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改革？这是学界一直探讨的话题，尤其是在改革向深水区迈进的今天，这个话题尤为人们所关注。有人建构“中国模式”来给出答案，也有人刻意解构“中国模式”寻找改革的原动力。答案五花八门，但都显示出对当今改革缺乏共识的一种焦虑。
　　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上升到学理或者说意识形态层面，就往往变得复杂起来。在我看来，这个话题的答案没有那么复杂。追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支持上述观点的事例很多。最近出版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其中的例证可以随手拈来。
　　书的作者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胡耀邦是中国改革的中枢决策者之一，胡德平曾任职于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既是改革决策群中的一员，又是改革的亲历者。因此之故，相比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的温情，胡德平的书就有些冷峻——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视角开笔，不仅回放胡耀邦在改革大潮中的身影，而且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诸多思考。看似父子隔空对话，而延续的既是历史脉络，又是血缘亲情。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胡德平以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两份上书为切口，从五个方面探讨问题的答案。这两份上书，一份是1962年陕西户县农村党员干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的《当前形势的感怀》；一份是1969年胡耀邦给毛泽东的“建言信”。杨伟名等三人要求中央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单干”，发展农村自由市场，恢复中小工商企业。胡耀邦呼吁摒弃“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这种经济没有“实在的可行性”，我们非要这样勉强坚持下去，“共产主义”只会“遥遥无期”，中国走“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发展道路，才能摆脱困境。
　　杨伟名等三人是最基层的农民，胡耀邦是中央委员。身份和地位如此悬殊，而对那时中国弊病的诊断则基本一致——当然，那时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孙冶方、卓炯等人，也提出过相同或相似的意见。上下共识，中国本应有改革的契机，但到毛泽东那里，却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1978年改革大潮初起，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推波助澜，践行着杨伟名等人的观点。而成为中枢领导人的胡耀邦以五个“一号文件”回应农民的“伟大创造”。上下共识，改革从农业而工业进而在各行各业高歌行进。
　　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历史，而且也在于现实。胡德平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作为思忆父亲胡耀邦的话题，当然有为当今的改革焦虑症开“安定”的指向。顺着这个指向在历史与现实间游走、思考，可以进一步加强一个结论：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上下互动的共识。庙堂之高的共识需要，江湖之远的共识也更加不可忽视，而上下互动，使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共识一致起来，“改革疲惫症”才能治好。★
　　
　　《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
　　
　　资中筠
　　社科文献出版社
　　定价：29元
　　 中国人为社会现代性转型奋斗了上百年，现在仍处在现代性转型之中。一个转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这就是作者写作的意义。
　　
　　《我家房子160岁：住在德国童话屋》
　　
　　胡湘玲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定价：39.8元
　　 当我们纠结于房产税的时候，一对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夫妇，在修缮一栋购买的160岁、占地1000平米、名列生活古迹的农舍。他们尝试着把百年的记忆加进属于自己的生活痕迹中。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修订版）》
　　
　　南帆
　　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28元
　　这是一个儿子对于父母的思念以及想象：回忆，叹息，感慨，愧疚，迷惑和内心的疼痛。
　　
　　《NBA七宗罪》
　　
　　易小荷
　　花城出版社
　　定价：28元
　　作者有着长达10年贴身采访NBA球星的经历，她在书中披露了看似光鲜的NBA背后鲜为人知的黑暗与不和谐之音，比如裁判吹黑哨、NBA体制不养球员老等。
　　
　　《庄子闲吹》
　　
　　流沙河
　　中信出版社
　　定价：32元
　　作者对《庄子》的解读，视角独特、深入浅出，让两千多年前那个不为人知的庄子跃然纸上。作者认为，面对今天的现实，比起孔子，我们其实更需要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