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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于2017年9月28日晚9时08分在上海市华山医院逝世，享年98岁。这一天也是他的生日，当天上午，他的家人、学生都来到华山医院病房为先生祝寿、合影留念，先生精神也很好。钱先生很高兴，还自己切了蛋糕。华山医院负责照料钱先生的一位护士说，虽然平时交流不多，但先生很乐观，每次去打针发药都是笑嘻嘻，他心衰很厉害，还有其他病被限制喝水，“有两天他和我们说，好想吃冰激凌。”
一、师生回忆：“无能懒散”的魅力
钱谷融先生的散淡，是他出了名的“符号”。很多学者写过他的这一特征，有的还分析出其间蕴含的哲理韵味，可谓切中肯綮。钱先生真的像他自嘲的那样“无能懒散”吗？是，也不是。他骨子里有魏晋风骨，不愿去争世俗名利。在给学生上课时，他还是“最有名的老讲师”，很多人曾为他不平，他却淡然笑之。如今成了“名教授”，他也似乎“无感”，依然过着“无能懒散”的生活，读书散步，自得其乐。
我辈学生最早认识钱先生，是在华东师大77级中文系的课堂上，他讲《雷雨》，讲曹禺，顺带谈及“文学是人学”，娓娓而谈，不疾不徐，不像严肃的导师，更像思考着的散文家，一副性情中人的做派。他真是名副其实的“散淡之人”，不管什么场合请他讲话，他一开口，必是先“自贬”一下，念一下“无能懒散”的四字经，然后再切入主题。听得出来，他的“自评”，是出于真心。
钱先生虽然非常随意，却是很有原则的。很多场合，他是“每请必到”，但是“到场”归到场，却几乎从不发言，尽了“名家捧场”的义务，却从不说违心之言。我见过多次，主持者好歹要让他发言，他坚辞;实在捱不过，就非常简练地说几句，先祭出“四字经”，表示自己孤陋寡闻，然后言简意赅地评点几句，从来不说溢美之词，哪怕是谁谁谁的纪念会上。完了身子往后一靠，不多说一句。当然，这也就够了，要紧的是先生的到场。
与他对“大名人”从不溢美的态度相反，他对“小凡人”却亲切有加。比如很多年来，曹杨邮局的一位邮递员与钱先生关系甚笃，每有先生邮件，都为他送上楼，有时还来先生家中与之共弈一局。老先生从无等级观念，他善待每个人，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是钱谷融的学生，谈及对恩师的印象，杨扬说，钱谷融从未训斥过自己的弟子，一直非常关爱学生。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名人，也有很多默默无闻的，钱谷融对他们都一视同仁。此外，杨扬印象最深的是，钱谷融时常教育学生要踏踏实实做人，要有真才实学。在学生们眼中，他是一位慈爱的长者，深具平民精神的一代名师。
杨扬说：“作为学生，我非常怀念他。钱先生培养了无数的学生，他一生教书育人，是德高望重的名师，影响了无数的人。他热爱文学，把文学当作生命的一部分，他倡导‘文学是人学’，这是他自己对读书和人生经验的提炼。他是一个自由散淡的人，也是一个善良睿智的人，他是我们很多人学习的榜样。”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是钱老的第一代研究生。那天上午，王晓明到医院看望钱先生，为钱先生庆祝百岁生日。“昨天是他正式进入一百岁。他像往常那样微笑着，招呼看望者，房间里摆满鲜花，儿子女儿都在身边。”王晓明说，“从学生的角度，我还是很欣慰的。人总要离开这个世界。钱先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尊严、很从容。”
王晓明说起钱先生的经历，“他在华师大教书，我们进学校的时候他还只是讲师，尽管他的学术水准比当时很多教授都高。”
讓王晓明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华师大曾于1979年左右召开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王晓明当时是学生，就坐在会堂后排听着。“当时主持人说我们请钱谷融教授讲话，钱先生就笑嘻嘻上去了，解释说：‘我不是教授，是讲师’。当时来的都是全国文艺理论界的学者，觉得这太荒唐了，还联名写过意见。很快，钱先生直接从讲师升到正教授，他也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正导师身份）指导我们这些硕士研究生了。”
“钱先生是通达的人，他大概不在意这些。但是从旁人的角度来看，一个真有水准的学者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就不能容忍了，这就有一个学术公正的问题了。”王晓明感慨，那个事对他这样当时二十来岁的青年学子而言是有触动的，“出现了不公正的事，大家会起公愤，会提出来，而有关方面也会迅速改正，这就让年轻人对学术界，对今后的人生，有了信心。”
在一篇《祖师爷大寿》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尖回忆过钱老九十大寿时的场景：钱先生鹤发童颜地坐在台上，台下是钱门弟子，钱门徒孙，徒徒孙，以及天南海北赶来的文学研究者，四面八方的媒体记者。
