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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当代宗教题材族群叙事具有独特的生态审美价值。它不仅客观地展现了自然生态由“祛魅”到“复魅”的艰难，而且多元地呈现了各个族群文化生态的诗意景观；不仅生动地反映了转型中国精神生态流变的真实历程，而且梦幻般地勾画了人生价值的终极期许。宗教题材族群文学所反映的文化生态问题，昭示着我们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时不可忽视的许多重要问题，给我们今天重启改革之路以深刻的启迪。
[关键词]宗教文学；族群叙事；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5-0059-06
[作者简介]彭松乔（1963—），男，湖北英山人，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主要从事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湖北武汉 430056）
Abstract： Chinese contemporary ethnic narrative with religious subjects have special ecological and aesthetic values. It shows difficult process of natural ecology from disenchantment to reenchantment and presents poetic landscape of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as well. Meanwhile， it reflects real experience of spiritual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ransition and outlines final expectation of life value. Cultural ecological problems， which were reflected by ethnic group literature with religious subjects， show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when we buil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give deep enlightenment for our future reform.
Key words： religious literature； ethnic group narrative； cultural ecology
自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逝的时候》引入宗教信仰话题以来，在当代作家作品中，把宗教境界当做精神归宿的不在少数，汪曾祺、史铁生、北村、张承志、霍达、乌热尔图、迟子建、扎西达娃、阿来、石舒清、红柯等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以安置漂泊无依的灵魂，探索人类精神的出路。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宗教皈依的文学书写虽然姗姗来迟，但却别具文化观照的独特生态审美价值。它不仅客观地展现了自然生态由“祛魅”到“复魅”的艰难，而且多元地呈现了各个族群文化生态的诗意景观；不仅生动地反映了转型中国精神生态流变的真实历程，而且梦幻般地勾画了多难人生的终极期许。虽然这种宗教皈依的精神境界与生态文明视阈中“美丽中国”的宏伟愿景尚存在明显差异，但是透过这层文学书写的宗教文化迷雾，不难发现它们所涵纳的生态情怀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相通相融的。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以宗教皈依为精神诉求的文学叙事几乎涵盖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中的各主要族群，因而也就赋予了它超越于文学书写经验之上的更为普泛的社会学意义。
一、衰败自然的复魅梦想
在全球各主要宗教世界观里，大自然往往被赋予神性的光辉。《老子》第25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道教始祖老子看来，自然是宇宙中最高的法则，因而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破坏自然的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其他像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萨满教等教义中，有关自然崇拜的教理可以列出大量的文献。正因为大自然蕴含着无穷的魅力，所以连一些顶尖的自然科学家也在神奇的自然面前不得不发出类似宗教崇拜般的喟叹，如当代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曾说：“一个科学家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当他发现到，有一些非常之奇妙的自然界的现象，当他发现到，有许多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丽的自然界的结构，我想，应该描述的方法是，他会有一个触及灵魂的震动，因为，当他认识到，自然结构有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奥妙，这个时候的感觉，我想是和最真诚的宗教信仰很接近的。”①然而，这么美妙的大自然却在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不得不令那些富有自然崇拜情怀的广大宗教信众以及无数热爱自然的有识之士感到痛心疾首！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全面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虽然国民经济发展有了迅速增长，但缺乏绿色指标规范的GDP崇拜却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没有科学设计和规划的矿山开采、旅游开发和城市扩张，使得包括“老少边穷”地区在内的广袤国土上呈现出一片自然衰败的景象。