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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在山城重庆发生了一起轰动国统区的“费巩失踪案件”。
费巩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时任浙江大学教授，应邀赴北碚讲学。这年3月5日凌晨搭船去北碚复旦大学，在千厮门码头突然失踪了。
消息迅速传开，学生们、教授们、进步的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都在呼吁营救费巩教授。国民党当局强装镇静，他们发表的消息、采取的措施，无不矛盾百出，欲盖弥彰。他们假惺惺地派人四处寻找，却始终没有下落。
费巩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会失踪的？
（一）
费巩，1905年8月18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市，原籍江苏省吴江县，原名福熊，字寒铁，后字香曾。他出生于吴江的世家大望族，一个诗书科第之泽。祖父是同治乙丑进士，做过官，但盛年便引退了，与同乡吴望云、昆山朱研生有“吴中三高士”之称。父亲原名树蔚，字仲深，号韦斋，因敬佩明代的黄梨州，又号愿梨；少年英俊，称为奇才；辛亥革命时为肃政厅肃政史，后帝制议起，他拂袖而归，退隐苏州。费巩的母亲吴本静和岳母吴本闲是姊妹俩，都是清朝湖南巡抚吴大澂的女儿。当代文豪、大诗人柳亚子即是费仲深的外甥，但柳只比费仲深小3岁，因此他俩从小常在一起学诗、玩耍。费巩夫人袁慧泉的父亲就是袁克定，祖父即袁世凯。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死去时，袁慧泉仅14岁。她善书画、识大体，并不像她祖父那样；与费巩结婚后，在费巩的教育影响下，见识胸襟都有进步。她在给费巩的一封信中曾说：“邦无道，富且贵，耻也。”费巩很赞赏这句“先有国后有家”的古训。
费巩13岁时和他的哥哥费福焘一起到上海进了南洋模范小学，后进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岁时入复旦大学，次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发动附小师生在江南一带讲演、游行，配合罢工、罢课斗争。1926年6月，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政治系；1929年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研究各国政治制度和西洋史；1931年毕业，次年任教于复旦大学。1933年秋，应聘任教于浙江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并兼注册课主任。他的遭难，正是在浙江大学任教10年后获准休假1年，应复旦大学邀请，前往北碚举办为期1年的“民主与法制”的特别讲座，于3月5日凌晨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的。
费巩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赤诚的爱国心。他不仅相貌、仪态、举止都像他的父亲，而且性格品质都和他父亲一样：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追求真理、不畏强暴。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特别欣赏英国的自由民主空气，他认为马克思的祖国容纳不了马克思，而英国却能容纳马克思的存在，使《资本论》得以写成，值得赞许。这一思想概念的形成，一直影响着他。他终身为民主自由而呐喊，不遗余力地抨击法西斯独裁统治，这招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不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进攻东北，短短的两个月里，东北全境便被占领了；东北3000万同胞、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落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掌。这时费巩从英国毕业转道苏联回国，他看到海面上横行的挂着“膏药旗”的船只，悲愤至极，将自己惟一的西装抛入大海，并自此把姓名改为费巩，大概是“固我国领土”的意思吧。以后他经常穿长袍马甲，浙大学生都叫他“马甲教授”。就在这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发行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此书提出了“民仆”的主张，即国家干部应为人们的仆人，无异于工商各业，都是为人民效劳的。他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国的官员们“俨然以民之父母自居，进而剥削之鱼肉之”，“民国以来，号称维新，而政界之恶浊腐败，甚于往昔”，大胆地抨击国内的腐败政制。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政治极端腐败的时候，一个26岁的青年，有如此的胆识和爱国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怎能不遭反动派的忌恨呢！
1935年，费巩在浙大任教并担任注册课主任期间，校长为了清除进步学生，要费巩以成绩不合格为理由，开除10多名学生的学籍，其中就有胡乔木。费巩既然是注册课主任，学生的分数他当然是清楚的，胡乔木的成绩分明有80多分，怎能改为不及格呢？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于是与校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1940年7月，浙大学生把一名极其反动的训导长赶下了台。继任的校长是竺可桢，他深知费巩的为人，知道他深孚众望，于是“三顾茅庐”请费巩出任训导长。费巩考虑了两周时间，觉得“出仕则可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不出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拔何日”，最后确定接受聘书，出任训导长，但提出两个条件：一、不参加国民党；二、不领训导长俸禄。他在就职典礼上，讲到他的立场时，说：“吾的立场，不是政客，不晓得用手段，吾的位置不是活动得来的、运动得来的；而是政治家，出来做事，是为发展抱负，施行政策，是为学生做事，不是为了私利。”又说：“训导长有的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做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吾出来靠别人的是信任，同事的合作，同学的信仰；靠自己的是一股刚直之气和一腔热忱。”“训导处从今天起该走前门，不走后门，大门洞开。”他的讲话获得如雷的掌声。
