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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一生写了大量悲歌,反映了当时“天地日流血”的悲剧时代,披露了悲剧感受的特殊心态,这在中国古典诗史上是极有美学价值的。
杜甫《秦州杂诗》第一首起句就是“满目悲生事”。清人《杜诗言志》写到:“看他开口便说‘满目悲事’,是其可悲之中不一而足。半生期许,至此尽蠲,一可悲也;遍历艰辛,都付流水,二可悲也;进既莫容,退又无归,三可悲也;干戈未息,骨肉远离,四可悲也;君国多难,忠孝莫解,五可悲也;边塞凄凉,惊心鼓角,六可悲也;风雨凄其,秋阴短少,七可悲也;老骥伏枥,壮志难忘,八可悲也;羁栖异地,送老何时,九可悲也;回忆鸳行,寒云愁对,十可悲也……”杜甫数之不尽的悲感,借助于种种题材而汇成一代悲歌,其中吊古咏史的题材,也往往笼罩着浓郁的悲情。
在古代诸多的历史人物中,杜甫特别敬仰自比于管仲、乐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常为之一唱三叹,悲慨不已。其入蜀后的诗有《诸葛庙》《武侯庙》《八阵图》《古泊行》《咏怀古迹(其五)》等,其中《蜀相》的悲情抒写,尤为出色。
《蜀相》的标题及首联,均称诸葛亮为“丞相”,是对这位蜀国名臣的仰慕,是对“诸葛大名垂宇宙”(《咏怀古迹(其五)》)的赞颂。诗人初至成都,怀古尋踪,在锦官城(成都西城)外寻到了丞相祠,而重点突出了祠前的森森古柏。
值得品赏的是诗人对自然美的态度。丞相祠前的古柏,传为孔明手植,形象崇高壮伟,令人生敬。诗人在《古柏行》中咏道:“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夔州十绝句》也说:“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他不论在成都还是在夔州,无不是爱其人遂爱其树,他那由此及彼的移情把自然物社会化了。诗人在锦官城外寻到了丞相祠堂,瞻仰了森森古柏。在他的审美视野里,作为历史遗物的古柏,铜柯石根,霜皮黛色,白摧龙蛇,黑垂雷雨,不但有其顶天立地的巨大的空间体量,而且有其经磨历劫的久远的时间价值,它是崇高的人格象征,也是历史悲剧精神的体现。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也是写自然美的,然而态度与古柏迥乎不同。这固然由于碧草、黄鹂这类小巧之物无法与矗立于历史时空里的古柏的高大形象相比拟,但是,它还有更深的美学内涵。
在悲剧的时代里,当人们感到幸福化为乌有,欢乐变作痛苦之后,总对自然美抱着矛盾的情绪,甚至见出无动于衷的冷漠心境。葛立方《韵话阳秋》就指出:“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但是这并未揭示“自”字的審美意义。杜甫《遣兴》诗有“愁眼看霜霜,寒城菊自花”之句。仇兆鳖《杜诗详注》引赵紡语:“天地间景物,非有厚薄于人,唯人当适意时,剧情与景会,而景物之美,若为我设,一有不慊,则景物与我漠不相干。故公诗多用一‘自’字,如‘寒城菊自花’,‘故园花自花’,‘风月自清夜’之类甚多。”杜甫《蜀相》中的“自”和“空”,不是表现在得意之时的情与景会,物我同一,而是表现了失意之时的情与景悖,物我无关。在悲剧的时代里,在人生的幸福欢乐消逝之后,在“满目悲生事”,“抚事煎百虑”的情绪控制之下,人对最美景物也不能欣赏,因此碧草黄鹂不管怎样悦目动听,也空有其景,枉自为美。“自”“空”二字,揭示了人对自然的漠不相关,揭示了主体对自然美没有相应的欣赏心理,它们不是诗人着力表现和欣赏的对象。金圣叹《杜诗解》评得好:“碧草春色,黄鹂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极,二语但见祠堂而无丞相也。”《蜀相》中的“自”字“空”字,可谓诗眼,它们表达了物美人杳之哀、有美莫赏之悲,由此,诗人观照世界的“愁眼”也见于言外。