“七色谷是美丽得让人流泪的。山谷里满是五颜六色的石头，那石头上有晶莹剔透的水流过，那水透明得没有了颜色，因而它可以容纳任何颜色。这时它容纳的就是五颜六色的石头的颜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五彩缤纷……”然而，在了解了奇石的商业价值之后，“公元1990年春，三个鸡村前南十二华里的黑松林迎来了它千年来最为黯淡的时刻。三个鸡村的田茂林带了一帮人，把它折腾得惨不忍睹。山上像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层层的书页状石头被炮火掀翻起来，满山的碎石掩盖了所有的长不高的绿色植物，只有那些参天大树还伸展着千年的翠手，指向空中昭示着它们依然存在。”②欧阳黔生描写贵州风情的《水晶山谷》中这段文字，可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自然生态遭到无情破坏的惨烈程度。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自然生态破坏情景，在视自然为生命、膜拜自然为神灵的宗教信众和族群看来，这简直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无不为之痛心疾首！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其创作的《老人和鹿》《悔恨了的慈母》《灰色驯鹿皮的夜晚》《在哪儿签下我的名》《七岔犄角的公鹿》《熊洞》《沃克和泌利格》《雪》《胎》《鹿母之歌》《梦，还有野营地捅刀子的事》《玛鲁呀，玛鲁》等作品里，通过鄂温克猎人和森林闯入者形象的对比描写，用萨满教的体验和内省精神对自然破坏行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山上的树全让他们干倒了，横在地上，像一堆堆死尸”；“什么样的火也暖不了我的心。”（《悔恨了的慈母》中猎人金卡语） 当然，作家们并没有将他们的笔头完全停留在无休无止的谴责中，渴望自然复魅的梦想有时来得更为迫切！在新疆作家红柯的《美丽奴羊》中，面对屠夫举起的利刃，仿佛大彻大悟的神灵一般，一只待宰的美丽奴羊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竟然深情自若，坦然相向，这使得屠夫就像待吃的野草一样，一下子跪倒在它的面前，不得不放下屠刀。在小说《树泪》中，仿佛发了情的白桦树也透露出神秘的生命灵性，从而使自己的生命由“卑贱”升腾为“高贵”。这种对自然生命神性的敬畏，使得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在敬畏中拥抱自然，与自然融合为一！而在张承志笔下，无涯大漠、广袤草原、黄土梁峁、雪岭冰峰、静夜荒滩、河流戈壁、寒风雪路、春阳残月……这些自然意象就像一个个神秘的宗教场域，一头连接着俗世，一头连接着神性，无不弥散着神性的启示与召唤的力量，尽情展示着神性与魅性。类似的情形在其他作家身上也有相当生动的体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合著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论及人类与宗教的关系时曾经说：“宗教使人认识到人类虽然有卓绝的巨大能力，但也仍然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人类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续下去，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得和自然共存。对于一个具有意识的存在——因而就有选择力，就不得不面临某种选择的存在来说，宗教是其生存不可或缺的东西。人类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宗教。”①虽然这一论断并不一定科学，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族群情况，但宗教在保护自然生态方面的影响力却是实实在在的。只要你到过青藏高原、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原始森林，你就会发现藏族人民、蒙古牧民和鄂温克人对雪山、草原、原始森林植被的崇拜与爱护中，无不处处显示着宗教的神奇力量！
二、族群文化的多元呈现
中华民族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使得华夏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既共生于一体，又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审美风尚。从宗教信仰角度看，由于它既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又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因而对那些宗教色彩浓厚的民族来讲，不了解他们现实的宗教生活，也就无法认识这个民族本身。就此而言，当代各民族作家由于多样而诗意地呈现了宗教生活的差异，从而使各民族文化焕发出多元共生的璀璨光彩。汉族作家对于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精神的抒写，蒙古族、满族及鄂温克族作家对于萨满教意识的弘扬，藏族作家对于藏传佛教传统的钟情，回族、维吾尔族作家对于伊斯兰教仪轨的尊崇……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广博与渊深！
