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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是香港的市花。我来港的早春三月，紫荆花期已近迟暮，花瓣三两飘零。香港无寒冬，花草没歇息处，四季接连开，自然无力经久。97回归，便锻造了一朵巨大金紫荆，在湾仔，面朝维港，永远盛开。永远盛开好是好，但终究是人工不是自然，也只能叫做雕塑，不能叫做花朵。好在有许多玫瑰，接着紫荆后面开，壮硕而鲜艳，充满美的张力，继续点燃香港春色。香港的春，是本地紫荆与英伦玫瑰混杂相间你来我往共同造就的春。那玫瑰也是紫荆，紫荆其实也是玫瑰。
就好比香港的文学。香港文学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桩物事。
世上曾有多少国家被殖民，至今也还有国家在殖民中，甚至至今还有国家乐意被殖民。去年秋季我去一趟新西兰，吃惊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在新西兰受到广泛拥戴。也许真的是国家不幸诗人幸，从殖民被殖民这种国家形式中生长出来的作家，其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止一位两位。2001年获奖的作家奈保尔，就是印度人，后来还有南非的库切。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用英语写作。英语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表达。他们用英语对本民族进行着新的审视、诠释、刻写与热爱，给世界文坛带来毫不费力的阅读探奇。
而英语，在一百六十七年里，却始终没有被香港作家所选择。为什么？这也许是缺乏亲身经历的内地人永远无法明确当回答的。我们只能作个假想：想必还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太强大了，强大到它会不怒自威地罩着你，哪怕你在天涯海角，即便你在外租地香港。有史以来，中国思维习惯是首先把文学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当作文学艺术本身。清人曹雪芹，写部长篇小说《红楼梦》，也得搞假语村言，玩文字游戏，真真假假让人抓不住把柄，不能对号入座。欧洲习惯是连《圣经》这种具有神化色彩的宗教读本，在开篇就要将耶稣的若干代家谱、人物姓名、婚配脉络、地理位置交代得清清楚楚。咱们的宝玉却是石头变的，黛玉前生也是一株草。前有秦朝的焚书坑儒，后有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是不是文人作家也都知道文学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对于文学的写作与阅读，中国的高度重视、异常紧张和特别敏感似乎已成一种生活习惯。如此，香港作家出生就陷入历史预设的心理困境：你写香港从一个荒芜小渔村繁荣昌盛至国际化大都市吗？就很难不涉嫌献媚殖民者，因当家妈妈是养母。你褒扬养母，势必在贬低或者抱怨亲妈。一旦被千千万万同胞这么认为，哪能饶你？洋奴、汉奸、卖国贼，口水都淹死你。你写亲妈吧？却一百多年亲妈面都见不着，这小说又没办法写。再说香港作家自己，英语再好，血管里流淌的还是中国文化，恐怕自己都收管与说服不了自己的中国思维方式，写作绕进了死胡同，没有办法，“忠孝节义”难四全，便只是去写一点散淡文字罢，一点乡愁几许思念，放之四海而皆准。
反过来这么说，败也萧何成也萧何；死也漂母生也漂母。到底香港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到底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氛围给香港带来了自由的开放性视角；到底殖民文化总是更加刺激与唤醒本族文化意识。就这样，一个文化的鸡尾酒器出现了，它们摇荡着，冲撞着，混合着，影响着，反应着，终于，中国小说的一个崭新读本诞生了，这就是金庸式小说——欧洲童话与中国传奇、志怪志异、街谈巷议的杂交文本。不可能是内地作家，而只可能是香港金庸，创作了一个中国童话。但凡在中国现实中一切的不可能，皆可在香港金庸式小说中变成可能。最不自由的中国人，一个个变得轻功绝顶、飞檐走壁，神州大地任我行。老顽童、小黄蓉，爱说什么说什么绝对言论自由任谁都管不着。金庸式小说，为中国人避免了现实的麻烦，却替中国人装上了心灵翅膀。人人都可以在阅读中，扇动自己的小翅膀，在想像中愉快地飞翔。