“寿会上，有人窃窃私语，左看钱先生闲云野鹤，右看钱先生游戏人生，凭什么在学术界赢得了如此崇高的地位？嘿嘿，这个真是不消与人说！一定要追究，那我可以说，其中倒是藏着钱门秘籍。”毛尖说，“静下来，让我们在文学史上找一找，有几个人的文艺思想，能够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路贯穿到今天？今天我们坐在屋子里重新讨论钱先生，需要为他辩解一个字一个句子吗？九十年了，他说他献身文学，那是无怨无悔，无怨还容易，无悔的人，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几个？”
在很多人看来，钱先生是个特别真实、好玩的老头。“从小，外公外婆宠溺我们，父母要揍我们的时候，我们逃进外公房间，外公当门一站：谁敢揍你们！父母软了，我们爽了。”在毛尖的心里，钱老就是华师大那个当门一站宠溺他们的外公。
“论文写得不好，答辩时候慌。钱先生说，论文小事情，宽袍大袖送我们下山。他的宽容一边让我们松口气，一边也更加羞惭。”毛尖说，“这是钱先生的方法，他几乎从不批评我们，常常，他用他自己也懒散的说法庇护我们，说现代文学也没啥意思，让我们顺杆觉得思考不深不能怪我们，但深夜里想想，他挂在嘴上的懒散也好，无能也好，本质上是一种剑法。在这个剑法的笼罩下，我们以优渥的方式继续热爱文学继续厕身学院。”
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也是华师大中文系的毕业生，赵丽宏还记得，刚进大学时，他的课很受大家喜欢。“他当时还是讲师，从来不摆架子，讲课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他对《雷雨》的解读，从艺术、人性去分析，无人可及。他讲课时也很有自己的个性，会说我这个已经讲过了，再讲就没有意思了。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听他讲。”赵丽宏说。 20世纪80年代的华师大中文系诞生了许多作家、诗人，赵丽宏说，“在我看来，华师大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了那么多作家，和他是有关系的。他和徐中玉都鼓励学生写作。我们华师大有个作家群，和他们这群老先生很有关系。钱先生和徐先生性格也不大一样，徐先生比较认真，钱先生很淡的，一直淡淡的，说自己是懒惰的。他不是故作谦虚，他的书和其他名教授比也少。但是他的文章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他一篇文章能够抵得上别人几本书，一篇文章几个观点能影响一个时代。”
二、爱玩：生活与学问融为一体
钱谷融先生一生追求快乐，生前喜欢有人陪他玩。下象棋、打桥牌和打麻将。其中最喜欢打麻将。
谈到“玩”，钱先生从学生时代起就爱玩麻将。钱先生说，打麻将要带钱的，“一次顶多输20块。”“打麻将很好玩，刻刻有变化，时时有希望，总是有好牌来。如果毫无希望，活着很难受的，我们就是打发时间是吧。我一生就是玩，从来没有做学问。”
钱谷融先生的学问在中国文艺思想界很受尊重，他强调文学是写人的，因此要真正懂得文学、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赏真的美”。只是他本人谦虚地笑着说，“以前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常识性的。”他的“玩”“学问”和“人生”已相融为一体。
钱谷融喜欢有人陪他玩。除了下象棋，钱先生也喜欢打桥牌和打麻将，麻将是从学生时代玩到现在的。在重庆读大学那会儿，他常常逃课跑去茶馆里面泡壶茶，边喝茶边读书。“要是有人来了，我就打麻将，有的玩就不读书了。”他说话时喜欢乐呵着，说到玩就更乐呵了。“学生时代只要有人找我玩，我就马上去玩了。我以前在师大教书时，有个人常来跟我下棋，我们一下一整天，有的时候还下到晚上。”
象棋、桥牌和麻将，这三样东西钱谷融都喜欢玩，但显然他最喜欢玩的还是麻将，“桥牌没麻将好玩，我是感情冲动的人，不够冷静。”言外之意，他的性格打起桥牌来没那么合适。但是不管是桥牌还是麻将，都需要四个人，家里常常凑不齐这么多的人，他就只好去下棋。“我是被动的，他来我们就玩，学生不来，我也只有看书看电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朱国华说，钱谷融的一生都在追求善美。他的善在于首先为他人考虑，每次学生来家里拜访他，他都会把学生送到家门口;这次住院，很多学生到医院来看他，没过几分钟他就赶学生走，怕耽误他们时间。而他对美的追求在于，他富有幽默感，很讲究生活的趣味，总能把平庸的世界变得优美有趣。除此之外，钱谷融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爱读《世说新语》，随性求真的魏晋风度正是他性格的体现。
在朱国华看来，钱谷融也是一个老顽童，当朱国华跟他下棋时，朱国华输给了他，他很认真地说：“这不是你让我的，你就是下不过我。”朱国华觉得这说明钱谷融有一颗童心。很多人习惯戴着社会的面具，失去了真诚，而钱谷融依然保有这种真诚，可见他不光写了《论“文学是人学”》，更把这种精神和理念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中。
钱先生常说：我这个人既无能又懒惰，这绝不是谦虚。至于我的名徒，我觉得是来料好，我只是进行了加工。这些名徒把我抬高了。我带学生，都是让他们自由发展。人的短处和长处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你把他短处拘束了，往往长处也发挥不出来。以前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常识性的。我这个人一生随波逐流，不太计较名利，有口饭吃就行。但是，饭没得吃就不行。