在扎西达娃的小说《野猫走过浪漫的岁月》里，我们没有看见对藏民生活过多的情节性展现，也没有领受一个作家对藏传佛教知识的刻意传布（如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葛举派、觉囊派等的区分），但是通过作家对藏地高原上险峻荒芜、人烟稀少的自然世界的款款描述，我们仿佛一下子就走进了藏民那神秘的精神境界，完全能够感悟到这种宗教的成因和存在的价值：在白雪皑皑、层峦叠嶂的寂静群山之中，耀眼刺目的阳光把白昼拖得漫长无边，当一个牧民于放牧之后的闲暇时光里，静坐山边，凝视着远处山岚起伏的形状和变幻的风云色彩，默默地感受着宇宙永恒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啊！于是，人对世界就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怀想，就会觉得旷野似乎有了某种神秘的气息，世界上仿佛真的存在着涅槃世界和魔鬼地狱。尤其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白石玛尼堆，屋顶和山口上飘扬着的五色经蟠旗，悬崖峭壁上的石刻佛雕，它们一下子就将你从尘世的纷扰中带入对神佛敬畏的境地。你对自己的命运不再束手无策、彷徨无助了，你在转动经筒的时候，那些关于生命无常、人生是苦、六道轮回的教义就会倏忽之间汇聚于你的心灵，带给你心灵的抚慰和来世无限美好的福音。尽管是宗教文学，但小说中呈现的青藏高原上的皑皑白雪、莽莽群山、孤独的牧羊人和五色的经幡旗，仿佛一下子就将你带进了一个充满鲜明藏族特色的文化时空中去，让你体会到别样的人生样态。
在霍达的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葬礼”场面的展现，让我们既增加了对伊斯兰教仪轨知识的了解，更感受到回族民众独特的风俗习惯。“丧葬制度，是回族文化中最具特点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宗教意义的部分。”①伊斯兰教义向来主张厚养薄葬，老人健在时要极尽孝道、细心服侍，让他愉快地度过暮年时光，尽享天伦之乐。一旦去世，就要实行速葬、土葬和薄葬，丧事一般不宜超过三天，所谓“亡人奔土如奔金”（小说中的俗语）。小说中两次描写到回民的葬礼情况：首先是为逝者的遗体洗礼、打整，然后是阿訇为之诵念《古兰经》，亲友在遗体周围传递香炉，接着就进行送葬、试坑、入土，逝世的人装殓时一定要头向正北，脸朝西方，即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之所在方向，最后才在念诵古兰经的声音伴随下封坑掩埋，宁静地入土。“穆斯林的葬礼隆重、庄严而简朴，没有丝毫的浮华。它是为亡人举行的一次共祈……它没有鞠躬和叩头，只有站立和祈祷。没有音乐。穆斯林的祈祷不需要任何音乐来伴奏，它是对真主没有任何扰动的静默，它以特殊的形式而永垂不替，以庄严的站立去感觉真主的真实存在，去沉思他的伟大、光荣和慈爱……参加葬礼的穆斯林必须是洁净的，而且必须是男性。”这些同当今汉族葬礼上尽情燃放烟花爆竹、高声放映电影以及人声鼎沸增加人气的热闹场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与藏族、蒙古族的天葬习俗迥然有别。
每一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独特的族群文化，这是各个民族得以存续的根基。“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心理特征。每一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都强烈地反映了他们的民族心理。他们的服装、饮食、房屋既是适应当代自然环境、气候等客观条件的产物，又是其文化心理状态的物化反映，表现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信仰的某些观念和情趣。”②但是，在全球化和商品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下，随着各民族青年一拨又一拨地赶赴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上学、打工、留洋，民族地区固有的那些标志族群特征的古老风俗逐渐悄无声息地丧失了，即使还保存若干民族文化因素，往往也成了外地游客心目中的表演性项目，久而久之，本地人也在这种不断重复的表演过程中厌倦了本民族文化。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这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生态产生了极大的伤害，因为按照生态学“生物物种越是多样，生态系统就越稳定”的观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生态越是多元共生，就越有利于民族的繁荣发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宗教题材的族群叙事通过诗意地呈现不同族群文化的差异，开阔了人们的思想眼界，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共识。 三、多难人生的精神救赎
马克思在论及宗教产生的缘由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宗教是对现实苦难的反映”，“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③在马克思看来，宗教这种“精神鸦片”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们受困于现实生存中诸如弱肉强食、贫富不均、疾病沉疴、命运无常、人生苦短等苦难无以解脱，转而寻求精神救赎的一种幻想，它往往用来世福音的终极诉求来表达对现实苦难的抗争，以虔诚的方外信仰来抚慰那些因厌世、愤世、逃世、疑世而找不到归宿的漂泊灵魂。不唯宗教如此，文学亦然。“人类在竭尽现世努力的同时，总是用各种办法寻求对现世的解脱；亦即面对物质功利时，一方面投入自己，一方面又设法超度自己。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实际上都是人们的解脱途径。”①正是在这一内在精神契合点上，宗教题材的族群叙事具有了破解精神生态失衡的全新意义。
史铁生本是一个下放到陕北锻炼的知识青年，他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准备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是就在21岁这个“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突然的瘫痪将他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彻底撕裂了，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只能依靠轮椅生活的“多余人”，苦难像狂飙一样卷走了精神星空上曾经熠熠闪烁的光芒，一种被命运捉弄的无奈使他转而向宗教寻求精神寄托。“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命运并不受贿，但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②生活的苦难使他以灵魂皈依的方式投入到宗教主题的书写之中，“上帝”“佛”“耶稣”的字样经常点缀于作品的各个角落，“宿命”“原罪”“苦难”“忏悔”“爱”的主题不时出现在其笔下，他的《原罪·宿命》《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小说和散文，不停地诉说着宿命的宗教情怀，袒露着渴望得救的受难身心。但他又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或佛门弟子，他只不过是借助于宗教来寄托自己对人生苦难的感悟，寻找精神生态的平衡点而已：从基督教的“原罪”和“救赎”中洞悉生命存在的意义，从佛教的“苦、集、灭、道”中勘破生死的本相。于是，人世的种种烦恼在刹那间的顿悟里消遁于无形，生命的灿烂荣光在灵魂的救赎中获得了永恒！
