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唐太宗李世民向群臣问策，“国之安，何也。”时任谏议大夫的魏征答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顺人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夫人恶忧劳，我逸乐之；人恶贫贱，我富贵之；人恶危坠，我存安之；人恶绝灭，我生育之。能逸乐之，则人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人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人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人为之绝灭。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亦叛。”
　　魏征的回答意思是：所谓政道，也即治国，只要顺应民心，政策法规才能得以贯彻执行；违背民心，政策法规就会被废弃。人民厌恶愁苦、劳累，就设法使他们安逸、快乐；人民厌恶困苦、贫贱，就设法使他们富裕、尊贵；人民厌恶危难、动荡，就设法使他们安全、稳定，人民害怕无后、死亡，就设法使他们生育、长寿。能让人民安乐的人，人民也会为他分忧，为他劳苦；能让人民富贵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甘受贫贱；能让人民安全的人，人民也会为他承受危难；能使人民休养生息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经受死亡灭绝的考验。只要满足人民的这四种欲望，远方的人自然会来亲近。国何愁不安。反之，亲近的人也会背叛。国安谈何易。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与魏征的一席对话，阐述的是统治者“为民”和老百姓“民为”的深刻的哲理关系。虽是千年以前的事，可现在读起来，其强烈的现实意义仍不亚于当年。大家都说，政府是船，百姓是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史不乏其例。远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近到中国在历尽千辛万苦后的新生。无不佐证了这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
　　想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狂轰滥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367天的长征日子里，进行了300多次战斗，平均每天就要打一次遭遇战。两万五千里的路程上，日均行军74里，一路跋山涉水、爬冰卧雪、草根果腹、皮带充饥……面临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取得的是连对手都意料不到的胜利。
　　看现在，稚嫩的新中国平静地度过60年代初的3年自然灾害难关，战胜了90年代末的世纪洪水患难，顺利地进行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的平稳过渡……件件桩桩，是什么在发挥作用，是民为。没有人民的作为，便没有一切。
　　由此，党要求我们的干部应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在情理之中。
　　由此，审计署迎着百姓目光，不负社会众望，要求全国审计机关加强自身建设，自然势在必行。
　　由此，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决定，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顺民心，遂民意的力作之举。随之，一个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祥和社会将屹立在东方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