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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是经济现代化,未来30年更多的是制度现代化。否则这列高速列车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
2010年是深圳“而立”之年。1月6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三问”深圳:第一,过去30年,深圳立起了什么?靠什么实现了“三十而立”?第二,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深圳今年能做什么?第三,未来30年,深圳再干什么?靠什么去实现?围绕这些问题,广东6位知名学者进行了富有见地的讨论。
“唯有文化生生不息”
《决策》:1980年,中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回过头来看,深圳取得的成绩最为辉煌,原因何在?
丁力:有三个因素。一是深圳毗邻香港。所以它有一定的优势。区位优势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作用不能低估。比如珠海,资源禀赋等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它紧靠澳门,澳门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比较弱。二是深圳与中央的密切关系。深圳很多企业都有北京的背景。这种北京的资源,在计划经济中,就是集全国的资源建设深圳。三是深圳自己的艰苦创业。深圳在改革开放中,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口号,反映了当时到深圳去的这批人,既希望能够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同时又愿意艰苦创业;既有很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实干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钟坚:深圳内源型企业独树一帜,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苏州有一家自己的品牌企业吗?上海除了几家老的国企,还有什么是自己的?但是,深圳一大批本土企业,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都崛起了。腾讯大楼一年创造100亿,税收十几亿、几十亿。华为已经是世界级企业,申请专利数额,占到全国的一半,任何大学都没法比。深圳有100多家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是龙头,比如迅雷。
郭万达:为什么总是说深圳与其他城市不一样?就在于城市文化的包容、宽容、创新、多元,这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市民来自五湖四海,中国没有任何第二个这样的城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生态环境,再加上产业链条本身的衍生,以及政府的环境,成就了一大批深圳的企业。引用任正非的一句话:资源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决策》:2003年,有人发表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了一场事关深圳特区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如何看待这场讨论及其对深圳未来的影响呢?
丁力:孩子长大了,父母总有一天会给他断奶。这场讨论可以看作是深圳作为一个断奶的孩子,对父母的抱怨。如果非要问深圳被谁抛弃了,那就是被市场抛弃了。因为本来经济特区是一个市场化走在最前面的城市。深圳在内部市场化改革,很多都走在前面,但是深圳与北京的关系绝对不是市场化的关系,带有很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
郭万达:2002、2003年的时候,深圳确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用一个比喻来说,就相当于一个22岁的年轻人,大学刚毕业,在前20年里深圳就是一个天之骄子,在改革开放中就惟有深圳最有影响力。突然间大学毕业到了社会上,发现自己已经不是骄子了,比自己能力强的人还有很多,同时真想干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不足也开始凸显出来了。
经过这几年的调整,深圳的心态改变过来了,三十而立,成熟了。一是从天之骄子到心态的不平衡,再到平和,能够经得起摔打了;二是发现还有自己的优势,也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方向。
打造国际化先进城市
《决策》:在“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把深圳定位为“一区四市”或者“六区四市”。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钟坚:最核心的就是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国际化大城市,未来就是按照香港、新加坡的模式来建。1991年,新加坡提出要打造“亚洲的瑞士”,瑞士的产品、环境、竞争力、教育、金融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现在的深圳就跟当时的新加坡差不多。新加坡非常注重法治的建设、城市的管理,而且特别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之初就重视教育,香港、新加坡各有2所高校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列。深圳的财政收入很高,但教育事业投入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从特区到国际化现代城市的转变,就有人提出特区不特了。其实深圳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要按照城市的功能来进行。但是特区的牌子还是要举起来,特区内外一体化之后,特区就是城区,这样可以更好地来发展。所以说,一定要考虑如何来发展深圳这座城市,而不是老去纠缠什么特区特不特的问题。
《决策》:2008年,深圳的三产首次超过了二产。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丁力:制造业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变成服务业,二者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分不开的趋势。比如IBM,现在国际上更多的将它作为一家服务型企业,因为现在更多的是研发、解决方案、资源的整合,某些制造环节可能就是外包给别人了。深圳主要在做三件事:一是发展现代服务业,二是促使制造业的高端化,三是抓住机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深圳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人才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是创新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发展,深圳的产业就很难去提升。
钟坚:未来一段时间,深圳要进一步突破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可能让所有的大学生劳动者都到生产线上去,深圳要在文化产业上做出探索,加快繁荣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深圳人过去是靠手和脚赚钱,现在是靠脑袋赚钱。如果深圳的电视台是全国最好的,报纸是全国一流的,文化创新创意能够引领全国时尚,深圳的服务业也就起来了。
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提供平台给他们,深圳目前的平台不够。建设平台就需要突破一系列思想、体制、制度的障碍,要解放文化社会生产力。沿着这个走下去,深圳就是前途无量了。
《决策》:深圳在打造国际化先进城市过程中,还可以从哪些层面发力?
