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习近平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倡和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同我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任何冲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并且被中国人民所接受与其和中国传统思想在学理上具有相容性和相似性有很大关系。本文从哲学思想观，社会理想，价值观念及辨证思想方面对两者进行分析比较。
关键词：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文化相似性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西欧，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通过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史实并不能仅以“革命热情”来加以解读。这一历史事实有它必然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传统先进文化在发展中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要求它必须对重大问题进行新的理论阐释，在思想精神层面上对于诸如形上方法、历史发展目标和社会行动方式等。对于这些问题的阐释，既要有传统的文化根基，又要有新的思想精神资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新青年接受，恰恰是因为它被新青年看作既符合中国传统的进步大道，又可以使中国摆脱于时代的困境的崭新的思想精神资料。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是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在哲学和思想精神上有许多相容和相似的特征。
其一，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本体是“物质”。强调宇宙物质世界对于人的思想和认识的先在性。这与中国上古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以及古代后期兴起的“实学”思潮有相似的性质。
先秦时期的荀子就提出“天道自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宇宙万物不是神创造的而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汉朝王充的“元气自然”思想和宋代张载“太虚即气”的思想都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尤其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实学思潮，影响了明清一大批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在清朝晚期出现的“公羊学派”，把对实际事物情势的考察和分析看得比宋明理学家和心学家强调的“理”和心性的教化修养更为重要。从戊戌、辛亥到新文化运动，大多数进步思想家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对象以及研究风格都以“实事求是”、实践优于思想，讲究“务实”为其基点，都以现实社会和社会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晚期以来的这种积极“求实”的传统学风，使得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革命青年，对讲究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好感。毛泽东曾经引用过（或者套用过）实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论“行”和“实践”的论断和概念，来论证自己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一定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的。在方法论方面，实学思潮高举古代传统的“变易” 旗帜，强调“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变化”，强调“推陈出新”和“破旧立新”[1]，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之争、古今之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显著论题。正是有这样一个本土的哲学和精神文化基础，五四青年当然就不会对强调社会历史不断进行新旧交替、强调社会历史前进发展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感到陌生。
其二，在社会理想方面。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一样，都是具有社会理想的文化。晋朝，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描述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相同点。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的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传统的“革新图治”的政治文化角色为己任，以充满忧患意识的情感，执著于古代思想家的“大同”和“平等”的社会理想，面对当时社会制度和社会权利普遍地严重非理性化，他们努力寻找一条变革的道路，其精神动力就是要实现理想社会。与此相似，马克思主义号召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推翻现存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革命内容，如果只从文本上进行解读，完全与中国的平等主义的大同理想相吻合。也就是说，尊奉马克思主义，既可以对本土古老传统采取一种革新态度，同时又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哲学中最具有形上意义的理想观念，或者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国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提供了一条具有现时代意义的崭新道路。所以，在社会哲学的形上层面，马克思主义与新青年的政治理想是相通的。
其三，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共同体”—“家”（以及放大了的家即“家族”和“国家”等）为社会单元的，强调个人生活在集体中，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服从社团利益的重要性。中华民族一直具有能使“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万邦和睦”的理念，深刻表达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光明磊落，道德高尚，家族和睦，社会和谐，“协和万邦”的理念。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个人”为社会单元的。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观念差别很大，甚至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文化观念，在中国很难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反对把人理解为“孤独的个体”。而且，马克思主义在被中国新青年作为一种革命理想理论和革命行动理论引入的时候，它被强调为（由个人团结为阶级集体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政党理论。在上述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原来文本就强调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都只有在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利之中才能实现，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强调组织阶级队伍，强调提高阶级意识，强调发挥政党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集体主义。这个集体主义虽然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强调人归属与社会共同体、强调集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这一方面，它们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共通性，也是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其四，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思想同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老子“反者，道之动也”、[2]“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辩证思想;《周易》书中“否极泰来”，“易，穷则变，變则通”的阴阳变化思想[3];宋代张载“一故神，两故化”的矛盾观[4];王安石“道立于两”的发展观以及王夫之“气化日新”的发展观体现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5]。这些朴素的辩证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发展观、矛盾观极其相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并迅猛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被动的“搬用”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转变过程，是中国方面接受主体对其进行主动解读的过程。或者说，这种接受，自始至终涉及到不同文本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母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交涉和沟通。它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解读”和“文化被解读”过程。虽然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属于西方学统。但如列宁所说：“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6]马克思主义是整个西方文明传统思想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从学术思想的实际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学统，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且，在中国文化的实际历史中和实际地域中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无关。
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决定了人类的思想要求在一定的历史可比条件下必然也具有普遍共同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及列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这二十多年间所关心、所要展开的和所要回答的问题，与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所关心、所要展开和所要回答的问题，有着许多十分类似之处。或者说他们具有相似的理论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所讲的西方问题。也就是20世纪东方民族（包括中国）在其发展中已经面临的、并必须实际解决的问题。可见，问题的相似性或者相似的“问题性”是文化节思想理论交流和能够引入的根本基础。
参考文献
[1]孙淑平.中国哲学史稿[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任继愈.老子今译[M].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商务印书馆，2003.
