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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鲜红·树祭——乔迁大地艺术展》在安徽宿州五柳景区开幕。艺术家乔迁以大片沼泽地上的枯树为载体，包裹红色的棉布，形成生命血脉的形状，把自然环境、宗教仪式纳入创作之中，表达作者对自然与人类生命关系的思考。这是艺术家向生命的敬礼！ 该作品将持续展示半年，经过阳光、风、雨、雪的磨砺，色彩渐渐暗淡，质地逐渐风化，最后分解，回归大地，完成作品生命的循环。
展览由《雕塑》杂志主办，北京大学教授彭锋担任学术主持。《雕塑》杂志杂志执行主编宋伟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发表了对乔迁大地艺术展的学术评价。之后，彭峰教授及前来参加开幕式的专家就乔迁的鲜红·树祭——大地艺术展所引发的视觉意义，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观看乔老师的作品引发我几点思考，从上世纪60年代起，艺术创作由风格性探索转向对于社会学的关注，这种关注所包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地艺术，自此艺术家开始更多地关注自然。如英国艺术家海泽的大地作品《双重否定》，他在土地上挖了两道坑，第一道坑是对于自然的否定，另一道是对于人类力量的否定。乔老师的作品主题体现的是鲜红，他用鲜红热烈的颜色呼唤濒临死亡树木的拯救，用一种新的视觉空间来激活这片地方，使人产生一种宗教性和仪式性的神圣感，这也是大地艺术中以诗性介入空间的一种手段。英国作家奥斯汀所著的一本书《艾玛》，书中有两个主人公，牧师和牧师太太，有一天牧师太太建议，用草帽子盛着采摘下来的草莓，然后在大自然中进餐，但这个点子却被牧师否定了。这个故事中两个主人翁的两种相反的看法却恰恰反映了18世纪后，人类所生发的对于大自然的人文态度，一个是浪漫的观点、一个是古典的观点。在一些人看来自然的感觉就像是把餐桌放置在餐厅里面并隔着窗户欣赏着外面美丽的花园那种感受。这个故事启发了我对乔老师作品的认识，过去人们是对于自然和非自然之间的理解，而乔老师的大地艺术是对于自然的介入。乔老师的这个作品不仅仅是对于自然的介入还是对于生命的关怀，并且从视觉角度来说是以红和绿之间通过强烈的对比表达出强烈的心跳律动，也是大地艺术焕发出中国式生命的真实写照。
——《雕塑》杂志 宋伟光 执行主编
我很鼓励乔迁来做诸如此类的艺术作品，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在这个地方来做这件作品是否可行，当我看见乔迁拍的一组照片中有一大片枯死的柳树的画面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同时也发现乔迁对于这类题材的敏感度是很高的，我认为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做这类作品。今天我们的艺术所关注的社会人文方面比单纯的审美形态要多，艺术开始关注生态环保以及集体记忆和对往事的回忆等社会学方面。乔迁这件作品从这两个方面就很好地表达了当代艺术界目前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他的作品体现一种生命的意识、环保的意识。通过观看乔迁的作品会引出我们对于环境气候的一种关注和反思。另一个方面，为什么选择红布来包裹枯树呢？这个问题很有考究，一般用惯性思维来判断对于去世的生命我们是用白色来祭奠的，而乔迁选择红布正是他作为艺术家特殊的艺术语言，同时红色还包含一丝政治含义，红色代表了那一个时代生活的主题色，它唤起了我们对于那个时代共同的记忆。当对于生态的关注和时代的记忆这两个主题交汇在这一片枯树林的时候，就使得这件作品可解读的空间扩大了，这是我近年来见到的最令我激动的作品之一，所以这个作品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乔迁和五柳景区的合作是双赢的合作，我相信通过对乔迁作品的宣传会提高五柳景区的知名度，反过来要是没有这片枯死的柳树林也不会有乔迁的大地艺术作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双赢的。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彭锋 教授