钟坚:我认为是实现四个提高:一是提高知识化的水平。未来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最起码深圳要有五六所知名大学。二是提高技术化、信息化水平。深圳核心技术、原始创新不够,后劲不足。三是提高管理水平。目前,深圳的社会管理水平还跟不上,这方面香港、新加坡做的就很好,社会有序且充满活力。四是提高政策水平,政府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总的来说,过去30年是经济现代化,未来30年更多的是制度现代化。否则这列高速列车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
“改革不能羞羞答答”
《决策》:目前,深圳的各项改革可谓如火如荼。应当如何评价?
马敬仁:大部制是“行政权三分”的组织形式之一。这项改革其实不难,难的是外部的改革,要有相应的机构能接过政府减下来的事务。2003年,外部条件还不是太具备。2003年以来,深圳一直在培育外部条件,比如进行社区自治,NGO、NPO的培育,事业单位的改革,委托、外包、购买服务,行业组织、社团组织的培育等。主体多了,就需要社会和市民的参与,民主也就水到渠成了。
丁力:现在最大的束缚就是来自于各种政府刚性化的既得利益格局。比如政府的改革,任何一个登上了一个厅局级的领导都走过很长的一条路,但是现在改革轻易将这些局长免了,那他们肯定不愿意。改革开放30年,深圳存在巨大的利益沉淀,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和难题。举个例子,如何在制度上来解决腐败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深圳能不能在全国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总之,改革不能羞羞答答。
黄卫平: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从表象看似乎在于经济,但本质上却在于政治。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人民群众对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需求有其必然性。民生建设可以部分置换民主政治的某些功能,或推迟民主政治的实践进程,但不可能完全替代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内容可以隐含在行政体制改革内逐步推出,但只搞行政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最终也搞不通。各种机构调整、职能转变,如果只在狭义的政府内部转圈,而不涉及权力结构体制,只能是隔靴挠痒。
《决策》:您对深圳未来30年的改革有着怎样的预期?
肖滨:深圳改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深圳不可以做事情,深圳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第一,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方面,有三个着力点。一是个体之间的权利平等。比如农民工与城里人权利是不平等的。公民的福利权利,比如教育等等的均等化,深圳最有空间和条件做。因为深圳的财政收入很高,而农民却很少。二是阶层之间的平等。富士康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工人的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制造这种发展方式怎样实现转型。三是社会领域结构上的调整。政府、市场、公民之间如何平衡,边界如何划分,三者如何互动,都迫切需要进行探索。
第二,政治改革方面,深圳可以继续探索。虽然我们说一揽子的政改在深圳做风险太大,但是并不意味着深圳在政改上就没有事情可做。我个人认为有几点可以做。一是竞争性的选举民主,怎么在深圳推。2003年选举人大代表的时候这种迹象就已经冒出来了。二是预算民主。深圳财政收入这么高,钱怎么花,应该有个交代。另外,深圳市民比较活跃,公民意识比较强烈;市人大也具有一定的立法权。三是社会自治。四是政府机构改革。大部制改革,我很看重顺德的,而不是深圳的。深圳现在大部制就是“行政权三分”,但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要真正有效果,还是要把党委部门拿进来改,才有效果。
总之,如果中国的改革看做一个故事的话,现在这个故事还远没有讲完。深圳能不能继续改下去,是中国的改革故事还能不能继续讲下去的晴雨表。我不赞成未来的故事都由深圳来做一个突破性的东西,那它的压力太大了。但是深圳依然有条件、有资格来做一些探索性的改革,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2010年是深圳“而立”之年。1月6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三问”深圳:第一,过去30年,深圳立起了什么?靠什么实现了“三十而立”?第二,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深圳今年能做什么?第三,未来30年,深圳再干什么?靠什么去实现?围绕这些问题,广东6位知名学者进行了富有见地的讨论。
“唯有文化生生不息”
《决策》:1980年,中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回过头来看,深圳取得的成绩最为辉煌,原因何在?