恕我年轻时候的愚昧无知，本来酷爱读金庸，但又囿于大学老师讲授的观点，把金庸小说简单列为武侠类，属于纯娱乐，而非纯文学。现在才明白，一种小说文本的诞生与其俘获了母语最广泛的读者，绝非一桩简单的事情，也绝非用文学标签可以划分评判。事实上，金庸式小说已经超越文学争议，也超越了金庸本人。与那个一生闲气就跑去一定要拿剑桥博士文凭的老人，实在关系不大。当一个作家承载历史意义的时候，他是几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金庸式小说是百年香港的结果，类似于一朵叫紫荆的玫瑰。金庸式小说用中文写作，也是必然，由不得金庸自己。那些复杂的委屈的含沙射影，那些假里真真里假的九曲衷肠，那些爱里恨恨里爱的难言之隐，假设用英文写作，中国人看不懂，老外们不懂看。老外之于中国小说，注定很费劲，根本上是文字的基因密码就不同。因此有些文学，无需文学奖项来肯定，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我真去做教授，我会这么讲小说。
正是如此，内地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作家，来到香港，总是不适，很难想像他们可以变成金庸。女作家萧红，1940年来港，呆了不到两年，把三十一岁的年纪，留在了香港。圣提士反女子中学，二战时候作临时护理医院，离我居住地才几分钟路。萧红本因痔疮入院，却死于肺病，或死于爱的心碎？端木把萧红骨灰一半埋在女中后院，一半埋在浅水湾。我特意寻了晴好的一天，带上几支素净花草，去了圣提士反女子中学后院。后来，又特意去了浅水湾，却连花草都无处放置，丽都花园已经不见了，斯地界刚刚落成一家星巴克咖啡馆，我进去喝了一杯咖啡，为的是在那地界默默道一声“萧红安息”，都是女作家，不免惺惺惜惺惺。戴望舒也在半山居住过，是薄扶林的林泉居，我也去看望了。林泉居环境甚好，戴望舒却并无写出最好诗句。其1938年国内抗战爆发来港，往来流连十年时间，最终还是回了北京，1950年便去世。1927年，四十六岁的鲁迅来港作了两场演讲，《无声的中国》与《老调子已经唱完》，许广平担任粤语翻译，在基督教青年会，据说听者寥落。现在青年会是个少年劳教场。我在装了铁栅栏的窗口看少年们做手工，频频闪回当年鲁迅用难懂的绍兴话给港人演讲的模样，觉得好生滑稽。张爱玲当年念书就在港大，看看她居住过的女生宿舍很方便，只学生带我走过梅楼，港大是连一个标识都无注明。据说张爱玲只读了一年英语，也不好好学习，后来还与学校讨要肄业证，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这些内地作家，都是香港过客。水土这个东西，你不能不服气。但是，又正是由于这些内地作家的自由来往，文风流动，互相提醒，更加上蔡元培、许地山、钱穆等内地学者教授们频频来港，中国的历史文化，才会在香港如此根深与茁壮。便香港也就如此独特地成为了世界唯一的城。
（选自《散文选刊》）
就好比香港的文学。香港文学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桩物事。
世上曾有多少国家被殖民，至今也还有国家在殖民中，甚至至今还有国家乐意被殖民。去年秋季我去一趟新西兰，吃惊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在新西兰受到广泛拥戴。也许真的是国家不幸诗人幸，从殖民被殖民这种国家形式中生长出来的作家，其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止一位两位。2001年获奖的作家奈保尔，就是印度人，后来还有南非的库切。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用英语写作。英语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表达。他们用英语对本民族进行着新的审视、诠释、刻写与热爱，给世界文坛带来毫不费力的阅读探奇。
而英语，在一百六十七年里，却始终没有被香港作家所选择。为什么？这也许是缺乏亲身经历的内地人永远无法明确当回答的。我们只能作个假想：想必还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太强大了，强大到它会不怒自威地罩着你，哪怕你在天涯海角，即便你在外租地香港。有史以来，中国思维习惯是首先把文学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当作文学艺术本身。清人曹雪芹，写部长篇小说《红楼梦》，也得搞假语村言，玩文字游戏，真真假假让人抓不住把柄，不能对号入座。欧洲习惯是连《圣经》这种具有神化色彩的宗教读本，在开篇就要将耶稣的若干代家谱、人物姓名、婚配脉络、地理位置交代得清清楚楚。咱们的宝玉却是石头变的，黛玉前生也是一株草。