我想说四点。第一点，乔迁的这件作品与我最近计划策划的一个展览有一些关系，在雕塑里注入观念使之装置化的现象引发了我的思考，即将感性注入到雕塑中的这种现象的剖析，感性的注入有可能是一种有机性的形体，也有可能是更加强调人的生命状态，这样的作品我会更加关注集合在一起来做一个展览。第二点，乔迁的这个作品还是过多偏向于传统雕塑的样式，我个人感觉这件作品还没有达到大地艺术所具有的震撼力，他还可以继续挖掘作品与环境的刺激和互动性。第三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乔迁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与这样一个相对于偏僻的景区合作这种现象很值得借鉴。这个风景区会有当地地方对于景区的一个文化形象塑造的意图，而乔迁会在这样一个相对偏僻的地区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更多关注这样一个刺激点。第四点，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来，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正因为是柳树的枯死现象才引出这件作品。树枯死和这几年以来华北平原地下水位下降有很大的关系，尽管看起来是树的问题，但是这背后体现的是一个生态环境的问题和整个经济运作模式的问题，通过乔迁的作品引发这样的思考我觉得是很好的。
——中央美术学院 刘礼宾 博士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以艺术的形式介入自然。大地艺术是直接地介入自然，通过我对景物的改变，大地成为一件艺术作品，可以形成架上艺术无法达到和实现的张力。我喜欢这种展示形式，可以直面观众。观众是随机的，接受是直接的，此法可使艺术与观众之间产生更多的互动。
这次在安徽五柳景区实施的《鲜红·树祭》，是我近年来大地艺术《鲜红》的延续。我一年前开始寻找一块合适的实施场地，去年五柳景区大旱，许多树木枯死，在我记忆里面她们是生机勃勃的。那一片死寂的树林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决定把新的《鲜红》在此完成。红色可以激发人关于生命特别的联想。生命在血色中诞生，也在血色中死亡。红色因为生命的缘故而被赋予神圣的象征。枯木在多数观众眼中已不再激起敏感，而经过红色棉布的包裹，场景宛如梦境，在绿意盎然的周遭，红色的枝干如同天地的血脉，呈现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
包裹的过程如同经历一次神秘的祭祀礼仪，随着参与包裹的身体力行，我的心仿佛融入到这片枯木林中。我漫步其中，被我自己渲染的红色线条包围着，如同经历一次生命的洗礼。我希望通过这件作品唤起每个观众对于人与自然的思考。 ——乔迁
印象最深的是颜色的选择，成林的“鲜红”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初看，红色是伤痛，缠绕在枝干上的红布令枯树变得醒目，仿佛染红了鲜血的绷带，流露着枯树的伤痛，使观者感到一丝心痛；再看，心情有所缓和，因为红色是力量，紧紧缠绕的织物有一种柔软的感觉，仿佛它在用这种方式呵护“受伤”的树木，给它们再生的力量，几株焦黑的树枝上萌发了新芽，这种生命力又让观者倍感欣慰；离开时最后一瞥，这红色酝酿着一股温暖，艺术家用一种新颖的方式折射出人文的关怀，此时这片鲜红不再仅仅是穿上了新装的枯树，它们流露出具有力量感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源于人性，却又不局限于人类的社会。同时，我们通过作品能感受到艺术家本人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或许红色对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但因为乔迁的行为，“鲜红”对于我，由一种热情变成了具有生命力的温馨。
