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不喜欢在媒体上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自己的样子，但是可以向更多的人传递经济学带来的乐趣，我觉得值得。
表述观点的时候，我服从的是内心的标准和品位，不会刻意取悦受众。有趣的是，当我写专栏以纯文字示人的时候，读者常常追着来反驳和批评我，我都习惯被讨厌了。但在北大教书八年，我以真身示人时，我的课却受欢迎。而到我在得到做语音专栏，尤其是上《奇葩说》后，许多对经济学无感的观众也闻风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我并非具有远见卓识。我既没有预言知识付费的热潮，也没有预料到在《奇葩说》里的受欢迎。很幸运，我总是可以遇上为我着想的人来共事，总是taken care by good hands，历任的编辑是，得到的罗振宇是，《奇葩说》的马东也是。我只是被自己所信任的朋友推着向前走而已。
我是中国第一批互联网用户。1998年5月18日，微软被美國十几个州的检察官联合起诉垄断，我当时认为这样的起诉并不合理，就将自己的看法贴在互联网上。一个月后，有编辑联系我说这篇文章已经被刊登，让我直接去拿稿费，并请我从此每周撰写专栏。最初我是犹豫的，但最终选择答应，是因为对方答应不会更改我的文章。我辗转写过很多家媒体的专栏，这也是我将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的直接契机。但专业的解读与大众的感受还是会发生冲突。我曾经发表过“春运火车票应该涨价”的观点。那时的批评信像雪花一样寄到编辑部。直到现在，这个观点依旧会引发争议。
我接触到知识付费，是收到罗振宇的邀请。他来找我，估计是因为我以前的一本文集在他手上已经卖了十多万册;而我迟疑了很久后答应他，主要是因为我想把自己在北大讲课的素材整理出版。我开始以为我需要一个团队的协助来制作讲稿，但其实这是对音频内容的误解：念备好的稿子是行不通的。而奏效的办法是：我对着一位不懂经济学的真实听众，不依靠任何成稿，一句句地把道理讲清楚。这跟在《至暗时刻》里丘吉尔面对着打字员字斟句酌地创作文稿的场景如出一辙。
在加入《奇葩说》之前，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节目，有着怎样的影响力，更不了解出镜做节目需要我一个学经济的人如何融入。马东和我约了很多次，不是他忙就是我忙，很久以后才见到面。而真正确定加入《奇葩说》，只用了一杯白开水的时间——坐在咖啡馆里的我俩甚至没来得及点东西。但马东当时就说服了我，他答应，不会为难我。最初，我由于其他原定的工作，计划缺席一些场次的录制，但录了第一期后，我就主动要求全部参加。
2017年底，我决定离开北京大学。舍不得学生、同事和我办公的朗润园，但这并不是困难的决定，因为我本来就预感自己会乐于尝试新的生活，而当“在大学内教书”和“在大学外教书”的选择摆在面前时，我就告诉自己，一个人不能什么都要。
经济学，是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态度，而不是一堆函数、公式和图表。诚不欺我。
近来有件趣事。听音乐是我的一大爱好，学生时代，我就斥巨资买了进口的CD播放器，第一张CD是莫扎特的第24钢琴协奏曲。最近郎朗要在北京演奏此曲，我以为脱不花已经给我买了票，但其实没有。李诞帮我直接问郎朗本人，也没要到票。后来我才猛然想起可以找黄牛，结果买到了。
看，一个经济学者也会忘记经济学原理：找熟人不如靠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