如果说史铁生对宗教的皈依是一个汉族作家从肉体苦难上升到精神解脱层面的话，那么张承志对宗教的皈依则是一位回民作家由精神困惑返回到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救赎。“张承志拒绝了官方意识形态为文学安排的道路，而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他是整个身心投入了民间中最庄严最神圣的领地——宗教。”③作为一个生活在汉族社会干部家庭的回民后裔，张承志经历了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到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知识青年再到伊斯兰教徒三个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少年时代红卫兵理想主义的教育，青年时代蒙古草原现实主义的文化改造，再到黄土高原上与穆斯林一起长达二三十年交往生活的灵魂浸染，张承志始终走在反叛现有“体制”的道路上。“对于历史的罪过的忏悔，尤其是对历史中‘对他人的歧视’这样一种罪过的忏悔只有一条路：就是站到被歧视者之中去。这一点，我毫不客气地说：‘我做到了！’”④我们不知道张承志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困境，但从他在文学道路上势头正盛之时毫不犹豫地皈依伊斯兰教这件事，以及至今仍在坚持的反叛立场，则完全能够感受得到他的苦恼和困惑。通过伊斯兰教，他要在灵魂和肉体上对自己进行双重的救赎。在创作过《黑骏马》《北方的河》这些流露出对终极生命的思考和关怀的“自然寻父”之作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伊斯兰教文化之中去寻找精神之父了。以《心灵史》为标志，他以信徒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展开了血缘追寻和心灵皈依的探索。在《心灵史》这部以七代穆勒什提（导师）为线索讲述的伊斯兰穷人教派哲合忍耶的“心灵史”中，作者找到了一种被宗教共同体接纳的归属感：“长久以来，我单枪匹马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渴望被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被收容的感情。”①不仅如此，他还在《心灵史》出版20余年之后，以60多岁的高龄亲往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将该书“珍藏纪念版”所售得的10万美元收益作为“天课”全数捐献给难民们，以肉身的实践兑现灵魂的救赎。
为何新时期以后各民族作家不约而同地都选择在宗教领域展开文学叙事呢？笔者以为，一方面，十年文革后政治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了人们信仰的失落，使精神领域成为一片真空地带；另一方面，在“一切向钱看”的利益驱动下，商品经济大潮又带来了固有精神价值的消解，再加上现实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得弱势群体和弱势族群倍感迷惘、孤独、恐惧和绝望，寻求一种新的精神信仰就成为社会上的普遍需求，于是宗教这种“精神鸦片”借助国家宗教政策的出台也就恰逢其时地出现在文学的星空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许是今天我们重启改革之路必须认真反思的地方，或许也是宗教题材当代族群文学叙事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宗教文学；族群叙事；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5-0059-06
[作者简介]彭松乔（1963—），男，湖北英山人，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主要从事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湖北武汉 430056）
Abstract： Chinese contemporary ethnic narrative with religious subjects have special ecological and aesthetic values. It shows difficult process of natural ecology from disenchantment to reenchantment and presents poetic landscape of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as well. Meanwhile， it reflects real experience of spiritual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ransition and outlines final expectation of life value. Cultural ecological problems， which were reflected by ethnic group literature with religious subjects， show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when we buil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give deep enlightenment for our future reform.