谈到学问，钱先生说自己看东西全凭爱好，“懒惰又无能”。藏书众多的钱谷融，趁着几年前家里装修，散掉了自己绝大部分藏书。他说自己一生没做过学问，看东西全凭爱好。“懒惰”和“无能”，是钱谷融反复用来形容自己的两个词。
钱家的藏书曾经让许多好书者羡慕不已，但趁着几年前的那次装修，他散掉了自己绝大部分的藏书。当时他叫了好些朋友、学生来家里任意选书，据说陈子善挑了五捆走，其他人也都各有所获。挑剩下的书还卖了一万两千块钱。家里除了留了些工具书、和他常翻的《世说新语》，其余几乎都是外文书了。钱先生说，散了藏书“不心疼，身外之物，无所谓的。”
平日里他大都在自己的卧室里呆着，翻书看电视。《世说新语》是他翻得最多的书，他到现在还有六个版本。问他最喜欢里面的哪些内容，他就会说“很难说了，那么多，看了也不记得呀。”
有人说《论“文学是人学”》有什么了不起，赵丽宏认为，说这种话的人非常浅薄。“在那个时代能说出这样的话，一是睿智，要有深刻的见解，也要有勇气。他也从不更改自己的观点。他一辈子保持了一件事，很不容易，就是他不想写的文章，他从来不写。他写的文章一定是自己想写的。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榜样。”
趙丽宏说，直到去世前，钱先生都是头脑清晰，精神开朗的。他的生命有质量，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我和他很有感情。他人很好，而且宽容，经历了这么多创伤、磨难依然豁达、宽容、不记仇。他是一个特别谦和、睿智、豁达的先生。”
钱谷融先生讲“文学是人学”，他强调文学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看的，是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为目的的，因此要想真正懂得文学，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赏真的美。
虽然在华师大一直教现代文学，但其实钱谷融对现代文学却是兴趣全无。至于当代文学，他说“根本就不大看了。”“我不做学问，看东西全凭爱好。我一生没做过学问，真的，我是懒惰、无能。”“懒惰”和“无能”，钱谷融反复在强调着。
钱谷融最喜欢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小说里托尔斯泰最好了”这话他也说了不止一次。“梅里美也还可以。”总之他认为，最好的小说产生在18、19世纪，而20世纪的小说多了理性，少了情感。“昆德拉、卡夫卡我也看，但都不使我激动，魔幻现实主义也没有什么。20世纪以后的文学思想力量大于感情力量，理性太强了，思辨的东西太多。”
卧室里的电视常常开着，钱谷融总是定格在戏曲频道，京戏、昆曲、越剧他统统喜欢听，但吴剧他是不爱听的。以前他也收过自己喜欢的唱段的光碟，还会出去听听戏，现在出去比以前麻烦了。他喜欢听余叔岩和杨宝森的戏，但现在也不大听光碟了，电视上播什么他就听什么。他喜欢听戏多过听讲话，“听讲话还要动脑子，现在人的讲话很多又言之无物。” 一边开着电视听戏，一边翻翻英文原版的《傲慢与偏见》或是英文版托尔斯泰的书，这就是钱谷融最普通的一天里最普通的景象。
三、谈人生：当年也曾想自杀，而今愿天朗气清
钱谷融曾经说过，自己的人生梦想就是像孔子一样，带着72贤士周游列国。现在问起他的这个梦想时，他反问一句“我说过这话吗？”顿了顿他才说，“碰到有灵性的学生，那也是很愉快的，上课时他们眼神都很专注，自己也很高兴。”后来聊到他的生日，他说自己阳历生日是9月28日，“和孔子一天。”
在特殊的年代，食物也给了他诸多慰藉。“解放以前国民党让我很失望，解放后以为从此天晴，结果还是运动不断，我被批了38年。我也没什么罪过，被批的时候也难受。不过开完批判大会，我们一家4口坐一辆三轮车，就出去下馆子去了。”上海从前有名的馆子不多，钱谷融带着家人一家一家吃下来，每一家连着吃半年，每个周末都去吃。
当年遭批判时的钱谷融就像今天这样看得开？也并非如此。钱先生说自己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后来一看，那些比我年纪大的，比我有威望的人也都挨批判。自己的一生，多灾多难，小时候碰到了江浙战争。1937年抗战逃难到四川，后来又是解放战争。再后来自己受批判，批了38年，做了38年讲师。
自己还算看得开，批完下馆子，不然真受不了。这些你们都是不大能理解的……自己现在希望国泰民安，天朗气清。
钱谷融以现代文学批评名世，最爱的却是魏晋文学。余嘉锡版的《世说新语》一直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北王南钱”声誉卓著。“北王”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辞世的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先生。“南钱”指的正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先生。钱谷融以现代文学批评名世，但最爱的却是魏晋文学。余嘉锡版的《世说新语》一直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在中文系任教时，钱谷融教授的是现当代文学课程。但他表示“我是实在不喜欢现当代文学的。”而对于不喜欢的原因，钱先生认为“主要还是文章不好，除了鲁迅和周作人，其他都不大喜欢。”