丁力:有三个因素。一是深圳毗邻香港。所以它有一定的优势。区位优势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作用不能低估。比如珠海,资源禀赋等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它紧靠澳门,澳门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比较弱。二是深圳与中央的密切关系。深圳很多企业都有北京的背景。这种北京的资源,在计划经济中,就是集全国的资源建设深圳。三是深圳自己的艰苦创业。深圳在改革开放中,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口号,反映了当时到深圳去的这批人,既希望能够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同时又愿意艰苦创业;既有很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实干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钟坚:深圳内源型企业独树一帜,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苏州有一家自己的品牌企业吗?上海除了几家老的国企,还有什么是自己的?但是,深圳一大批本土企业,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都崛起了。腾讯大楼一年创造100亿,税收十几亿、几十亿。华为已经是世界级企业,申请专利数额,占到全国的一半,任何大学都没法比。深圳有100多家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是龙头,比如迅雷。
郭万达:为什么总是说深圳与其他城市不一样?就在于城市文化的包容、宽容、创新、多元,这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市民来自五湖四海,中国没有任何第二个这样的城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生态环境,再加上产业链条本身的衍生,以及政府的环境,成就了一大批深圳的企业。引用任正非的一句话:资源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决策》:2003年,有人发表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了一场事关深圳特区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如何看待这场讨论及其对深圳未来的影响呢?
丁力:孩子长大了,父母总有一天会给他断奶。这场讨论可以看作是深圳作为一个断奶的孩子,对父母的抱怨。如果非要问深圳被谁抛弃了,那就是被市场抛弃了。因为本来经济特区是一个市场化走在最前面的城市。深圳在内部市场化改革,很多都走在前面,但是深圳与北京的关系绝对不是市场化的关系,带有很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
郭万达:2002、2003年的时候,深圳确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用一个比喻来说,就相当于一个22岁的年轻人,大学刚毕业,在前20年里深圳就是一个天之骄子,在改革开放中就惟有深圳最有影响力。突然间大学毕业到了社会上,发现自己已经不是骄子了,比自己能力强的人还有很多,同时真想干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不足也开始凸显出来了。
经过这几年的调整,深圳的心态改变过来了,三十而立,成熟了。一是从天之骄子到心态的不平衡,再到平和,能够经得起摔打了;二是发现还有自己的优势,也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方向。
打造国际化先进城市
《决策》:在“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把深圳定位为“一区四市”或者“六区四市”。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钟坚:最核心的就是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国际化大城市,未来就是按照香港、新加坡的模式来建。1991年,新加坡提出要打造“亚洲的瑞士”,瑞士的产品、环境、竞争力、教育、金融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现在的深圳就跟当时的新加坡差不多。新加坡非常注重法治的建设、城市的管理,而且特别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之初就重视教育,香港、新加坡各有2所高校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列。深圳的财政收入很高,但教育事业投入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从特区到国际化现代城市的转变,就有人提出特区不特了。其实深圳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要按照城市的功能来进行。但是特区的牌子还是要举起来,特区内外一体化之后,特区就是城区,这样可以更好地来发展。所以说,一定要考虑如何来发展深圳这座城市,而不是老去纠缠什么特区特不特的问题。
《决策》:2008年,深圳的三产首次超过了二产。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丁力:制造业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变成服务业,二者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分不开的趋势。比如IBM,现在国际上更多的将它作为一家服务型企业,因为现在更多的是研发、解决方案、资源的整合,某些制造环节可能就是外包给别人了。深圳主要在做三件事:一是发展现代服务业,二是促使制造业的高端化,三是抓住机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深圳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人才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是创新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发展,深圳的产业就很难去提升。
钟坚:未来一段时间,深圳要进一步突破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可能让所有的大学生劳动者都到生产线上去,深圳要在文化产业上做出探索,加快繁荣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深圳人过去是靠手和脚赚钱,现在是靠脑袋赚钱。如果深圳的电视台是全国最好的,报纸是全国一流的,文化创新创意能够引领全国时尚,深圳的服务业也就起来了。
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提供平台给他们,深圳目前的平台不够。建设平台就需要突破一系列思想、体制、制度的障碍,要解放文化社会生产力。沿着这个走下去,深圳就是前途无量了。
《决策》:深圳在打造国际化先进城市过程中,还可以从哪些层面发力?
