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唐初的《五经正义》之外，历来学者所撰有关经典的注释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这个特殊性格——新旧融合，古今一体
　　
　　传统学者在探索知识的时候多出之以注解经典的方式，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我们曾祖略地就数千年来中国学术的历史经验对这种注疏传统的发展做了若干分期观察。那么，我们接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以上所述中国注疏传统的基本特质，一言以蔽之，乃在于：历代学者疏解经典之时皆寓维新于守旧之中。他们阐释经典的基本态度都是守先以待后，寓开来于继往。他们一方面上承先贤心智耕耘的成果，一方面又予以综合融化，再下开此后思想的新局面，故历代学者对经典之注解皆同时蕴涵旧学与新知这两种不同的成分。大部分对经典的注疏都是融新旧于一炉而冶之，对前此之旧学言为融旧，就此下之新学言而为铸新。
　　关于中国注疏传统中这一个突出的特质，我们在学术史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今仅举一例以概其余。唐代初年《五经正义》的撰写结束了中国经学解释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所谓《五经》是指：《易》、《诗》、《书》、《礼记》、《春秋左传》等五部经典，由孔铄达(公元574—648年)、颜师古(公元581—645年)、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人合撰。《周易正义》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正义》用伪孔传，《毛诗正义》用毛传郑果，《礼记正义》用郑玄注，《春秋左传正义》用杜预注。从以上这份书单，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五经正义》在思想系统上是兼采魏晋以来南学及北学不同的传统，而且也总结了唐代以前学者疏解经书的成果。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五经正义》不仅总结前人解经的成果，而且也下开思想的新境界。例如：通贯《五经正义》，我们可以发现“道”与“气”这两个观念常结合在一起讨论，这个事实本身代表道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也是“正义”之学的新发展，为后来宋代的理学系统做了思想上的铺路工作。
　　其实，除了唐初的《五经正义》之外，历来学者所撰有关经典的注释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具备了这个特殊性格——新旧融合，古今一体。唐初孔铄达等人的《五经正义》如此，后汉(公元25～220年)赵岐(公元108？—210年)的《孟子注》如此，南宋(公元1127～1279年)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