但钱先生说自己喜欢魏晋文学，倒是很有迹可循。“伍叔傥先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钱谷融在中央大学念书时，中文系的老师伍叔傥就很爱好汉魏六朝文学，自称就是做“衰”文的（苏东坡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钱谷融的老师伍叔傥先生，是浙江温州人。方东美评价伍叔傥，谓其一生风流倜傥，特立独行，乃魏晋间人。当下人們对于钱谷融先生的心仪，也多是对他那“魏晋风度”的景仰。钱先生自己也说过，“作为伍先生的弟子，我别的没学到，独独对于他懒散、随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刻骨铭心，终于成为我性格中的一部分。”钱先生这些自谦之词，恰恰说明他从伍先生那里学到的正是魏晋间人的风神。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远不只是知识的传承，更多的还是心灵深处的交融。也正是“魏晋间人”，把钱先生与伍先生这对师生的血脉贯通、融合在了一起。
“文学就是人学”在60年前的提出曾为钱老召来许多麻烦。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钱老于那年2月初写成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之后，钱谷融受到批判。如今，这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事件。
受批后，钱先生曾经几次胃出血，他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钱先生说，“第一次受批判特别受不了，特别在开始的时候，甚至想过自杀，（看到）许多年纪比我大很有威望的人都在被批判，就想开了。”“文学就是人学”也不是自己提的，最早是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叫做人学的意思，我认为他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就写了。后来接受许杰老师的建议，把论文题目写成《论“文学是人学”》，原来以为写个“论”字就不会有太大麻烦，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过。”但在钱先生看来，这次批判却有点因祸得福，意外批出了“名声”，他就是这么乐观。
“文学就是人学”批判风波还没有平息，钱谷融又凭着自己的兴趣写了曹禺的《〈雷雨〉人物谈》。“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要担心再批判，我是因为自己不是错的所以才写，就算是批判了我也不认为是错的。”之后钱老遭受批斗十多年，期间四次胃大出血，“不过最后一次1968年大出血后就从来没有犯病了，老了身体反而好了。”钱老对所有都那么乐观。“但这些我都无所谓。后来学校要开批判大会，都提我钱谷融来批判，我都习惯，无所谓！”钱先生说。
钱先生认为，做学问和做人一样，第一要正直，第二要诚恳，做人不能弄虚作假，读书尤其不该弄虚作假。两篇文章让钱先生遭到批判，一批就是38年，而他也因此当了38年的讲师。
钱谷融先生有下馆子的嗜好，甚至在一次批判会后，他“立刻与家人一道，租乘三轮车外出下饭馆吃饭去了”。在三年前的一次采访中，钱谷融说：“我一般是半年吃一家，这半年里专门在这一家吃，下半年再换另一家。没几家，都吃遍了。”据说炒虾仁、炒鳝糊、砂锅鱼头和炭烤猪颈肉是钱谷融最爱的四道菜。“龙虾当然也爱吃，但太贵，吃不起”，他笑笑说。
2017年5月，钱谷融住院期间毅然参与央视《朗读者》节目的录制。作为这档节目最年长的“朗读者”，很多人记住了钱谷融的音容笑貌—他朗读了鲁迅先生的《生命的路》：“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钱谷融先生创言“文学是人学”，作为一代文论大家，钱谷融的为人、为学，都让后人高山仰止。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学观。他为人散淡而世事洞明，他一直被门生尊称为“先生”。斯人已逝，道德文章长留。从此，我们少了一位可爱可敬的先生，多了一份无法忘却的怀念。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等）
钱谷融，原名钱国荣，文艺理论家。江苏武进人，1919年9月28日生，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交通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雷雨〉人物谈》《散淡人生》等。1987年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终身成就奖。