费巩极度鄙视厌恶那些横行不法的国民党党棍和不学无术的三青团学生。他严厉主张清除以监视进步学生为职业的特务学生。有一次，在他的严正主张下，曾开除几个三青团骨干，因为他们贪污为救济河南灾区举办义演的票房收入。费巩说：“学校不能要这些不肖子孙……他们连救灾义演的公款都会贪污，还能指望这些人毕业以后为人民、为国家办好事？”他指斥浙大一名国民党头子，说：“教授加党棍、学者兼特务，才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败类。”这样的言论和行动，当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不久，遵义警备司令部便威胁费巩辞去训导长职务，罪名是纵容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教育部于是指令浙大校长办公室“早日物色继任，不容长久令非党员摄行”。在内外交迫下，费巩不得不提交了辞职书。
费巩十分痛恨腐败的社会制度和贪污腐化。他不顾自己处在虎狼爪牙之下，以大无畏精神公开发表讲演和撰写文稿，抨击时政。有一次，学校训导委员会在谈及宪政讨论会讲演稿时，费巩表示愿意首先演讲批评国民党的宪政。有些人认为可能会惹祸，劝他修改，他说“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可不改”。过了两星期，他还是照所备讲演稿登台讲了，讥刺时政，语甚愤慨。
（二）
像费巩这样一个刚正不阿、伸张正义、忧时忧国、为民请命的人，当然为反动派所不容。1943年上半年，在国民党遵义县党部，由军统特务组织遵义工作组负责人钱某会同国民党遵义县党部书记潘某，秘密召开了预谋逮捕和暗杀费巩的特别会议，通过了这一预谋，并由军统方面秘密执行这一决议案。
后来因为全国性的“倒孔（祥熙）运动”，费巩以进步面貌积极活动，是极有声望的教授，军统方面恐捕杀费巩会引起全国舆论的谴责，所以迟迟未予执行，只是由军统和中统方面派遣特务人员对费巩在校内外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某些监视费巩的特务每月可以领到高至200元的特别津贴。某女生以与住在费巩楼上所谓某教授谈恋爱为名，没早没晚地出入该楼，监视费巩的行动。
正直、爱国的费巩教授，充分意识到自己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已不可调和，矛盾已愈来愈激烈了。但是，他还是个书生，不会预料到特务机关早已策划好秘密谋杀他的决议案；他也没有意识到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由特务们以各种渠道密告上司，只待时机动手。
因抗战迁往贵州遵义的浙大是西南地区的“民主堡垒”之一，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防范的单位，蒋介石曾手谕要“清查共党活动”。费巩是这个“重点防范”单位的“重点防范”人物。不仅学校的国民党、三青团、中统、军统特务监视他，而且遵义市和贵州省的党部、三青团、军统、中统、警备司令部，再加上重庆的国民党的教育部及军统、中统特务都在监视他。还有那几个费巩坚决主张开除出校的特务学生，也在外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他。
（三）
费巩是在重庆被害的，他为什么会由遵义去重庆呢？
费巩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爱国民主教授，作为复旦老校友，复旦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希望他能回母校任教。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一个国民党的元老曾推荐费巩为复旦校长，提出只要他做个挂名的国民党员就行，可不参加党务活动。费巩坚决不干，先后4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从1943年起，复旦校长章益（友三）曾不下十函，催促他回母校任职。从1943年到1944年，整整两年的时间，费巩思想波动，总下不了决心，他进行着种种准备，但不论怎样，他坚守一个原则，即决不加入国民党，也决不谋求任何高位。
1943年10月，费巩与苏步青教授同时获准在国内进修1年，但他俩均因工作需要，推迟了1年，于1945年初才开始休假。苏步青教授留原校，费巩则应复旦之聘，前往举办“民主与法制”的特别讲座。他原计划讲授英国政府、现代中国政治问题和中国政理3门功课。后来他觉得如能就人事制度方面作进一步的考察，亦可扩展为一学期之学程，这比讲授陈旧之史或更受人欢迎。因此他打算在到北碚复旦大学之前，抓紧在重庆对国民党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作一番调查。费巩正怀着这样的打算，离开遵义来到重庆。哪里知道，这位讲授“民主与法制”的教授，就这样葬身于没有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了。
1945年1月24日，费巩离遵义启程。送行的人们都为费巩担心，怕他此行凶多吉少，劝他在重庆言行要小心。
到重庆后，他在访友和调查中，深感反动统治的腐败。2月7日上午，原浙大学生吴作和（现名赵江）来看望他。谈话之间，他递给费巩一张传单。费巩读后，十分兴奋，觉得传单的内容很适合自己的口味，对吴作和说：“很好，说得很痛快，很切时弊。”吴作和征求他的意见：“您可签名吗？”费巩立即答道：“可以。柳亚子是我的同乡、我的表兄，我的身份与他差不多，他签得，我也签得。”随即在传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张传单就是1945年2月2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庆文化界40多人签名的《对时局进言》。《进言》是郭沫若的手笔，它以雷霆万钧之力，述明了国家的危机，人们的痛苦。文件的笔锋直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专制政治。
这篇《进言》一发表，立即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反动派如坐针毡、惶惶不安，特务们奉命对《进言》的签名者进行种种威胁、恐吓、利诱。但也有极个别的人，在压力下被迫在报纸上发表“并未参加”的声明。同时，国民党另拟了一篇反动的《宣言》，胁迫各大学、专科学校的教授签名。费巩极为气愤，再次发表文章，痛斥那些贪生怕死的人。这更引起反动派的痛恨，他们决定拿费巩开刀，必欲拔除他们的眼中钉。