[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赵敦华.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肖前，黄楠森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00）
关键词：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文化相似性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西欧，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通过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史实并不能仅以“革命热情”来加以解读。这一历史事实有它必然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传统先进文化在发展中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要求它必须对重大问题进行新的理论阐释，在思想精神层面上对于诸如形上方法、历史发展目标和社会行动方式等。对于这些问题的阐释，既要有传统的文化根基，又要有新的思想精神资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新青年接受，恰恰是因为它被新青年看作既符合中国传统的进步大道，又可以使中国摆脱于时代的困境的崭新的思想精神资料。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是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在哲学和思想精神上有许多相容和相似的特征。
其一，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本体是“物质”。强调宇宙物质世界对于人的思想和认识的先在性。这与中国上古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以及古代后期兴起的“实学”思潮有相似的性质。
先秦时期的荀子就提出“天道自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宇宙万物不是神创造的而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汉朝王充的“元气自然”思想和宋代张载“太虚即气”的思想都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尤其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实学思潮，影响了明清一大批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在清朝晚期出现的“公羊学派”，把对实际事物情势的考察和分析看得比宋明理学家和心学家强调的“理”和心性的教化修养更为重要。从戊戌、辛亥到新文化运动，大多数进步思想家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对象以及研究风格都以“实事求是”、实践优于思想，讲究“务实”为其基点，都以现实社会和社会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晚期以来的这种积极“求实”的传统学风，使得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革命青年，对讲究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好感。毛泽东曾经引用过（或者套用过）实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论“行”和“实践”的论断和概念，来论证自己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一定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的。在方法论方面，实学思潮高举古代传统的“变易” 旗帜，强调“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变化”，强调“推陈出新”和“破旧立新”[1]，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之争、古今之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显著论题。正是有这样一个本土的哲学和精神文化基础，五四青年当然就不会对强调社会历史不断进行新旧交替、强调社会历史前进发展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感到陌生。
其二，在社会理想方面。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一样，都是具有社会理想的文化。晋朝，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描述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相同点。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的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传统的“革新图治”的政治文化角色为己任，以充满忧患意识的情感，执著于古代思想家的“大同”和“平等”的社会理想，面对当时社会制度和社会权利普遍地严重非理性化，他们努力寻找一条变革的道路，其精神动力就是要实现理想社会。与此相似，马克思主义号召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推翻现存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革命内容，如果只从文本上进行解读，完全与中国的平等主义的大同理想相吻合。也就是说，尊奉马克思主义，既可以对本土古老传统采取一种革新态度，同时又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哲学中最具有形上意义的理想观念，或者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国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提供了一条具有现时代意义的崭新道路。所以，在社会哲学的形上层面，马克思主义与新青年的政治理想是相通的。
其三，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共同体”—“家”（以及放大了的家即“家族”和“国家”等）为社会单元的，强调个人生活在集体中，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服从社团利益的重要性。中华民族一直具有能使“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万邦和睦”的理念，深刻表达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光明磊落，道德高尚，家族和睦，社会和谐，“协和万邦”的理念。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个人”为社会单元的。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观念差别很大，甚至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文化观念，在中国很难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反对把人理解为“孤独的个体”。而且，马克思主义在被中国新青年作为一种革命理想理论和革命行动理论引入的时候，它被强调为（由个人团结为阶级集体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政党理论。在上述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原来文本就强调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都只有在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利之中才能实现，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强调组织阶级队伍，强调提高阶级意识，强调发挥政党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集体主义。这个集体主义虽然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强调人归属与社会共同体、强调集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这一方面，它们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共通性，也是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其四，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思想同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老子“反者，道之动也”、[2]“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辩证思想;《周易》书中“否极泰来”，“易，穷则变，變则通”的阴阳变化思想[3];宋代张载“一故神，两故化”的矛盾观[4];王安石“道立于两”的发展观以及王夫之“气化日新”的发展观体现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5]。这些朴素的辩证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发展观、矛盾观极其相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并迅猛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被动的“搬用”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转变过程，是中国方面接受主体对其进行主动解读的过程。或者说，这种接受，自始至终涉及到不同文本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母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交涉和沟通。它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解读”和“文化被解读”过程。虽然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属于西方学统。但如列宁所说：“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6]马克思主义是整个西方文明传统思想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从学术思想的实际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学统，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且，在中国文化的实际历史中和实际地域中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无关。
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决定了人类的思想要求在一定的历史可比条件下必然也具有普遍共同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及列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这二十多年间所关心、所要展开的和所要回答的问题，与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所关心、所要展开和所要回答的问题，有着许多十分类似之处。或者说他们具有相似的理论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所讲的西方问题。也就是20世纪东方民族（包括中国）在其发展中已经面临的、并必须实际解决的问题。可见，问题的相似性或者相似的“问题性”是文化节思想理论交流和能够引入的根本基础。
参考文献
[1]孙淑平.中国哲学史稿[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任继愈.老子今译[M].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商务印书馆，2003.
[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赵敦华.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肖前，黄楠森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