钱先生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奖词评价他作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一代大家”“理论、评论、赏析皆有传世的独特建树。”
一、师生回忆：“无能懒散”的魅力
钱谷融先生的散淡，是他出了名的“符号”。很多学者写过他的这一特征，有的还分析出其间蕴含的哲理韵味，可谓切中肯綮。钱先生真的像他自嘲的那样“无能懒散”吗？是，也不是。他骨子里有魏晋风骨，不愿去争世俗名利。在给学生上课时，他还是“最有名的老讲师”，很多人曾为他不平，他却淡然笑之。如今成了“名教授”，他也似乎“无感”，依然过着“无能懒散”的生活，读书散步，自得其乐。
我辈学生最早认识钱先生，是在华东师大77级中文系的课堂上，他讲《雷雨》，讲曹禺，顺带谈及“文学是人学”，娓娓而谈，不疾不徐，不像严肃的导师，更像思考着的散文家，一副性情中人的做派。他真是名副其实的“散淡之人”，不管什么场合请他讲话，他一开口，必是先“自贬”一下，念一下“无能懒散”的四字经，然后再切入主题。听得出来，他的“自评”，是出于真心。
钱先生虽然非常随意，却是很有原则的。很多场合，他是“每请必到”，但是“到场”归到场，却几乎从不发言，尽了“名家捧场”的义务，却从不说违心之言。我见过多次，主持者好歹要让他发言，他坚辞;实在捱不过，就非常简练地说几句，先祭出“四字经”，表示自己孤陋寡闻，然后言简意赅地评点几句，从来不说溢美之词，哪怕是谁谁谁的纪念会上。完了身子往后一靠，不多说一句。当然，这也就够了，要紧的是先生的到场。
与他对“大名人”从不溢美的态度相反，他对“小凡人”却亲切有加。比如很多年来，曹杨邮局的一位邮递员与钱先生关系甚笃，每有先生邮件，都为他送上楼，有时还来先生家中与之共弈一局。老先生从无等级观念，他善待每个人，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是钱谷融的学生，谈及对恩师的印象，杨扬说，钱谷融从未训斥过自己的弟子，一直非常关爱学生。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名人，也有很多默默无闻的，钱谷融对他们都一视同仁。此外，杨扬印象最深的是，钱谷融时常教育学生要踏踏实实做人，要有真才实学。在学生们眼中，他是一位慈爱的长者，深具平民精神的一代名师。
杨扬说：“作为学生，我非常怀念他。钱先生培养了无数的学生，他一生教书育人，是德高望重的名师，影响了无数的人。他热爱文学，把文学当作生命的一部分，他倡导‘文学是人学’，这是他自己对读书和人生经验的提炼。他是一个自由散淡的人，也是一个善良睿智的人，他是我们很多人学习的榜样。”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是钱老的第一代研究生。那天上午，王晓明到医院看望钱先生，为钱先生庆祝百岁生日。“昨天是他正式进入一百岁。他像往常那样微笑着，招呼看望者，房间里摆满鲜花，儿子女儿都在身边。”王晓明说，“从学生的角度，我还是很欣慰的。人总要离开这个世界。钱先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尊严、很从容。”
王晓明说起钱先生的经历，“他在华师大教书，我们进学校的时候他还只是讲师，尽管他的学术水准比当时很多教授都高。”
讓王晓明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华师大曾于1979年左右召开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王晓明当时是学生，就坐在会堂后排听着。“当时主持人说我们请钱谷融教授讲话，钱先生就笑嘻嘻上去了，解释说：‘我不是教授，是讲师’。当时来的都是全国文艺理论界的学者，觉得这太荒唐了，还联名写过意见。很快，钱先生直接从讲师升到正教授，他也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正导师身份）指导我们这些硕士研究生了。”
“钱先生是通达的人，他大概不在意这些。但是从旁人的角度来看，一个真有水准的学者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就不能容忍了，这就有一个学术公正的问题了。”王晓明感慨，那个事对他这样当时二十来岁的青年学子而言是有触动的，“出现了不公正的事，大家会起公愤，会提出来，而有关方面也会迅速改正，这就让年轻人对学术界，对今后的人生，有了信心。”
在一篇《祖师爷大寿》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尖回忆过钱老九十大寿时的场景：钱先生鹤发童颜地坐在台上，台下是钱门弟子，钱门徒孙，徒徒孙，以及天南海北赶来的文学研究者，四面八方的媒体记者。
“寿会上，有人窃窃私语，左看钱先生闲云野鹤，右看钱先生游戏人生，凭什么在学术界赢得了如此崇高的地位？嘿嘿，这个真是不消与人说！一定要追究，那我可以说，其中倒是藏着钱门秘籍。”毛尖说，“静下来，让我们在文学史上找一找，有几个人的文艺思想，能够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路贯穿到今天？今天我们坐在屋子里重新讨论钱先生，需要为他辩解一个字一个句子吗？九十年了，他说他献身文学，那是无怨无悔，无怨还容易，无悔的人，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几个？”