刘备为了兴复汉室,曾一次又一次的恭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以赤诚的至情写道:“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于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不惮频叠繁劳,以一统天下为计。他辅助刘备、刘禅两朝,开其草创之弘基,济其艰困之大业,耿耿地献出了一颗老臣之心。《蜀相》一诗的颈联,以工整的对仗,不但简洁地概括了诸葛亮的生平。而且感人的展现了《出师表》中的一片丹心。诗人把对于社会人格美的理想聚集在诸葛这个典型身上。同时,在对诸葛亮的歌颂中,也可看到诗人杜甫“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的执着信念。《杜诗言志》说杜甫之悲有“群国多难”,“干戈未息”,“老骥伏枥,壮志难酬”……所有这些,诗人都通过对诸葛亮正面形象的塑造渗透于其中了。诗人之心和诸葛亮之心,二者在跳动的频率是相同的,因而在诗中产生了强烈的互振和共鸣。这一联写得激昂痛快,是全诗的最强音。
诗人的悲感,则突出地倾注在末联中。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亲自出兵,最后一次伐魏,由斜谷出,占领五丈原,和司马懿相持百余日。不幸的是天不假年,星落秋原,兴复之勋未竟而卒于军中,平生所负之志,竟付诸东流!“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诸葛亮的悲剧,也是蜀国、汉室的悲剧。杜甫在唐王朝“万方多难”的时代悲剧中写诸葛亮赍志而殁的悲剧,就更值得深入品味:叹世无诸葛之意跃然纸上!
“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悲感的尽情宣泄。句中的“英雄”,不但包括后世景仰追念诸葛亮的英雄,而且也包括诗人在内。他那壮志未酬的一生,有似于诸葛亮,正如《杜诗言志》所概括:“半生期许,至些尽蠲”,“遍历艰辛,都付流水”。因此,“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既是吊古,又是伤今;既是咏史,又是咏已。“向来优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诗人之泪,既是为古代而流,双是为当今而流。这里,诗人杜甫捧出了一颗跳动着的赤诚之心,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其吊古伤今的悲剧心态!
杜甫《秦州杂诗》第一首起句就是“满目悲生事”。清人《杜诗言志》写到:“看他开口便说‘满目悲事’,是其可悲之中不一而足。半生期许,至此尽蠲,一可悲也;遍历艰辛,都付流水,二可悲也;进既莫容,退又无归,三可悲也;干戈未息,骨肉远离,四可悲也;君国多难,忠孝莫解,五可悲也;边塞凄凉,惊心鼓角,六可悲也;风雨凄其,秋阴短少,七可悲也;老骥伏枥,壮志难忘,八可悲也;羁栖异地,送老何时,九可悲也;回忆鸳行,寒云愁对,十可悲也……”杜甫数之不尽的悲感,借助于种种题材而汇成一代悲歌,其中吊古咏史的题材,也往往笼罩着浓郁的悲情。
在古代诸多的历史人物中,杜甫特别敬仰自比于管仲、乐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常为之一唱三叹,悲慨不已。其入蜀后的诗有《诸葛庙》《武侯庙》《八阵图》《古泊行》《咏怀古迹(其五)》等,其中《蜀相》的悲情抒写,尤为出色。
《蜀相》的标题及首联,均称诸葛亮为“丞相”,是对这位蜀国名臣的仰慕,是对“诸葛大名垂宇宙”(《咏怀古迹(其五)》)的赞颂。诗人初至成都,怀古尋踪,在锦官城(成都西城)外寻到了丞相祠,而重点突出了祠前的森森古柏。
值得品赏的是诗人对自然美的态度。丞相祠前的古柏,传为孔明手植,形象崇高壮伟,令人生敬。诗人在《古柏行》中咏道:“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夔州十绝句》也说:“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他不论在成都还是在夔州,无不是爱其人遂爱其树,他那由此及彼的移情把自然物社会化了。诗人在锦官城外寻到了丞相祠堂,瞻仰了森森古柏。在他的审美视野里,作为历史遗物的古柏,铜柯石根,霜皮黛色,白摧龙蛇,黑垂雷雨,不但有其顶天立地的巨大的空间体量,而且有其经磨历劫的久远的时间价值,它是崇高的人格象征,也是历史悲剧精神的体现。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也是写自然美的,然而态度与古柏迥乎不同。这固然由于碧草、黄鹂这类小巧之物无法与矗立于历史时空里的古柏的高大形象相比拟,但是,它还有更深的美学内涵。