（四）
复旦大学开学临近了，费巩托人买了去北碚的轮船票。
重庆天亮得比较晚，与沿海地区相比总要相差一个多小时。去北碚的轮船开船的时间是拂晓5时。如果费巩从原来住处上清寺步行到码头，又要临时搬运行李，那就得深夜二三点钟起床，既不方便，又容易耽误上船的时间。因此，他的一位学生邵全声，便替他在离码头不远的林森路找到了一个临时的住处。
3月4日下午，即费巩动身的前一天，他叫邵全声陪着他把行李先寄放在码头附近的屯船仓库中。这个仓库的管理员鲍云卿是费巩的熟人。寄罢行李回来，在江边到大马路之间的一条小巷中，费巩偶然看到路旁的一家灯笼店里有一种可以折叠的灯笼，他俩顺便买了一盏。买时费巩看见柜台上放着现成的红色颜料和红色毛笔，就叫邵全声在灯笼上写了一个“费”字，他觉得邵全声写得不够好，自己拿起笔来，修改了一些笔画。这盏灯笼，便是以后被怀疑为邵全声与其同伙相联络的信号。
3月4日的晚餐是复旦校友陆凤仞、徐森木请他吃的。晚8时左右，他一人回到住处，稍坐一会就睡了。第二天凌晨2时左右，他起床盥洗后，用饼干作了早点。之后，便与邵全声前往千厮门码头。
山城在黑暗笼罩之中。路上阴冷，行人稀少，昏暗的路灯摇晃着。费巩和邵全声走完大马路，转入通向江边的小巷时，费巩便叫邵全声从手提袋中拿出那盏灯笼，点亮了照着走路。他俩到达轮船码头时，通向轮船的小浮桥靠岸一端的木栅门尚未打开，已有10多个看起来是旅客的人在木栅门外等待着。为了早些上船，易于找到座位，费巩便叫邵全声把寄放在轮船仓库的行李搬来。邵全声找到了管理员鲍云卿，并在附近找到一个搬运工人，一起把铺盖箱子搬来。这时，原关着的木栅门已经打开。邵全声以为费巩已先上了轮船，他从船头找到船尾，高声呼叫着，却未听到费巩的回答，他的心“怦怦”直跳。这时轮船开航时间已经迫近。邵全声从岸上找到船上，又从船上找到岸上，反复寻找，都未见费巩的踪影。一种不祥之感袭上他的心头，他在恍惚和焦虑中看着驶往北碚的“民视轮”开走了。
费巩失踪了？
邵全声以侥幸和急切的心情于当天下午打电话询问北碚复旦大学，办公室的秘书回答他“已经到校”。邵全声的心略略放宽了一点。但过了数日，当他托复旦学生把费巩的行李带去复旦，却找不到费巩时，他更着急了。原来那位秘书回答他的时候，只是看到几位从重庆乘船来的复旦老师，便以为费巩也同船到了，她其实并未见过费巩。就这样，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
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因公在重庆，14日他得知费巩失踪的消息，在这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述和判断：“得知费香曾于去北碚路上失踪……疑其签字于《新华日报》之宣言主张各党派联席会议有关，如被特务机关禁闭，则生命殊可忧。此时政府大唱民主而竟有类似盖世太保之机构，真可叹！”
竺可桢在重庆进行了紧迫的多方面的探询，连日派人到国民党监察院、行政院和重庆卫戍司令部查问，乃至亲自到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室查问，都毫无结果。
费巩确实失踪了！这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到处打听费巩的下落，也做着各种估计：一种估计比较乐观，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在民愤和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予以释放；一种估计则比较悲观，认为反动派想借费巩的头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因此释放的希望似乎渺茫。而熟悉费巩的人估计像他那样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人，又那样深受学生的爱戴和信任，对这样有骨气的教授，反动派是决不会罢手的。
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内幕活动，并且严密布置，加紧了新闻检查，不许报刊登载任何有关消息。
浙江大学原先贴出的欢迎费巩讲学的海报，被呼吁营救费巩的标语所覆盖。复旦大学学生会和北碚学生会争取民主同盟，分别召开了以营救费巩为主题的紧急会议，发表了《告各界同胞书》，并且以罢课来抗议反动当局迫害民主教授。
消息很快传到贵州遵义和湄潭。浙大师生不顾当局的禁令，举行罢课，学生自治会召开了紧急的全体学生会议，并立即打电报给重庆浙大校友会和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要求设法营救他们衷心爱戴的老师。
国民党反动派处在万众唾骂之中。一些报刊冲破了新闻封锁，用各种方式报道了费巩失踪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再三呼吁、抗议，要求释放费巩。反动当局却强装镇静，矢口抵赖。
为了欺骗舆论，蒋介石和美国驻华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不得不假惺惺地亲自下令给“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子戴笠和梅乐斯，要他们查找费巩的下落。戴笠和梅乐斯又煞有介事地派出美国纽约“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沈醉四处查访，甚至荒唐地到四川巫山，到遵义、湄潭的浙大去寻查，却惟独不去近在咫尺的“中美合作所”内查找。
沈醉和克拉克带了“中美合作所”的一名翻译潘某由重庆去遵义，先去见浙大校长竺可桢。竺可桢很不耐烦地在校长办公室接见了他们。沈醉说明了来意之后，竺可桢便用英语直接和克拉克交谈，答复了克拉克提出的有关费巩的问题。竺可桢十分肯定地指出，遵义是绝对寻找不出费巩教授的，要找，最好是回到重庆向那些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关去查询，才可能得到圆满的答复。沈醉和克拉克对这样的回答当然不满意，又要竺可桢谈谈费巩在遵义和其他地方的关系，以便他们多方面去了解。竺可桢想了很久，问了在旁的其他一些人之后，告诉他们可去附近的湄潭县费巩的一个亲戚处了解一下。沈醉和克拉克向竺可桢要了一张费巩的近照。第二天他们便驱车赶往湄潭，见了费巩的那个亲戚和几个与费巩相识的人，他们谈的也和竺可桢谈的差不多。从湄潭回来后，沈醉便找了军统在遵义负责的贵州站遵义组组长陈某查问情况。陈说，费巩在浙大一向是表现很激烈，除了军统对他注意外，中统也很注意他，中统并派有特务监视他。这次去重庆，一路上可能还有中统特务跟着他。陈某认为军统如果没有逮捕他，很有可能是被中统秘密逮捕了。
