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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圻，明末清初金陵八家中的领军人物。
“圻”字有两个读音，一读作qí，另一读作yín。起初我不知道该读哪个音，后来得知樊圻还有一个也画画、但名气不如他响的哥哥，单名沂。于是茅塞顿开，不再纠结，此“圻”应读作qí。
至于我自主定义他为明末清初金陵八家中的“领军人物”，其理由也很简单。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对金陵八家的介绍，几乎无一例外的把樊圻的名字列于第二，（说明：此中不存在按年龄为序的问题，因为八人中绝大多数人的生卒年至今不详。）就像査士标作为新安派的领军人物永远排列第二位一样。多少年来，中国美术史给出的这个位子，或说是一种列序，一定是有道理的。细审樊圻的绘画成就，相较于其他各位，他对中国绘画的贡献，我以为绝不辱此名位。
秋山行旅图，作于辛巳长夏，1641年的夏天。这应该是我们见到的樊圻最早期作品。准确的说，在他传世不多的作品中，尤其是署有年款的，至今我尚未见到他辛巳（1641年）以前的作品。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似乎不像其他任何一位画家那样，早、中、晚期的作品必有个萌发、成熟、超迈的过程。后文引用孔尚任的诗充分说明樊圻绘画成名极早，可证我的这个看法。用他1641年的秋山行旅图与他作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山水立轴和现藏南京博物院的春山策杖图比较，也就是用其最早期作品与其存世最后一年的作品相较，完全比不出秋山行旅图丝毫的稚嫩来。这也正是我顷心购藏此画的原因。
秋山行旅，这一题材是历代画家人人热衷表现的内容。历史上著名的山水画家所作秋山行旅、溪山行旅或关山行旅图大多成其一生中的力作代表，甚至因此一图成名，例如关仝、范宽、燕文贵等等。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可以当之无愧地作为中国山水画高峰时期杰出的代表。今天，她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件镇院之宝中排名第一的藏画，可谓是国宝中的至宝。
樊圻的秋山行旅图轴，高一百二十六厘米，宽五十厘米，设色绢本。此图相较于上面提到的历代名作，画面上不像那些北方画家的作品壮气夺人，高山仰止，“昏黑中层层深厚”的有萧疏森冷气概。标准的樊圻风格，画的是江南的秋山行旅。此图着墨不多，笔触细腻，爽秀静洁，明丽动人。“S”形构图的山峦虽高耸云端，然尽以短披麻间小斧劈皴法画出，皴法干净利落。山石结构完成后，作者在峦头局部略染淡墨，然后尽以淡赭打底，再从山顶向下轻染汁绿，部分不染，薄染轻收，仔细用水，不留笔痕，使之过渡自然。山顶的礬石特意留下几处没染汁绿，部分山脊处也裸露着原先補底的淡赭。（现在看上去既像受光面，又像是没有植被的石或土。）待干后，礬头复以浓墨点苔。沟壑间浓云薄雾，蒸腾缥缈，空灵绝妙。图上，乔木苍翠，红叶满山。前景两棵古松右倾斜立，呼应着占有大半幅面的“S”形山脊线;三棵红枫，两棵立于松下，一棵平伸向左，横卧于水边坡石上，树下有行人羁旅。（赏者当于此处想象出另一诗意秋景：西风吹下红雨来。）由这枫树下行人走去的方向，慢慢引开我们的视线，山脚水边有酒肆、茅店、人家隐在红绿苍翠中。这里颇为热闹，店外歇着牲畜;店里坐着几个打尖的客人;酒旗用竹杆高挑着在秋风里飘;右边，隔着篱笆园圃，窗内可见一人闲坐……再远处，山路上一前一后两挑担人;沿途向上，山道转角处，有一戴笠骑驴者眼见着就要消失在山后了。绕过一个山头，山腰上有一背负者一荷担人;苍松下，丛树旁似有几户山里人家;再而后的山，已看不见了路。山，却还有那么的高，路，一定还很远很远……