Key words： religious literature； ethnic group narrative； cultural ecology
自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逝的时候》引入宗教信仰话题以来，在当代作家作品中，把宗教境界当做精神归宿的不在少数，汪曾祺、史铁生、北村、张承志、霍达、乌热尔图、迟子建、扎西达娃、阿来、石舒清、红柯等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以安置漂泊无依的灵魂，探索人类精神的出路。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宗教皈依的文学书写虽然姗姗来迟，但却别具文化观照的独特生态审美价值。它不仅客观地展现了自然生态由“祛魅”到“复魅”的艰难，而且多元地呈现了各个族群文化生态的诗意景观；不仅生动地反映了转型中国精神生态流变的真实历程，而且梦幻般地勾画了多难人生的终极期许。虽然这种宗教皈依的精神境界与生态文明视阈中“美丽中国”的宏伟愿景尚存在明显差异，但是透过这层文学书写的宗教文化迷雾，不难发现它们所涵纳的生态情怀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相通相融的。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以宗教皈依为精神诉求的文学叙事几乎涵盖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中的各主要族群，因而也就赋予了它超越于文学书写经验之上的更为普泛的社会学意义。
一、衰败自然的复魅梦想
在全球各主要宗教世界观里，大自然往往被赋予神性的光辉。《老子》第25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道教始祖老子看来，自然是宇宙中最高的法则，因而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破坏自然的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其他像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萨满教等教义中，有关自然崇拜的教理可以列出大量的文献。正因为大自然蕴含着无穷的魅力，所以连一些顶尖的自然科学家也在神奇的自然面前不得不发出类似宗教崇拜般的喟叹，如当代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曾说：“一个科学家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当他发现到，有一些非常之奇妙的自然界的现象，当他发现到，有许多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丽的自然界的结构，我想，应该描述的方法是，他会有一个触及灵魂的震动，因为，当他认识到，自然结构有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奥妙，这个时候的感觉，我想是和最真诚的宗教信仰很接近的。”①然而，这么美妙的大自然却在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不得不令那些富有自然崇拜情怀的广大宗教信众以及无数热爱自然的有识之士感到痛心疾首！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全面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虽然国民经济发展有了迅速增长，但缺乏绿色指标规范的GDP崇拜却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没有科学设计和规划的矿山开采、旅游开发和城市扩张，使得包括“老少边穷”地区在内的广袤国土上呈现出一片自然衰败的景象。“七色谷是美丽得让人流泪的。山谷里满是五颜六色的石头，那石头上有晶莹剔透的水流过，那水透明得没有了颜色，因而它可以容纳任何颜色。这时它容纳的就是五颜六色的石头的颜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五彩缤纷……”然而，在了解了奇石的商业价值之后，“公元1990年春，三个鸡村前南十二华里的黑松林迎来了它千年来最为黯淡的时刻。三个鸡村的田茂林带了一帮人，把它折腾得惨不忍睹。山上像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层层的书页状石头被炮火掀翻起来，满山的碎石掩盖了所有的长不高的绿色植物，只有那些参天大树还伸展着千年的翠手，指向空中昭示着它们依然存在。”②欧阳黔生描写贵州风情的《水晶山谷》中这段文字，可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自然生态遭到无情破坏的惨烈程度。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自然生态破坏情景，在视自然为生命、膜拜自然为神灵的宗教信众和族群看来，这简直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无不为之痛心疾首！