的著名的“三句话”（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之一，成为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200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对此做出了“两个基础、两个要求、两个支持”的新概括。这是我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是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进行深入思考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新境界。
（一）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宗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我国宗教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各宗教自身存在的客观要求。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脱离或超越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存在的。它总是某一社会的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总是反映着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面貌，并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因此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符合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相适应的政治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广大信教群众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爱国宗教界人士坚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着宗教能够服务和服从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自觉地适应社会的发展。第二，党和国家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调动了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这是相适应的基本保证。我们党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国家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并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有力地保护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加强了党在广大信教群众中的凝聚力、吸引力，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三，宗教本身含有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积极因素或有利因素。宗教大都主张抑恶扬善，具有一定的心理消解、关系调节、行为规范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具有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功能。
（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长期过程
宗教的长期性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协调、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宗教的长期性历来同它的适应性相联系。宗教能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存在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并形成一套完备的信仰、戒律和道德体系，表明宗教具有复杂而深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我国现有五大宗教，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历经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无数次的推动人类进步的革命，宗教也在不断的调整自身，以很强的生命力适应了历史发展的各种潮流。历史上的“儒释道”一体、“伊儒相通”，以及20世纪初的天主教“中国化”、基督教“本色社会运动”等，都是我国宗教探求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显著标志。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与社会相适应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的适应性既需要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也需要宗教界自身不断努力。50年代初期，我国各宗教适应社会制度变革的需要，在天主教、基督教方面革掉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在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方面革掉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使我国宗教界迈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一步。近年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宗教界对宗教教义不断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如基督教界开展了神学思想建设，藏传佛教界开展了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天主教界开展了民主办教，伊斯兰教界开展了“解经”工作，佛教、道教界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四、结语
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宗教问题时曾指出：“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处理好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我们要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增强做好宗教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努力实现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各宗教和谐相处，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和谐相处。”众所周知，宗教具有二重性，在一个深刻变革、快速转型的社会中，宗教既可能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也可以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对此，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就是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和谐、与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相适应。对这个目标的追求，不仅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所求，也是我党深刻的战略思考和远大的世界眼光的必然追求，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具体体现。
(作者单位:青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