在很多人看来，钱先生是个特别真实、好玩的老头。“从小，外公外婆宠溺我们，父母要揍我们的时候，我们逃进外公房间，外公当门一站：谁敢揍你们！父母软了，我们爽了。”在毛尖的心里，钱老就是华师大那个当门一站宠溺他们的外公。
“论文写得不好，答辩时候慌。钱先生说，论文小事情，宽袍大袖送我们下山。他的宽容一边让我们松口气，一边也更加羞惭。”毛尖说，“这是钱先生的方法，他几乎从不批评我们，常常，他用他自己也懒散的说法庇护我们，说现代文学也没啥意思，让我们顺杆觉得思考不深不能怪我们，但深夜里想想，他挂在嘴上的懒散也好，无能也好，本质上是一种剑法。在这个剑法的笼罩下，我们以优渥的方式继续热爱文学继续厕身学院。”
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也是华师大中文系的毕业生，赵丽宏还记得，刚进大学时，他的课很受大家喜欢。“他当时还是讲师，从来不摆架子，讲课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他对《雷雨》的解读，从艺术、人性去分析，无人可及。他讲课时也很有自己的个性，会说我这个已经讲过了，再讲就没有意思了。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听他讲。”赵丽宏说。 20世纪80年代的华师大中文系诞生了许多作家、诗人，赵丽宏说，“在我看来，华师大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了那么多作家，和他是有关系的。他和徐中玉都鼓励学生写作。我们华师大有个作家群，和他们这群老先生很有关系。钱先生和徐先生性格也不大一样，徐先生比较认真，钱先生很淡的，一直淡淡的，说自己是懒惰的。他不是故作谦虚，他的书和其他名教授比也少。但是他的文章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他一篇文章能够抵得上别人几本书，一篇文章几个观点能影响一个时代。”
二、爱玩：生活与学问融为一体
钱谷融先生一生追求快乐，生前喜欢有人陪他玩。下象棋、打桥牌和打麻将。其中最喜欢打麻将。
谈到“玩”，钱先生从学生时代起就爱玩麻将。钱先生说，打麻将要带钱的，“一次顶多输20块。”“打麻将很好玩，刻刻有变化，时时有希望，总是有好牌来。如果毫无希望，活着很难受的，我们就是打发时间是吧。我一生就是玩，从来没有做学问。”
钱谷融先生的学问在中国文艺思想界很受尊重，他强调文学是写人的，因此要真正懂得文学、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赏真的美”。只是他本人谦虚地笑着说，“以前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常识性的。”他的“玩”“学问”和“人生”已相融为一体。
钱谷融喜欢有人陪他玩。除了下象棋，钱先生也喜欢打桥牌和打麻将，麻将是从学生时代玩到现在的。在重庆读大学那会儿，他常常逃课跑去茶馆里面泡壶茶，边喝茶边读书。“要是有人来了，我就打麻将，有的玩就不读书了。”他说话时喜欢乐呵着，说到玩就更乐呵了。“学生时代只要有人找我玩，我就马上去玩了。我以前在师大教书时，有个人常来跟我下棋，我们一下一整天，有的时候还下到晚上。”
象棋、桥牌和麻将，这三样东西钱谷融都喜欢玩，但显然他最喜欢玩的还是麻将，“桥牌没麻将好玩，我是感情冲动的人，不够冷静。”言外之意，他的性格打起桥牌来没那么合适。但是不管是桥牌还是麻将，都需要四个人，家里常常凑不齐这么多的人，他就只好去下棋。“我是被动的，他来我们就玩，学生不来，我也只有看书看电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朱国华说，钱谷融的一生都在追求善美。他的善在于首先为他人考虑，每次学生来家里拜访他，他都会把学生送到家门口;这次住院，很多学生到医院来看他，没过几分钟他就赶学生走，怕耽误他们时间。而他对美的追求在于，他富有幽默感，很讲究生活的趣味，总能把平庸的世界变得优美有趣。除此之外，钱谷融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爱读《世说新语》，随性求真的魏晋风度正是他性格的体现。
在朱国华看来，钱谷融也是一个老顽童，当朱国华跟他下棋时，朱国华输给了他，他很认真地说：“这不是你让我的，你就是下不过我。”朱国华觉得这说明钱谷融有一颗童心。很多人习惯戴着社会的面具，失去了真诚，而钱谷融依然保有这种真诚，可见他不光写了《论“文学是人学”》，更把这种精神和理念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中。
钱先生常说：我这个人既无能又懒惰，这绝不是谦虚。至于我的名徒，我觉得是来料好，我只是进行了加工。这些名徒把我抬高了。我带学生，都是让他们自由发展。人的短处和长处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你把他短处拘束了，往往长处也发挥不出来。以前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常识性的。我这个人一生随波逐流，不太计较名利，有口饭吃就行。但是，饭没得吃就不行。
谈到学问，钱先生说自己看东西全凭爱好，“懒惰又无能”。藏书众多的钱谷融，趁着几年前家里装修，散掉了自己绝大部分藏书。他说自己一生没做过学问，看东西全凭爱好。“懒惰”和“无能”，是钱谷融反复用来形容自己的两个词。