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其创作的《老人和鹿》《悔恨了的慈母》《灰色驯鹿皮的夜晚》《在哪儿签下我的名》《七岔犄角的公鹿》《熊洞》《沃克和泌利格》《雪》《胎》《鹿母之歌》《梦，还有野营地捅刀子的事》《玛鲁呀，玛鲁》等作品里，通过鄂温克猎人和森林闯入者形象的对比描写，用萨满教的体验和内省精神对自然破坏行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山上的树全让他们干倒了，横在地上，像一堆堆死尸”；“什么样的火也暖不了我的心。”（《悔恨了的慈母》中猎人金卡语） 当然，作家们并没有将他们的笔头完全停留在无休无止的谴责中，渴望自然复魅的梦想有时来得更为迫切！在新疆作家红柯的《美丽奴羊》中，面对屠夫举起的利刃，仿佛大彻大悟的神灵一般，一只待宰的美丽奴羊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竟然深情自若，坦然相向，这使得屠夫就像待吃的野草一样，一下子跪倒在它的面前，不得不放下屠刀。在小说《树泪》中，仿佛发了情的白桦树也透露出神秘的生命灵性，从而使自己的生命由“卑贱”升腾为“高贵”。这种对自然生命神性的敬畏，使得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在敬畏中拥抱自然，与自然融合为一！而在张承志笔下，无涯大漠、广袤草原、黄土梁峁、雪岭冰峰、静夜荒滩、河流戈壁、寒风雪路、春阳残月……这些自然意象就像一个个神秘的宗教场域，一头连接着俗世，一头连接着神性，无不弥散着神性的启示与召唤的力量，尽情展示着神性与魅性。类似的情形在其他作家身上也有相当生动的体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合著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论及人类与宗教的关系时曾经说：“宗教使人认识到人类虽然有卓绝的巨大能力，但也仍然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人类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续下去，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得和自然共存。对于一个具有意识的存在——因而就有选择力，就不得不面临某种选择的存在来说，宗教是其生存不可或缺的东西。人类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宗教。”①虽然这一论断并不一定科学，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族群情况，但宗教在保护自然生态方面的影响力却是实实在在的。只要你到过青藏高原、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原始森林，你就会发现藏族人民、蒙古牧民和鄂温克人对雪山、草原、原始森林植被的崇拜与爱护中，无不处处显示着宗教的神奇力量！
二、族群文化的多元呈现
中华民族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使得华夏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既共生于一体，又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审美风尚。从宗教信仰角度看，由于它既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又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因而对那些宗教色彩浓厚的民族来讲，不了解他们现实的宗教生活，也就无法认识这个民族本身。就此而言，当代各民族作家由于多样而诗意地呈现了宗教生活的差异，从而使各民族文化焕发出多元共生的璀璨光彩。汉族作家对于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精神的抒写，蒙古族、满族及鄂温克族作家对于萨满教意识的弘扬，藏族作家对于藏传佛教传统的钟情，回族、维吾尔族作家对于伊斯兰教仪轨的尊崇……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广博与渊深！
在扎西达娃的小说《野猫走过浪漫的岁月》里，我们没有看见对藏民生活过多的情节性展现，也没有领受一个作家对藏传佛教知识的刻意传布（如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葛举派、觉囊派等的区分），但是通过作家对藏地高原上险峻荒芜、人烟稀少的自然世界的款款描述，我们仿佛一下子就走进了藏民那神秘的精神境界，完全能够感悟到这种宗教的成因和存在的价值：在白雪皑皑、层峦叠嶂的寂静群山之中，耀眼刺目的阳光把白昼拖得漫长无边，当一个牧民于放牧之后的闲暇时光里，静坐山边，凝视着远处山岚起伏的形状和变幻的风云色彩，默默地感受着宇宙永恒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啊！于是，人对世界就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怀想，就会觉得旷野似乎有了某种神秘的气息，世界上仿佛真的存在着涅槃世界和魔鬼地狱。尤其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白石玛尼堆，屋顶和山口上飘扬着的五色经蟠旗，悬崖峭壁上的石刻佛雕，它们一下子就将你从尘世的纷扰中带入对神佛敬畏的境地。你对自己的命运不再束手无策、彷徨无助了，你在转动经筒的时候，那些关于生命无常、人生是苦、六道轮回的教义就会倏忽之间汇聚于你的心灵，带给你心灵的抚慰和来世无限美好的福音。尽管是宗教文学，但小说中呈现的青藏高原上的皑皑白雪、莽莽群山、孤独的牧羊人和五色的经幡旗，仿佛一下子就将你带进了一个充满鲜明藏族特色的文化时空中去，让你体会到别样的人生样态。
