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尔萨斯主义者们是错的，但食品价格上涨的恐惧会否成为现实取决于两个不确定性因素：全球变暖和生物燃料生产
　　
　　马尔萨斯和许多当代的后马尔萨斯主义者都假设，世界人口膨胀的威胁首先将体现在食物价格的上涨。生物学家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甚至在1968年的著作《人口爆炸》中预测，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全球将有几亿人因食物短缺而忍受饥饿。
　　当然，荒谬的预言并未实现。这是由于在过去40年间，粮食作物及大多数其它基础食品的国际价格相对于非食品类商品的零售价格都有所下降。不过，最近几年这一现象却发生了逆转。尤其在2007年，食品价格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其它商品零售价格的增速。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们的担忧终被实现了吗？还是其他因素推动了食品价格的上涨？
　　尚无证据证明，人口增长是近期食品价格激增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在过去30年间，世界人口增速每十年都会出现减缓。食品价格上涨背后，一个更显著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迅速增长。尤其，中国与印度提高了世界对于富蛋白质的食品的需求。而且，政府对玉米和其它生物燃料用作物的种植补贴也改变了这部分作物的种植面积，使食物种植面积日渐缩小，而石油和其它矿物燃料的替代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明年，美国几乎30%的玉米产量将耗用于酒精生产。这正是国际玉米价格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在澳大利亚和中国这些食品主要生产国，干旱和生物疾病也加剧了食品的上涨。
　　由于对过去几年间食品价格急剧上涨感到恐慌，许多国家采取了诸如基础食品进口价格控制、食物生产的出口限制、食品进口补贴等对策。这不免令人回想起1973年尼克松因大豆和其它食品价格上涨而对美国大豆出口实施的禁令。即将在12月进行议会大选的俄罗斯对一些粮食作物也加征了出口关税，普京还通过对主要食品零售商施压，在选举之前冻结各种食品的价格波动；摩洛哥政府强迫当地面包商在斋月期间保持面包价格的平稳；欧盟已暂停执行禁止农民在部分指定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的规定。许多其他国家也在考虑通过控制、补贴和管理手段来防止食品价格骤升。
　　这些政策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是抑制生产的，对食品生产起到了阻碍而非鼓励作用。尤其是价格控制措施，会促使农民减少种植那些被限价的食用作物。举例来说，假如对小麦施行价格控制，农民将把部分土地从小麦种植转向其它价格可更快上涨的作物。对食品生产进行的补贴通常会促成更大的食品供给，但其代价是，资源在食品部门和其它消费者所需产品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将被扭曲。另一方面，取消食品进口关税和食品出口补贴、对农民土地使用权放松管制这些手段，对于全球食品生产与消费方面效率的提升的确有所贡献。
　　由于食品生产技术的显著进步，在过去40年乃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食品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原因包括更优质的肥料使用、新型轮作法的广泛传播、对作物和动物疾病的控制、更佳的饲养方法，农作物的基因优化及许多其它创新。如果政府减少其对基因改良作物的限制、允许农民依据市场价格和其它市场信号进行自主生产经营的话，就更没有理由担心这类创新在今后的几十年中速度会放缓。
　　对于较贫穷国家的消费者来说，食品开销迅速增长对他们的伤害比对富裕国家居民更严重，因为贫困国家家庭收入中食品支出所占比重更大。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中食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约占10%，阿富汗、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这些极端贫困的国家中，食品支出占总消费的比例却大于60%。假如五年间食品价格上涨30%，其他价格和收入水平不变，富裕国家中的生活水平仅会因此降低3%，而在贫穷国家中降幅则高达21%。那些已接近最低生存极限的消费者的营养状况将遭受严重影响。
　　一国中较为贫穷者，较富裕者在食物上的花销预算更大。因此，基础食品价格上涨对穷人的损害更大。这就是政府对粮食作物价格上涨如此敏感的主要原因——1977年埃及政府提高面包价格后发生暴乱，墨西哥今年年初因玉米面包价格上涨数倍造成动荡。
　　结论是，除去两个主要的不确定因素，马尔萨斯主义者们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恐惧不会成为现实。食品生产将与不断增长的需求相适应，而未来的食品价格将继续其自上世纪以来的下降趋势。不确定性因素之一是全球变暖。若此趋势对全球农田的生产效率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那么食品价格可能因此而急剧上升。另一不确定性来自生物燃料生产。如果将大量农田转而种植生产酒精及其它生物燃料用的作物，那么食品价格也将随之上涨。
　　
　　作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