钱家的藏书曾经让许多好书者羡慕不已，但趁着几年前的那次装修，他散掉了自己绝大部分的藏书。当时他叫了好些朋友、学生来家里任意选书，据说陈子善挑了五捆走，其他人也都各有所获。挑剩下的书还卖了一万两千块钱。家里除了留了些工具书、和他常翻的《世说新语》，其余几乎都是外文书了。钱先生说，散了藏书“不心疼，身外之物，无所谓的。”
平日里他大都在自己的卧室里呆着，翻书看电视。《世说新语》是他翻得最多的书，他到现在还有六个版本。问他最喜欢里面的哪些内容，他就会说“很难说了，那么多，看了也不记得呀。”
有人说《论“文学是人学”》有什么了不起，赵丽宏认为，说这种话的人非常浅薄。“在那个时代能说出这样的话，一是睿智，要有深刻的见解，也要有勇气。他也从不更改自己的观点。他一辈子保持了一件事，很不容易，就是他不想写的文章，他从来不写。他写的文章一定是自己想写的。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榜样。”
趙丽宏说，直到去世前，钱先生都是头脑清晰，精神开朗的。他的生命有质量，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我和他很有感情。他人很好，而且宽容，经历了这么多创伤、磨难依然豁达、宽容、不记仇。他是一个特别谦和、睿智、豁达的先生。”
钱谷融先生讲“文学是人学”，他强调文学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看的，是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为目的的，因此要想真正懂得文学，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赏真的美。
虽然在华师大一直教现代文学，但其实钱谷融对现代文学却是兴趣全无。至于当代文学，他说“根本就不大看了。”“我不做学问，看东西全凭爱好。我一生没做过学问，真的，我是懒惰、无能。”“懒惰”和“无能”，钱谷融反复在强调着。
钱谷融最喜欢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小说里托尔斯泰最好了”这话他也说了不止一次。“梅里美也还可以。”总之他认为，最好的小说产生在18、19世纪，而20世纪的小说多了理性，少了情感。“昆德拉、卡夫卡我也看，但都不使我激动，魔幻现实主义也没有什么。20世纪以后的文学思想力量大于感情力量，理性太强了，思辨的东西太多。”
卧室里的电视常常开着，钱谷融总是定格在戏曲频道，京戏、昆曲、越剧他统统喜欢听，但吴剧他是不爱听的。以前他也收过自己喜欢的唱段的光碟，还会出去听听戏，现在出去比以前麻烦了。他喜欢听余叔岩和杨宝森的戏，但现在也不大听光碟了，电视上播什么他就听什么。他喜欢听戏多过听讲话，“听讲话还要动脑子，现在人的讲话很多又言之无物。” 一边开着电视听戏，一边翻翻英文原版的《傲慢与偏见》或是英文版托尔斯泰的书，这就是钱谷融最普通的一天里最普通的景象。
三、谈人生：当年也曾想自杀，而今愿天朗气清
钱谷融曾经说过，自己的人生梦想就是像孔子一样，带着72贤士周游列国。现在问起他的这个梦想时，他反问一句“我说过这话吗？”顿了顿他才说，“碰到有灵性的学生，那也是很愉快的，上课时他们眼神都很专注，自己也很高兴。”后来聊到他的生日，他说自己阳历生日是9月28日，“和孔子一天。”
在特殊的年代，食物也给了他诸多慰藉。“解放以前国民党让我很失望，解放后以为从此天晴，结果还是运动不断，我被批了38年。我也没什么罪过，被批的时候也难受。不过开完批判大会，我们一家4口坐一辆三轮车，就出去下馆子去了。”上海从前有名的馆子不多，钱谷融带着家人一家一家吃下来，每一家连着吃半年，每个周末都去吃。
当年遭批判时的钱谷融就像今天这样看得开？也并非如此。钱先生说自己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后来一看，那些比我年纪大的，比我有威望的人也都挨批判。自己的一生，多灾多难，小时候碰到了江浙战争。1937年抗战逃难到四川，后来又是解放战争。再后来自己受批判，批了38年，做了38年讲师。
自己还算看得开，批完下馆子，不然真受不了。这些你们都是不大能理解的……自己现在希望国泰民安，天朗气清。
钱谷融以现代文学批评名世，最爱的却是魏晋文学。余嘉锡版的《世说新语》一直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北王南钱”声誉卓著。“北王”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辞世的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先生。“南钱”指的正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先生。钱谷融以现代文学批评名世，但最爱的却是魏晋文学。余嘉锡版的《世说新语》一直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在中文系任教时，钱谷融教授的是现当代文学课程。但他表示“我是实在不喜欢现当代文学的。”而对于不喜欢的原因，钱先生认为“主要还是文章不好，除了鲁迅和周作人，其他都不大喜欢。”