樊圻的秋山行旅图画面丰富而生动，典型的小青绿画法，充分表现着他的个人风格。他的风格是什么呢？或说他的个人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樊圻的画虽从传统中来，他学董、巨，学李唐，学刘松年，学赵松雪，也掺杂着学吴门四家，但他绝非泥古不化。他的画里没有生搬前人的东西，他是一个尚创新，尚自我，尚写实的大画家。
多少人学古泥古，无论自己身居何处，画出的山水风情地貌皆与己无关，与现实无关，习惯的是在画上注曰“以某某法写之”，“拟某某笔意”，尤其在明末清初，当时的四王就是如此。再如明中期的唐六如，著名吴门四子之一，生长在山水清秀的江南，但他的山水贯用大斧劈皴，巉岩壁立，大石斧劈，用笔粗重，用墨深黑。这样说六如居士绝不是说他画得不好。大家都知道唐伯虎的名气要比樊会公大多了。那我要说什么呢？我想说：唐伯虎的山水画法学李唐，学刘松年，自己创作时只是因循守旧而已，这方面不如樊会公。
会公的画，用筆细腻谨严，简练含蓄，风范缜密。他工整设笔，施以淡墨薄染，其短披麻表现江南的山坡草皮，以小斧劈表现坡上或水口裸露的石头，山体的秀逸之美，石头的坚实之感，皆由他工中带写的画法，典雅而高贵的表现了出来。在这幅画中，因作者采用了深远的视角，所有的点景骑乘人物皆大小如豆，这样的处理无疑增加了画面的空阔感。把点景人畜故意推远，也就避免了大块平面重色，尽量让空灵清秀的山水说话，更好地突出了他的个人风格。他画的人畜及房屋虽小，但却十分精致，用线精劲、生动、准确，似在兰叶描与铁线描之间，由这种规整求细的笔法可见他写实能力之高超。而他的树法深得吴门画派的淡远、轻灵、多姿、古雅的意趣。总之，这一切的一切，让他用来表现江南秀色是再贴切不过了。简言之，他的个人风格及特点是：风格高爽，肃穆恬静，景象幽雅，气息宛然。
樊圻，字会公，江宁人。所有相关他的资料都认为他生于1616年，但笔者见清张庚《国朝画徵录》中的这段文字后，对其生年始有存疑。这段文字云：“东塘赠会公诗云‘叉头挑出古云烟，混入时流乞画钱。内府收藏君总在，标题半是启祯年。’”东塘乃清初传奇剧本《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他与樊圻是同时代人，而《国（清）朝画徵录》“创始于康熙后壬寅，脱稿于雍正乙卯”。这都是距樊圻的生活年代最近的人和事，其记载应相对可信。孔尚任说内府收藏的樊圻画上，落款半是天启、崇祯年的。我们知道明天启年自1621年至1627年，前后只六七年光景，若樊圻生于1616年，那1621年（天启元年）时他虚岁6岁，1627年（天启七年）时他虚岁12岁。内府若真有其天启时款的藏画，我看只能是儿童画了。限于所有资料，笔者只能暂放存疑，待来日有心之人，如《王鉴生年考》的作者李安源先生，或如另篇《王鉴生年考》的作者白谦慎先生、章晖女士等找出可确信的考证来。
清初大书家王铎尝题樊圻小景画云：“洽公吾不知为谁，此幅全摹赵松雪、赵大年，穆然恬静，若厚德醇儒，敦庞湛凝，无忒无恌，灯下睇观，觉小雷、大雷、紫溪、白岳一段，忽移于尺幅间矣。”因小印模糊，误视会公为洽公，圻后即以洽公行，感知己也。有道是：小印漫漶觉斯蒙，误将洽会相混同。厚德醇儒感知己，自此改会作洽公。此自作诗，记樊圻改字。
至于他的卒年，因为可见他最后三件落款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作品，所以有了一个不确定的说法“卒于1694年后”。这三件中一件春山策杖图现藏南京博物院。
后附说明：此作曾经张效彬，丁念先递藏。
1、张效彬（1882—1968） 名玮、字效彬，号敔园。河南固始人。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回国后任教于京师法政新学堂。北洋政府时期，曾出使俄罗斯，先后任赤塔领事、伊尔库兹克总领事、彼得堡总领事，十月革命后回国。富收藏，曾建私人博物馆。书法宗北碑，楷书尤精。
2、丁念先 （1906—1969），浙江上虞人。字守棠，斋号念圣楼。工书画，精隶书。二十年代加入上海题襟馆，后从丁辅之、高野侯等人另组古欢今雨社。历任中国画会总干事。收藏古籍碑帖及书画文物极精。1961年在台湾博物馆举办《念圣楼书画展》。