在霍达的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葬礼”场面的展现，让我们既增加了对伊斯兰教仪轨知识的了解，更感受到回族民众独特的风俗习惯。“丧葬制度，是回族文化中最具特点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宗教意义的部分。”①伊斯兰教义向来主张厚养薄葬，老人健在时要极尽孝道、细心服侍，让他愉快地度过暮年时光，尽享天伦之乐。一旦去世，就要实行速葬、土葬和薄葬，丧事一般不宜超过三天，所谓“亡人奔土如奔金”（小说中的俗语）。小说中两次描写到回民的葬礼情况：首先是为逝者的遗体洗礼、打整，然后是阿訇为之诵念《古兰经》，亲友在遗体周围传递香炉，接着就进行送葬、试坑、入土，逝世的人装殓时一定要头向正北，脸朝西方，即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之所在方向，最后才在念诵古兰经的声音伴随下封坑掩埋，宁静地入土。“穆斯林的葬礼隆重、庄严而简朴，没有丝毫的浮华。它是为亡人举行的一次共祈……它没有鞠躬和叩头，只有站立和祈祷。没有音乐。穆斯林的祈祷不需要任何音乐来伴奏，它是对真主没有任何扰动的静默，它以特殊的形式而永垂不替，以庄严的站立去感觉真主的真实存在，去沉思他的伟大、光荣和慈爱……参加葬礼的穆斯林必须是洁净的，而且必须是男性。”这些同当今汉族葬礼上尽情燃放烟花爆竹、高声放映电影以及人声鼎沸增加人气的热闹场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与藏族、蒙古族的天葬习俗迥然有别。
每一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独特的族群文化，这是各个民族得以存续的根基。“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心理特征。每一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都强烈地反映了他们的民族心理。他们的服装、饮食、房屋既是适应当代自然环境、气候等客观条件的产物，又是其文化心理状态的物化反映，表现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信仰的某些观念和情趣。”②但是，在全球化和商品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下，随着各民族青年一拨又一拨地赶赴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上学、打工、留洋，民族地区固有的那些标志族群特征的古老风俗逐渐悄无声息地丧失了，即使还保存若干民族文化因素，往往也成了外地游客心目中的表演性项目，久而久之，本地人也在这种不断重复的表演过程中厌倦了本民族文化。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这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生态产生了极大的伤害，因为按照生态学“生物物种越是多样，生态系统就越稳定”的观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生态越是多元共生，就越有利于民族的繁荣发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宗教题材的族群叙事通过诗意地呈现不同族群文化的差异，开阔了人们的思想眼界，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共识。 三、多难人生的精神救赎
马克思在论及宗教产生的缘由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宗教是对现实苦难的反映”，“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③在马克思看来，宗教这种“精神鸦片”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们受困于现实生存中诸如弱肉强食、贫富不均、疾病沉疴、命运无常、人生苦短等苦难无以解脱，转而寻求精神救赎的一种幻想，它往往用来世福音的终极诉求来表达对现实苦难的抗争，以虔诚的方外信仰来抚慰那些因厌世、愤世、逃世、疑世而找不到归宿的漂泊灵魂。不唯宗教如此，文学亦然。“人类在竭尽现世努力的同时，总是用各种办法寻求对现世的解脱；亦即面对物质功利时，一方面投入自己，一方面又设法超度自己。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实际上都是人们的解脱途径。”①正是在这一内在精神契合点上，宗教题材的族群叙事具有了破解精神生态失衡的全新意义。
