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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还真是个“海”,平静靓丽.但是,从1966年至1976年9月的这10年中,它却成了恶浪滔天的苦海.1968年,我刚满18岁,幸运地被分配到一家颇有名气的国营大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我的父亲是个普通的高级知识分子,却被戴上了“三名三高分子”的帽子.家被抄,就连父亲最钟爱的日本玛米亚6型相机也被造反派们充公了,我稚嫩的心像被插上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