“圻”字有两个读音，一读作qí，另一读作yín。起初我不知道该读哪个音，后来得知樊圻还有一个也画画、但名气不如他响的哥哥，单名沂。于是茅塞顿开，不再纠结，此“圻”应读作qí。
至于我自主定义他为明末清初金陵八家中的“领军人物”，其理由也很简单。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对金陵八家的介绍，几乎无一例外的把樊圻的名字列于第二，（说明：此中不存在按年龄为序的问题，因为八人中绝大多数人的生卒年至今不详。）就像査士标作为新安派的领军人物永远排列第二位一样。多少年来，中国美术史给出的这个位子，或说是一种列序，一定是有道理的。细审樊圻的绘画成就，相较于其他各位，他对中国绘画的贡献，我以为绝不辱此名位。
秋山行旅图，作于辛巳长夏，1641年的夏天。这应该是我们见到的樊圻最早期作品。准确的说，在他传世不多的作品中，尤其是署有年款的，至今我尚未见到他辛巳（1641年）以前的作品。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似乎不像其他任何一位画家那样，早、中、晚期的作品必有个萌发、成熟、超迈的过程。后文引用孔尚任的诗充分说明樊圻绘画成名极早，可证我的这个看法。用他1641年的秋山行旅图与他作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山水立轴和现藏南京博物院的春山策杖图比较，也就是用其最早期作品与其存世最后一年的作品相较，完全比不出秋山行旅图丝毫的稚嫩来。这也正是我顷心购藏此画的原因。
秋山行旅，这一题材是历代画家人人热衷表现的内容。历史上著名的山水画家所作秋山行旅、溪山行旅或关山行旅图大多成其一生中的力作代表，甚至因此一图成名，例如关仝、范宽、燕文贵等等。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可以当之无愧地作为中国山水画高峰时期杰出的代表。今天，她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件镇院之宝中排名第一的藏画，可谓是国宝中的至宝。
樊圻的秋山行旅图轴，高一百二十六厘米，宽五十厘米，设色绢本。此图相较于上面提到的历代名作，画面上不像那些北方画家的作品壮气夺人，高山仰止，“昏黑中层层深厚”的有萧疏森冷气概。标准的樊圻风格，画的是江南的秋山行旅。此图着墨不多，笔触细腻，爽秀静洁，明丽动人。“S”形构图的山峦虽高耸云端，然尽以短披麻间小斧劈皴法画出，皴法干净利落。山石结构完成后，作者在峦头局部略染淡墨，然后尽以淡赭打底，再从山顶向下轻染汁绿，部分不染，薄染轻收，仔细用水，不留笔痕，使之过渡自然。山顶的礬石特意留下几处没染汁绿，部分山脊处也裸露着原先補底的淡赭。（现在看上去既像受光面，又像是没有植被的石或土。）待干后，礬头复以浓墨点苔。沟壑间浓云薄雾，蒸腾缥缈，空灵绝妙。图上，乔木苍翠，红叶满山。前景两棵古松右倾斜立，呼应着占有大半幅面的“S”形山脊线;三棵红枫，两棵立于松下，一棵平伸向左，横卧于水边坡石上，树下有行人羁旅。（赏者当于此处想象出另一诗意秋景：西风吹下红雨来。）由这枫树下行人走去的方向，慢慢引开我们的视线，山脚水边有酒肆、茅店、人家隐在红绿苍翠中。这里颇为热闹，店外歇着牲畜;店里坐着几个打尖的客人;酒旗用竹杆高挑着在秋风里飘;右边，隔着篱笆园圃，窗内可见一人闲坐……再远处，山路上一前一后两挑担人;沿途向上，山道转角处，有一戴笠骑驴者眼见着就要消失在山后了。绕过一个山头，山腰上有一背负者一荷担人;苍松下，丛树旁似有几户山里人家;再而后的山，已看不见了路。山，却还有那么的高，路，一定还很远很远……
樊圻的秋山行旅图画面丰富而生动，典型的小青绿画法，充分表现着他的个人风格。他的风格是什么呢？或说他的个人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樊圻的画虽从传统中来，他学董、巨，学李唐，学刘松年，学赵松雪，也掺杂着学吴门四家，但他绝非泥古不化。他的画里没有生搬前人的东西，他是一个尚创新，尚自我，尚写实的大画家。