史铁生本是一个下放到陕北锻炼的知识青年，他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准备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是就在21岁这个“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突然的瘫痪将他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彻底撕裂了，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只能依靠轮椅生活的“多余人”，苦难像狂飙一样卷走了精神星空上曾经熠熠闪烁的光芒，一种被命运捉弄的无奈使他转而向宗教寻求精神寄托。“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命运并不受贿，但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②生活的苦难使他以灵魂皈依的方式投入到宗教主题的书写之中，“上帝”“佛”“耶稣”的字样经常点缀于作品的各个角落，“宿命”“原罪”“苦难”“忏悔”“爱”的主题不时出现在其笔下，他的《原罪·宿命》《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小说和散文，不停地诉说着宿命的宗教情怀，袒露着渴望得救的受难身心。但他又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或佛门弟子，他只不过是借助于宗教来寄托自己对人生苦难的感悟，寻找精神生态的平衡点而已：从基督教的“原罪”和“救赎”中洞悉生命存在的意义，从佛教的“苦、集、灭、道”中勘破生死的本相。于是，人世的种种烦恼在刹那间的顿悟里消遁于无形，生命的灿烂荣光在灵魂的救赎中获得了永恒！
如果说史铁生对宗教的皈依是一个汉族作家从肉体苦难上升到精神解脱层面的话，那么张承志对宗教的皈依则是一位回民作家由精神困惑返回到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救赎。“张承志拒绝了官方意识形态为文学安排的道路，而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他是整个身心投入了民间中最庄严最神圣的领地——宗教。”③作为一个生活在汉族社会干部家庭的回民后裔，张承志经历了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到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知识青年再到伊斯兰教徒三个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少年时代红卫兵理想主义的教育，青年时代蒙古草原现实主义的文化改造，再到黄土高原上与穆斯林一起长达二三十年交往生活的灵魂浸染，张承志始终走在反叛现有“体制”的道路上。“对于历史的罪过的忏悔，尤其是对历史中‘对他人的歧视’这样一种罪过的忏悔只有一条路：就是站到被歧视者之中去。这一点，我毫不客气地说：‘我做到了！’”④我们不知道张承志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困境，但从他在文学道路上势头正盛之时毫不犹豫地皈依伊斯兰教这件事，以及至今仍在坚持的反叛立场，则完全能够感受得到他的苦恼和困惑。通过伊斯兰教，他要在灵魂和肉体上对自己进行双重的救赎。在创作过《黑骏马》《北方的河》这些流露出对终极生命的思考和关怀的“自然寻父”之作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伊斯兰教文化之中去寻找精神之父了。以《心灵史》为标志，他以信徒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展开了血缘追寻和心灵皈依的探索。在《心灵史》这部以七代穆勒什提（导师）为线索讲述的伊斯兰穷人教派哲合忍耶的“心灵史”中，作者找到了一种被宗教共同体接纳的归属感：“长久以来，我单枪匹马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渴望被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被收容的感情。”①不仅如此，他还在《心灵史》出版20余年之后，以60多岁的高龄亲往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将该书“珍藏纪念版”所售得的10万美元收益作为“天课”全数捐献给难民们，以肉身的实践兑现灵魂的救赎。
为何新时期以后各民族作家不约而同地都选择在宗教领域展开文学叙事呢？笔者以为，一方面，十年文革后政治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了人们信仰的失落，使精神领域成为一片真空地带；另一方面，在“一切向钱看”的利益驱动下，商品经济大潮又带来了固有精神价值的消解，再加上现实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得弱势群体和弱势族群倍感迷惘、孤独、恐惧和绝望，寻求一种新的精神信仰就成为社会上的普遍需求，于是宗教这种“精神鸦片”借助国家宗教政策的出台也就恰逢其时地出现在文学的星空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许是今天我们重启改革之路必须认真反思的地方，或许也是宗教题材当代族群文学叙事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