——王黄典子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五柳景区里、龙泉潭近一半干枯的新生土地上、漫生的荒草之中，一棵棵伫立的枯树在不久之后就会因为人为或自然因素而消失；艺术家以红布裹其身，包裹并奠祭了她们往日美好的记忆，枯树们转化成身披红马褂的烈士，亦仿佛沾满鲜红热血的纪念碑；在这场单方面的战争，树木枯槁扭曲的身形被“火焰”包围，是大地伸出的一支支痛苦求救的手，这是艺术家用作品的方式对飞腾时代的呼告，将悲悯的眼光分享给生活在只顾眼前利益盲目开发与争夺的社会丑恶环境下的人类，企图唤醒大众与自然共生的记忆，在人们尚未思考清楚之前让回忆定格，并且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万永婷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展览由《雕塑》杂志主办，北京大学教授彭锋担任学术主持。《雕塑》杂志杂志执行主编宋伟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发表了对乔迁大地艺术展的学术评价。之后，彭峰教授及前来参加开幕式的专家就乔迁的鲜红·树祭——大地艺术展所引发的视觉意义，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观看乔老师的作品引发我几点思考，从上世纪60年代起，艺术创作由风格性探索转向对于社会学的关注，这种关注所包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地艺术，自此艺术家开始更多地关注自然。如英国艺术家海泽的大地作品《双重否定》，他在土地上挖了两道坑，第一道坑是对于自然的否定，另一道是对于人类力量的否定。乔老师的作品主题体现的是鲜红，他用鲜红热烈的颜色呼唤濒临死亡树木的拯救，用一种新的视觉空间来激活这片地方，使人产生一种宗教性和仪式性的神圣感，这也是大地艺术中以诗性介入空间的一种手段。英国作家奥斯汀所著的一本书《艾玛》，书中有两个主人公，牧师和牧师太太，有一天牧师太太建议，用草帽子盛着采摘下来的草莓，然后在大自然中进餐，但这个点子却被牧师否定了。这个故事中两个主人翁的两种相反的看法却恰恰反映了18世纪后，人类所生发的对于大自然的人文态度，一个是浪漫的观点、一个是古典的观点。在一些人看来自然的感觉就像是把餐桌放置在餐厅里面并隔着窗户欣赏着外面美丽的花园那种感受。这个故事启发了我对乔老师作品的认识，过去人们是对于自然和非自然之间的理解，而乔老师的大地艺术是对于自然的介入。乔老师的这个作品不仅仅是对于自然的介入还是对于生命的关怀，并且从视觉角度来说是以红和绿之间通过强烈的对比表达出强烈的心跳律动，也是大地艺术焕发出中国式生命的真实写照。
——《雕塑》杂志 宋伟光 执行主编
我很鼓励乔迁来做诸如此类的艺术作品，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在这个地方来做这件作品是否可行，当我看见乔迁拍的一组照片中有一大片枯死的柳树的画面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同时也发现乔迁对于这类题材的敏感度是很高的，我认为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做这类作品。今天我们的艺术所关注的社会人文方面比单纯的审美形态要多，艺术开始关注生态环保以及集体记忆和对往事的回忆等社会学方面。乔迁这件作品从这两个方面就很好地表达了当代艺术界目前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他的作品体现一种生命的意识、环保的意识。通过观看乔迁的作品会引出我们对于环境气候的一种关注和反思。另一个方面，为什么选择红布来包裹枯树呢？这个问题很有考究，一般用惯性思维来判断对于去世的生命我们是用白色来祭奠的，而乔迁选择红布正是他作为艺术家特殊的艺术语言，同时红色还包含一丝政治含义，红色代表了那一个时代生活的主题色，它唤起了我们对于那个时代共同的记忆。当对于生态的关注和时代的记忆这两个主题交汇在这一片枯树林的时候，就使得这件作品可解读的空间扩大了，这是我近年来见到的最令我激动的作品之一，所以这个作品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乔迁和五柳景区的合作是双赢的合作，我相信通过对乔迁作品的宣传会提高五柳景区的知名度，反过来要是没有这片枯死的柳树林也不会有乔迁的大地艺术作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双赢的。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彭锋 教授