前有秦朝的焚书坑儒，后有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是不是文人作家也都知道文学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对于文学的写作与阅读，中国的高度重视、异常紧张和特别敏感似乎已成一种生活习惯。如此，香港作家出生就陷入历史预设的心理困境：你写香港从一个荒芜小渔村繁荣昌盛至国际化大都市吗？就很难不涉嫌献媚殖民者，因当家妈妈是养母。你褒扬养母，势必在贬低或者抱怨亲妈。一旦被千千万万同胞这么认为，哪能饶你？洋奴、汉奸、卖国贼，口水都淹死你。你写亲妈吧？却一百多年亲妈面都见不着，这小说又没办法写。再说香港作家自己，英语再好，血管里流淌的还是中国文化，恐怕自己都收管与说服不了自己的中国思维方式，写作绕进了死胡同，没有办法，“忠孝节义”难四全，便只是去写一点散淡文字罢，一点乡愁几许思念，放之四海而皆准。
反过来这么说，败也萧何成也萧何；死也漂母生也漂母。到底香港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到底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氛围给香港带来了自由的开放性视角；到底殖民文化总是更加刺激与唤醒本族文化意识。就这样，一个文化的鸡尾酒器出现了，它们摇荡着，冲撞着，混合着，影响着，反应着，终于，中国小说的一个崭新读本诞生了，这就是金庸式小说——欧洲童话与中国传奇、志怪志异、街谈巷议的杂交文本。不可能是内地作家，而只可能是香港金庸，创作了一个中国童话。但凡在中国现实中一切的不可能，皆可在香港金庸式小说中变成可能。最不自由的中国人，一个个变得轻功绝顶、飞檐走壁，神州大地任我行。老顽童、小黄蓉，爱说什么说什么绝对言论自由任谁都管不着。金庸式小说，为中国人避免了现实的麻烦，却替中国人装上了心灵翅膀。人人都可以在阅读中，扇动自己的小翅膀，在想像中愉快地飞翔。
恕我年轻时候的愚昧无知，本来酷爱读金庸，但又囿于大学老师讲授的观点，把金庸小说简单列为武侠类，属于纯娱乐，而非纯文学。现在才明白，一种小说文本的诞生与其俘获了母语最广泛的读者，绝非一桩简单的事情，也绝非用文学标签可以划分评判。事实上，金庸式小说已经超越文学争议，也超越了金庸本人。与那个一生闲气就跑去一定要拿剑桥博士文凭的老人，实在关系不大。当一个作家承载历史意义的时候，他是几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金庸式小说是百年香港的结果，类似于一朵叫紫荆的玫瑰。金庸式小说用中文写作，也是必然，由不得金庸自己。那些复杂的委屈的含沙射影，那些假里真真里假的九曲衷肠，那些爱里恨恨里爱的难言之隐，假设用英文写作，中国人看不懂，老外们不懂看。老外之于中国小说，注定很费劲，根本上是文字的基因密码就不同。因此有些文学，无需文学奖项来肯定，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我真去做教授，我会这么讲小说。
正是如此，内地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作家，来到香港，总是不适，很难想像他们可以变成金庸。女作家萧红，1940年来港，呆了不到两年，把三十一岁的年纪，留在了香港。圣提士反女子中学，二战时候作临时护理医院，离我居住地才几分钟路。萧红本因痔疮入院，却死于肺病，或死于爱的心碎？端木把萧红骨灰一半埋在女中后院，一半埋在浅水湾。我特意寻了晴好的一天，带上几支素净花草，去了圣提士反女子中学后院。后来，又特意去了浅水湾，却连花草都无处放置，丽都花园已经不见了，斯地界刚刚落成一家星巴克咖啡馆，我进去喝了一杯咖啡，为的是在那地界默默道一声“萧红安息”，都是女作家，不免惺惺惜惺惺。戴望舒也在半山居住过，是薄扶林的林泉居，我也去看望了。林泉居环境甚好，戴望舒却并无写出最好诗句。其1938年国内抗战爆发来港，往来流连十年时间，最终还是回了北京，1950年便去世。1927年，四十六岁的鲁迅来港作了两场演讲，《无声的中国》与《老调子已经唱完》，许广平担任粤语翻译，在基督教青年会，据说听者寥落。现在青年会是个少年劳教场。我在装了铁栅栏的窗口看少年们做手工，频频闪回当年鲁迅用难懂的绍兴话给港人演讲的模样，觉得好生滑稽。张爱玲当年念书就在港大，看看她居住过的女生宿舍很方便，只学生带我走过梅楼，港大是连一个标识都无注明。据说张爱玲只读了一年英语，也不好好学习，后来还与学校讨要肄业证，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这些内地作家，都是香港过客。水土这个东西，你不能不服气。但是，又正是由于这些内地作家的自由来往，文风流动，互相提醒，更加上蔡元培、许地山、钱穆等内地学者教授们频频来港，中国的历史文化，才会在香港如此根深与茁壮。便香港也就如此独特地成为了世界唯一的城。
（选自《散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