但钱先生说自己喜欢魏晋文学，倒是很有迹可循。“伍叔傥先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钱谷融在中央大学念书时，中文系的老师伍叔傥就很爱好汉魏六朝文学，自称就是做“衰”文的（苏东坡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钱谷融的老师伍叔傥先生，是浙江温州人。方东美评价伍叔傥，谓其一生风流倜傥，特立独行，乃魏晋间人。当下人們对于钱谷融先生的心仪，也多是对他那“魏晋风度”的景仰。钱先生自己也说过，“作为伍先生的弟子，我别的没学到，独独对于他懒散、随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刻骨铭心，终于成为我性格中的一部分。”钱先生这些自谦之词，恰恰说明他从伍先生那里学到的正是魏晋间人的风神。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远不只是知识的传承，更多的还是心灵深处的交融。也正是“魏晋间人”，把钱先生与伍先生这对师生的血脉贯通、融合在了一起。
“文学就是人学”在60年前的提出曾为钱老召来许多麻烦。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钱老于那年2月初写成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之后，钱谷融受到批判。如今，这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事件。
受批后，钱先生曾经几次胃出血，他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钱先生说，“第一次受批判特别受不了，特别在开始的时候，甚至想过自杀，（看到）许多年纪比我大很有威望的人都在被批判，就想开了。”“文学就是人学”也不是自己提的，最早是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叫做人学的意思，我认为他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就写了。后来接受许杰老师的建议，把论文题目写成《论“文学是人学”》，原来以为写个“论”字就不会有太大麻烦，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过。”但在钱先生看来，这次批判却有点因祸得福，意外批出了“名声”，他就是这么乐观。
“文学就是人学”批判风波还没有平息，钱谷融又凭着自己的兴趣写了曹禺的《〈雷雨〉人物谈》。“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要担心再批判，我是因为自己不是错的所以才写，就算是批判了我也不认为是错的。”之后钱老遭受批斗十多年，期间四次胃大出血，“不过最后一次1968年大出血后就从来没有犯病了，老了身体反而好了。”钱老对所有都那么乐观。“但这些我都无所谓。后来学校要开批判大会，都提我钱谷融来批判，我都习惯，无所谓！”钱先生说。
钱先生认为，做学问和做人一样，第一要正直，第二要诚恳，做人不能弄虚作假，读书尤其不该弄虚作假。两篇文章让钱先生遭到批判，一批就是38年，而他也因此当了38年的讲师。
钱谷融先生有下馆子的嗜好，甚至在一次批判会后，他“立刻与家人一道，租乘三轮车外出下饭馆吃饭去了”。在三年前的一次采访中，钱谷融说：“我一般是半年吃一家，这半年里专门在这一家吃，下半年再换另一家。没几家，都吃遍了。”据说炒虾仁、炒鳝糊、砂锅鱼头和炭烤猪颈肉是钱谷融最爱的四道菜。“龙虾当然也爱吃，但太贵，吃不起”，他笑笑说。
2017年5月，钱谷融住院期间毅然参与央视《朗读者》节目的录制。作为这档节目最年长的“朗读者”，很多人记住了钱谷融的音容笑貌—他朗读了鲁迅先生的《生命的路》：“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钱谷融先生创言“文学是人学”，作为一代文论大家，钱谷融的为人、为学，都让后人高山仰止。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学观。他为人散淡而世事洞明，他一直被门生尊称为“先生”。斯人已逝，道德文章长留。从此，我们少了一位可爱可敬的先生，多了一份无法忘却的怀念。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等）
钱谷融，原名钱国荣，文艺理论家。江苏武进人，1919年9月28日生，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交通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雷雨〉人物谈》《散淡人生》等。1987年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终身成就奖。
钱先生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奖词评价他作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一代大家”“理论、评论、赏析皆有传世的独特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