在悲剧的时代里,当人们感到幸福化为乌有,欢乐变作痛苦之后,总对自然美抱着矛盾的情绪,甚至见出无动于衷的冷漠心境。葛立方《韵话阳秋》就指出:“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但是这并未揭示“自”字的審美意义。杜甫《遣兴》诗有“愁眼看霜霜,寒城菊自花”之句。仇兆鳖《杜诗详注》引赵紡语:“天地间景物,非有厚薄于人,唯人当适意时,剧情与景会,而景物之美,若为我设,一有不慊,则景物与我漠不相干。故公诗多用一‘自’字,如‘寒城菊自花’,‘故园花自花’,‘风月自清夜’之类甚多。”杜甫《蜀相》中的“自”和“空”,不是表现在得意之时的情与景会,物我同一,而是表现了失意之时的情与景悖,物我无关。在悲剧的时代里,在人生的幸福欢乐消逝之后,在“满目悲生事”,“抚事煎百虑”的情绪控制之下,人对最美景物也不能欣赏,因此碧草黄鹂不管怎样悦目动听,也空有其景,枉自为美。“自”“空”二字,揭示了人对自然的漠不相关,揭示了主体对自然美没有相应的欣赏心理,它们不是诗人着力表现和欣赏的对象。金圣叹《杜诗解》评得好:“碧草春色,黄鹂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极,二语但见祠堂而无丞相也。”《蜀相》中的“自”字“空”字,可谓诗眼,它们表达了物美人杳之哀、有美莫赏之悲,由此,诗人观照世界的“愁眼”也见于言外。
刘备为了兴复汉室,曾一次又一次的恭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以赤诚的至情写道:“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于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不惮频叠繁劳,以一统天下为计。他辅助刘备、刘禅两朝,开其草创之弘基,济其艰困之大业,耿耿地献出了一颗老臣之心。《蜀相》一诗的颈联,以工整的对仗,不但简洁地概括了诸葛亮的生平。而且感人的展现了《出师表》中的一片丹心。诗人把对于社会人格美的理想聚集在诸葛这个典型身上。同时,在对诸葛亮的歌颂中,也可看到诗人杜甫“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的执着信念。《杜诗言志》说杜甫之悲有“群国多难”,“干戈未息”,“老骥伏枥,壮志难酬”……所有这些,诗人都通过对诸葛亮正面形象的塑造渗透于其中了。诗人之心和诸葛亮之心,二者在跳动的频率是相同的,因而在诗中产生了强烈的互振和共鸣。这一联写得激昂痛快,是全诗的最强音。
诗人的悲感,则突出地倾注在末联中。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亲自出兵,最后一次伐魏,由斜谷出,占领五丈原,和司马懿相持百余日。不幸的是天不假年,星落秋原,兴复之勋未竟而卒于军中,平生所负之志,竟付诸东流!“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诸葛亮的悲剧,也是蜀国、汉室的悲剧。杜甫在唐王朝“万方多难”的时代悲剧中写诸葛亮赍志而殁的悲剧,就更值得深入品味:叹世无诸葛之意跃然纸上!
“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悲感的尽情宣泄。句中的“英雄”,不但包括后世景仰追念诸葛亮的英雄,而且也包括诗人在内。他那壮志未酬的一生,有似于诸葛亮,正如《杜诗言志》所概括:“半生期许,至些尽蠲”,“遍历艰辛,都付流水”。因此,“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既是吊古,又是伤今;既是咏史,又是咏已。“向来优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诗人之泪,既是为古代而流,双是为当今而流。这里,诗人杜甫捧出了一颗跳动着的赤诚之心,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其吊古伤今的悲剧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