他们在遵义军统设在茅草铺的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住了近一星期，便回到重庆。克拉克认为竺可桢所说的向政府机关查询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当他们向戴笠和梅乐斯报告去遵义调查经过的情况和竺可桢的意见后，梅乐斯认为如果能向重庆治安机关去查询一下，便可能水落石出；万一没有，魏德迈也好向上书营救费巩的40名留美教授作个交代。戴笠当时也只好答应，仍旧叫沈醉陪同去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查阅费巩失踪后的有关捕人档案，必要时可拿着费巩的照片去查对这一段时间内所逮捕到的人犯。
汇报完毕，在出来的时候，沈醉悄悄地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合作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戴笠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说：“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那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停了一会，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
沈醉和克拉克翻遍了稽查处和刑警处等单位的档案，都找不出一点线索。这些单位的负责人说，可能是失足落水淹死了，所以到处找不到。克拉克一听也很以为然，便和沈醉到码头上调查，后来又到长江下游唐家沱一处专门打捞尸体的地方去查询，甚至还把最近捞到的无人认领的10多具尸体一起挖出来对证。当时天气很热，他们在唐家沱附近的坟地里，搞了两天，仔细查对了那10多具腐烂的已经发臭的尸体，没有一具可以勉强联系得上是费巩的。
魏德迈听到没有一点结果，很不高兴，还要梅乐斯继续设法侦查。他认为不管是哪个单位抓去了，只要弄确实以后，他一定有力量能要回来。正在这个时候，重庆卫戍司令部突然接到一个署名浙江大学学生××的一封告密信，说他亲自见到费巩身着和尚装束，在巫山县过渡，经他认出后，费巩叮嘱他不可对人声张，因他看破了红尘，决心出家，要这个学生严守秘密。卫戍总部正急着没有办法交待，一个大学教授居然丢了找不出来，又惊动了美国主子来出面查询，实在无法可辞其咎。得到这封信后，便连夜由稽查处派人去巫山寻找。卫戍总部去的人还没回来，梅乐斯也得到了这一消息，也要派人去。戴笠又叫沈醉陪着克拉克赶赴巫山县。巫山县政府听说“洋大人”要找什么和尚，便准备下令各乡镇将巫山县各寺庙的和尚全部押到县里来，由沈醉等人当面查询。沈醉与克拉克都不赞成这个“打草惊蛇”的办法，决定亲自到各寺庙去查访。他们寻访了几十个大小庙宇，仍找不到一个像费巩的和尚。他们在巫山渡口住了两天，留心观察渡河的来往行人，也没有见到像费巩的人来过渡。
其实很明显，所谓失足落水，所谓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以及其他种种谣言蜚语，都是反动派捏造出来企图掩人耳目，推卸罪责的花招。戴笠与沈醉的一番悄悄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为什么不能让人查看军统局的看守所呢？”“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这不是明白的暗示吗？
这些花招，当然安息不了民心，于是新的谣传和替罪羊便出现了。蒋介石密令扣押了邵全声，同时还扣留了他的同乡、同事10多人。在用水灌鼻子和火烧胳肢窝等酷刑后，邵全声为着不连累他人，便屈打成招了，说什么费巩一路上批评他，他一气之下便把费巩推下了水，是他谋害了费巩。
邵全声原是浙大外语系学生，后来因慕名选择费巩为其导师。费巩很喜欢他，经常跟他讲述明朝末年魏忠贤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以及左光斗、杨涟等人对魏忠贤一伙进行坚决斗争，虽遭杀害，却至死不悔的史实。邵全声常为这些史实而深深激动。像这样一个忠诚老实的学生，却被反动派所诬陷。这种恶毒的诬陷在社会上传开后，竺可桢校长和费巩的胞兄费福焘明确地否认邵全声是凶手。一直到1947年8月，邵全声才由重庆法院以不起诉案予以释放。
几个月来，江中、山洞都未发现费巩的尸体。9月下旬，黄炎培和费福焘等商量，要登报悬赏200万元，若无效则为费巩召开追悼会。
（五）
红岩村是较早得到费巩失踪情报的。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深切关注着这件事。浙大地下党组织派人及时汇报了有关费巩的情况。为了保护费巩的生命安全，中共决定暂时不把此事公开，而是加紧探查费巩的下落。一直到1945年4月30日，《新华日报》登载了一则“编辑部启事”，才把费巩失踪的事公开出来。
费福焘为营救胞弟，四处奔走，他乘坐的小汽车，总是被一辆国民党特务的车子尾随。我党密切地注意了这个情况，为保护费福焘，也派出一辆车子跟着。
到了1946年1月，我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等人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向国民党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七条便是“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后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或文章，要求释放政治犯，一再提到这几个有名的人物。之后，叶挺、廖承志和张、杨两将军的生死情况都基本大白于世，惟有费巩的生死，反动派始终不作交代。
真相终究是瞒不住的。费巩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将尸体抛入镪水池化掉了。
3月5日凌晨，当费巩和邵全声提着灯笼走向码头的时候，早有一群特务隐伏在千厮门码头，待邵全声一离开，有一个特务便出来哄骗费巩，待费巩离开码头，一群特务便蜂拥而上，死拖活拽地把费巩推上囚车，疾驶而去。其时山城的天色还是黑沉沉的，大雾弥漫，阴森恐怖。
费巩先是被关押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后来又被关进了号称“活棺材”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特别监狱。
其实，反动派煞有其事地派出纽约“名探”克拉克和沈醉侦查“费巩失踪案”，心中早就有了打算。他们的所谓“侦查”不过是为了掩饰罪行，安息民心而已。随着人民群众反迫害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动派越来越感到棘手，骑虎难下，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极少数特务得到密令，要高度机密，极其迅速地将费巩杀害，并“消尸灭迹”。