多少人学古泥古，无论自己身居何处，画出的山水风情地貌皆与己无关，与现实无关，习惯的是在画上注曰“以某某法写之”，“拟某某笔意”，尤其在明末清初，当时的四王就是如此。再如明中期的唐六如，著名吴门四子之一，生长在山水清秀的江南，但他的山水贯用大斧劈皴，巉岩壁立，大石斧劈，用笔粗重，用墨深黑。这样说六如居士绝不是说他画得不好。大家都知道唐伯虎的名气要比樊会公大多了。那我要说什么呢？我想说：唐伯虎的山水画法学李唐，学刘松年，自己创作时只是因循守旧而已，这方面不如樊会公。
会公的画，用筆细腻谨严，简练含蓄，风范缜密。他工整设笔，施以淡墨薄染，其短披麻表现江南的山坡草皮，以小斧劈表现坡上或水口裸露的石头，山体的秀逸之美，石头的坚实之感，皆由他工中带写的画法，典雅而高贵的表现了出来。在这幅画中，因作者采用了深远的视角，所有的点景骑乘人物皆大小如豆，这样的处理无疑增加了画面的空阔感。把点景人畜故意推远，也就避免了大块平面重色，尽量让空灵清秀的山水说话，更好地突出了他的个人风格。他画的人畜及房屋虽小，但却十分精致，用线精劲、生动、准确，似在兰叶描与铁线描之间，由这种规整求细的笔法可见他写实能力之高超。而他的树法深得吴门画派的淡远、轻灵、多姿、古雅的意趣。总之，这一切的一切，让他用来表现江南秀色是再贴切不过了。简言之，他的个人风格及特点是：风格高爽，肃穆恬静，景象幽雅，气息宛然。
樊圻，字会公，江宁人。所有相关他的资料都认为他生于1616年，但笔者见清张庚《国朝画徵录》中的这段文字后，对其生年始有存疑。这段文字云：“东塘赠会公诗云‘叉头挑出古云烟，混入时流乞画钱。内府收藏君总在，标题半是启祯年。’”东塘乃清初传奇剧本《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他与樊圻是同时代人，而《国（清）朝画徵录》“创始于康熙后壬寅，脱稿于雍正乙卯”。这都是距樊圻的生活年代最近的人和事，其记载应相对可信。孔尚任说内府收藏的樊圻画上，落款半是天启、崇祯年的。我们知道明天启年自1621年至1627年，前后只六七年光景，若樊圻生于1616年，那1621年（天启元年）时他虚岁6岁，1627年（天启七年）时他虚岁12岁。内府若真有其天启时款的藏画，我看只能是儿童画了。限于所有资料，笔者只能暂放存疑，待来日有心之人，如《王鉴生年考》的作者李安源先生，或如另篇《王鉴生年考》的作者白谦慎先生、章晖女士等找出可确信的考证来。
清初大书家王铎尝题樊圻小景画云：“洽公吾不知为谁，此幅全摹赵松雪、赵大年，穆然恬静，若厚德醇儒，敦庞湛凝，无忒无恌，灯下睇观，觉小雷、大雷、紫溪、白岳一段，忽移于尺幅间矣。”因小印模糊，误视会公为洽公，圻后即以洽公行，感知己也。有道是：小印漫漶觉斯蒙，误将洽会相混同。厚德醇儒感知己，自此改会作洽公。此自作诗，记樊圻改字。
至于他的卒年，因为可见他最后三件落款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作品，所以有了一个不确定的说法“卒于1694年后”。这三件中一件春山策杖图现藏南京博物院。
后附说明：此作曾经张效彬，丁念先递藏。
1、张效彬（1882—1968） 名玮、字效彬，号敔园。河南固始人。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回国后任教于京师法政新学堂。北洋政府时期，曾出使俄罗斯，先后任赤塔领事、伊尔库兹克总领事、彼得堡总领事，十月革命后回国。富收藏，曾建私人博物馆。书法宗北碑，楷书尤精。
2、丁念先 （1906—1969），浙江上虞人。字守棠，斋号念圣楼。工书画，精隶书。二十年代加入上海题襟馆，后从丁辅之、高野侯等人另组古欢今雨社。历任中国画会总干事。收藏古籍碑帖及书画文物极精。1961年在台湾博物馆举办《念圣楼书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