钟坚:我认为是实现四个提高:一是提高知识化的水平。未来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最起码深圳要有五六所知名大学。二是提高技术化、信息化水平。深圳核心技术、原始创新不够,后劲不足。三是提高管理水平。目前,深圳的社会管理水平还跟不上,这方面香港、新加坡做的就很好,社会有序且充满活力。四是提高政策水平,政府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总的来说,过去30年是经济现代化,未来30年更多的是制度现代化。否则这列高速列车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
“改革不能羞羞答答”
《决策》:目前,深圳的各项改革可谓如火如荼。应当如何评价?
马敬仁:大部制是“行政权三分”的组织形式之一。这项改革其实不难,难的是外部的改革,要有相应的机构能接过政府减下来的事务。2003年,外部条件还不是太具备。2003年以来,深圳一直在培育外部条件,比如进行社区自治,NGO、NPO的培育,事业单位的改革,委托、外包、购买服务,行业组织、社团组织的培育等。主体多了,就需要社会和市民的参与,民主也就水到渠成了。
丁力:现在最大的束缚就是来自于各种政府刚性化的既得利益格局。比如政府的改革,任何一个登上了一个厅局级的领导都走过很长的一条路,但是现在改革轻易将这些局长免了,那他们肯定不愿意。改革开放30年,深圳存在巨大的利益沉淀,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和难题。举个例子,如何在制度上来解决腐败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深圳能不能在全国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总之,改革不能羞羞答答。
黄卫平: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从表象看似乎在于经济,但本质上却在于政治。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人民群众对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需求有其必然性。民生建设可以部分置换民主政治的某些功能,或推迟民主政治的实践进程,但不可能完全替代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内容可以隐含在行政体制改革内逐步推出,但只搞行政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最终也搞不通。各种机构调整、职能转变,如果只在狭义的政府内部转圈,而不涉及权力结构体制,只能是隔靴挠痒。
《决策》:您对深圳未来30年的改革有着怎样的预期?
肖滨:深圳改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深圳不可以做事情,深圳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第一,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方面,有三个着力点。一是个体之间的权利平等。比如农民工与城里人权利是不平等的。公民的福利权利,比如教育等等的均等化,深圳最有空间和条件做。因为深圳的财政收入很高,而农民却很少。二是阶层之间的平等。富士康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工人的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制造这种发展方式怎样实现转型。三是社会领域结构上的调整。政府、市场、公民之间如何平衡,边界如何划分,三者如何互动,都迫切需要进行探索。
第二,政治改革方面,深圳可以继续探索。虽然我们说一揽子的政改在深圳做风险太大,但是并不意味着深圳在政改上就没有事情可做。我个人认为有几点可以做。一是竞争性的选举民主,怎么在深圳推。2003年选举人大代表的时候这种迹象就已经冒出来了。二是预算民主。深圳财政收入这么高,钱怎么花,应该有个交代。另外,深圳市民比较活跃,公民意识比较强烈;市人大也具有一定的立法权。三是社会自治。四是政府机构改革。大部制改革,我很看重顺德的,而不是深圳的。深圳现在大部制就是“行政权三分”,但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要真正有效果,还是要把党委部门拿进来改,才有效果。
总之,如果中国的改革看做一个故事的话,现在这个故事还远没有讲完。深圳能不能继续改下去,是中国的改革故事还能不能继续讲下去的晴雨表。我不赞成未来的故事都由深圳来做一个突破性的东西,那它的压力太大了。但是深圳依然有条件、有资格来做一些探索性的改革,它的意义就在这里。