费巩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时任浙江大学教授，应邀赴北碚讲学。这年3月5日凌晨搭船去北碚复旦大学，在千厮门码头突然失踪了。
消息迅速传开，学生们、教授们、进步的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都在呼吁营救费巩教授。国民党当局强装镇静，他们发表的消息、采取的措施，无不矛盾百出，欲盖弥彰。他们假惺惺地派人四处寻找，却始终没有下落。
费巩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会失踪的？
（一）
费巩，1905年8月18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市，原籍江苏省吴江县，原名福熊，字寒铁，后字香曾。他出生于吴江的世家大望族，一个诗书科第之泽。祖父是同治乙丑进士，做过官，但盛年便引退了，与同乡吴望云、昆山朱研生有“吴中三高士”之称。父亲原名树蔚，字仲深，号韦斋，因敬佩明代的黄梨州，又号愿梨；少年英俊，称为奇才；辛亥革命时为肃政厅肃政史，后帝制议起，他拂袖而归，退隐苏州。费巩的母亲吴本静和岳母吴本闲是姊妹俩，都是清朝湖南巡抚吴大澂的女儿。当代文豪、大诗人柳亚子即是费仲深的外甥，但柳只比费仲深小3岁，因此他俩从小常在一起学诗、玩耍。费巩夫人袁慧泉的父亲就是袁克定，祖父即袁世凯。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死去时，袁慧泉仅14岁。她善书画、识大体，并不像她祖父那样；与费巩结婚后，在费巩的教育影响下，见识胸襟都有进步。她在给费巩的一封信中曾说：“邦无道，富且贵，耻也。”费巩很赞赏这句“先有国后有家”的古训。
费巩13岁时和他的哥哥费福焘一起到上海进了南洋模范小学，后进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岁时入复旦大学，次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发动附小师生在江南一带讲演、游行，配合罢工、罢课斗争。1926年6月，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政治系；1929年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研究各国政治制度和西洋史；1931年毕业，次年任教于复旦大学。1933年秋，应聘任教于浙江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并兼注册课主任。他的遭难，正是在浙江大学任教10年后获准休假1年，应复旦大学邀请，前往北碚举办为期1年的“民主与法制”的特别讲座，于3月5日凌晨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的。
费巩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赤诚的爱国心。他不仅相貌、仪态、举止都像他的父亲，而且性格品质都和他父亲一样：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追求真理、不畏强暴。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特别欣赏英国的自由民主空气，他认为马克思的祖国容纳不了马克思，而英国却能容纳马克思的存在，使《资本论》得以写成，值得赞许。这一思想概念的形成，一直影响着他。他终身为民主自由而呐喊，不遗余力地抨击法西斯独裁统治，这招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不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进攻东北，短短的两个月里，东北全境便被占领了；东北3000万同胞、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落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掌。这时费巩从英国毕业转道苏联回国，他看到海面上横行的挂着“膏药旗”的船只，悲愤至极，将自己惟一的西装抛入大海，并自此把姓名改为费巩，大概是“固我国领土”的意思吧。以后他经常穿长袍马甲，浙大学生都叫他“马甲教授”。就在这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发行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此书提出了“民仆”的主张，即国家干部应为人们的仆人，无异于工商各业，都是为人民效劳的。他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国的官员们“俨然以民之父母自居，进而剥削之鱼肉之”，“民国以来，号称维新，而政界之恶浊腐败，甚于往昔”，大胆地抨击国内的腐败政制。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政治极端腐败的时候，一个26岁的青年，有如此的胆识和爱国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怎能不遭反动派的忌恨呢！
1935年，费巩在浙大任教并担任注册课主任期间，校长为了清除进步学生，要费巩以成绩不合格为理由，开除10多名学生的学籍，其中就有胡乔木。费巩既然是注册课主任，学生的分数他当然是清楚的，胡乔木的成绩分明有80多分，怎能改为不及格呢？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于是与校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1940年7月，浙大学生把一名极其反动的训导长赶下了台。继任的校长是竺可桢，他深知费巩的为人，知道他深孚众望，于是“三顾茅庐”请费巩出任训导长。费巩考虑了两周时间，觉得“出仕则可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不出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拔何日”，最后确定接受聘书，出任训导长，但提出两个条件：一、不参加国民党；二、不领训导长俸禄。他在就职典礼上，讲到他的立场时，说：“吾的立场，不是政客，不晓得用手段，吾的位置不是活动得来的、运动得来的；而是政治家，出来做事，是为发展抱负，施行政策，是为学生做事，不是为了私利。”又说：“训导长有的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做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吾出来靠别人的是信任，同事的合作，同学的信仰；靠自己的是一股刚直之气和一腔热忱。”“训导处从今天起该走前门，不走后门，大门洞开。”他的讲话获得如雷的掌声。