我想说四点。第一点，乔迁的这件作品与我最近计划策划的一个展览有一些关系，在雕塑里注入观念使之装置化的现象引发了我的思考，即将感性注入到雕塑中的这种现象的剖析，感性的注入有可能是一种有机性的形体，也有可能是更加强调人的生命状态，这样的作品我会更加关注集合在一起来做一个展览。第二点，乔迁的这个作品还是过多偏向于传统雕塑的样式，我个人感觉这件作品还没有达到大地艺术所具有的震撼力，他还可以继续挖掘作品与环境的刺激和互动性。第三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乔迁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与这样一个相对于偏僻的景区合作这种现象很值得借鉴。这个风景区会有当地地方对于景区的一个文化形象塑造的意图，而乔迁会在这样一个相对偏僻的地区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更多关注这样一个刺激点。第四点，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来，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正因为是柳树的枯死现象才引出这件作品。树枯死和这几年以来华北平原地下水位下降有很大的关系，尽管看起来是树的问题，但是这背后体现的是一个生态环境的问题和整个经济运作模式的问题，通过乔迁的作品引发这样的思考我觉得是很好的。
——中央美术学院 刘礼宾 博士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以艺术的形式介入自然。大地艺术是直接地介入自然，通过我对景物的改变，大地成为一件艺术作品，可以形成架上艺术无法达到和实现的张力。我喜欢这种展示形式，可以直面观众。观众是随机的，接受是直接的，此法可使艺术与观众之间产生更多的互动。
这次在安徽五柳景区实施的《鲜红·树祭》，是我近年来大地艺术《鲜红》的延续。我一年前开始寻找一块合适的实施场地，去年五柳景区大旱，许多树木枯死，在我记忆里面她们是生机勃勃的。那一片死寂的树林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决定把新的《鲜红》在此完成。红色可以激发人关于生命特别的联想。生命在血色中诞生，也在血色中死亡。红色因为生命的缘故而被赋予神圣的象征。枯木在多数观众眼中已不再激起敏感，而经过红色棉布的包裹，场景宛如梦境，在绿意盎然的周遭，红色的枝干如同天地的血脉，呈现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
包裹的过程如同经历一次神秘的祭祀礼仪，随着参与包裹的身体力行，我的心仿佛融入到这片枯木林中。我漫步其中，被我自己渲染的红色线条包围着，如同经历一次生命的洗礼。我希望通过这件作品唤起每个观众对于人与自然的思考。 ——乔迁
印象最深的是颜色的选择，成林的“鲜红”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初看，红色是伤痛，缠绕在枝干上的红布令枯树变得醒目，仿佛染红了鲜血的绷带，流露着枯树的伤痛，使观者感到一丝心痛；再看，心情有所缓和，因为红色是力量，紧紧缠绕的织物有一种柔软的感觉，仿佛它在用这种方式呵护“受伤”的树木，给它们再生的力量，几株焦黑的树枝上萌发了新芽，这种生命力又让观者倍感欣慰；离开时最后一瞥，这红色酝酿着一股温暖，艺术家用一种新颖的方式折射出人文的关怀，此时这片鲜红不再仅仅是穿上了新装的枯树，它们流露出具有力量感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源于人性，却又不局限于人类的社会。同时，我们通过作品能感受到艺术家本人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或许红色对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但因为乔迁的行为，“鲜红”对于我，由一种热情变成了具有生命力的温馨。
——王黄典子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五柳景区里、龙泉潭近一半干枯的新生土地上、漫生的荒草之中，一棵棵伫立的枯树在不久之后就会因为人为或自然因素而消失；艺术家以红布裹其身，包裹并奠祭了她们往日美好的记忆，枯树们转化成身披红马褂的烈士，亦仿佛沾满鲜红热血的纪念碑；在这场单方面的战争，树木枯槁扭曲的身形被“火焰”包围，是大地伸出的一支支痛苦求救的手，这是艺术家用作品的方式对飞腾时代的呼告，将悲悯的眼光分享给生活在只顾眼前利益盲目开发与争夺的社会丑恶环境下的人类，企图唤醒大众与自然共生的记忆，在人们尚未思考清楚之前让回忆定格，并且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万永婷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