费巩极度鄙视厌恶那些横行不法的国民党党棍和不学无术的三青团学生。他严厉主张清除以监视进步学生为职业的特务学生。有一次，在他的严正主张下，曾开除几个三青团骨干，因为他们贪污为救济河南灾区举办义演的票房收入。费巩说：“学校不能要这些不肖子孙……他们连救灾义演的公款都会贪污，还能指望这些人毕业以后为人民、为国家办好事？”他指斥浙大一名国民党头子，说：“教授加党棍、学者兼特务，才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败类。”这样的言论和行动，当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不久，遵义警备司令部便威胁费巩辞去训导长职务，罪名是纵容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教育部于是指令浙大校长办公室“早日物色继任，不容长久令非党员摄行”。在内外交迫下，费巩不得不提交了辞职书。
费巩十分痛恨腐败的社会制度和贪污腐化。他不顾自己处在虎狼爪牙之下，以大无畏精神公开发表讲演和撰写文稿，抨击时政。有一次，学校训导委员会在谈及宪政讨论会讲演稿时，费巩表示愿意首先演讲批评国民党的宪政。有些人认为可能会惹祸，劝他修改，他说“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可不改”。过了两星期，他还是照所备讲演稿登台讲了，讥刺时政，语甚愤慨。
（二）
像费巩这样一个刚正不阿、伸张正义、忧时忧国、为民请命的人，当然为反动派所不容。1943年上半年，在国民党遵义县党部，由军统特务组织遵义工作组负责人钱某会同国民党遵义县党部书记潘某，秘密召开了预谋逮捕和暗杀费巩的特别会议，通过了这一预谋，并由军统方面秘密执行这一决议案。
后来因为全国性的“倒孔（祥熙）运动”，费巩以进步面貌积极活动，是极有声望的教授，军统方面恐捕杀费巩会引起全国舆论的谴责，所以迟迟未予执行，只是由军统和中统方面派遣特务人员对费巩在校内外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某些监视费巩的特务每月可以领到高至200元的特别津贴。某女生以与住在费巩楼上所谓某教授谈恋爱为名，没早没晚地出入该楼，监视费巩的行动。
正直、爱国的费巩教授，充分意识到自己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已不可调和，矛盾已愈来愈激烈了。但是，他还是个书生，不会预料到特务机关早已策划好秘密谋杀他的决议案；他也没有意识到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由特务们以各种渠道密告上司，只待时机动手。
因抗战迁往贵州遵义的浙大是西南地区的“民主堡垒”之一，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防范的单位，蒋介石曾手谕要“清查共党活动”。费巩是这个“重点防范”单位的“重点防范”人物。不仅学校的国民党、三青团、中统、军统特务监视他，而且遵义市和贵州省的党部、三青团、军统、中统、警备司令部，再加上重庆的国民党的教育部及军统、中统特务都在监视他。还有那几个费巩坚决主张开除出校的特务学生，也在外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他。
（三）
费巩是在重庆被害的，他为什么会由遵义去重庆呢？
费巩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爱国民主教授，作为复旦老校友，复旦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希望他能回母校任教。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一个国民党的元老曾推荐费巩为复旦校长，提出只要他做个挂名的国民党员就行，可不参加党务活动。费巩坚决不干，先后4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从1943年起，复旦校长章益（友三）曾不下十函，催促他回母校任职。从1943年到1944年，整整两年的时间，费巩思想波动，总下不了决心，他进行着种种准备，但不论怎样，他坚守一个原则，即决不加入国民党，也决不谋求任何高位。
1943年10月，费巩与苏步青教授同时获准在国内进修1年，但他俩均因工作需要，推迟了1年，于1945年初才开始休假。苏步青教授留原校，费巩则应复旦之聘，前往举办“民主与法制”的特别讲座。他原计划讲授英国政府、现代中国政治问题和中国政理3门功课。后来他觉得如能就人事制度方面作进一步的考察，亦可扩展为一学期之学程，这比讲授陈旧之史或更受人欢迎。因此他打算在到北碚复旦大学之前，抓紧在重庆对国民党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作一番调查。费巩正怀着这样的打算，离开遵义来到重庆。哪里知道，这位讲授“民主与法制”的教授，就这样葬身于没有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了。
1945年1月24日，费巩离遵义启程。送行的人们都为费巩担心，怕他此行凶多吉少，劝他在重庆言行要小心。
到重庆后，他在访友和调查中，深感反动统治的腐败。2月7日上午，原浙大学生吴作和（现名赵江）来看望他。谈话之间，他递给费巩一张传单。费巩读后，十分兴奋，觉得传单的内容很适合自己的口味，对吴作和说：“很好，说得很痛快，很切时弊。”吴作和征求他的意见：“您可签名吗？”费巩立即答道：“可以。柳亚子是我的同乡、我的表兄，我的身份与他差不多，他签得，我也签得。”随即在传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张传单就是1945年2月2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庆文化界40多人签名的《对时局进言》。《进言》是郭沫若的手笔，它以雷霆万钧之力，述明了国家的危机，人们的痛苦。文件的笔锋直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专制政治。
这篇《进言》一发表，立即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反动派如坐针毡、惶惶不安，特务们奉命对《进言》的签名者进行种种威胁、恐吓、利诱。但也有极个别的人，在压力下被迫在报纸上发表“并未参加”的声明。同时，国民党另拟了一篇反动的《宣言》，胁迫各大学、专科学校的教授签名。费巩极为气愤，再次发表文章，痛斥那些贪生怕死的人。这更引起反动派的痛恨，他们决定拿费巩开刀，必欲拔除他们的眼中钉。
（四）
复旦大学开学临近了，费巩托人买了去北碚的轮船票。
重庆天亮得比较晚，与沿海地区相比总要相差一个多小时。去北碚的轮船开船的时间是拂晓5时。如果费巩从原来住处上清寺步行到码头，又要临时搬运行李，那就得深夜二三点钟起床，既不方便，又容易耽误上船的时间。因此，他的一位学生邵全声，便替他在离码头不远的林森路找到了一个临时的住处。
3月4日下午，即费巩动身的前一天，他叫邵全声陪着他把行李先寄放在码头附近的屯船仓库中。这个仓库的管理员鲍云卿是费巩的熟人。寄罢行李回来，在江边到大马路之间的一条小巷中，费巩偶然看到路旁的一家灯笼店里有一种可以折叠的灯笼，他俩顺便买了一盏。买时费巩看见柜台上放着现成的红色颜料和红色毛笔，就叫邵全声在灯笼上写了一个“费”字，他觉得邵全声写得不够好，自己拿起笔来，修改了一些笔画。这盏灯笼，便是以后被怀疑为邵全声与其同伙相联络的信号。
3月4日的晚餐是复旦校友陆凤仞、徐森木请他吃的。晚8时左右，他一人回到住处，稍坐一会就睡了。第二天凌晨2时左右，他起床盥洗后，用饼干作了早点。之后，便与邵全声前往千厮门码头。
山城在黑暗笼罩之中。路上阴冷，行人稀少，昏暗的路灯摇晃着。费巩和邵全声走完大马路，转入通向江边的小巷时，费巩便叫邵全声从手提袋中拿出那盏灯笼，点亮了照着走路。他俩到达轮船码头时，通向轮船的小浮桥靠岸一端的木栅门尚未打开，已有10多个看起来是旅客的人在木栅门外等待着。为了早些上船，易于找到座位，费巩便叫邵全声把寄放在轮船仓库的行李搬来。邵全声找到了管理员鲍云卿，并在附近找到一个搬运工人，一起把铺盖箱子搬来。这时，原关着的木栅门已经打开。邵全声以为费巩已先上了轮船，他从船头找到船尾，高声呼叫着，却未听到费巩的回答，他的心“怦怦”直跳。这时轮船开航时间已经迫近。邵全声从岸上找到船上，又从船上找到岸上，反复寻找，都未见费巩的踪影。一种不祥之感袭上他的心头，他在恍惚和焦虑中看着驶往北碚的“民视轮”开走了。
费巩失踪了？
邵全声以侥幸和急切的心情于当天下午打电话询问北碚复旦大学，办公室的秘书回答他“已经到校”。邵全声的心略略放宽了一点。但过了数日，当他托复旦学生把费巩的行李带去复旦，却找不到费巩时，他更着急了。原来那位秘书回答他的时候，只是看到几位从重庆乘船来的复旦老师，便以为费巩也同船到了，她其实并未见过费巩。就这样，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
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因公在重庆，14日他得知费巩失踪的消息，在这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述和判断：“得知费香曾于去北碚路上失踪……疑其签字于《新华日报》之宣言主张各党派联席会议有关，如被特务机关禁闭，则生命殊可忧。此时政府大唱民主而竟有类似盖世太保之机构，真可叹！”
竺可桢在重庆进行了紧迫的多方面的探询，连日派人到国民党监察院、行政院和重庆卫戍司令部查问，乃至亲自到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室查问，都毫无结果。
费巩确实失踪了！这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到处打听费巩的下落，也做着各种估计：一种估计比较乐观，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在民愤和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予以释放；一种估计则比较悲观，认为反动派想借费巩的头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因此释放的希望似乎渺茫。而熟悉费巩的人估计像他那样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人，又那样深受学生的爱戴和信任，对这样有骨气的教授，反动派是决不会罢手的。
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内幕活动，并且严密布置，加紧了新闻检查，不许报刊登载任何有关消息。
浙江大学原先贴出的欢迎费巩讲学的海报，被呼吁营救费巩的标语所覆盖。复旦大学学生会和北碚学生会争取民主同盟，分别召开了以营救费巩为主题的紧急会议，发表了《告各界同胞书》，并且以罢课来抗议反动当局迫害民主教授。
消息很快传到贵州遵义和湄潭。浙大师生不顾当局的禁令，举行罢课，学生自治会召开了紧急的全体学生会议，并立即打电报给重庆浙大校友会和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要求设法营救他们衷心爱戴的老师。
国民党反动派处在万众唾骂之中。一些报刊冲破了新闻封锁，用各种方式报道了费巩失踪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再三呼吁、抗议，要求释放费巩。反动当局却强装镇静，矢口抵赖。
为了欺骗舆论，蒋介石和美国驻华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不得不假惺惺地亲自下令给“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子戴笠和梅乐斯，要他们查找费巩的下落。戴笠和梅乐斯又煞有介事地派出美国纽约“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沈醉四处查访，甚至荒唐地到四川巫山，到遵义、湄潭的浙大去寻查，却惟独不去近在咫尺的“中美合作所”内查找。
沈醉和克拉克带了“中美合作所”的一名翻译潘某由重庆去遵义，先去见浙大校长竺可桢。竺可桢很不耐烦地在校长办公室接见了他们。沈醉说明了来意之后，竺可桢便用英语直接和克拉克交谈，答复了克拉克提出的有关费巩的问题。竺可桢十分肯定地指出，遵义是绝对寻找不出费巩教授的，要找，最好是回到重庆向那些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关去查询，才可能得到圆满的答复。沈醉和克拉克对这样的回答当然不满意，又要竺可桢谈谈费巩在遵义和其他地方的关系，以便他们多方面去了解。竺可桢想了很久，问了在旁的其他一些人之后，告诉他们可去附近的湄潭县费巩的一个亲戚处了解一下。沈醉和克拉克向竺可桢要了一张费巩的近照。第二天他们便驱车赶往湄潭，见了费巩的那个亲戚和几个与费巩相识的人，他们谈的也和竺可桢谈的差不多。从湄潭回来后，沈醉便找了军统在遵义负责的贵州站遵义组组长陈某查问情况。陈说，费巩在浙大一向是表现很激烈，除了军统对他注意外，中统也很注意他，中统并派有特务监视他。这次去重庆，一路上可能还有中统特务跟着他。陈某认为军统如果没有逮捕他，很有可能是被中统秘密逮捕了。
他们在遵义军统设在茅草铺的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住了近一星期，便回到重庆。克拉克认为竺可桢所说的向政府机关查询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当他们向戴笠和梅乐斯报告去遵义调查经过的情况和竺可桢的意见后，梅乐斯认为如果能向重庆治安机关去查询一下，便可能水落石出；万一没有，魏德迈也好向上书营救费巩的40名留美教授作个交代。戴笠当时也只好答应，仍旧叫沈醉陪同去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查阅费巩失踪后的有关捕人档案，必要时可拿着费巩的照片去查对这一段时间内所逮捕到的人犯。
汇报完毕，在出来的时候，沈醉悄悄地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合作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戴笠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说：“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那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停了一会，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
沈醉和克拉克翻遍了稽查处和刑警处等单位的档案，都找不出一点线索。这些单位的负责人说，可能是失足落水淹死了，所以到处找不到。克拉克一听也很以为然，便和沈醉到码头上调查，后来又到长江下游唐家沱一处专门打捞尸体的地方去查询，甚至还把最近捞到的无人认领的10多具尸体一起挖出来对证。当时天气很热，他们在唐家沱附近的坟地里，搞了两天，仔细查对了那10多具腐烂的已经发臭的尸体，没有一具可以勉强联系得上是费巩的。
魏德迈听到没有一点结果，很不高兴，还要梅乐斯继续设法侦查。他认为不管是哪个单位抓去了，只要弄确实以后，他一定有力量能要回来。正在这个时候，重庆卫戍司令部突然接到一个署名浙江大学学生××的一封告密信，说他亲自见到费巩身着和尚装束，在巫山县过渡，经他认出后，费巩叮嘱他不可对人声张，因他看破了红尘，决心出家，要这个学生严守秘密。卫戍总部正急着没有办法交待，一个大学教授居然丢了找不出来，又惊动了美国主子来出面查询，实在无法可辞其咎。得到这封信后，便连夜由稽查处派人去巫山寻找。卫戍总部去的人还没回来，梅乐斯也得到了这一消息，也要派人去。戴笠又叫沈醉陪着克拉克赶赴巫山县。巫山县政府听说“洋大人”要找什么和尚，便准备下令各乡镇将巫山县各寺庙的和尚全部押到县里来，由沈醉等人当面查询。沈醉与克拉克都不赞成这个“打草惊蛇”的办法，决定亲自到各寺庙去查访。他们寻访了几十个大小庙宇，仍找不到一个像费巩的和尚。他们在巫山渡口住了两天，留心观察渡河的来往行人，也没有见到像费巩的人来过渡。
其实很明显，所谓失足落水，所谓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以及其他种种谣言蜚语，都是反动派捏造出来企图掩人耳目，推卸罪责的花招。戴笠与沈醉的一番悄悄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为什么不能让人查看军统局的看守所呢？”“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这不是明白的暗示吗？
这些花招，当然安息不了民心，于是新的谣传和替罪羊便出现了。蒋介石密令扣押了邵全声，同时还扣留了他的同乡、同事10多人。在用水灌鼻子和火烧胳肢窝等酷刑后，邵全声为着不连累他人，便屈打成招了，说什么费巩一路上批评他，他一气之下便把费巩推下了水，是他谋害了费巩。
邵全声原是浙大外语系学生，后来因慕名选择费巩为其导师。费巩很喜欢他，经常跟他讲述明朝末年魏忠贤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以及左光斗、杨涟等人对魏忠贤一伙进行坚决斗争，虽遭杀害，却至死不悔的史实。邵全声常为这些史实而深深激动。像这样一个忠诚老实的学生，却被反动派所诬陷。这种恶毒的诬陷在社会上传开后，竺可桢校长和费巩的胞兄费福焘明确地否认邵全声是凶手。一直到1947年8月，邵全声才由重庆法院以不起诉案予以释放。
几个月来，江中、山洞都未发现费巩的尸体。9月下旬，黄炎培和费福焘等商量，要登报悬赏200万元，若无效则为费巩召开追悼会。
（五）
红岩村是较早得到费巩失踪情报的。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深切关注着这件事。浙大地下党组织派人及时汇报了有关费巩的情况。为了保护费巩的生命安全，中共决定暂时不把此事公开，而是加紧探查费巩的下落。一直到1945年4月30日，《新华日报》登载了一则“编辑部启事”，才把费巩失踪的事公开出来。
费福焘为营救胞弟，四处奔走，他乘坐的小汽车，总是被一辆国民党特务的车子尾随。我党密切地注意了这个情况，为保护费福焘，也派出一辆车子跟着。
到了1946年1月，我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等人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向国民党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七条便是“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后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或文章，要求释放政治犯，一再提到这几个有名的人物。之后，叶挺、廖承志和张、杨两将军的生死情况都基本大白于世，惟有费巩的生死，反动派始终不作交代。
真相终究是瞒不住的。费巩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将尸体抛入镪水池化掉了。
3月5日凌晨，当费巩和邵全声提着灯笼走向码头的时候，早有一群特务隐伏在千厮门码头，待邵全声一离开，有一个特务便出来哄骗费巩，待费巩离开码头，一群特务便蜂拥而上，死拖活拽地把费巩推上囚车，疾驶而去。其时山城的天色还是黑沉沉的，大雾弥漫，阴森恐怖。
费巩先是被关押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后来又被关进了号称“活棺材”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特别监狱。
其实，反动派煞有其事地派出纽约“名探”克拉克和沈醉侦查“费巩失踪案”，心中早就有了打算。他们的所谓“侦查”不过是为了掩饰罪行，安息民心而已。随着人民群众反迫害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动派越来越感到棘手，骑虎难下，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极少数特务得到密令，要高度机密，极其迅速地将费巩杀害，并“消尸灭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